诗与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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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求为淑女，一方则求为君子。现实中之恋爱，千差万别，变动不居，只此双方求得为淑女君子，则共同人情之不变者。此乃一主观要求，一切客观尽向此为归宿。故中国古代风俗，婚姻必诵此诗，此即所谓道一而风同也。欲求人生勿如一戏剧，其要旨在是矣。

    汉乐府有云："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此故夫与新人，果为君子与淑女之相配否，今不可知。然此上山采靡芜之弃妇，则应可称一淑女矣。果为一淑女，其所怀心情，宜可入诗。后人知其为一淑女，亦因咏此诗而知。凡中国诗所咏，则皆超现实，不重客观，仅咏其一己内心主观之所存想。一切诗几乎皆如是。而中国人生受此陶冶，亦莫不重在此。《中庸》言："莫不饮食，鲜能知味。"饮食乃人生中最现实者。孟子曰："饮食男女性也"，是矣。然饮食贵知味，人生现实中之味则在情，今所谓人情味是矣。苟无情，则又何味焉。

    具体现实重客观，重分别，彼此不相混淆。人情超现实，乃一抽象观念，笼统概括。舜之父母，与周公之父母，同是一父母，即同应孝，不宜再加分别。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父是父，母是母，夫妇兄弟君臣朋友皆然，此之谓人伦。正名者，但正其名，而实则非可正。如欲正其实，则舜之父母将不得为父母，而现实乃大变。故现实贵在名，名则在抽象，在主观，只在笼统概括一共同观念上。故曰淑女，曰君子，此犹如称孝子，称忠臣，凡人伦必可名。但如曰富人曰贵人，则乃具体，有分别，不成人伦中一名。孰有以富人贵人为名者？在中国重视人伦大道之人生中，则有此实，而无此名可知。

    人情逐于物而具体可分别者，中国人则称之曰欲。孝弟忠信为情，乃对人而发，期能得对方之同情。富贵权利，则在己之欲，惟引起人我之相争。十人赛跑，九人退后，一人乃得为冠军。而事过境迁，在其心中，终不能长存此满足感。于是再求竞赛之来临，但又不得常为冠军。西方人生正如此。故情则内外可以和合，欲必导致内外分裂。欲不可笼统概括，外面来一刺激，吾心随生一欲。外面无刺激，则我心必向外寻刺激，以满足吾所欲。而欲终不可得满足。商业即与人以刺激，而供人之满足者，其不可终得满足，亦可知。必于四围之不满足中，求得一己之满足，此为西方人生。中国人生务求能转欲为情，则孝弟忠信，敬爱和平，内外双方，两皆满足矣。然此亦笼统概括言之。当下得满足，而永此向前无止境。孰谓孝可满足，自此以往乃可不孝。善可满足，下自此以往乃可不善。故曰："止于至善"，亦笼统概括语。实则永在此至善一途上前进，非有止也。则止乃仍是一名，非一实。今人则仅曰奋斗向前，人生只在瞬息间，瞬息必变，亦可谓无人生之可名矣。而又何味之有乎。笼统概括超现实而赋以一名，曰"止于至善"。其实所谓奋斗向前，亦只一名。惟其名不正，斯无可止，群情终不安。然则何不正其名曰父慈子孝君仁臣敬，男曰君子，女曰淑女，使人即此而可止，即此而可安之为愈乎。

    西方人言科学，试问自发明枪炮乃至于核子武器，各种杀人利器，亦得谓之是人生之进步否？西方人言哲学，试问自柏拉图理想国，而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亦得谓之人生之进步否？人情有一止境，而人欲则无止境。今日竞言进步，实则乃人欲之横流也。今日世界之戏剧化，皆由欲来，不由情来。

    今日国人方提倡新文学，竞为戏剧小说，又倡为白话诗。中国一切旧文学，皆置之不理。而传统诗化之人情味，亦将放弃，古调不再弹，诚亦良堪嗟叹也。西方人亦非无情，惟其恣于欲，遂多情不自禁处，亦多情不自安处。观其戏剧小说而可知。而种种祸乱，亦胥随以起。今国人亦宁愿蹈此覆辙，则亦无可奈何耳。

    继此当言艺术，戏剧亦一艺术也。而中西艺术又不同。西方分真善美为三，中国则一归之于善。善即人情，使真而无情，即真不为善，虽真何贵。西方言美，亦专就具体言。如希腊塑像必具三围，此属物体，无情可言。无情亦无善。美而无善，亦可成为不美。如杨贵妃在唐宫，非不是一美人。然缢死马嵬驿，人心始快。则美而不美矣。临去秋波那一转，乃崔莺莺之多情，亦即崔莺莺之美。但其越德离矩，终亦仅成一小说戏剧中人物，非诗中一人物。金圣叹以《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周屈原诸人著书同列为六才子书。才子亦小说戏剧中人物，非诗中人物。中国古人亦绝不视庄周屈原为才子。圣叹此等见解，正亦明季文风堕落之一征。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更寓深义。才情并茂，则尤非有德者不能。中国人重德，西方人重才，亦中西文化一大歧趋。平剧后起，对西厢故事多演红娘，少演莺莺，亦有斟酌。至如秦香莲一剧，则事胜情，乃类西方一悲剧矣。要之，中国戏剧仍富诗情，寓教育感化之意多。而西洋恋爱小说与戏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惟富刺激性，无教育感化意义可言。此亦可谓中西双方艺术意义亦不同。

    中国之诗化人生，宜亦可称之为艺术人生。而西方人生，则仅得称为是戏剧化，不得同称之为是艺术化。在西方真善美必相分立，而中国则真善美同归和合。此又中西双方人生大相歧所在，不得不深味之。

    或谓中国人生重道德，乃由少数人提出一规矩准绳，剥夺人自由，强人以必从。《论语》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者，人之共同行为，而必当本于个人各别之德性。德性则必有情，于是乃有人与人之同情，此即孔子之所谓仁。艺则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皆属之。游则余此上文所谓之涵泳。人生大义尽此矣。则中国之道德人生，亦即是艺术人生，正是一诗化人生也。读二十篇《论语》，能亦如诵一首诗，则庶得之矣。

    近代中国人竞慕西化，即文学艺术皆然。百年来，社会竞效西方演话剧而终不盛。中国之平剧及各地方剧，大体皆诗化。遇所欲言，必以歌唱出之，不用白话，因白话表达不到人心深处。凡属喜怒哀乐爱恶真情内蕴，皆非言辞能尽。于是歌唱淫液，磋叹往复，所谓诗言志，乃属一种情志，人生主要乃在此。故平剧地方剧莫不歌唱化，亦即是诗化。西方人之小说与剧本，惟因情不深，乃偏向事上表演，曲折离奇，惊险迭出，波谲云诡，皆以事胜，非以情胜。如平剧中《三娘教子》一段，其子长跪台前，三娘长幅唱辞，不在辞，而在声，此即艺术深处，为白话剧所不能有。又如《苏三起解》，在途中唱叹不尽，仅一解差相随，情意万千，在话剧中又如何表出。故知中国人生决不能戏剧化，而必诗化。中国戏剧亦诗化。而白话剧则终不能紧扣中国之人心。即此一小节，可概其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