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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尝谓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亦可谓中国乃诗的人生，西方则为戏剧人生。即以双方文学证之即见。古诗三百首为中国三千年来文学鼻祖，上自国家宗庙一切大典礼，下及民间婚丧喜庆，悲欢离合，尽纳入诗中。屈原《离骚》，文体已变，然亦如一长诗，绝非一长剧。《九歌》之类显属诗，不成剧。汉赋乃楚辞之变，而汉乐府则显是古诗演来。即如散文，亦可谓从诗体演来，其佳者必具诗味，直自乐毅《报燕惠王》，下至诸葛亮《出师表》，皆然。又如曹操《述志令》，岂不亦如一首长诗。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凡中国古人善言者，必具诗味。其文亦如诗，惟每句不限字数，句尾不押韵，宜于诵，不宜歌。盖诗乐分而诗体流为散文，如是而已。
曹丕曹植文，更富诗味。王粲《登楼赋》，则赋亦如一诗。建安以下，诗赋散文，显为同流。如陶潜《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实皆诗之变。下至韩愈《伯夷颂》，《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之类，岂不亦显近一诗。故非深入于诗，即不能为文。清代姚姬传有《古文辞类纂》，李兆洛有《骈体文钞》，文有骈散，而根源皆在诗。此则可一言而定者。
先秦九流十家中有小说家，然中国古代小说亦近诗，不近剧。如鹬蚌相争，画蛇添足等，见之《战国策》者，皆诗人寓言，亦比兴之流。下至魏晋以降，有《世说新语》，其佳者皆可改为诗歌讽咏，但不宜制为戏剧表演。故中国古代小说，非如后世小说之可以搬上舞台，成为戏剧。凡属近于小说故事之可为戏剧者，实多从印度佛教传来。如佛典中之《维摩诘经》，街坊平话中之《目连救母》等。唐代丛书中颇多其类。即如元稹之《会真记》，流而为元代戏曲中之《西厢记》，剧之成分胜于诗。然元剧文字则从宋词变来，剧中仍多诗的成分。此下如昆腔，乃至平剧，歌唱仍多于表演。诗的成分弥漫剧中，不贵以动作来表演。中国古代亦有近似演剧者，如《滑稽列传》所载，多诙谐，如后代剧中之有丑角，则仍不为戏剧之中心。
然则中国文学以诗为主，观于上述而可知。西方文学，则以小说戏剧为主。如希腊《荷马史诗》，实非诗，乃小说剧曲而已。又如阿拉伯人《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中所讲故事，皆宜播之戏剧，不宜咏为诗歌。几千年来，其势亦不变。故谓中国乃诗的人生，而西方则为戏剧人生，应无大误。
戏剧必多刺激，夸大紧张，成为要趋。诗则贵于涵泳，如鱼之涵泳于水中，水在鱼之外围。鱼之涵泳，其乐自内在生，非外围之水刺激使然。孟子曰："诗言志。"人生外围，变化万千，然人生贵自有志，自有好，自有乐。如舜之一家，父顽母嚣弟傲，然舜处家中，惟志于孝。其所历故事，应咏为诗，则其感人深厚。若演为剧，则情味便不同。剧中舜之父母及弟，凡所表演，皆远离于舜之内心所存主。而舜则为剧中之主角，但一剧中所表演之情节与成分，则尽为其父其母其弟所占。此为主客倒置，抑亦主客平等，则情味自变。及舜之登朝，摄政为天子，亦如自咏一诗，自述其志而已。故舜之端恭南面，无为而治，亦仍是一诗人生活，非戏剧生活。中国于古代圣人，最好言舜，其民族文化之渊源显在此。
凡中国人之人生理想皆如是，故得使五千年中国史亦如一诗。此如鱼在盆中缸中，或在池中溪中，乃至在江海中，四围水有大小，鱼之潜身有深浅，而其在水中之涵泳则同一无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如咏一诗，此惟中国人生则然耳。
中国以农立国，五口之家，百亩之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勤劳，皆可入诗。牧牛放羊，凿池养鱼，鸡豚狗彘，凡所与处，相亲相善，亦一一皆可以入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莫非诗境。故中国诗亦以田园诗居多数。希腊人经商为业，商人重利轻别离，家人团聚，乃暂非常。贸易为求利润，供求间非有情感可言。无情斯亦无诗，而跋山涉海，万贯在身，骤变一富翁，不得谓其非戏剧化。辟商路，保商场，整军经武，牟富必济之以强力，罗马建国则然。恺撒不在吟一诗，乃在演一剧。西方人生，则希腊罗马可为其榜样矣。
戏剧中刺激自外来，演剧亦供四围观众以娱乐，观众所获娱乐亦在刺激。诗人涵泳诗中情志，皆由内发，则所咏亦属内，不属外，重内重外之分，即诗剧之分也。
戏剧中必分种种角色，亦不能无跑龙套，此乃一现实。非有各色人之分别存在，即不能有此一现实。唐人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清明时雨，此村边杏花，此牧童，此酒家，亦皆现实。但诗中所咏，乃一路上行人之断魂心情。此一心情则为一切外围现实之主。而时雨杏花酒家牧童，尽皆融入此一行人心中，而见其存在。使无此行人一番心情，则此种种现实亦自随而变。又一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曰姑苏，曰寒山寺，曰江枫，曰渔火，曰月落，曰霜满天，曰钟声，曰乌啼，此亦皆现实之境，但共有一中心，则为客船上对愁不眠之诗人。无此诗人之心情则四围现实皆俱变，将不复如此诗之所咏矣。
故人之有情，乃为人生中最现实者。此情变，则其他现实皆将随而变。"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此亦散文中极富诗情一佳例。描写春日风光，何等生动。然唐人有诗谓："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打起黄莺，此是何等杀风景事。然此妇念夫心切，情有所萦，乃于枝上啼莺惊其午枕美梦，转生厌恶。莺啼群所爱，而此妇独生厌恶。此非反于群情，易地则皆然，己心变，则外境随而变。使无一己之心情，四围现实，复何意义价值可言。诗重咏心，剧重演境，此其大不同所在。
中国人重此情，故中国人生乃是超现实而亦最现实者。西方商业人生，乃轻视此情，转向外围现实中求。科学可不论，哲学亦然。柏拉图悬书门外，"不通几何学弗入吾门。"几何学即科学，绝不能羼以人情，故西方哲学亦只重理智，重客观，认为真理当由此求。则试问人生苟无情，真理又何在。即宇宙真理自然科学方面，亦由人类功利观念所发动，何得谓之纯客观。
戏剧亦求客观，此时此地，此人此事，只此一现实，不再在其他处遇到，始是戏剧好题材。如男女恋爱，西方人用作小说戏剧题材者，层出不穷，力求其不相似。但中国诗则不然。《关雎》为古诗三百之第一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方必求为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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