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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人研究一切人文事态，都注重到它历史的发展，这是应该的。但历史发展，并非先有一定的轨道，一定的程序，外历史而存在。世界各地域各民族，因于其自然环境之不同，以及其他因缘之种种相异，尽可发展出各异的路向，各异的内容。西方学者根据西方史实，归纳指示出几许历史发展的大例，有些在西方也未即成为定论。若我们只依照着他们所发现所陈说，来解释中国史，固然也有些可以中西冥符，但有些却未可一概而论。本篇只就文学史方面拈举一例。
韵文发源当先于散文，治西方文学史者如此说。即在中国，亦有如此的说法。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论，史臣曰：
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这不失为一番极明通的见解。他主张歌咏所兴自生民始，即无异于说，自有人类，便该有歌咏，便该有韵文了。因此说文学发展，韵文当先于散文。这一主张，可说是中西学人古今相同。
但若再进一步探讨，实可另有异说。我在很早以前，作《老子辨》，即主就中国文学发展论，该说散文在先，韵文转在后。此后又络续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文化学大义》两书中约略提到此意见，但都没有详细的发挥，易于引起读者怀疑，该再加阐述。
即就沈约前文，他也说，"虞夏以前，遗文不睹。"可见韵文在中国，并不早见。这是根据史实而言的。沈约只是说，就理论，韵文歌咏之类，该与生民之始而俱兴。但为何那些遗文会湮没不睹，而中国文学，就其历史实例言，又显然是散文更早于韵文呢？这一层，值得我们注意。
我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书中，曾再三强调，中国文化发源，与西方古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诸区域，有一绝大相异点。在上述诸区，文化发展，比较限于一小地域，而中国文化，则在远为广大的地面上形成。这一事实，说来极明显，而关系则甚重大。中国文化内在一切特性，有许多处，都可从此一事实作解释。而中国文学之形成与发展，即是其一例。
沈约所谓"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这固然可说是文学之起源。但严格言之，则仅只是文学之胚胎，或文学之种子，也可说它还未形成为正式的文学。即就当前论，各地山歌渔唱，民谣传说，若经文学家拈来，加以润饰改造，何尝不可成为绝妙的文学。但山歌则总是山歌，民谣则总是民谣，在其未经文学家妙手匠心加以润饰与改造之前，我们却不能遽即认其为文学。在文学史上，也不一定有它们应占的篇页。
如蒲松龄《聊斋志异》，所收故事，十分之九，在那时先流传了。只经蒲氏收来，加以润饰改造，才公认为其是文学。在以前，村叟野老们，在瓜棚豆架下，茶余酒后，兴高采烈地讲述，围着一些人，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们却不能认为即是文学呀。如此一类之例，举不胜举。但我们却必须先认识这一个分别。
让我们再举一较远的例，更细申述之。刘向《说苑·善说》篇，有如下的一节。
鄂君子晢泛舟于新波之中，乘青翰之舟，……张翠盖，……会钟鼓之音，……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鄂君子晢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于是鄂君子晢乃?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这一节故事，正可供我们研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一绝好的启示。那越人的拥楫而歌，正是沈约所谓"志动于中，歌咏外发"，这本是一篇绝好的文学题材，但不能遽说是文学。纵使认为它本身便是一件文学了，但仍有问题在越歌与楚译上。无论那首歌，在越人听来，可说是一首绝好的歌，或说是一篇绝好的文学。但若不经一番楚译，在楚人听来，真是不知所云，毫无可说的。换言之，越歌在楚地，决不被认为是文学的。
说到这里，便可讲到中国文学上所极端注重的雅俗一问题。当知那一首越人歌是方言，地方性的，虽是自然的具着文学情味，但在中国文化环境里，则不够条件算文学。因凡属文学，必该具一种普遍性。必该与人共喻。因此那一首越人歌，纵使楚译了，纵使楚人也认它是一首绝好的诗，而还得要雅化，还得译成为在古代中国当时各地所流行的一种普通话，才始能成为中国的文学，而列入于中国文学史。而所谓雅者，即是在周代时所流行的一种普通话。
于是我们可以说到《诗经》三百首。大小雅，是西周政府里的作品。西周政府在镐京，今陕西境，雅即指当时当地的方言方音言。但因于周政府是一个统一王朝，当时各地封建诸侯贵族，十之七八是周人，其他十之一二，也得依随周王室，模仿其雅言雅音，作为官式的往回。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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