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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韵文与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谓平分江汉。通常一般人看散文比韵文尤高，许多诗文集，散文列在前，诗列在后，即其证。何以散文在中国文学中占较高地位，甚值讨论。我想中国文学中之散文与韵文，正如中国艺术中之字与画。有时书家更受重视胜过了画家，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今天所讲是中国散文中的小品文。所谓小品文者，乃指其非大篇文章，亦可说其不成文体，只是一段一节的随笔之类。但这些小品，却在中国散文中有甚大价值，亦可说中国散文之文学价值，主要正在其小品。
（二）
中国最古的散文小品，应可远溯自《论语》。普通把《论语》作经书看，认为是圣人之言，不以文学论。然自文学眼光看来，《论语》一书之文学价值实很高，且举几例：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此一章只一句话，却可认为是文学的，可目之为文学中之小品。又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
此章仅两句，但亦可谓是文学，是文学中之小品。
以上两章，后人多取来作诗题和诗材用。即论此两章文字，亦是诗人吐属，只是以散文方式写出，大可说其是一种散文诗。诗必讲比兴，而此两章则全用比兴，话在此而意在彼，所以得称为文学，而且特富诗意。
诗有赋比兴三体。赋者直叙其事，把一事直直白白地写下，似乎不易就成为文学。惟赋体用韵文写，始较易成为文学的作品。古人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记事都属史。《论语》本系一部记言记事的书，记孔子之言行，属赋体而又用散文写出，照理应不属文学的。但《论语》中此类直叙其事的短章，亦有很富文学情味，实当归入文学者。例如：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章纯属赋体，无比兴，全文共二十八字，而回也二字重复了三次，贤哉二字重复两次，且又多出了人不堪其忧五字，像是虚设。本为赞颜子，何必涉及他人。此一章如用刘知几《史通》点烦法，则二十八字中应可圈去十一字，大可改为：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章正为多出了上举之十一字，便就富了文学性，此所谓咏叹淫泆，充分表达出孔子称赞颜回之一番内心情感来。人不堪其忧五字，正是称赞颜回的反衬，是一种加倍渲染。此章正为能多用复字复句，又从反面衬托，所以能表现得赞叹情味，十分充足。若在字句上力求削简，便不够表达出那一番赞叹的情味来。又如：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此章也是直叙赋体，若在乐亦在其中矣一句上截住，便不算是文学作品了。但本章末尾，忽然加上一掉，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掉，便是运用比兴，犹如画龙点睛，使全章文气都飞动了。超乎象外，多好的神韵。因此此一章亦遂成为极佳的文学小品。
相传清代乾隆下江南，路遇雪景，脱口唱道：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这是俗诌，不成诗，下面又没法接得下，但纪晓岚从旁接道："飞入芦花皆不见。"这一句也成为画龙点睛，使上三句全都生动了，这就有了诗境和诗味，勉强也算得是诗了。此事固非实有，只是了解文字的人捏造来讥笑乾隆。但我们正可借来说明，一段文字，如何便不成为文学，如何便可被目为文学之所在。
再如：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此章既曲折，又沉着。孔子当时自己哭得很悲伤，但他不自知，要由学生在旁告诉提醒他。那是何等描述，真好极了。可见即是赋体直叙，也可成为好文学。往下"曰有恸乎"四字，问得更妙。孔子哭得悲伤，但孔子不自知，旁人提醒他，孔子还是模糊如在梦中，一片痴情，更见其悲伤之真挚。文学最高境界，在能表现人之内心情感，更贵能表达到细致深处。如是则人生即文学，文学即人生。二者融凝，成为文学中最上佳作。圣人性情修养到最高处，即是人生最高境界。如能描述圣人言行，到达真处，自然便不失为最高文学了。再往下"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这一掉尾又好。孔子自知哭得过哀了，而还要自作解譬。说我不为他哭成这样，又将谁为呢？本章里所表现出的情感真是既深挚，又沉痛。《论语》记者能用曲折而沉着的笔法来传达，遂成文学上乘。若不沉着，便不悲痛。而愈曲折，则愈沉着。若我们要表达一种快乐心情，便不能用如此笔调。试把此章和贤哉回也章比读便知。
上述此章，真可说是中国散文小品中一篇极顶上乘的作品了。现在再举一例，普通不当作文学看，其实却是上好的文学。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此章记孔子之慨叹而兼幽默。愈幽默，则愈见其慨叹之深至。重要在临末无所取材四字。朱子解材字作裁字义，说子路修养不够，还须经剪裁。此注未免太过理学气味了。他说："孔子并非真要乘桴浮海，只是慨叹吾道之不行，但子路认错了，以为孔子真要和他乘桴浮海去，听了孔子称赞他，喜欢不禁，实见他没有涵养，所以孔子说，由呀！你真好勇过了我，但你这一块材料还须好好剪裁一番呀！"这样说，也非说不通，只是违背了文理。作文必先有作意，但作意不能杂，只能把一项作意来作一篇文字的中心，如此写来便有了一条理路，此即所谓文理。清儒姚惜抱尝举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作为衡量一切文章的标准。神是形而上，理是形而下，二者实是一事。此章既是一种慨叹，下文忽转成教训，短短几十字，就有了两种作意，两条理路，在文理上说就不对了。理路分歧，便引起了神情涣散，不凝敛。上面正在慨叹，下面忽发教训，慨叹既不深至，教训亦觉轻率，想孔子当时发言，亦不致如此。所以此处材字，只应解作材料意。孔子说："你能和我一同乘桴浮海，那是好极了，但我们又从何处去取为桴之材呢？"此一问，只是诙谐语，语意极幽默。孔子此处本在慨叹吾道不行，而吾道不行，正为其无所凭借，不仅无所凭借以行道于斯世，即乘桴浮海亦须有凭借。但孔子说："我们连此凭借也没有呀！"此末尾一句，乃从诙谐中更见其感慨之深重。本章文字，全不落笔在正面。初看若很沉隐，但越沉隐，却越显露。此是文学中之涵蓄，但涵蓄中要见出得更明显，不能晦，却要深，那是文章难处，亦是文章高处。
或者会疑及《论语》记者未必真有意在要写好文章，如我以上之所举，或可是一种曲解，否则也是偶然有合。这里我且再举一例，初看像干燥无味，决不是文学性的，而实对讲究文学有关：
子曰："为命，稗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郑为当时小国，全靠子产长于外交而能获存在于晋楚两强之间。他们当时写一篇外交辞命，亦要由四个人合力来完成。先草创，后讨论，又次修饰，最后则有润色。其实写任何一段文字，亦应有此四过程。先把作意写出来，是草创。在作意上有问题，须讨论。经过这两步工夫，那文章的实质方面，便大致完成了，于是再有修饰和润色工夫。惟此所谓修饰和润色的两番工夫，究如何分别呢？我今且只就这一章本文来试为此两项工夫作解释。
这章凡列四人，即稗谌、世叔、子羽和子产。为何在子羽一人之上独要加写"行人"这一官衔呢？正因子羽是郑之使官，负责传达外交使命的正是他，所以在四人中特别为他加了行人二字。就作文的技巧上说，特加此一官衔，这就是一种修饰了。得此一番修饰，可见郑国当时，即非行人之官，也参加作辞命，那是子产在外交上之审慎处。而且行人之官所参预的，只是辞命中之修饰一项，更见子产安排之妥当。
再下面说到子产，如果在他上面不再加以一种称谓，就觉行列不整。就文采文气言，皆有缺。等如四个人在街上走路，中间第三人单独戴着一帽子，其余三人都不戴，就显得这行列不调和，不好看。如果那戴着帽的是第一位或第四位，也勉强过得去，现在偏是第三人戴着帽，于是就得让第四位也戴上一顶来作陪衬，那才比称得较像样，所以本章在子产头上也得戴一帽。可是什么帽才好呢？若亦用官职，又觉不妥当。因本章只是子羽一人官职有关，其余三人不必举官职，若子产也加上了官职，反而容易引起误会，像因他是执政者，因而特地加上了官衔。记者存心要避免这一层，于是经过一番斟酌，而改称为东里子产了。此等于戴上了一假帽，就全章文字看，就整齐了。其实这东里二字，就文章本质论，本是可有可无的，亦可说是并无意义的。今特为增出此二字，这就是文章的润色之工了。润色与修饰之分别，于此亦可见。在孔子说话时，断然是只说子产便得，决不会说东里子产的。这正可见《论语》记者写出此章时，是下了文字上之润色工夫的。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孔子弟子，及孔门后学，必然都极看重文学修养。故今传《论语》，纵不能说其全是文学的，但至少也不是非文学的，更不是不文学的了。
就文学言，《论语》中好文章，不止如上举，上面则只是举例而已。
（三）
《论语》之后，《小戴记》中的《檀弓》，也多文学小品。《檀弓》所讲，都与丧葬之礼有关。记礼的文字，必然是呆板的。而丧礼又太严肃，太枯稿，似乎皆非文学题材。但《檀弓》篇中，却不乏很多很好的小品文。这是难能可贵的。
《孟子》七篇，都是大文章。纵然是短篇，但仍用写大文章的笔法写。所以《孟子》一书，虽尽多极好的文学作品，但却不是小品文。孟子好发大议论，议论说理，则与小品文不相宜。只有像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等，篇幅虽不小，却该算得是小品。但在《孟子》七篇中，此等文章并不多。
由此说到庄子，庄子的文学天才实在了不得。他最擅长用比兴的手法，书中许多神话小说故事，多只是比兴。把《庄子》各篇尤其是内篇七篇，拆开逐段看，都是上等极妙的小品文，一拼起来，却成了大文章。把小品拼成大文，《论语》中也有，如《微子》、《乡党》两篇。《微子》篇中有许多章绝妙的小品，此事易晓。但《微子》一篇，各章可以先后配合，成为一整篇，懂得到此的便少了。又如《乡党》篇，本来不应是文学的，但最后加上山梁雌雉那一章，便使全篇生动，把各节都成了文学化，这最见记者编排篇章之一番匠心。但我们必须读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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