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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散文本是对骈文而言,亦有是对诗而言。这是中国文学之一大支。就近代文学观点看,除诗文以外,还应有词曲、小说、戏剧等。但中国一向不重视小说,也不重视戏剧。在《四库提要》里,并无戏剧一目。

    《四库提要》所收诗文集中,散文就占了一半分量。可见散文在中国文学史里比重极大。我们应该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中来讲散文。反过来说,也可从散文的发展中,来窥知全部文学史。再进一步说,如不从全部文化史作透视,也就无从彻底了解全部文学史。

    西方文学如史诗、神话、戏剧等,开始就像是自然的、朴素的、天真的、民间的以及地方性的。而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学虽亦源自民间,实际上却经过了官方的一番淘洗。关于这点,却被所有写中国文学史的作者们忽略了。像中国最早一部文学作品《诗经》,就是出于政府的官书。若是地方性的文学,要渗透到全国的广大范围,就先须经过一层雅化。而此层雅化工夫,在古代则是操之于上层贵族手里的,也可说操在政府的。这是由于中国地理,文化环境,与西方不同之故。

    西方文学发展,普通是说,如神话、故事。是唱,如诗歌。是演,如戏剧。然而中国却不这样。在中国古代产不出像希腊的荷马那样的大歌唱家。这因中国国土大,语言难得一致。希腊城邦的单位小,又是语言统一,故歌唱家可以到处通行。在中国就不能,即如今天的京剧,还是不能通行全国。就如梅兰芳、杨小楼那样的名角,也只能在北方及华中一带唱,到了广东、福建等省,便不通行。

    中国文学发达,与西方不同。主要缘于中国古代就有一个统一政府。各地地方性文学,要传播到全国,不得不先经过政府之淘洗与雅化。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学主要决不是地方性的。

    地方性的文学只在四个阶段中渗透进文学范围:

    第一阶段--是经过王官的淘洗,像刚才说过的《诗经》。

    第二阶段--是诸子百家言,如《庄子》、《孟子》等书中,就有不少民间故事。那些故事,因于透过了诸子的手笔,而始普及通行。

    第三阶段--如楚辞,它是代表当时楚地民族的文学,或可是由民间歌谣发展而来。但楚辞虽然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也还是透过了屈原、宋玉等人之手而成。实际上与第二阶段仍多相同。

    第四阶段--是经过游士之手。在《战国策》中,所收有许多极好的散文。在那些散文里,也附带有不少本来是民间文学的素材。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即中国文学的发展乃是由上而下,主要在贵族阶级手里来完成。

    西汉时的文学,乃由游士之手,转入宫廷的侍从们,像司马相如等。直到那时,中国学术界,还未有纯文学观念出现。必待到东汉,才可说有纯文学意态的观念出现了。因此范晔《后汉书》里,就首先有《文苑传》。虽然过去已很久有极高的文学作品,但尚无明确地对文学有独立的认识。许多散文其实只是应用文,甚至诗和韵文也都有应用气味。

    东汉的五言诗,才可算得是纯文学了。像以前诸子百家著书,都不是纯文学。严格说来,两汉辞赋还是孕育在贵族宫廷手里的一种应用文,也非纯文学。

    (二)

    中国文学的确立,应自三国时代曹氏父子起。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正式的文学批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关键。因文学独立的观念,至此始确立。

    中国文学另外一个特征,常是把作者本人表现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常说的文以载道,其实也如此。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载道必能载入此作者之本人始得。此又与西方文学有不同。设辞作譬,正如一面镜子,西方文学用来照外,而中国文学乃重在映内。也可说,西方文学是火性,中国文学是水性。火照外,水映内。

    汉魏以后的文学,主要可看《昭明文选》。中国文学之有总集,不自《文选》始。惟《文选》所收集的,时间放长了,文体也放宽了。但《昭明文选》里,不选经,不选史,也不选子,所收集的便只限于较近纯文学的一部分。总分赋、诗、文辞三大类。由此可见昭明太子当时,已有文学独立的认识了。尤其重要的,他不分诗与文,骈与散。这实在不像我们开头所讲,诗文对称,骈散分立的说法了。换言之,散文也可有纯文学价值了。

    散文确获有纯文学中之崇高地位,应自唐代韩愈开始。韩愈提倡散文,实在有一些是采取《文选》中赋前之序而变化出来的。如《送李愿归盘谷序》,为唐代一篇名文。此文有人把来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相提并论。我们若把《文选》中所收有些赋前之小序合看,便可悟其同出一类。又如韩愈《送杨少尹序》之类,此可谓是一种无韵的散文诗。韩愈于此等散文,本是拿来当诗用,这实在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大变化。再像《祭田横墓文》,把祭文也改用散体。这一改变,遂破除了以前种种格调的限制与拘束。这也正如我们另换了一套宽大的衣服,而感到格外地轻松与舒适。散文在纯文学中之地位崇高,其功当首推韩愈。

    韩愈同时有柳宗元,下及宋代欧阳修等人,多擅记叙文章。如柳的山水游记,欧的园林杂记如《醉翁亭记》之类,其实多有诗意。尤属主要的,则须能把自己投入作品中。由于中国文学这一特性,遂引起后人为各著名作家编年谱,及把诗文编年排列,这又是中国文学与史学发生了关系。

    宋明理学注重人格修养,这正如韩愈所说:"我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尤其如朱子、阳明,是理学家中能文的。他们的文章,也都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切事物及对外应接都装入其诗文中去。从这里,我们更看得清楚些,所谓文以载道,其实是要在文学里表现出作者的人生。

    由宋经金、元,骈文更走下坡路。到明代,骈文终于是没落了,而散文则更为盛大起来。明代前后七子如王世贞、李梦阳和李攀龙等,都要力仿秦汉。但比较有价值的文学家,还是要推归有光,他是宗法唐宋的。

    归有光极反对盲目模拟古人,并力斥前后七子的文章,都像是空架子,只在格调词藻方面下功夫。归则以日常生活的描写为主,他可算已抓住了极重要的一点,即是以文学来表现人生。这又回复到韩愈及宋学家们的精神了。

    归有光在政治上不得意,一生过的多是平民日常的生活。他因此最擅长在家庭中生活方面的描述,如《项脊轩志》、《思子亭记》等。他的文字很能学《史记》,尤其如《外戚传》等。他从《史记》中领悟到写文章的诀窍。关于这点,给清代的桐城派影响很大。他这种新的笔法,也可说唐宋八家尚未畅行,可说给散文写法又开辟了一条新路线。所遗憾的,是他的文章不能反映出当时的整个时代,这是因为他的生活环境限制了他。

    (三)

    谈到清代的散文,多半只是桐城、阳湖两大派势力。桐城派的始祖是方苞,以后还有他的弟子刘大櫆和刘的弟子姚鼐。他们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称为桐城派。他们的系统,是远宗唐宋八大家的。

    姚鼐在扬州、南京主梅花、钟山书院诸讲席,凡四十年,本桐城古文义法选辑《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其中心贡献在他为文章作分类的工作。他将各种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以后论文体者,莫不奉为圭臬。这是姚氏对文学史上一大贡献。就《古文辞类纂》之文体分类言,实比《昭明文选》远为进步了。但《古文辞类纂》也避去经、史、子专书不选,则仍是沿袭昭明意见。他又特别提出八个字来作为衡评文学的主要标准。此八字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此八个字遂为桐城派做文章的依据。我们可说神、理、气、味四字,偏在文学的人生方面。格、律、声、色四字,则偏在文学的技巧方面。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重,而桐城派言义理,其实有些即已涵在他们所举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之内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张。此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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