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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一线相传，绵亘三千年以上。其疆境所被，凡中国文字所及，几莫不有平等之发展。故其体裁内容，复杂多变，举世莫匹。约而言之，当可分政治性的上层文学与社会性的下层文学两种，而在发展上则以前者为先，亦以前者占优势。
西周以来，中国已成为封建的统一，黄河流域历淮汉而至江，在广大地面上，无不奉周天子为一尊，其文学亦属政治性。如诗之有雅颂，乃王室文人所为，歌唱于周天子之宗庙与朝廷，诸侯来朝，同所讽诵，成为一大典礼。二南为风诗之首，采自民间，带有社会性，然经周王室之改制与编配，谱以特定之乐调，施之特定之场合，便亦转为政治性。其次如豳诗。虽亦带社会色彩，而其为政治性者益显。故诗之有风雅颂，实皆出于西周王朝，周公制礼作乐一主要项目也。
自王朝文学推广至诸侯，乃有列国风诗，郑、卫、齐、唐、秦、陈皆有诗，富地方性，多采自民间，虽经政府改制，民间诗之特征尚在，朱子谓其多男女相悦相念之辞是也。如《召南》之野有死麇即其例。如郑风之《子衿》、《将仲子》，卫风之《氓》，齐风之《鸡鸣》，其取材来源，显见多自民间。惟经列国卿大夫之润色，配以同一之声乐，亦同在政治场合中使用，则仍是政治化了。风是社会性，雅颂是政治性，风雅颂合称四诗，则风诗之同具政治性可知。
《关雎》为二南之始，谓是文王之德化，然亦以讽康王之晏朝。有作诗之旨，有采诗之旨，有讽诗之旨，有读诗之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何尝是说贫而无馅富而无骄之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然孔子许子贡可与言诗。春秋列国卿大夫赋诗，何尝皆是诗之本旨。朱子有谓其是男女淫奔之诗者，乃指其本旨言。今谓诗三百皆属政治性上层文学，乃指其应用言。当时中国已是一封建大一统之天下，文学发展受历史时代之影响，宜无足怪。
屈原《离骚》，亦属政治性上层文学，即宋玉及《楚辞》他篇，下逮汉赋皆是。《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下至司马迁《史记》，乃散文体，属史部。李斯《谏逐客》，贾谊《过秦》及其《治安策》，及董仲舒《对策》等，属集部。亦均当归政治性上层文学。惟汉乐府乃多为社会性下层文学，而其内容与风诗又不同。因《诗经》时代尚是封建社会，汉代工商业并盛，社会不同，故所咏内容亦不同。其性质极复杂，如《相逢狭路间行》，乃咏贵族家庭生活，然无关上层政治性。又如《陌上桑》咏秦罗敷，《孔雀东南飞》咏焦仲卿，则以诗歌而渐趋于叙事小说体，然其风终不畅。论汉代文学，终是以上层政治性为主。此因武帝后，士人政府正式形成，读书人皆仕于政府为政治服务，甚少留滞社会下层与政治绝缘者，则宜其社会性下层文学之终难兴展也。惟自秦汉大一统以来，上层政治形式已变，故其政治文学甚难见作者私人之兼存，而下层社会文学乃更易接近前代作者与作品合一之旧传统，此则又当分别而论。
汉末，王纲解纽，士大夫饱经党锢之祸。藉门第为躲藏所，寒士无门第，则心情变，社会私情，胜过政治关切，新文学亦随之而起。五言诗与乐府代兴。《古诗十九首》导其先路，此等皆初无作者主名，所咏尽属死生，男女，离合悲欢，社会私情。偶及仕宦，亦为富贵功名，为私不为公。惟作者则仍属少数读书人传统，故建安新文学，乃旧瓶装新酒。体裁犹昔，而内容多变，曹孟德可为代表。其身份已跃踞政府领袖，而其吐属仍不失社会下层之私情绪。其《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又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可谓是士大夫之平民诗，异于雅颂骚赋，与风诗之虽出民间而经上层政治之采选改造者亦不同。最特出者如其《述志令》，以丞相九锡之尊宣告僚属，而所陈则皆私人情怀也。其二子子桓、子建，诗文皆承父风。而如王粲《登楼赋》，亦足为旧瓶新酒作证。《东汉书》始有《文苑传》，可证文学独立观念自此始。
两晋以下，《昭明文选》所收，循此风流，有沿无革。其作者莫非政治人物，而见诸篇章，则皆社会私情，八代之衰，主要在此。唐兴，乃思改辙，实求复旧。陈子昂《感遇》诗开其端。其诗有曰："玄天幽且默，群议曷嗤嗤。圣人教犹在，世运久陵夷。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杜工部美之，曰：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李白踵起，其《古风》有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彼二人所咏，不曰圣教，即曰大雅，徒工于文为绮丽，私人情志，未合大道。斯何足珍。此皆欲挽魏晋以下文人积习，返之周孔政治上层治平大道之公，以为所志所咏当在此。杜甫韩愈，遵而益进。惟社会结构与时代情况，以唐视汉，终已大变，有关日常生活私人情志之羼进文学内容，此风不复可遏。虽心存君国，志切道义，然日常人生终成为文学主要题材，如杜甫韩愈之诗文集，按年编排，即成年谱。私人之出处进退，际遇穷达，家庭友朋悲欢聚散，几乎无一不足为当代历史作写照，此成为唐以下文学一新传统。其作品之价值高下，亦胥可悬此标准为衡量。至于专熟一部《文选》，惟以应进士试，则见为轻薄。轻薄非文辞之不工，亦不尽如韩冬郎《香奁集》之描写女性，即灞桥风雪，生活吐属非不雅，然与生民休戚无关，不涉公共大局，斯即轻薄也。至如罗昭谏，十上不中第，自名曰隐，心中惟知有科名，《谒文宣王庙》有曰："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屋走狐狸。"而又曰："释氏宝楼侵碧汉，道家宫殿拂青云。"则属势利。老释蔑势利，而崇势利者亦归老释，此皆在社会之下层。故诗骚属上层文学，固非势利。杜韩关心世运，亦非势利。驴子背上灞桥风雪，与夫香奁艳情，本亦非势利，特作者心情，不与国家安危民生休戚相关，则惟见其轻薄，亦成为势利。轻薄之与势利，在其为私不为公，乃同成其为社会下层文学之一征。其与政治上层文学之相异正在此。
唐代又有传奇新文体，内容不外香艳武侠神怪之类，此在魏晋六朝已有之。然在先仅是一种笔记，至唐代乃正式浸染入文学情调。此皆一时文人，虽亦有心国政生民而摆脱束缚，取悦世俗，在我以一泄为快。在文学传统中，则终非正体。略如西方文学中之小说，其对象乃在社会下层。因西方知识分子，本与上层政治隔绝，文学乃其一生业。不如中土，用则行，舍则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读书人以仕进为业，上下层打成一片，耕于畎亩之中，而仍以尧舜其君其民为职志。故其文学，每不远离于政治之外，而政治乃文学之最大舞台，文学必表演于政冶意识中。斯为文学最高最后之意境所在。虽社会日进，知识分子范围日扩，逸趣闲情，横溢泛滥，偶尔旁及，则决非文学之大传统。游戏笔墨，可以偶加玩赏，终不奉为楷模。
诗之在古代，必配以声歌，诗即乐也。行之以礼，便用于政治场合中。自建安以下，诗已独立，自成一文体，然其内容意义，仍必导源风雅，即不能远离于治道民生而别有诗之天地。自晚唐以下，诗又与歌唱相配而有词，骤视之若复古，实则更新出。因其歌唱，亦在社会下层，在私人生活中。故早期之词，多选入《花间集》，可见词之使用，不在宗庙朝廷，不在邦国会同，而只在花间。和凝为名词人，及为后晋宰相，乃收拾旧作，不使流传。此征词之兴起，乃在晚唐五代大乱黑暗时期，当时人亦自知其与旧传统有扞格也。
但如南唐李后主，贵为国君，恣情欢乐，"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齅，别殿遥闻箫鼓奏。"其所咏如是。一旦亡国，日夕以泪洗面，而其词调乃益工。自此所作，乃重回到文学传统大路上去。故可谓李后主词，乃是一种新瓶装旧酒也。
建安以下诗，与古代诗不同，多咏作者个人私生活。但作者私人，仍多与政治发生关系，故其诗仍带政治性。即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赋《归去来辞》，唱为田园诗。然义熙后不再纪年，居田园不忘政治，遂为魏晋以下第一诗人。诗余为词，亦专咏作者私人生活，与政治无关。李后主以亡国之君为词，其私人生活中，乃全不忘以往之政治生活。故其词虽不涉政治，其心则纯在政治上，斯所以为其他词人所莫及也。
宋人都好填词，如范仲淹欧阳修，依传统言，其人应不似填词的人。而欧阳词云："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此岂竭意追随昌黎文以载道者之所出。而如柳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其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应进士试，仁宗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后乃以改名得中，但亦终不在政坛上得意。可见词是社会下层性文学，终不与旧传统政治性文学沆瀣一气。苏东坡辛稼轩，刻意欲将诗和散文的豪情壮气嵌入词中，然亦终不能改变了词的格调。即所谓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也。
宋代又另有一新文体，是为话本，此承唐代传奇来。但唐宋社会又已不同，一则读书人更多，政治上不能容，多沉滞在社会下层。二则佛教向社会传播，遂有话本，形成白话小说之一大支。三则印刷术日盛，社会一般人多阅读机会。故唐代传奇，虽其体裁内容，已与上层政治性文学之诗文传统有不同，但仍多属于上层传统文学之作者偶尔为之，故其精神血脉仍不相远。宋代话本，则多出社会下层不知名人之作，可证其已另成一派别。古诗三百首，绝大多数无作者姓名，但此下演变出楚辞汉赋，则皆有作者可考。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之类，亦无作者姓名，但建安以下五七言诗，则皆有作者可考。宋话本都无作者姓名，但元明之杂剧与小说，则又渐多有作者姓名，此亦中国文学史上演变一大例。亦可知中国传统文学，乃不断有新成分之加进，新方面之开展，惟其事必以渐不以骤，不可以一蹴而冀耳。
元剧创始，推关汉卿，乃金人，以解元贡于乡，为金太医院尹，金亡不仕。其次如王实甫，亦由金入元。更次如马东篱，更次如白仁甫，其父华仕金，金史有传，与元好问有通家之好。华得罪，仁甫受遗山抚养，华诗谢遗山："顾我真成哭家狗，赖君会护落巢儿。"此四人，皆生北方金元之际，与南方文化传统疏隔，在异族统治下，对政治无亲切感，故能从中国传统文学中，特出新裁。然亦与宋人话本不同。因此四人皆有文学绝高修养，虽王实甫马东篱两人，不能详其家世，然亦决知其当在读书人集团中，否则必不能有如此成就。故元剧乃是由旧传统迈入了新境界。其关键乃在元剧作者皆在新环境中茁长，与传统中读书人有不同。马东篱有迄今传诵的小令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若以全部中国文学史论，此四人处境正如此，皆是在中国作家中一批西风瘦马在天涯之断肠人也。论其时代，可谓是夕阳西下之时。论其处境，则枯藤老树，小桥流水，差堪仿佛。今人好读元剧，其亦有身世之同感乎？东篱又有句云："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咱这百年人，则在这捻指中间。空听得楼前茶客闹，争似江上野鸥闲。"此可推说元剧作者之心情，实宁愿为江上之野鸥，不愿闻朝政之兴亡。故元剧虽可推为中国当时之一番新文学，流行在社会下层，仅见个人之私情怀，然在其字里行间，作者之精神血脉，处处仍可窥见其远自诗骚以来之中国旧传统。家国兴亡实在其深忆远慨中，而吐露于不自觉。故其内容，自非宋人话本所可比拟也。
元剧作者，多起于金元北方，其新文体之漫衍而至南方，则如荆刘拜杀乃至《琵琶记》等，都已在元明之际。而同时南方，承南宋遗民之绪，一辈读书人，大率隐遁山林，讲学传道，唐宋诗文正规，不绝益振。故明初诸臣如宋濂刘基王祎高启等，群才荟集，历代开国，无此盛况。惟明祖虽竭意网罗，其用意仅在朝政上知求善治非读书人不可，而非在崇道尊贤上，对读书人具有敬意。故其振兴学校，奖拔新进，亦为整饬吏务，不为宏扬儒业。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自述其年幼嗜学，家贫无书，乞借抄录，备极艰困。而从师问业，更增辛劳。至于当时之学于太学者，县官有廪稍之供，父母有裘葛之遗，终日坐大厦，书不待求而集，师不待问而告。春风桃李，较之秋菊冬梅，其内在生命力之强弱，已不相侔。而又经受外面朝廷大力之驱遣束缚，故明代开国之新人，乃远不如旧元隐遁之孑遗。而至永乐，病弊更大显。方正学后，更无继起。故明代学人，应分两途。一则志在山林，属旧传统。一则起于市朝，屈从当代政制，仅供鞭策，与两汉唐宋之书生从政不同。自永乐以至成化，八十年间，正国家治平之期，然论其文运，如三杨之馆阁体，终不足以餍群望。而激起何李之复古，然未有心情之内酝，徒争字句之形迹，面貌虽似，精神终别。故明代诗文正轨，乃不能与两汉唐宋媲美。即近视元代，犹亦逊之。赵瓯北谓："高青邱后，有明一代更无诗人。"其实散文家亦然。高刘宋王之辈，此皆有元一代之结束，非有明一代之开山也。
明初章回小说，乃又得算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新开创。如施耐庵之《水浒传》，罗贯中之《三国演义》，其实此两人亦皆元遗民也。剧曲之与小说，正如诗之与散文。一有韵，自诗骚汉赋来。一无韵，自《尚书》、《春秋左氏》来。故剧曲之近源为词，章回小说之近源为散文。所以得确然创出一新风格新体裁，则端在作者之心情，在其与政治之亲切与远隔。《杀狗记》作者徐仲由有云："乌纱裹头，清霜落，黄叶山邱。渊明彭泽辞官后，不仕王侯。爱的是青山旧友，喜的是绿酒新??，相迤逗。金樽在手，烂醉菊花秋。"仲由亦在洪武初征秀才，辞归。高则诚亦辞明祖聘，而明祖甚喜其《琵琶记》，曾曰："五经四书为五谷，家家皆有。《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岂可无耶。"是明祖仅以五经四书为五谷，可以果腹耳。此即征其不知味。有韵如诗骚，无韵如韩欧，此皆山珍海错也。至如《琵琶记》之在中国文学史上正是山蔌水鲜之属，富贵人家可以偶备，非所必备。明祖不知此，故于诸儒，仅为果腹所需而勉加牢宠，非有喜悦之情，乃有刀锯之加。无怪当代诸儒去之惟恐不远，离之惟恐不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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