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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即是文章与义理兼通互用融化合一了。因此桐城派主张文章的每一辞句，都得含有道德意味在内，都得慎细考虑，从严检别。这样的写作态度，可算得是很严肃的。
又有阳湖派，如恽敬、张惠言诸人。他们能兼经子考据，因此阳湖古文虽是桐城别支，却和桐城门径广狭不同。同时有洪亮吉，亦阳湖人，他亦能诗文，尤喜以骈文写作，创为新骈文体。
我们再回头看古文派的唐宋八家，是以韩愈为主的。韩愈虽为散文提高了其纯文学中之地位，但韩的文章实是从经、史、子中蜕变而来的。但以后的古文家，尤其在明清两代，渐渐不能遵从这条路了。这确是一大错误。从归有光、方苞以下，古文的气味转弱，渐不够有力了。古文派之所谓文以载道，本来是要抓住人生的道，而来表现在文学之中。并不是即以文学来表现文学。散文之所以被重视，正是因为它最容易表现人生。而桐城派在此方面之成就，实远比不上唐宋。
关于中国散文的确立及其发展，已经讲过不少。下边我们再提出一个反对的意见。
章学诚所著的《文史通义》，也是我们研究近代文学所必读的书。那是一部讲文学及史学的通论。他说："六经皆史"，就是说，古代的经学，实在也就是史学。这一论点，实是针对当时的经学派而发。当时对立的两大派，经学派以戴震为首领，文学派当推姚鼐。他俩都没有做过大官，戴只是个举人，姚曾考为进士。
自归方评点《史记》的传统，学文学应该读《史记》，这已成为桐城派相传的真诀。桐城派还特别看重评点。而章学诚则加反对。就常情说，评点只能当为学文的入门，不能算是学文的归宿。章氏说："以古人无穷之文，而拘于一时之心手。"这是对评点的一针见血之论。
章学诚对文学的另一看法，他说："文章之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这也可说，学文学不能单从文学本身去学。这一观点，却近于韩愈文以载道的说法。不能认为文学即是道，而是寄道于文学中。从这一观点，章氏又申述"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今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诸语。照这样做来，则可成为如古代诸子，成一家之言，而不专限在文学中去学文学。因为章氏对当时的两大派，经学与文学，都不满意，而极想创造出一条新路径。他当时评论古文，写出《古文十弊》一篇，也是很有力量的。
章学诚又说："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这是以文来写人或事，不是以文来写文。他这样讲文学，可谓已讲到较高的一步了。最后他又讲"文德敬恕"。他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态度，还是敬与恕。如果能这样，在临文时就当检其心气。他还主张，应明古人之大体，而文之工拙尚其次。这些意见都很重要。一般人写文章，多不懂得这些大道理，又哪能注意到文德与敬恕呢。
其次，对桐城派提出批评的有阮元。他说："六朝言文，一定指有韵的。"由他这论点，引起经学考据家言文学之新根据来反对桐城派。但桐城派由于后起曾国藩的发扬光大，也能直延续到清末。
曾国藩遇到姚鼐弟子梅伯言，他又在倭仁处学得宋明理学，继在军中选了《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分论著、辞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在文章分类方面，大体还承袭姚鼐。但他主张经、史、子同时就是文学，却把文学门户扩大了。曾氏又另选了一部《十八家诗钞》。他主张学诗应分家去学，先注重作家，再从此作家来学此一作家之诗。此意见极重要，实在大堪注意。
曾氏批评古文，曾说："古文无施不可，惟不宜说理耳。"此说亦甚有意思。因就散文在纯文学之境地中来讲，自然是不宜多于说理的。他又以为诙谐文并不好写，他能在文章中特别提起诙谐一格，也是从纯文学观点出发。他最喜欢雄健的文章，他又主张学《汉书》，则是兼顾了当时考据学派如阮元等人的意见了。因此他的文章，多能宏深骏迈。实际上，曾氏已把桐城派加以改变。他一生在三十多岁时，始向学问路上跑，四十三岁进入军界，六十二岁作古。他的文章能越过姚鼐，可独成一家，但在学术界，则影响并不大。
到清末，王先谦有《续古文辞类纂》，补选清代之文，承续姚氏选法。又有曾国藩弟子黎庶昌，亦有《续古文辞类纂》，其所选文承续曾氏，兼及经、史、子，可补姚氏所未备。有吴汝纶私淑姚氏，少长，受知于曾国藩。晚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游日本考察教育。此君可为桐城派之殿军。至章炳麟，乃经学中之古文学家，精训诂，喜魏晋文，又夹以先秦诸子来写文章。以先秦诸子与魏晋掺合来创新文体。其实这一路径，在龚定庵已开始。与章同时，有康有为，乃今文学家，与其弟子梁启超，亦创新文体。康文浑灏流转，可说是胎近于两汉贾董诸人。另有介绍西方文学的严复几道和林纾琴南。严偏重哲学方面，林则是介绍西方小说的第一人。
严林皆福建人。严先曾去英国学海军，学识渊博，国内六十年来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之多，无人可比。译有《原富》、《天演论》、《群学肄言》等。从吴汝纶学古文，其所译《天演论》序文，即请吴作。关于翻译西书的技术，他定下信、达、雅三原则，作为后人译书之准绳。
林纾先后译有小说共一百五六十种，包括美、英、法、挪威、西班牙、比利时以及瑞士等国。特别介绍欧文(Washington Irving)，狄更斯（Dickens)，大仲马(Alexander Dumas Pere)，小仲马（Dumas Fils)，托尔斯泰（Tolstoy）等诸名作家的作品。他有文学天才，能对原书的旨趣有极深刻的领悟，能把西洋文学融入中文。他用《史记》笔法来写社会，写人生。他虽不认识英文，只靠别人口述，而他笔受的本领，居然能译一百多种外国小说。质的方面不谈，单以量来说，也实在够惊人了。这的确是中国文学上的一项了不起的译作。大体论来，林是沿了桐城派路径而有成，严则偏于湘乡及晚清看重诸子的影响为多。
（四）
以上关于古代及近代中国散文的演变已说了不少，现在该提到白话文了。民国六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该文中提出了改良旧文学的八项意见：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须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在全部中国文学史中，不论古今，真称得上一件文学作品，真称得上一位文学作家，何曾犯有胡适所举之各病。文学中讲及对仗，并非即文学之病。文学既有一传统，又哪能绝无模仿。实际上，在胡适以前，已有人写白话文了，如黄远庸即是其中之一。然而正式提倡白话文，乃自胡适始。可是胡适实不是一位文学家。当时可当得文学家的，应算鲁迅、周作人。鲁迅一生的文学生涯，可分三阶段：
一、同周作人译《域外小说集》，那是有意学林纾的。
二、《呐喊》时期，这期间的文学意味够浓厚。他的精神，实近于唐宋八家，在文学中描写人生。例如其中的《社戏》、《孔乙己》、《药》、《故乡》、《端午节》……都是偏重日常生活的描写，实在主要是以描写人生来作文章。
三、卷入政治漩涡以后，他的文字更变得尖刻泼辣了。实在已离弃了文学上"文德敬恕"的美德。
说到今天的问题，过去的一切，都忽略了。大家正处在旧的没有，而新的还未产生出来的这一段真空地带里。总而言之，人的聪明，大体都还是一样的，所差是我们这一代，尤其是近百年来，没有一条可依归的路。文学如此，其他学术也如此。因而大家的聪明，都近空费。目前最重要的课题，在能开一条路，使以下人才都因这条路而兴起。
现在的我们，过去的路，因无兴趣而不走了，同时又不知道该向哪条新路走，因而像是陷于迷路中。但知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真懂得人生，真能了解文学史之大纲大节所在，艰险奋进，终可以创出新路，产生这时代的好文学来。
说到这里，我该作一个结束了。其实我对文学并没有什么研究，只是就我过去所曾留意到的一点旧知识，贡献给各位作参考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