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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足的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甚至还可以给那些用作掩护的战斗机再派一层掩护。双重掩护，不仅如此，我们还有许多“自由巡航”的战斗机，远在轰炸机的视线范围之外，只是为了拦截一切可能出现的敌机。作为收尾，轰炸机离开目标后，为了避免常规掩护的战斗机遇到麻烦或燃油不足，我们还派出别的飞机接应轰炸机。这种就是“扫荡任务”，它铲除了许多顽固的害虫。
那一整个冬天，双方都在空中不断巡逻。从黎明到黄昏，每天有两到六架飞机不停地在每个机场上空盘旋，随时做好准备，等待敌机出现。在我们占了上风之后，我们仍然在巡逻，但我们也做了一些额外的工作。我认为这是空中优势的最终体现：我们也在德国机场上空巡逻！
事实上，我们的战斗机在一个大型德国机场上空巡逻了整整一个下午，来来回回环绕飞行，逼得所有德国飞机无法起飞。当然，这是一个特例。我并不是想让你们认为，我们一直在所有的德国机场上空巡逻。但其实发生这种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惊人的。
是的，空中优势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它是生活中小小的奢侈，而我却渴望它成为日常。
我们在北非的部队里依然充满了传言。大多数是关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家的。有传言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说，突尼斯战役一旦结束，北非士兵们的母亲、妻子和情人们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这个传言迅速地传开了，士兵们立即将其解释为，在最后一个德国人离开非洲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可以回家。我们的一些部队热切地相信这一切真的会发生。
橘子的季节结束了。在这里作战期间，甘甜多汁的北非橘子是最让我们愉悦的东西之一。几个月来，我们每天都要吃上十几个。橘子过季后，我们偶尔能喝到美国运来的罐装果汁。在英国人的食堂，我们发现了一种小瓶装的、叫作抗坏血酸片的药片。我们每天吃这种药片，弥补饮食中缺乏的水果。
受到英国军需品的启发，我们有了一种新型的美国口粮，有些经常出行的士兵觉得它比别的口粮都要好，那就是“U口粮”，它设计得非常好。四到五个必须在旅途中自行安排饮食的人所需要的一切，这份口粮里都有。
它装在木箱中的纸板箱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罐装的，或小袋装的，分量只够一顿吃的。随附的还有两份印刷的菜单，指导人们如何食用。我弄丢了一号菜单，二号菜单是这么写的：早餐————番茄汁、全麦麦片、培根片、饼干、咖啡；午餐————豆子汤、烤牛肉、速食米饭、饼干、柠檬水、硬糖；晚餐————肉和蔬菜的杂烩，干梅子，咖啡，杏酱。
口粮里还有根汁汽水[3]、橡皮糖、罐装黄油、粉末状的番茄汁和两大包卫生纸。番茄汁味道很差，但罐装培根口味绝妙。上帝保佑U口粮！
正如战时必然会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亲密的朋友有时会消失。他们走后，我们就会坐上一个晚上，讲述他们的故事，就像以前通信机飞行员执行任务一去不复返时那样。
来自密尔沃基的律师伦纳德·贝斯曼中尉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是被抓走的，而不是被杀。所以我们都希望，不久后能再次见到他，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以前提到过他。在我所认识的所有士兵中，对于战争中微小的美好，还有生命中巨大的悲剧，他是最敏感的。可能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也可能不是。我不知道。
在他被抓之前很久，他就成了勇敢的代名词。那是一种建立在纯粹的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勇敢，一种坚不可摧的勇敢。他迟早会牺牲或被俘。我从没听说过有人不喜爱他，不钦佩他。
晚上，我们坐在床上，因伦尼说过的话而欢笑，因为它们听上去很夸张。但我们很了解他，知道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伦尼说的都是真心话。
他被包围、压垮和俘虏的那一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我们的先遣部队前面很远，因为那是他的工作，突然他发现自己被阻截了，前面是一辆德国坦克，旁边是一排实弹机枪。伦尼跳下吉普车上，举着点45手枪，对着全副武装的敌人大喊，“出来吧，我不会开枪。”如果是其他人，这可能是虚张声势，但伦尼是认真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发现，战争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压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始变得厌倦，但伦尼从未厌倦。他有一种能力，可以在丰富的头脑中像镜子一样映射所有与他擦肩而过的人或事。我们有一种专门安装在半履带装甲车上的高射炮，需要两个人开火。炮手们坐在枪炮后面两个桶形的金属座位上。在一次可怕的俯冲轰炸和扫射中，敌机直接冲着他们轰炸时，伦尼就躺在座位旁边，盯着那两个特种炮手。
他们一动不动，只是坐着开炮。突然，他们一起从座位上侧身倒下，死去。同一瞬间，另外两个美国人像双胞胎一样从半履带装甲车的长椅上起身，坐上了死神刚刚腾出的座位，继续开火。伦尼被士兵们自觉承担战斗责任的这一幕深深地感动，讲述这个故事时，他几乎哽咽。
最令他敬佩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炮兵给德国人密集制造麻烦的时候。德国人找不到炮兵部队，所以晚上派飞机过来搜寻。当然，这意味着我们要保持低调和沉默，一旦朝他们开火就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他们每天晚上都来，却始终没有找到我们。但每天晚上，在他们四处盘旋并最终离开后，一个孤身一人却充满轻蔑的炮手都会向他们开上一炮，就像在说：“我们就在这儿，你们这些傻子！”
一夜又一夜，敌机离开的时候，那个炮手都会开一炮。他的俏皮让伦尼感到振奋，我听到他说：“我真想跟那个人握手。我要找到他，就算他是个二等兵，我也要向他敬礼。”
我们听说，德国人把在埃尔盖塔俘获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带到突尼斯的主街上，把他们装上卡车，再拉回来，然后让他们下车，在城里游行，让人们觉得囚犯很多。伦尼的一个朋友说自己好像看到了伦尼，就在他第三次被迫沿着突尼斯的主要街道游行时，他拧着鼻子摆出一副与众不同、滑稽可恶的面孔。这是伦尼的一个小习惯，他想，“我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
还有一个朋友，我在前文提到过的，也在失踪者之列。我们几乎确定，他也被俘了。他就是密苏里州墨西哥城的托尼·隆普金上尉。托尼是某个部队的营务官————类似于军事化酒店的经理。
就在托尼失踪之前，人们刚给他起了个外号“诺亚”·隆普金，因为他似乎总是选择这种悲惨潮湿的地方当指挥所。在被俘前的最后一次行动中，颇为幽默、英俊的指挥官把隆普金上尉叫到身边，一起站在一个帐篷外面，眺望着水面的风景，祝贺他将他们安置在如此美丽的湖中。
如果托尼·隆普金能满足于做自己相对安全的“酒店管理”工作，那么他根本不会被捕。但他想亲自上阵。他是个熟练的炮手，最后他说服了指挥官，让他带上五个人和一门带轮子的小炮出去，看看能干掉点什么。
第一天，他们收获了一辆德国卡车，还有一个从他们开火的地方看上去像是卡车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头骆驼。第二天，他们往山里行进，想找到一个射击的好位置，但一无所获。第三天，他们往山里又走远了些，寻找开火的完美地点。
隆普金上尉过去和底特律的查克·米勒少校共用一个帐篷，他们和助手、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威廉·尼科林下士（我已经提到过他们两人）组成了一个亲密的团队。
第三天晚上，米勒少校回来晚了。看到托尼的帆布床空着，他很吃惊，也有点担心。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还是没看到托尼。米勒少校去见了将军，并得到允许，开始与他自己的宪兵小队一起搜寻失踪的同伴。
他们找遍了托尼去过的所有地方，最后，通过研究地形，与附近的人交谈，询问德国战俘，他们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隆普金上尉一直想去的那座山里全都是德国机枪手。许多德国人都发现了他。他们派出一支小分队，绕到他身后包围了他。后来一个被俘的德国人说，有个美国上尉用枪打死了一个德国人，打伤了另一个，然后被抓走了。
小小的隆普金-米勒-尼科林家族并不悲伤，它只是缺了一角。“我们是个完美的组合，”米勒少校说，“托尼是个慢性子，为人随和，而我脾气大，很急躁。我们彼此制约、平衡。我能让他振作起来，他能让我冷静下来。我们肯定会想念他的，不是吗，尼基？”
那年春天，我离开前线一段时间，和其他部队住在一起。在我离开期间，前线有许多战斗。当我打算回到前线的老朋友身边时，我在想，我是否能感觉到他们的变化。我感觉到了，很肯定。
最生动的变化是，他们谈论杀戮时已经有了漫不经心和例行公事的态度。他们已经完成了心理转变，从原本正常的认知：“夺取他人的性命是罪恶的”，变成了新的职业观：“杀人只是一门技艺”。他们不再觉得杀戮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转变令人钦佩。
我想这种新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过去没有必要跟他们一起产生这种转变。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我只有在偶然的机会或情况下才有生命危险。因此，我不需要从个人角度考虑杀人，并且对我来说，那依旧是谋杀。
即使是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充满死亡与毁灭的冬天之后，我似乎只是很偶然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是多么真实，多么可怕。在真真切切的战争面前，我的情绪似乎一片死寂。我发现，看到一排排新的坟墓时，我的喉咙不再像以前那样堵着。不知为什么，看到残缺不全的尸体时，我不再会畏惧，也没什么太深的感触。
只有当我独自静坐，远离一切，或者晚上躺在铺盖上，回想我看到的一切，想啊想啊想，最后，想到新近牺牲的人们给我带来的巨大打击，就好像噩梦一样。这种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想要逃离。
但是对于战斗的士兵来说，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第一次作战后，他就把这些抛在了脑后。他的血液是沸腾的，他是在为活命而战斗，杀戮之于他，就像写作之于我一样，只是一种职业。
他想单个杀人或者成批量杀人。他想看到德国人在突尼斯的陷阱中被蹂躏、被屠杀。他激动地谈起，尸体是如何堆积如山，我们的轰炸机是如何击沉载满了敌人的船只，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突尼斯、在他们自己挑起的大屠杀中悲惨地死去。
在这方面，前线士兵与我们其余人都不一样。我们其余人，你们和我，甚至是非洲战线后方的士兵们，我们都非常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但只是在理论上。而前线的士兵们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切实行动，杀死足够多的德国人，来结束这张战争。他们是真的在战斗。我们其余人，不管我们工作多么努力，都不是。不管你说什么，除了实战经验，没有什么能让人成为真正的战士。
在半决战————突尼斯中部的大扫荡————中，我们第一次有大型部队投入战斗。坦白地说，他们并非都出类拔萃。他们自己的指挥官也承认这一点，令人钦佩的是，他们没有打退堂鼓。英国人不得不几次帮我们渡过难关，但美国和英国指挥官都不担心，因为我们并不缺乏勇气，只是缺乏经验而已。他们都知道我们下次会做得更好。
第一步兵师便能证明，我们美国部队在经历了磨炼之后会有多能干。小伙子们在半决战中表现很出色。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我们的人员基本没有被俘虏的。其他人要么受伤，要么死战到底。“他们毫不退让，”一位将军说，“死也死在散兵坑里。”
我听说，战斗一结束，一位英国高级军官就去了战场。美国大兵们死在散兵坑里，手上依然握着枪，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这位英国老兵一遍一遍地自言自语表示哀悼：“勇敢的人，勇敢的人！”
一天下午，我们换到一个新地方，在一条隐蔽的装甲部队战线后面几英里处。正是这条战线把我们与突尼斯北部的德国人隔开。第一天晚上，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不知为何，整晚我都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这个夜晚像个地标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抵达新营地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还在搭帐篷，德国飞机就从头顶飞过。我们停下手上的事前去查看。这是敌机的惯常套路，地面和天空中都传来阵阵的隆隆声。突然，我们意识到一架飞机正朝我们直冲而来，我们发疯似的朝散兵坑跑去。我的两个军官朋友早就挖好了一个3英尺（0.9米）深的洞，在上面搭了帐篷。他们向帐篷跑去，我追了上去。帐篷的盖子打不开，我们紧张得挤在一起。最后，盖子终于打开了，我们一下从狭窄的洞口钻了进去。
我们趴在洞里，脸朝下，飞机在头顶上发出可怕的轰鸣声。我们都被困在里面，等待着袭击。周围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当一切结束时，我们找不到任何炸弹的坑洞，也没有人受伤。但我们能看到许多许多神色紧张的人。
暮色降临，前面的山里，大炮开始持续轰炸，因为离得不够近，声音不太清楚，更确切地说，就像是暴雨来临前的雷声————从童年起，这种声音就一直让我感到悲伤，仿佛预示着某种不可避免的厄运。
我们在帐篷里睡觉。附近农家院里有许多狗，它们叫了一整夜。炮声不断，24小时都没有停止过。偶尔有枪声，可能是德国巡逻队的，也可能不是。我们不安地躺在床上。睡意久久不来，我们辗转反侧。我啪的一声打开了手电筒。
“现在几点了？”旁边床上的克里斯·坎宁安问。
“差一刻一点。”我回答，“你没睡着吗？”
他没有。
远处一架飞机发出微弱的嗡嗡声，接着越来越近，直到飞到我们头顶。“是德国的，还是英国的？”克里斯在黑暗中问道。
“声音没有那种跳动感，”我说，“所以肯定是英国的。不过，见鬼，我也分不清，不知道是什么。”
飞机飞过，渐渐听不到声音。炮声依旧连绵不绝。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突然有一声枪响。几只母鸡发出吓人的咯咯声。我记得，就在黄昏前，一个士兵在我们的新营地向一条蛇开枪，他们以为那是眼镜蛇。我们刚刚还听说了蝎子的故事。我感到毛骨悚然，不知道我们的帐篷盖是不是足够严实。
另一架飞机在空中发出轰鸣，我们躺着听，心怀恐惧。突然，一条狗狂吠起来，在我们小小的营地里乱跑，像在追恶魔一样。我的心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平衡感，我变得神经质，对自己充满了愤怒。
飘飘荡荡的鬼魂，像波浪一样浮动，撞得我们的帐篷颤抖。鬼魂也轻轻地晃动地面，让狗吠得歇斯底里。鬼魂在天空中游荡，在我们的藏身处畏缩着，窥视着我们。到处都是鬼魂，随着战场上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们的队伍也在成倍壮大。
我们躺着，想着墓地、肮脏的士兵，还有令人战栗的大炮声，我们无法入睡。
“几点了？”黑暗中旁边床上传来一个声音。我又打开了手电筒。
“4点半，看在上帝的分上，睡吧！”
天亮前，我们终于睡着了，什么都没管。
第二天早上，我们聊了聊，发现所有人整夜都在胡思乱想。这真的令人费解，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更大的危险，许多个晚上，我们在这种炮声中照样睡得着。
只不过，有些夜晚，空气变得让人难以呼吸，心里的恐惧不知不觉地蔓延开来，我们又成了小男孩，迷失在黑暗之中。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凯鲁万是伊斯兰教的圣城之一，在法蒂玛王朝和齐里德王朝是行政、商业、宗教和学术中心。</span>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2] 军人身份确认牌。</span>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3] 用植物根、茎调味，含有碳酸气，不含酒精的饮料。</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