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在最后的决战中，我在马特尔战线加入了第一步兵师。北方的战斗是在山区进行的。我们乘车的时候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路、攀登、爬行。那些山都不大，但连绵不断。山上基本没有树木，易守难攻。但我们攻下了。
每个山脊后的山坡上都有德国人，他们挖了深深的散兵坑。他们面前的田野和牧场是可怕的，悄悄地埋着成千上万的地雷。前面的山坡是开放的，没有人占领，如果美国人想从山坡上爬上来，就会被机关枪、迫击炮和手榴弹成批地杀害。
因此，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又采用了过去的战术，先用大炮粉碎敌人，然后用步兵扫荡山头，从侧面和后坡夺取它们。
大炮几乎昼夜不停地轰鸣。我们的部队把炮弹发射到后山的斜坡上，在部队面前设置了一道屏障。炮弹在离地面几英尺的空中爆炸，就连躲在散兵坑里的德国人都被炸死了。德国人不停地挖散兵坑，挖得很深，想要躲避炮弹带来的死亡。我们的炮兵真是轰动一时。这一次，我们终于在合适的时机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军官们告诉我，我们实际拥有的枪炮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
每个区域的所有枪炮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发射，当我们把所有火力都对准德国人的山头，整个山坡似乎在喷火。炮火、烟尘和泥土，一片混乱。后来，有些德国老兵说他们从未看过这样的场面。
向步兵致敬————该死的步兵，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我喜欢步兵，因为他们处于劣势，是在泥雨霜风里奔波的大兵。他们从没有舒适的环境，甚至学会了在没有必需品的情形下求生。没有他们，非洲之战就不可能获胜。
我真希望你们能看到我看过的难忘的情景，哪怕只有一幕也好。我坐在刚刚占领的陡峭多石山坡上的一丛丛剑草中间，眺望着后面那片广阔而起伏的土地。一条狭窄的小径蜿蜒如丝带，穿过几英里外的小山，沿着长长的斜坡，穿过小溪，爬上另一个斜坡，再越过另一座小山。小径上，有一小队士兵。四天四夜，他们奋力战斗，吃得很少，顾不上洗漱，连觉都没怎么睡过。他们在晚上承受了猛烈的袭击、恐惧、屠杀，在白天又因为炮火的轰击而失眠、痛苦。
士兵们走在小径上，每人间隔50英尺（15.2米），方便随时分散。他们走得很慢，因为累得精疲力尽。这一点，从他们的背影就能看出来。他们身体的每一处线条、每一处下陷都在表明非人的疲惫。他们肩上和背上扛着沉重的钢制三脚架、机枪筒和铅制弹药盒。他们的脚似乎因承受过多的负荷而陷进了地里。
但他们并不是无精打采。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十分缓慢，清楚地显示出极度的疲惫。他们的脸是黑黑的，胡子拉碴的。他们都是年轻人，但身上的污垢、胡须和疲惫使他们看起来像是中年人。他们经过时眼中没有仇恨，没有兴奋，没有绝望，没有胜利的慰藉。他们脸上只有一种简单的表情，那就是，他们在那里，就好像永远都在那里一样，再没有别的。
队伍继续前进，似乎无穷无尽。整个下午，士兵们在山间穿行，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远远看去，他们像是蚂蚁，排着长长的队，疲惫地前行。看着他们，你感到痛苦，还有羞愧。
他们只是一些来自百老汇大街的家伙，也许你不会记得他们。他们已经远去了，疲惫不堪。他们的世界或许永远不可能为你所知，但如果你能看到他们，哪怕只有一眼，就在一瞬之间，你就会知道，无论在国内的人们多么努力地工作，都永远无法跟在突尼斯的步兵相提并论。
经过四天的战斗，我所在的分队在新拿下的山头休息了两天，两边的兄弟部队都跃跃欲试。
在休息之前，士兵们在后山坡上挖散兵坑。每个人都在挖。这是指挥官们不可侵犯的规则，没有人想要违抗。每当有人停下来，即使他认为自己快要累死了，也会在坐下前给自己挖个洞。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人体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从极度疲劳中恢复过来，人类的心境能够如此快地恢复到可以大笑、抱怨、胡编乱造和想家的状态。
他们设立了哨所，地上布置好了电话线，巡逻的工作也照常进行。然后，士兵们躺下睡觉，直到在酷热的阳光中醒来。
然后，他们成堆地坐在一起聊天。什么都没做，一天很容易就过去了。那天晚上，我们像是在过平安夜。天黑前，吉普车送来了邮件。然后是我们的铺盖卷。天黑了，热热的食物送到了，这是四天来的第一批。它们是在几英里外的流动厨房里烹制的，由吉普车用大的保温箱运到山脚下。士兵们把保温箱扛在肩上，在黑暗中沿着羊肠小道送到山上各个地方。
热腾腾的食物和热咖啡让士兵们顿时有了活力。吃饱喝足后，他们躺下睡觉，满足得让人心酸。因为疲劳，他们对身后彻夜轰鸣的炮火充耳不闻。山上没有蚊子，跳蚤也很少，但我们发现山脊上有许多可怕的蛇、两条腿的蜥蜴、蝎子、蜈蚣、个头过大的恙螨和食人蚂蚁。
天亮前，热热的食物又送来了。我们在4点时吃了早餐，然后开始新的一天。有消息说，晚上会有人来收信，所以大兵们坐在地上写信，但写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无法在信中说明白自己刚刚经历了什么。
他们把水盛在钢盔里，几天来第一次洗脸刮胡子。他们被分批送去山谷中的小溪里洗澡。其余的人成堆地坐在地上聊天，或者独自在散兵坑里擦枪、看书，或随便放松放松。一批两个月前出版的《美国佬》杂志和一批两周前出版的《星条旗》也送了过来。有些士兵读侦探杂志和漫画书，它们是跟着铺盖卷一起送来的。中午，大家都打开了冷的C口粮罐头。他们把装在5加仑（18.9升）水罐中的冷咖啡放在阳光下晒热。
士兵们互相理发。理得好不好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们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有些人几乎脱得精光，躺在毯子上晒太阳。他们的身体晒得黑黑的，仿佛在迈阿密海滩过冬一样。他们头上戴着头盔的内衬，因为正午的太阳很毒辣。
因为之前在岩石上爬行，他们的膝盖蹭掉了皮。他们发现自己身上有些不要紧的伤口，打仗时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有些人脱下鞋子和袜子，脚上许多青紫色的伤处，涂着运动员常用的那种药膏。
我坐在他们身边，他们开始讲故事，既有趣又严肃地讲述他们的战斗。“我们总是遇到最艰难的情况，”他们说，“这是我们来到非洲后的第三场大战。德国佬真的很害怕我们。他们了解我们的装备，他们不喜欢我们。”
他们就这样聊天、吹牛、大笑，谈论自己的恐惧。夜幕降临，寒意再次袭来，天一黑，热腾腾的食物就送到了。接着，消息就传开了，命令是通过电话下达的。没有兴奋，没有牢骚，也没有渴望。他们早就料到了。人们静静地收拾行李，打好包，举起步枪，各自站队。
他们一言不发，像幽灵一样排成一列，沿着蜿蜒的羊肠小径缓慢地走着。他们的脚趾碰触地面，颤抖着，仿佛在嘶哑地咒骂。他们像鬼魂一样前行。在3英尺（0.9米）之外，人们看不到也听不到他们。我们的大炮不时闪着刺眼的光，那一瞬间，一长串戴着黑色头盔的人影闪现。然后，黑暗和寂静再次吞噬了他们。看到这里，不知为何，你会被深深地感动。
我们营队分成两支队伍前进。第一支很早就出发了，他们接到命令，在凌晨3点攻打前面某个山头。另一支在午夜后出发，在黎明前到达某个受保护的干涸河谷，先隐藏起来，随时待命。我和第二支队伍在一起。
这么快就开拔，士兵们并不感到沮丧。他们只是接受命令。他们觉得自己在战争中的付出已经超过了自己的义务，但在他们心中，有一种触动人心的服从，无论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去做。
凌晨1点，我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铺盖卷和个人物品都被留下。我只带了我的呢子大衣，还有小铲子。我们分成两个纵队，在半英里（804.7米）的山坡上齐腰高的野草中前行。山坡上到处都是巨大的弹坑。我们必须用脚试探，绕开它们。草丛中藏着巨大的石块，士兵们跌跌撞撞地前进，时而连同沉重的装备一齐摔倒在地，然后骂骂咧咧地站起身来。
最后，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小路，排成了一列。一开始速度很慢，因为我们跟第一支队伍里掉队的人碰上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因为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停下来，只能坐在地上等待。
我前面的那个人，宾夕法尼亚州埃弗里特的二等兵李·霍金斯，背上背着一台50磅（22.7千克）重的收音机，外加两盒弹药。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在黑暗中艰难行军的。
几个小时后，前面的路似乎畅通了。我们排成一列，轻快地走着。我们不得不盯着地面，每一步都得看仔细。月亮升起来了，却躲在一片巨大的乌云后面，只露出一点亮光。我们聊了一些事，不多，又做了几次短暂的、无法解释的停留，然后纵队中突然有消息传来：“不许说话。往后传。”
从那时起，除了前面的德国大炮和后面的我方大炮的声音之外，我们默默行进。双方的大炮几乎不间断地开火。我们可以听到沉重的炮声，接着是炮弹射出时的沙沙声，它们在我们头顶上方飞快地飞过。这让黑夜有了一种奇怪的伟大之感。我不禁感到兴奋，在这紧张、跌跌撞撞的行军之中，我们穿过异国的黑暗，进入一片未知的世界。
如果一个人想要笑一笑的话，其实也不难。有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台半导体，他从傍晚就试图联系前面的纵队。他的天线有些问题，一整晚他似乎都在走动，寻找信号。但无论我们在哪里转弯，无论在哪里停下，我们都能听到同一个声音，在徒劳的搜寻中逐渐变得可怜，它轻轻地呼唤：“利普曼呼叫豪威尔。听到请讲，豪威尔。”
夜幕降临，那个声音还在继续呼唤着同伴，就像萨罗扬戏剧中的一幕。
双方的炮弹一直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在几英里外的地方降落。突然，我们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了，因为一颗德国炮弹朝着我们呼啸而来。根据炮弹的声音，人的本能会告诉他炮弹离他还有多远。我们整个纵队都齐刷刷地趴倒在地。
炮弹在我们右边200码（182.9米）处落地爆炸，发出可怕的巨响。我们站起来，又有一颗炮弹飞了过来，这次落在了我们左边。我觉得浑身无力，其他人也是如此。
接着在左边，我们听到了德国的机枪声。我们总是能把德国机枪声跟美国的机枪声区分开来，因为它要快得多。队伍里传过来命令，让我们蹲下。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又一个命令传来，我们都挤在草地里躲了大约5分钟，然后又继续前进。
在天亮前半个小时，我们到了要去的地方。那是一大片白色的岩层，大约有好几英亩，就在我们前一支部队已经战斗过的山脊后面。
指挥官告诉我们，在岩石中找个好位置，分散开来，马上挖洞。他不需要催促，我们挖得很自觉。几百码远的地方，机关枪响个不停，不时有子弹朝我们飞来。
我们收到的命令是用铲子挖洞，因为鹤嘴锄撞击岩石的声音可能会让德国人发现我们。我们低声耳语。白色的岩石就像鬼魂，我们看着它们时，觉得它们好像在动。我挑了一块L型凹地，旁边有两块膝盖高的石头，然后在它们前面挖一个洞。天亮时，我们都在洞里，大炮发射得更加疯狂，似乎把天空都吞噬了。
那时，我们已经24小时没睡觉了。我们躺在洞里疲惫不堪地睡着了，全然不顾身边的嘈杂喧闹，还有早上明亮的阳光。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听到岩石后面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恳求，在我听来好像有点颤抖，但仍然坚定地说：“请讲，豪威尔。请讲，豪威尔。”
突尼斯北部的大部分山地战斗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在月光的阴影中。对我来说，军队是如何在一片黑暗中徒步穿越他们完全陌生的坎坷、无路的乡野，一直是个谜。
部队前进和我想象的一样困难。速度很慢————每小时走上1英里（1.6千米），已经是很快了。士兵们通常只走成一列。他们不是在行军，只是在往前走。每个人都必须小心翼翼地下脚去感受前面是什么路。当然，他会摔倒，会踩进坑里，或绊倒在电话线上，或者脚趾踢在岩石上。他会倒下去，又站起来，接着往前走。他试图与前面的人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样就可以模糊地看到对方的身影，跟在后面走。在夜里保持前行，跟在暴风雨的夜晚在海上航行一样艰难，因为一切都是在完全的黑暗中进行，没有任何地标可以参照。
纽约的德里斯科尔上尉说：“我们的步兵中也有小精灵[1]。最坏的小精灵就是能移动大山的那个。我们在黑暗中朝着某座山出发，在前进的过程中仔细检查一切，好不容易走到跟前，小精灵却把那座该死的山移走了，哪里都找不到。”
纵队的领头人是“向导”，他们白天巡逻时探好了路，记住了主要的道路、山丘和沟壑。此外，纵队最前面还有一个拿着指南针的军官，如果有疑问，他就蹲下身子，用毯子罩住自己，用手电筒照看指南针上的方向。
还有许多“向导”分散在纵队之中，以防后面的人掉队。此外，领头人还会沿途留下标记，通常是每隔几百码就留下一些白色的地雷标记带。这一次，白胶带用完了，所以他们用了外科医生的白纱布。有时，他们用厕纸包上石头，放在路边做标记。
尽管如此，每个队伍还是有两三个糊涂虫迷路掉队，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会在山上四处找人打听自己的队伍在哪里。
进入新地界的纵队会布置好自己的电话线路。你们或许知道，陆军的电话线都是布在地上的。我们用的电线非常轻，即便像我这样的小个子，也能轻松在胳膊下夹上一卷半英里（804.7米）长的电话线。在我们出发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随身带了两英里（3.2千米）长的电话线。在用完了一个半英里长的电话线卷轴时，我们联系上了一部战地电话，并致电给营地总部，告诉他们我们走了多远，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以及他们是否有什么反对意见。电话线又铺上半英里后，电话就响了。
德国人很擅长一件事，那就是挖掘和伪装他们的火炮发射阵地。有一次，我们把德国人赶下山时发现了一枚88毫米的防空炮。战斗结束后，我们回来取大炮，却怎么也找不到那该死的东西，虽然它显然还在那里。
他们还在山坡上挖洞，把机枪和狙击手留在洞里。德国人撤退时，这些人就躲在岩石山坡上，躲在我们的部队中间。我们占领山头后，他们就在我们后方开火，当然，他们也是自取灭亡。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他们。
我们占领了那座山后，两个德国机枪手待在他们的小防空洞里，连续射击了三天，尽管我们的部队在山坡上到处宿营，睡在离他们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每天经过或越过他们机枪所在的位置几十次。
德国人有个本事。他们会挖一个大洞，用山坡上的岩石盖着，留下一个刚好可以开火的小洞。他们会留几天的口粮，一直待在那里直到被俘。他们的藏身之处与山坡上任何一处并无不同。我们会经过它，甚至站在它上面，却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一旦发现了，我们就会知道，如果不把岩石砸碎，就没法把枪手弄出来。
在突尼斯某个难忘的白天，3000到4000枚的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诚然，它们中的许多只是经过我们，会落在别的地方，但也有足够多的炮弹，会让我们在这一天结束之前伤心欲绝。就在附近，一场战斗正在我们左边几百码处进行，地雷在我们右边炸毁我们的吉普车，德国机关枪的子弹不断飞过，令人恼火。
那天，我的衣服被嘲笑为“预备装”。但当我听到经历过四次大战的士兵们异常严肃地说：“兄弟，你的衣服都皱巴了！”我觉得我宁愿彻底退役，也不愿做预备役。
那一整天，我们就好像是炮弹和子弹的十字路口。一整天，枪炮彻底包围了我们。这个包围圈的3/8是德国的，5/8是美国的。我们的炮火正在轰炸前面的阵地，德国人正在轰炸我们后面的阵地。炮弹从四面八方朝我们呼啸而来。14个小时的白昼中，我觉得头顶的天空没有一分钟是安静的。
枪炮离我们很近，即便是在嘈杂之中，声音也显得十分凶残。除了枪声，我们头顶的天空中充满了炮弹的轰鸣声。人们看不到炮弹，除非发射时他站在炮口附近。但是炮弹发射时发出巨大的声音，人们似乎不可能看不见炮弹。有些炮弹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都发出巨大的声响，有些则只是单调的嗖嗖声。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声音。我听过的最接近的是把棍子往水里戳的声音。
有些明显有缺陷的炮弹，变形并发出奇怪的声音。我记得有一个听起来像是个火车头，以每小时40英里（64.4千米）的速度驶过。另一个则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声，好像在翻过来掉过去。它飞过之后，我们都笑了。
他们说，人永远听不到即将击中自己的炮弹的声音。幸运的是，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我知道，炮弹落得越近，能听到它们声音的时间就越少。那些落在离人不到100码（91.4米）之处的炮弹，爆炸前一秒人们才能听到。这种声音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恐惧，不仅仅是害怕，还混杂着极度的绝望。
每一次飞过来的炮弹似乎都会击中自己。闪避是本能，我已经不知道该不该闭上眼睛了。我知道的是，我变得如此虚弱，腿都软了，过了10多分钟才恢复正常。
炮弹离我们太近，连老兵都会吓得跳起来，和新手一模一样。有一次，我们听到空中同时有三发炮弹向我们飞来。我不能说我的虚弱程度是往常的三倍，但在它们都安全地落在100码（91.4米）外后，我知道，我不得不嘟哝着拼尽全力才能拿起一块苏打饼干。
有时，敌人的炮火稍稍安静一点，我们以为德国人正在撤退，直到突然，一片令人发指的炮弹轰鸣声、迫击炮爆炸声甚至机关枪声把我们吓一大跳。
傍晚时分，战况平息下来。据说敌人在后面的几座山上。我在士兵中间闲逛，他们有的坐在散兵坑里，有的站在散兵坑外。有人跟我说了一个新兵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的故事，所以我四处找他。
他就是来自纽约秘鲁镇的二等兵马尔科姆·哈布林，一个24岁的农民，1942年6月才参军。哈布林是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安静得像只老鼠。他戴着银框眼镜，钢盔在他头上太大了。他在战场上显得很不协调。但在他的第一场战斗中，在埃尔盖塔，他却安然无恙。一枚88毫米的炮弹正好落在他右边，一块巨大的炮弹碎片从他的左臂和胸部之间穿过，把他的夹克、衬衫和汗衫撕成了碎片。他却丝毫没有擦伤。
他仍然穿着那件破烂的制服，因为他只有那一件。他给我看了衣服上的破洞，我们友好而平静地交谈着，突然，一阵巨响传来，一切又开始了。
哈布林跳进他的散兵坑，我正好跳在他身上。有时候，人没能及时听到炮弹的声音，一切都太迟了，除非那是一颗哑弹。它在我们前面大约30英尺（9.1米）的地方着地，从我们身边跳过。它离我们很近，近到我们差点能抓住，最后在我们后面不到100码（91.4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哈布林看着我，我也看着哈布林。我又有了力气，在他耳边促狭地说：“这就是你，还有你的死里逃生！”
当然，我和士兵们一样过活。我们的家在地上。我们在地上坐，在地上吃，在地上睡。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换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不停地前行。建造新的营地，其实只不过是新挖一个散兵坑。我们基本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子。没有人有两条毯子，许多人连一条毯子都没有。我在地上睡了三个晚上，没有东西垫，也没有东西盖。最后，我终于有了一条毯子，有了半个“避难所”。
我们好几天没有吃到热乎饭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粮，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注意到没有热乎饭。送来的水是罐装的，但人们很少洗漱。
有时，我们在行军途中彻夜不眠，然后白天睡觉，直到炎热的太阳让我们睡不着。有些人直接睡在散兵坑里，有些人则睡在旁边的地上。因为这里的石头很多，大多数人用石头搭成石墙，来加固自己的散兵坑。
我们被88毫米火炮、47毫米火炮、机枪和坦克攻击。尽管我们拥有空中优势，还是遭受了无数次俯冲式轰炸。不过，德国人总是急忙赶过来，又急忙赶回家，所以总是瞄不准，炸弹在空地落下，没有造成伤亡。黎明时分，我们总是会被俯冲式轰炸惊醒。
在经历了炮击和轰炸之后，我认为密集的炮击是二者之中更可怕的。旷日持久的炮击让人无法忍受，我们看到许多人得了可怜的“焦虑性神经症”。
夜晚有时是美妙的。大炮轰鸣，天空一整夜都在闪烁火光。从地面发射照明弹，飞机上跳下降落伞，装甲车隆隆驶过乡野。德国飞机在天空中穿梭，寻找地面上的闪光之处。
黄昏时分，一群群的担架手出发，把伤员从前线部队中抬出来。每天清晨，天亮之后，担架手和自己能走的伤员们就缓缓下山。排着长队的弹药运输兵艰难地向我们走来，肩上扛着三组沉重的迫击炮弹。
在我们身后几英里处，工程师们日夜不停地工作，挖掘、爆破，用推土机碾过山丘，以便我们的车辆能够跟上前进的部队。
有时，我们30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都没有合眼。起初，战斗和兴奋感让我无法入睡。我不想睡觉，生怕错过什么。而且，一开始的炮声震耳欲聋。但我在队伍里的最后两个夜晚，我连续睡了8个小时，什么也没听到。
在被袭击的所有时间里，我感觉很好。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睡眠，似乎并不让我感到困扰。即便是在行军时，我也从未感到身体上的疲惫。生活是那么多姿多彩，充满了不确定，常常不知不觉一个星期就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兴奋或紧张，除非是在被炮击或轰炸的那些快速行军的日子，而这些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某天早晨天亮后，我终于离开队伍时，感觉从未如此好过。
然而，我一安全回到营地，一种强烈的疲惫感就涌上心头。整整两天两夜，我几乎都在睡觉，除非为了吃饭，否则一点也不想起床。我的头脑和身体一样无力。我觉得，我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被消耗掉了。这种极度的疲劳是我没经历过的。很明显，这是因为我卸下了心头的重负，虽然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紧张。直到第四天，我才恢复了正常，即使在那时，我也担心我对受伤的士兵想得太多了。
从道义上来看，德国人的88毫米火炮是邪恶的，应该避免使用。
在战争初期，我曾说过，在突尼斯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人所起到的作用相对很小。如果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是真的。但是在战斗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我在前线战场上，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我很难从大视角去看到什么，我很想自食其言。
在我看来，有时候我...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