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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随时出发。
每个营房和娱乐大厅的墙上都画满了卡通画，画得很好，都是军团生活相关的笑话。这是军团的另一个传统。新的部队搬进来，就有权擦掉所有卡通画，画上自己的画。
法国外籍军团自1831年成立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他们有两个引以为豪的博物馆，记载了他们的历史。博物馆的瓷砖地板上，铺着美丽的棕色和白色阿尔及利亚地毯，有点像我们纳瓦霍印第安地毯。墙下放着一箱又一箱的军团纪念品————古旧的刀剑、旗帜、制服、枪支、子弹和装饰品。
墙上挂着数百张照片，都是光荣牺牲的军团成员。有个房间的墙下，站着许多真人大小的蜡像，显示了军团多年来穿过的十几种制服。
博物馆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狂野或充满异国情调。它很像史密森学会[1]的一个小分部。一位比利时下士担任向导，他会对所有东西做简单的讲解。纪念明信片和小册子在这里都有出售。
在所有纪念品中最珍贵的是一只木手。1854年，军团在俄罗斯克里米亚作战。在那次战役中，有位丹茹上尉，他的手被子弹打掉。他做了一只木手来代替。这只手做工精细，手指都是连在一起的，看起来栩栩如生。
在马克西米利安担任统帅期间，军团前往墨西哥，在那里进行了军团历史上最难忘的战斗。115名战士组成的分队，埋伏在卡梅隆镇的一个庄园里，与一支4000人的墨西哥部队作战。军团分队除了三个人，都牺牲了。很像我们的阿拉莫战役[2]。戴着木手的丹茹上尉在那场战斗中阵亡。后来，人们找到了他的手，送回了西迪贝勒阿巴斯。
这场战斗发生在1863年4月30日。每年4月30日，军团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和阅兵式。丹茹上尉的手被放在玻璃盒子里，作为军团的象征被展示出来。
这一切似乎有点可怕，但军团对此感触颇深。
虽然很少见，但军团和其他组织一样重感情。在骑兵身上，我尤其看到了这一点。军团逐步解散骑兵队。所有漂亮的马都被卖给了农民，骑兵也被机动化了。你也知道骑兵们对马的感情。当我意外地走进马厩时，马厩干净又整洁，一点也不像马厩。我瞥见，一个年轻的士兵在亲吻马的前额。他是一个看起来很难对付的小伙子，不像是温柔、伤感的人。当军团的骑兵开始骑“铁马”时，有些东西就不再存在了。
实际上，西迪贝勒阿巴斯已经成为这里的美国人的圣地。每周都有4000多名美国军官来到军团基地。军团为来访的美国军官们举办许多活动。美国大兵们和外籍军团的士兵一起走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馆里，尽情地交谈。
军团里的一个英国人，约翰·怀特韦军士，让我在那里过得非常愉快。怀特韦根本不是冒险家，他只是一个普通商人。
一战刚结束，他就去巴黎生活了。二十年来，他是美国电冰箱和无线电公司在巴黎的销售代表。他娶了一个法国女孩，有三个漂亮的孩子，最小的那个他还没有见过面。这个时候，孩子快三岁了。
1939年，战争一触即发时，怀特韦觉得应该为支持了自己二十年的国家而战。他不能参加正规的法国军队，只能加入外籍军团。他们战斗到法国沦陷，然后被送往阿尔及利亚。从那以后，怀特韦就一直待在这里。
对于他这样一个成熟而有才智的人来说，头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他的经商能力和办公室经验使他成为军团的无价之宝。很快，他就被派往总部做一些行政工作。就这样，他逃离了漫长、严酷而致命的营房生活。
美国人来的时候，怀特韦是军团中少数会说英语的几个人之一。因此，他立即被派往美军总部担任联络员。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便服，就是他带我去的西迪贝勒阿巴斯。
虽然只离开了一个月，但他回到这里就像是王者归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军团的士兵和军官都会向我们敬礼、停下来跟我们握手、叽叽喳喳聊上一通，好像他已经离开了很多年。法国小姑娘们，他一直在教她们英语，看到他回来，沿着街道跑来亲吻他。他似乎是一个让法国人喜欢的英国人。
跟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好几个人。除了怀特韦中士和我之外，还有五名美国陆军军官————伊格伯特·W.柯万中校，曾在世界各地的正规军服役，他的女儿雪莉即将成为国内的运输机飞行员；阿特·尼伦上尉，来自达拉斯的吵闹的牙医，他的座右铭是“每天看牙医，一年刷两次牙”；阿尔伯特·德切尼斯中尉，年轻的波士顿医生，会说法语，说得还不错，可能是因为他叫这样的名字；芝加哥的马克斯·库纳特中尉，战前是美国最好的房屋销售员，至今仍随身携带着样品房的销售手册；还有伦纳德·贝斯曼中尉，可爱的密尔沃基律师，不会说法语，却有着不断尝试说法语的优点。
伦尼（伦纳德）和马克斯是军团的狂热支持者，看到什么都觉得很厉害。莱尼从小就是军团的粉丝，我们差点就要拦着他，要不然他就得当场报名加入军团。
伦尼在法语方面的努力，让来自罗马尼亚的骑兵中士保罗·埃克塞迪·德·卡波颇为赞赏。他整天和我们在一起，最后几乎含泪将他最珍贵的勋章别在伦尼的上衣上，以示敬意。
当我们来到一家客人几乎全是军团战士的小酒吧时，马克斯就派上了大用场。酒吧的老板是一个名叫卢塞特·鲍姆的瑞士人，他在军团服役了二十年，后来退休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帮助他经营这个酒吧。
马克斯会说德语，结果就是：马克斯和瑞士人挤在一起说德语；德切尼斯中尉和店主的女儿们挤在一起，说地道的法语；柯万中校和身边的一小群人讲述着在印度支那猎杀大象的故事；阿特·尼伦站在门口，对着所有路过的阿拉伯孩子大喊：“齐德，亚拉，你这个小家伙”；伦尼和中士挤成另外一团，说着蹩脚的法语，手还比画个不停；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用西班牙语点早餐，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
跟早餐相关的词汇碰巧是我仅会的一点西班牙语，如果我不在这一片国际氛围里转上几句别的外语，哪怕是在午后时分装模作样地点上一份早餐，我就混不下去了。
外籍军团万岁！[3]
***
在《火爆三兄弟》[4]上映多年后，在世界上这个偏远的地方，拜访它所描写的那些人，真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我情不自禁地钦佩军团的尊严，它严格的纪律，它的整洁，还有它的所有传统。
但除此之外，对我来说，外籍军团的生活是很可怕的。仅仅为了战斗而战斗是我无法理解的。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史密森学会成立于 1846 年，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是一家教育、科学研究基金会，名字来源于英国化学家和矿物学家詹姆斯·史密森。</span>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2] 阿拉莫之战（1836 年 2 月 23 日——1836 年 3 月 6 日），得克萨斯州脱离墨西哥的关键战役。</span>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3] 原文为西班牙语。</span>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4]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三兄弟参加外籍军团的故事。</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