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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北非美国和英国记者、摄影师超过了75个。由于盟军总部位于后方的一个大城市，大多数记者都住在那里。在突尼斯的，一般在12人到24人之间。三大媒体，一般每个有五个工作人员，通常是三个人在总部，两个在前线，每隔几个星期就轮换一次。
留在城里的记者们过着类似正常的生活。他们住在旅馆或公寓里，在餐馆或军官食堂里吃饭，按正常时间工作几个小时，有时间洗衣服，穿常规的工作服，身上保持清洁，从社区和总部的工作人员那里获取消息。
我们中有些人在突尼斯待了两个多月，从未返回城市。我们回城时，再次回到现代文明的第一天，感到非常兴奋。
但后来我们有了一种反应，我们变得焦虑不安，对城市生活的混乱与刻板感到紧张和不耐烦，并且希望能再次回到前线。
前线的生活，最突出的特点是它非常简单。那是一种只有基本必需品的生活————食物、睡眠、交通，一个人能获得多少温暖与安全，完全看他有多少聪明才智。通常，当生活被剥夺得只剩下活着的必需品时，它就是空虚的，无聊的。但前线的生活并非如此。我从来没有感觉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从不知道当天是星期几，不知不觉地，一个月的时间就悄悄过去了。
在前线，一般的责任和义务都会消失。人们不需要安排见面，没人在乎别人的外表，繁文缛节也减到了最少。没有办公桌，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吃饭前不用洗手，吃饭后也不需要。没有桌子，没有时间规定。对于脏兮兮的小孩来说，这里简直是天堂。
这种生活也很健康。在冬天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觉得很冷，但矛盾的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觉得身体这么好过。寒风把我的脸吹得通红，但我的体质变好了。我和往常一样，一天吃两顿饭。四十年来，我从不觉得饿，但在突尼斯，我吃得像马一样多，还一直喊饿，都成了别人的笑柄。
这种生活还给了我一种崭新的成就感。在正常生活中，所有的小事都有人给我们做好。我用写作赚钱，然后用这些钱雇人来给我洗衣服，擦鞋子，整理床铺，打扫浴室，给车加油，给我做饭，拎包生火。
但在非洲不是。我们什么都自己做，突然再次意识到，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别人写的故事比我好带给我的沮丧感，可以被“我比他更会打铺盖卷”抵消。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种活力感，我们是一切的中心，是它的一部分————不仅仅是旁观者，而是团队的一员。我全情投入进去，甚至不愿意做我去那里本该要做的事情————写作。我宁愿每天都在前线，每天。
我写过，当一个人身处其中时，就不会觉得战争是浪漫的。没有什么能改变我这个看法。但我必须承认，战争让人有一种兴奋感，一种内心深处的兴奋，它只会出现在和平时期无法达到的紧张状态之下。
部队把我们这些记者当成大家庭的一员。我们认识数百名士兵，并与他们成为朋友。我们认识在突尼斯的每一位美国将军，他们也认识我们。前线没有阶层的藩篱。任何时候，记者们都被坦诚告知当前所发生的一切。
一开始，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但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战争机器赶上了我们。有一条规定说，除非有一名军官陪同，否则记者不得进入前线。也许这是一条很好的规定，我不知道。但我们中大约有二十几个人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奇怪，好像在自己家里受限制。几个星期后，这条规定就被废除了。我们又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了。
当记者们第一次于1942年秋天前往突尼斯前线时，他们没有特别的装备，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我们中有些人只能蹭部队的车，有些人买了法国轿车。我们在所有可能的情形下写作，在车里，或者在荒凉的乡村旅馆。我们用了很多方法把作品带回城市，包括走到随便一个即将登上飞机的人那里，然后说，“嘿，乔，你能帮我把这个捎走吗？”
到了春天，情况就不同了。部队公共关系办公室在战线之后设立了一个前哨点，组织了前线与总部之间的定期航空快递，把我们的信件发给我们。他们有几辆吉普车给记者们用。有一段时间，他们有一所房子，记者们可以在那里吃饭，从前线回来时，还可以把铺盖卷扔到床上。部队公共关系办公室希望最后能给我们配备帐篷、桌子和固定的厨师，这样就可以与先遣部队并肩作战，像马戏团一样灵活移动，我们可以别具一格地报道战争。
起初，我要出门时就只能在一些机构的总部附近闲逛，看能否碰上有人跟我顺道，能让我蹭卡车或吉普车，然后把我的东西扔上去，再一起出发。不久，我很幸运地弄到了一辆吉普车。负责此事的人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福特市的埃德·阿特金斯上尉，他掌管着许多车辆。他和马克斯·库内特中尉在这种小事上帮了我那么多，欠他们的情我得花上十年才能回报完。
一开始我们只有两三个人有吉普车，所以我们总是试着最大限度地使用。我曾与合众社的唐·科合用过我的吉普。《时代-生活》的威尔·朗和我一同远行了好几次。有时候，我一个人四处游荡，尽管这不是特别明智，因为最好有人在后座观察天上的飞机。
在吉普车上，我们带着所有的物品————铺盖卷、打字机、军用背包、帐篷。我们还会多带些汽油罐、伪装网和一箱罐装口粮，以防困在部队餐车到不了的地方。
我们清楚美国前线几百英里范围内所有的加油站。我们直接开到一个加油站，告诉负责的士兵，我们需要汽油。他会拿出钳子，敲开几个5加仑（18.9升）的桶，然后把汽油倒进去。他会问：“这要算到谁的账上？”我们会随便告诉他一个部队编号，甚至是一些胡诌的分队，比如“撒哈拉任务分队”。他们很少会追问，因为显然军用汽油就得加进军用车辆里。
我记得有一次，一辆英国卡车拦停了我们，年轻的司机说他没油了。我们说，我们会给他5加仑（18.9升）汽油。他大吃一惊，然后问我们，是否有什么表格需要他签字。我们说没有什么该死的表格，直接把油倒进了他的油箱。他更加吃惊了。这些疯狂的美国人，他们做事情可真简单啊。
只要一停下来，游荡的记者们就能立即睡着。通常，我们会睡在光秃秃的瓷砖地面上，那些原本的旧农舍改成了部队的总部。我们发现，在地板上或地上睡上几个晚上后，就不觉得那么艰苦了。我想我大概是唯一一个经常睡便携式帐篷的记者。有些记者带着可折叠的帐篷帆布床，但我不带，因为我没有；除此此外，我觉得睡在地上更加暖和。
我们的主要困难是保暖。我常常把铺盖卷和两条毯子垫在身下，在身上盖三条毯子，再加一件呢子大衣，有时候还盖着吉普车的帆布罩。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睡觉，脱下的只有呢子大衣和鞋子。
在战争中，我最大的失误是没有从国内把睡袋和橡胶垫带来。它们跟铺盖卷一样轻，但舒适度却是铺盖卷的两倍，保暖度却是三倍。我猜，有一半的军官带了睡袋。不过春天到来的时候，这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奇怪的是，在前线，我们起床的时间并不会太早。营地总部的早餐通常持续到8:30，因此，我们可以睡到8点左右。
我们记者四处游荡时，不管在哪儿，只要赶上饭点，就会吃上一顿。在最前线，军官和士兵站成一排，一同进餐。但在前线后方几英里，他们就会分开吃饭。在那些哨点，记者们通常在军官食堂吃饭，食物放在厨房餐车后面的托盘里。我们会找块石头坐下，或者直接坐在地上吃。
在更远一点的后方，食堂在帐篷里。有时候，我们会坐在桌子旁，用盘子吃饭，还有服务员给我们服务。
记者们总是很受欢迎的。我们天天在各地跑，突尼斯每个分队的军官都认识几个。过去蹭顿饭成了一次小小的相聚。不管认不认识军官，我们肯定认识司务长————自我保护的古老法则。
我有两个最喜欢的厨房朋友，他们碰巧都是匹兹堡人。一个是帕特·多纳迪奥中士，来自匹兹堡郊区的阿利森帕克。另一个是一等兵乔·福克斯，来自匹兹堡橡树山区费尔默4513号。帕特在野木高尔夫俱乐部工作了十年。他希望战后这份工作还在那儿。他是一个装甲部队的司务长，准备的饭菜非常好吃。我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缘分，因为就在我第一次去他的食堂吃饭时，他刚刚收到他妻子的一封信，里面说到了我的故事（我想她说的应该是好话）。
帕特有意大利血统，说得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他觉得要是他去意大利，应该会很方便。
乔·福克斯不是司务长。他是总部食堂的一个服务员。我偶尔会去那里闭关写作。不过，当服务员没什么不好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尤其是像乔这样的人。他可以在我们下午饿的时候煎两三个鸡蛋，也可以在深夜泡出一杯热茶。他是个有本事的家伙。说到他，军官们都会笑着说：“那个福克斯，的确有点本事。”他的绰号是“失误界的福克斯[1]”。自从在一场高中棒球比赛中满垒时被三振出局之后，他就有了这个外号。他是一个体育迷，曾经是一座棒球场的引座员。但不幸的是，他最后成了一个女鞋推销员。乔认为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2]和我都很棒。我们却觉得乔很了不起。当然，佩格勒从没听说过乔，所以我帮他给乔投了一票。乔在4000英里（6437.4千米）之外的远方，我想佩格勒可以破一次例，由我代表他稍微喜欢乔一点。
大多数军官都想方设法每天洗一次澡，但我个人更倾向于士兵的心理，省略了这一步。经过几周的前线生活，一个人对生活的美好和必需品的看法全部都发生了变化。
我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记者，我对苦战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活了半辈子，我一直定期洗澡，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每天换袜子，世界就会毁灭。但在非洲，我有时两个月都不洗澡，甚至两个星期都不脱袜子。奇怪的是，跟以前也没什么差别。
我对住宿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如果我在某家旅馆睡到一张凹凸不平的床，我会气恼不已。在这里，要是能找到一个背风的地方躺下睡一觉，我会像捡到金子一样高兴。一天晚上，另一个记者和我到了前线一个指挥部。和所有的指挥部一样，它是由农舍改建的。士兵和军官们躺在所有能躺的地方————卡车里、树下、谷仓和鸡舍里。天气又冷又湿，像往常一样。
身在前线时，没有人告诉记者应该在哪里睡觉。他自己会找地方。我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一个地方。那就是谷仓的一辆法国运谷物的四轮车下。士兵们找来几块瓦楞纸板，放在货车的三个侧面，当成墙。车板成了我们的屋顶。他们从附近的稻草堆拿了些稻草，铺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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