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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老顾客写信。这是一种什么销售素养！
有一天，在部队驻扎的一片橄榄林中，我看到一只美丽的德国牧羊犬在四处搜索。原来它是士兵们一路从美国带来的。我们在非洲的士兵养了许许多多的狗当作宠物，但它是为数不多的几只从家乡远道而来的狗之一。
最开始，她属于明尼阿波利斯的爱德华·穆迪中士，他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他死后，炮兵连收养了她，把她当作吉祥物。她经历过两次长途运兵之行，分别在爱尔兰和英格兰服役，还在突尼斯前线参加过几次战斗。从英国来这里的路上，她生了八只小狗。
她的名字叫“小姐”。士兵们最初找到她的时候，她只有三个星期大，所以她的一生都是和穿军装的士兵们一起度过的。她对平民总是持怀疑态度，看到穿便装的人，她就会狂叫不止。尽管军旅生涯很长，但这位“小姐”还是很害怕枪炮。每次大炮开始轰鸣，她就浑身发抖。小伙子们希望她能克服恐惧，和他们一起冲向战场。
我还认识另一只从美国远道而来的狗。他是一只黑白相间的史宾格猎犬，出生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流浪狗收容所。最开始，收养他的是两名飞行员，他们分别是新泽西州东奥兰治的理查德·伊斯特中尉和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的哈罗德·塔夫特中尉。他们给他起名叫达克沃斯，为的是纪念他们在飞行学校三人组的第三名成员，来自波士顿的约翰·斯图尔特·达克沃斯中尉。达克沃斯坐过七种不同的飞机，他飞越过大西洋，两次飞越非洲。他喜欢飞行。
我听说，有一位飞行员养了一只宠物猫，在第一次飞行时，它的鼓膜破裂，彻底聋了。但小伙子们在达克沃斯的耳朵里塞上了棉花，所以他的耳朵没事。他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每次一下飞机就绕着左轮跑，再撒上泡尿，跟大自然母亲正式问个好。
而跟他同名的达克沃斯中尉，当时在得克萨斯州的兰道夫空军基地，因为没能来海外作战而懊恼。而这条狗的主人之一，伊斯特中尉，在突尼斯执行一次任务时再也没有回来。因此最后，这条狗只属于塔夫特中尉一人。他取笑“他”，咒骂“他”，却又为“他”感到骄傲。
他说达克沃斯是非洲最有女人缘的“男人”。
一天晚上，我和八个空军军官在费里亚纳的小旅馆里吃晚饭。餐厅的另一张桌子上坐着一群法国军官。我们吃东西，吵吵闹闹的，他们吃东西，也吵吵闹闹的，两张桌子的人都不在意对方。
我们快要吃完的时候，几个美国人开始唱歌。我不得不说，他们可能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歌手。他们唱得太难听了，最后唱不下去了，我们自己都嘲笑自己。
看到我们这样，法国人举杯向我们敬酒————我想这是一次善意的尝试。然后我们相互敬酒，他们站起来，我们也站起来，来回敬酒，直到每个人都感到尴尬。最后，法国人说想给我们唱首歌，这才缓解了紧张的气氛。他们真的会唱歌，就像一个专业的欢乐合唱团！三个人是一战中受过伤的老兵，身上还戴着勋章。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魔鬼岛”[1]上的逃犯。一个是牧师，他还只是个年轻人，但留着凶猛的长胡子，声音低沉，像是收音机里“唱歌的山姆”[2]。
那些法国人唱了一个小时，唱的不是普通的歌曲，而是战斗的团歌，还有一些朗朗上口、节奏像丛林音乐的曲调。煤油灯在他们的脸上投下阴影，就好像书里旧世界的景象。
令人感动的是，最后，那个看起来像魔鬼岛逃犯的军官过来告诉我们他们聚会的原因。他们的分队在两周前就已经来前线了。那天他们出来，是幸存的人聚在一起，为了怀念那些没有回来的人而吃饭、喝酒、唱歌。上前线的一共25个人，聚餐的只有11个。
战区的美国帐篷医院是记者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们说这绝对不是因为那里有许多美国护士。三个记者刚刚住进一家医院，把那里变成了他们的办公室，待了好几个星期。他们白天开着吉普车在乡村漫游，晚上回到医院，就好像住旅馆一样。
我最喜欢两家医院，偶尔会去那里吃顿饭或过夜。第一家是我认识的小伙子们所在的医院，它总是在战场后方大约80英里（128.8千米）或更远的地方。那里的工作人员主要来自纽约罗斯福医院。另一家是机动外科医院，通常离战场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他们是在北非占领之日登陆阿尔祖的，护士们是第一批登陆北非的人员。
我先前提到过的来自波士顿的玛丽·安·沙利文，就是这个分队的。我还认识那里的几个女孩，她们是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埃里森大道929号的米尔德里德·科林、乔治亚州布莱斯的艾米·尼科尔斯、北卡罗来纳州韦恩斯维尔的玛丽·弗朗西斯、费城北33街1821号伊娃·萨克斯、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沃克斯顿大道2932号的凯特·罗杰斯。
和士兵们一样，她们也不断地想念家乡，谈论家乡，她们很想回家。但正如艾米·尼科尔斯所说，如果有人告诉她可以回家，她反倒不会回去。其他人都有同样的感觉，百分之百都是如此。
作为第一批登陆非洲的护士，作为一直最靠近前线的护士，她们为自己感到骄傲，打算留下来。除了蓄意或意外的轰炸外，她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危险。
特里·艾伦少将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地狱和洪水，因为他活得比大多数人都多姿多彩，因为他是空军以外我唯一能直呼其名的将军。
如果说艾伦活在这世界上只为了一件事，那就是战斗。他在一战时中过枪，但现在他似乎毫不在意会再次中枪。这可不是纸上谈兵。他憎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就像憎恨害虫一样。他取胜的路数很简单：长驱直入，杀他个片甲不留。艾伦的演讲非常生动。没有一个记者能写下来，因为他说起话来特别地粗鄙，根本没法用白纸黑字写下来。
一战时，艾伦被打中了下巴。伤口让他在紧张时发出奇怪的咝咝声。他是用牙齿间的缝隙来呼吸的，听上去就像是轮胎在漏气。他要是去了日本鬼子的地盘，这种倒吸的咝咝声无疑能够迷惑他们。
在最初的登陆中，是艾伦将军的分队拿下了奥兰。接着，上面认为有必要将他的部队驻扎在那里，几个月来，艾伦像是发疯一样，坐在奥兰的橄榄林里，从远处观望战争。最后，他再也受不了了，去了最高指挥部，他说：“这是私人战争，还是谁都能参与？”至少传说是这样的，听起来很像他的风格。不管怎样，艾伦参与进去了，他立刻像百灵鸟一样欢快起来。
他到前线后，我开车去看望他。当我终于找到他时，他说：“不用费心搭帐篷了，今晚你睡在我的帐篷里。”
将军的邀请就是命令，所以我把铺盖卷搬进将军的帐篷里。我朝里看去，地上有一个铺盖，占了帐篷的一半。另一半是一个5加仑（18.9升）的水桶，水桶下的岩石堆里燃着汽油火，旁边还有一张粗糙的、未上漆的折叠桌。
我不知道他想让我睡在哪里。但到了晚上，将军的勤务兵把一切都解决了。他拿走了水桶，用沙子把火扑灭，把桌子搬走，再把我的铺盖卷铺在了将军的旁边。
据我所知，特里·艾伦是突尼斯唯一睡在地上的将军。别的将军都带着折叠床。艾伦将军不允许他的下属睡在帆布床上。他说，如果他的指挥所每个人都有帆布床，那就需要再有几辆卡车来运送，而这些卡车本来会有更大的用场。不管怎么说，他就是喜欢粗暴地战斗。
艾伦是骑兵出身。当他需要装扮时，他依旧会穿他的花边高筒骑兵靴。人们都说他是部队里最出色的马球运动员之一。在非洲，他没有马可骑，但每个星期有好几次他会在早餐后在山间徒步3英里（4.8千米），以便保持体型。他总是叼着一根烟。他娶了一个埃尔帕索姑娘，把那里当成家乡。他把妻子和15岁儿子的照片放在皮夹子里，并深深为他们感到骄傲。
那天晚上，我和艾伦的几个手下去远处狩猎，回来时已经是午夜了。他给我留了灯，风吹得帐篷吱呀作响，但艾伦睡得像个孩子。
尘土吹进来，打在我们身上。我的床铺就在原先烧火的地方，这是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得很暖和。训练有素、警觉灵敏的哨兵在我们帐篷的前后站岗。天哪，我真的有受到保护的感觉了！
第二天早上7点，一个哨兵进来叫醒了艾伦将军。艾伦将军咕哝了一声，又睡着了。5分钟后，另一个哨兵进来，单腿跪在旁边，不停地喊：“将军，长官，将军，长官”，直到艾伦答应着起身。
我睡觉时没有脱外衣，将军穿着他的睡袍。我们俩身上都是大风过后的尘土。我们花了大概30秒的时间穿衣服，然后走出帐篷去吃早餐，没有洗漱什么的。
在前线，将军的生活就是这样。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法属圭亚那沿海岛屿，1895 年至 1938 年为法国的囚犯流放地。</span>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2] 哈里·弗兰克尔（1888——1948），吟游歌手、杂耍演员和广播歌手。</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