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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中部是一片沙漠一样的乡村。它有许多山脊，山脊之间有宽阔、平坦、肥沃的山谷。山脊上有高高的冷杉树，但山谷里除了农作物和齐膝高的灌木外没有别的植被。因此，山谷并不是隐藏大型机动部队的理想之地。唯一能提供自然掩护的是橄榄林或仙人掌地。
有些仙人掌是野生的，有些则像其他作物一样成排种植。它们有人肩膀那么高，长着又大又厚又多刺的叶片。它们的刺有1英寸（2.5厘米）长，看上去凶狠、可怕。仙人掌是用来喂骆驼的，我真的看到过骆驼吃仙人掌的叶子。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那些刺像钢针一样硬，掰都掰不断，但骆驼似乎并不介意。
士兵们学会了在仙人掌地上小心行走，因为那些刺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比方说感染。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士兵被送到后方，他的手臂肿得很厉害，不得不用个架子托住。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次。好几天来，我觉得右膝很疼，当我弯下腰打包铺盖卷儿时，膝盖根本使不上一点力。但我以为是在石头上磕伤了，没太在意。直到我回到城里，几周来第一次脱掉衣服，我才看到膝盖上肿了一个大脓包。所以，我像个乡下男孩一样，把它挤破，拔出了一根半英寸（1.3厘米）长的仙人掌刺。
一两天后，疼痛消失了。换做是别人，可能会失去一条腿，但我过着干净而清苦的生活，我的血液清澈，身体强壮有力。
看到我出发去战斗，身上只带着一把铲子时，士兵们都笑了。在战争中，它似乎是一种很荒谬的工具，但我早就想明白了。等到我们上了前线，大兵们听到子弹呼啸而过的咝咝声，我的“武器”就被证实再好用不过。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了，因为，兄弟，当你遇到俯冲轰炸机突袭时，用铲子挖掘就成了人的本能。
我听说过，俯冲突袭是那么可怕，已经躺在战壕里的士兵会用手指把壕沟挖得更深一些。我知道，有很多人今天还活着，是因为他的身边碰巧有别人挖的散兵坑。铲子万岁！
美国军队中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例如，我认识的一位下士，他能背诵《凡尔赛条约》，还能旁征博引自普法战争以来的所有重要军事条约。他就是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西纽约街1105号的威廉·尼科林下士。尼科林28岁，有一颗金牙。他在美国生活了14年，在欧洲生活了14年，他差不多能说那里每个国家的语言。虽然他出生在美国，但他说英语时口音反倒很重。
尼科林先后在巴特勒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上过新闻系，然后去了欧洲，拿到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史硕士学位。六年来，他在欧洲许多家报社工作。他非常了解巴尔干半岛，实际上，他的思维方式更像巴尔干半岛的而不是美国的。
1939年，尼科林回到美国，因为他看到战争即将来临，而他不想参与。他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失望和悲伤。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回欧洲。他决绝地转身离去，随后却被征召入伍，径直回到了那片土地。他很乐意地去了，成了一名优秀的士兵，非常勤勉、认真。在我们的军队登陆时，他可能会很有价值。但尼科林看到的远不止这些。他想为和平建设出一份力。他想在这里退役，留下来报道和平会议。他觉得自己特别适合这项工作。
除了其他职责外，他还是两名军官的私人助理，他们分别是底特律的查尔斯·米勒少校和密苏里州墨西哥城的托尼·隆普金上尉。尼科林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他们。他们在壕沟里搭了一个帐篷，里面有一个煤油炉。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加热一些豆子，做点巧克力，叫尼科林进来，然后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讨论世界大事。
我们这些记者对突尼斯的中央山谷有着许多琐碎的记忆。比方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和著名的伞兵队长埃德森·拉夫上校以及他年轻的副官杰克·波格中尉一起吃晚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拉夫，我对他有点敬畏，但他很平易近人，所以我很快就放松下来。拉夫和波格都穿着伞兵制服，带着手枪。坦克在外面隆隆作响，地面和工事都在摇晃，蜡烛在桌子上“跳舞”。
波格中尉和我聊了聊，原来，在新墨西哥州时，他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山那边。他来自艾斯塔尼亚，阿尔伯克基后面的山谷，离我家只有大约40英里（64.4千米）。所以在突尼斯的沙漠里，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回忆我们家乡那片特殊的沙漠。
我第一次搭帐篷时，当然，得有人帮忙，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把那些东西组装在一起。那一次，我的帮手是布鲁克林76街401号的沃尔特·希基中士。战前，他是一名职员。希基中士和我在一道倾斜的山坡上挑了一个很平坦的地方，先拔掉一小片灌木丛，腾出一块空地，在一棵冷杉树下搭起了帐篷。帐篷搭起并用木桩固定好后，我才看到地上爬满了蚂蚁。原来我们拔掉灌木丛时，无意中碰到了松软土地下一个巨大的蚂蚁窝。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整个帐篷拆掉，再把它放在另一棵树下。
不过，没过多久，我就可以独自搭帐篷了，在黑暗中，在狂风呼啸、双手都冻得很难伸出来的时候。
有一天，在公路上被扫射时，我们出了点小事故。三个士兵坐在吉普车里，敌机俯冲而下。后座的士兵面冲后方，为的是盯着后面的情况。吉普车飞驰过田野，敌机跟在后面。后座的士兵不停地喊“右！右！”或“左！左！”，给驾驶员指方向。但扫射太激烈了，前面的小伙子们只好跳车，让吉普车自己往前冲。我们的英雄独自一人，坐在无人驾驶的吉普车后，对着空气大喊“左！右！”，子弹却依旧四处飞射。最后，他转过身，想看看司机为什么不听他的指令。接着他也跳了车。
我们基本上没听说过人们用“意大利人”这个词来称呼意大利士兵。人们要么喊他们“意大利种”，要么是“南欧小子”，要么是“意大利佬”。士兵们不用这个词是有原因的。有一次，山上一个瞭望员报告说，“三个意大利人（Italians）”正往山上走来。听到这个消息的军官，以为说的是“三个营（battalions）”，于是下令对那个地区进行猛烈的轰炸。瞭望员打来电话询问，为何要如此猛烈地袭击，误会才得以澄清。从那时起，这个分队里的所有士兵都被要求将意大利人称为“意大利佬”。
我看到过一辆吉普车的残骸，它悲惨地被一枚500磅（226.8千克）的德国炸弹直接击中。里面有三个士兵，他们被炸得四分五裂，没有尸骨可以埋葬。但去搜寻的士兵发现现场有零散的硬币、刀和衣服碎片。其中一个牺牲的士兵原本身上有一本袖珍的《圣经》，现场发现还剩下一半的书页。另一个身上有许多钞票，对半叠了一下。爆炸后，钞票粘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我们用小刀都揭不下来一张。爆炸让它们硫化在一起，上面一个破洞都没有。
小东西在战时变得很重要。在前线，我是唯一一个有开罐器的人，但人们对它的需求却源源不断。我不得不把它放在工作服口袋里，以免被偷。有一天，有人偷了我的梳子。当一个人急需的东西被拿走时，偷窃就不再仅仅是偷窃。我从未偷过任何东西，但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放过的。
我随身带着一把指甲刀，有一天，有些路过的士兵问我有没有指甲刀或剪子，我借给了他们，先后六次。冰冷的水，还有寒冷的天气，让我们的双手备受摧残，我们的手指变得僵硬，指甲周围都是倒刺，指甲也总是开裂。
尽管卫生设施简陋，但我们的部队还是努力地保持干净、体面。空军允许他们的士兵留胡子，但其他部队并非如此。因此，士兵们还是得刮脸，不管有多不方便。
士兵在战时变得非常注重实用性。一位神父检查过在战斗中阵亡的十位美国士兵的口袋后说，他们身上带的都是卫生纸。有些粗心没带卫生纸的士兵，等到要用的时候，就只能用20法郎的纸币了。
每样东西都是如此稀缺，只要有人给，不论什么，我们都欣然接受，不管是否需要。有人递给我一支烟，我赶紧收下，虽然我已经抽了一支。我还喝葡萄酒，虽然我不爱喝，但有人分给我，我也就喝了。不管是谁，给我什么糖果、香烟、衣服或其他任何东西，我都毫不客气地收下。我们都学会了按照拉夫上校的原则生活：“我从不拒绝任何事情。”
就算有人给我一瓶蓖麻油，我都会收下，藏起来。
前线的士兵乐于分享自己拥有的一切。一个普通的士兵，发了一笔“横财”————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包糖果————他一定会分给他的朋友们。这种分享，在这个艰难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一天深夜，我作为临时访客，在一家美军前线医院留宿。快要睡时，一个士兵走过来做了自我介绍，问我要不要来点水果蛋糕。我并不是很喜欢吃水果蛋糕，但正如我说过的，我什么也不舍得拒绝，因此我和他一起去了，吃了三块水果蛋糕和半磅（226.8克）巧克力糖，在睡觉之前。
这位士兵就是莱斯特·格雷下士，战前他住在芝加哥法威尔大街2443号。他结婚两年了。我们吃的水果蛋糕是他妻子做的。顺便说一句，这是她做的第一个蛋糕。显然，这个蛋糕的成功冲昏了她的头脑，因为格雷下士说，还有五个这样的蛋糕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
格雷是这家医院的实验室技术员。战前，他是一家珠宝批发公司的推销员。自从他在非洲登陆以来，他就稳定不断地跟每一个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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