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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非洲流感有过一次小小的较量。我必须给你们讲讲跟这件事有关的水管工、教授、马医和旅行推销员，是他们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的。
首先是二等兵亨利·R.莱利。有一天他手上拿着许多实验仪器走进来，说要给我做一次必要的吸入治疗，让我的喉咙和胸腔可以摆脱现在沉重的负担。二等兵莱利是个职业骑手！他是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好孩子，脾气好，说话慢。他出生在波哈斯卡，从记事起就一直骑马。
他的外号是“豆子”。他说，在1930年，他是美国骑手中的佼佼者，打败了187个对手。他在哈里·佩恩·惠特尼[1]夫人的绿树马场里骑马。1933年，豆子的体重达到了132磅（59.9千克），他不得不放弃比赛，对此，他无能为力。我见到他时，他已经145磅（65.8千克）了，30岁，自我感觉棒极了。
退出赛马界后，豆子干起了赛马训练行业医疗方面的工作。他说他在业内最好的兽医手下工作过。直到战前，他还在训练马厩里比过赛。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继子。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他开个小玩笑，一个马医被派到陆军医疗队给人看病，但豆子认为这一点也不矛盾。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说他宁愿在医疗队工作，也不愿在部队别的分支工作，哪怕是骑兵队。
“给人治病和给马治病都是一样的，”豆子非常严肃地说，“除了你给马的药剂量是给人的12到16倍。这里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是12倍，有人说是16倍。我总是用12倍，为了安全起见。”
豆子对我的治疗很有效。但从那天起，我总忍不住觉得自己只是一匹马的十二分之一。
接着说说那个给我送饭的可爱的小伙子————红头发、长得好看，时时咧嘴一笑。他就是二等兵托马斯·道尔，原先住在俄亥俄州莱克伍德市伍德沃德大道1422号。人们要么叫他汤姆，要么叫他“红头发”。我喜欢叫他“红头发”，因为这让我想起我有头发而且还是红头发的日子。
给我送第二顿饭的时候，端着托盘的“红头发”兴高采烈地说：“现在我认识你了。中午的时候，我想我应该看过你的脸，然后我一直在想，最后我终于想起来了。我们在克利夫兰老家时一直在读你的专栏。”
从那之后，“红头发”就顿顿给我送饭来，然后坐下来点支烟，我吃着饭，他就跟我聊天。“红头发”过去是个石棉工人。“石棉工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问道。“就是在管道周围放石棉的。”他说。
和其他男孩一样，“红头发”也毫不介意参军打仗。最开始，他是步兵，后来在英国，他们让他当了消防员，因为觉得他懂石棉。后来到了非洲，他们又让他变成了服务员。“红头发”的上校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不太喜欢恭维。但“红头发”当服务员的第三天，上校就称赞了他的能力。
“那真是太好了，”红头发说，“不过，在我不想当服务员的时候，别人还夸我当得好，我真要好好嘲笑一下自己。哦，没关系，但我要试着转岗，因为我不想说，打仗时，我只是在端盘子。”
康复后，最令我伤心的便是不能再跟石棉男孩“红头发”道尔一边吃饭一边愉快地闲聊了。
另一位帮我战胜病魔的是阿尔伯特·德切尼斯中尉，一位年轻的波士顿医生。在我生病之前，我们碰巧一起出行过几次，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彼此的名字了。因此，我这个可怜的病人能指望的就只有医生的诊察态度了。此外，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记者。他觉得失去自己认识的第一个记者，是个不好的兆头。就这样，德切尼斯医生对我使用了全部的看家本领，为子孙后代保住了一个蹩脚的记者。
当然，部队提供的医疗服务是无偿的，所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熬过这段时间，打败各种细菌，活下来，然后在1944年（我希望）某个美好的日子里，在波士顿，给阿尔·德切尼斯医生买一杯饮料。我想，到时候他会需要的。
另一位来到我病床边照顾我的医务人员是威廉·C.巴尔下士，他以前是个高中教师，曾经住在宾夕法尼亚州泰龙市洛根大道1314号。参军之前，他在泰龙高中教过算术、历史和英语。他是个单身汉。
巴尔拥有俄亥俄州新康科德市马斯京根学院的学位，并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你可能会认为，对于巴尔这种背景的人来说，在部队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极具毁灭性的。但他说，他调整得很好。事实上，他很喜欢在医疗队的工作，尽管有些卑微。比起部队的其他分支，他更喜欢医疗队。他甚至说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
生病的一个好处是，人们总给我送东西。来自匹兹堡的查克·科尼克中士乘飞机去了附近的乡村，给我带回了香蕉、葡萄柚和柠檬。一天晚上，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罗利·埃德加少校带着两罐美国炖牡蛎来到我这里。詹姆斯·W.史密斯少校送我一大块老式水果蛋糕，那还是从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的史密斯夫人家的烤箱取出带来的。
红十字会寄书给我读。楼下的哨兵深夜偷偷端上几杯热咖啡，我根本不想喝咖啡，但我还是急不可耐地喝下，因为我对他们的关心充满了感激。甚至有一天晚上，一位将军也来了，坐在我床上，聊了一会儿。我想，他是走错房间了。
一天下午，来自芝加哥的邓肯·克拉克上尉，新闻审查员之一，过来给我鼓劲儿加油。当时我正忙着用卷好的法国报纸打苍蝇，他提供了一点打苍蝇的技巧。克拉克上尉说，在早期的一些研究中，他发现苍蝇总是向后飞。因此，如果我们瞄准苍蝇身后大约两英寸（5厘米）的地方，就能打着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打死了许多苍蝇。我必须说，只要我在后面瞄准，就绝不会再错过任何一只苍蝇。
每个随军登陆北非的人都得到了一套特殊的沙漠装备。工具包里的主要物品是防尘面罩。这个东西看上去很吓人。它有一个大大的黑色橡胶鼻套，能盖住鼻子和半张脸。与此相连的是两个圆形装置，大约碟子大小，看起来像轮子，挂在下颌两侧。显然，它的原理是把灰尘吓跑。
说到防尘眼镜，我们分到的是一副老式的赛车护目镜，套在脑袋上的那种。镜片的边缘有一圈绒毛。镜片是棕色的，所以可以当成太阳镜戴。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打云母眼罩，主要用于防止毒气袭击，也可用于双重防尘。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同时戴上防毒面具、防尘面具、防毒眼罩、护目镜和钢盔，他们就得保证给最后一个窒息而死的人颁发奖章。
其实在那个季节，没有人使用或用得上防尘设备。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我们鞋子上某种鸭掌式的东西比防尘面具更实用。但是很快就会起风，人们说，风会刮得我们发疯。即使在那时，在几天不下雨之后，我们会看到家具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尘，虽然真的感觉不到空气中的灰尘，但的确会有。
医生们说，这种看不见的灰尘，加上日落时气温的迅速下降，会导致我们至少患上所谓的“日落咽痛”。它很奇怪，难以解释。就在太阳下山后，傍晚的寒意开始降临，它开始出现。我们的喉咙痛得无法吞咽。但第二天早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的总体健康状况良好，这种“日落咽痛”也不会有什么后果。但如果身体虚弱，某种非洲流感病毒就会乘虚而入。咽痛就会转变成非洲流感，我得的就是这个病。
在乡下的时候，我们的沙漠工具包里还有两小瓶净化饮用水的药片。我们在水壶里放上一片药片，静置半小时，再放上另一片，等上几分钟，就可以喝了。1号药片杀死水中所有细菌，2号药片去除1号药片留下的难闻味道。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罐驱蚊膏和治疗疟疾的药片。但在那个季节的阿尔及利亚，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并不太多。我还没有看到蚊子，尽管偶尔会有疟疾病例出现在部队医院。
当地人认为12月、1月和2月是他们的冬季。他们说他们会在12月1日停止服用奎宁，并在转年3月再次开始服用。那里似乎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谁都可能会感染疟疾的地方————它根本不像是疟疾国家，因为它虽然是非洲，但仍然在诺福克[2]以北，不像你会想到的1000英里（1609.3千米）以南、热气腾腾的丛林之地。
我们的疟疾药片不是奎宁，而是一种叫作阿塔布林的替代品。我们被警告，未经医生允许，不得随意服用。就我个人而言，我决定永远不吃我那份。我和一位南方的疟疾专家聊过，他吃了那种药片，差点死了。他说他宁愿得疟疾，然后挺过去，也不愿意再吃那种药。
非洲并不洁净，我们知道，在最终离开之前，我们可能会得一些病。咽痛和流感被医生称为“冬季呼吸道疾病”。疟疾、痢疾和春天会得的病被称为“夏季肠道疾病”。
而在所有季节和所有地区，把我这个可怜的记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大大小小的病，在医学上都可以统称为“可怜的派尔的永久之痛”。
部队报纸《星条旗》（当时已经在非洲和英国同时定期出版）的工作人员，大概是我们所有驻外部队中最紧密的一个小家庭。他们一起战斗，一起吃面条，基本赶走了非洲生活的痛苦。
他们一共有18个人，大老板是艾格伯特·怀特中校。他头发灰白，性情可爱，谈吐斯文，总是确保下属们都得到很好的照顾。有一次，怀特中校在前线待了一个星期，四处游荡，最后进入了德军的防线，还中了枪。
非洲《星条旗》的实际工作编辑是鲍勃·内维尔上尉。我们登陆后不久，他就从中士升成了上尉。像所有在前线晋升的人一样，他颇费了些功夫才为自己弄到了一套军官的制服。怀特中校给了他一件衬衫，很合身。一位记者给了他一顶帽子。他从另一位军官那里买了条裤子。他到处找肩章，把大衣上的条纹剪掉，假装是巴宝莉的。不过，正如有人所说，在前线，规矩都是很有弹性的，你看起来如何并不重要。
《星条旗》编辑部设在红十字会大楼，是阿尔及尔市中心一座6层高的全新建筑，很漂亮。它和纽约一样现代，除了当时负责隔音的工程师下手太过温和：如果你在一楼掉了一根别针，在五楼听上去就像除夕夜置身锅炉房那么吵闹。
《星条旗》的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都在这栋楼里。在顶楼，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前厅，它既是宿舍又是俱乐部。起初，他们睡在坚硬的瓷砖地板上。后来，红十字会给他们拖来了法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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