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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时，我在陆军医疗队待过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我们为照顾受伤士兵所做的一些准备。看到外科医生接受战地手术指导，看到许多从地上到天花板堆满了绷带的巨大仓库，看到为当时健康却很快就会受伤的人修建的几十所医院，我很震惊，觉得很不正常。但是，我看到所有的准备最后都投入使用了。抵达非洲后不久，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医疗助理就有了第一次战斗经验。我第一次拜访他们的时候，医院正在全速运转，我一点也没有像之前那样感到不正常。
在奥兰地区，我们第一次发生重大伤亡，伤兵们被送往五家大医院。其中三家是被我们部队接管的法国医院，一家是由废弃的法国军营改建成的医院，一家是建在麦田里的帐篷医院。
在我的第一次巡查中，我偶然遇到了一个朋友，但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们是朋友。一个穿着旧蓝色毛衣的护士，走在部队医院附近泥泞的街道上。一个部队里的朋友对她大喊，我们停了下来，他跟她介绍我。护士说：“天哪，终于见到你了！我已经给你存了两年的糖了，不过，我从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我从没见过这位护士，所以稍微问一下糖的事还是很有必要的。玛丽·安·沙利文曾是波士顿市医院的外科主管。两年前，她和她的护士姐妹们就读过我的报道。当时，我在伦敦，在报纸上抱怨找不到足够的糖。护士们似乎为我感到难过，开始存糖，想要给我。每当有一小块时，她们就会保存起来，然后说：“这是给厄尼的。”
1941年夏天，这些护士加入了哈佛大学的一个分队，启航前往英国。她们随身带着专门为我准备的糖。她们的心意很好，最后却付之东流，因为德国人用鱼雷击沉了她们的船，我的糖也沉入了大西洋海底。
护士们最后被送到冰岛，然后到英国，最后到非洲。即便我的糖不见了，但我们都在这里，世界难道不是很小吗？
虽然要送给我的糖被毁了，玛丽·安感到很难过，但她能营造出另一种东西，不过，因为审查制度和战争道德，我不能说出来究竟是什么。因此，我们的会面还是有些很罕见的好处的。
玛丽·安·沙利文所在的分队在非洲大登陆的第一个早晨就上岸了。他们对受伤的人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手术，狙击手的子弹打在墙上砰砰作响。这正是玛丽·安一直期待的生活。她斗志昂扬，几乎等不及下一场战斗。我见到她时，她正开着一辆移动手术车。她称之为超级突击队卡车。它配置的装备足以冲进战场，只要司机猛踩刹车，它就能立即停下。在这辆车上，医护人员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可以给伤兵们做上36小时的手术。
我通过总部正式安排，在玛丽·安的周围“负伤”。
那个时候，医生们能够并且已经因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了。护士们也戴上了荣耀的光环。受伤的人们对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人除了赞扬再无其他。
在最初的占领中，我们失去的是那些当即死去的战士，以及那些伤势严重到无法挽救的人。换句话说，在这场喧嚣的战斗中，几乎没有人因为感染或医疗缺失而丧命。
你可能读到过磺胺在非洲第一波战斗中创造的奇迹。医生和士兵们都经常谈论它，几乎带着敬畏之情。医生们早就知道它是一种神奇的药物，但还没有意识到它有多么神奇。
每个士兵在离开英国之前都收到了一包磺胺，有些甚至在他们离开美国之前就收到了。包装里有12片口服药片，还有一小袋相同成分的粉末，可以洒在伤口上。士兵们按照指示使用，结果是零感染。无数的人受伤后还活着，如果没有它，他们早就死了。许多人躺了超过24个小时才被收治，是磺胺救了他们。
听士兵们谈论它是件有趣的事。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磺胺（Sulfanilamide）是一个相当大的词。从snuffalide到sulphermillanoid，凡是长得像磺胺的词，他们都说成磺胺。
这也侧面说明，有些受伤的士兵已经没有磺胺了，因为他们偷偷地服用了所有的磺胺来治疗性病。他们说磺胺可以在四五天内就治好性病，这样就可以不必上报病情了。
一位医生告诉我，大多数美国人的伤口在腿部，而大多数法国人的伤口在头部。这个奇怪的现象，似乎可以解释为，我们一直在前进，因此身体暴露在外，而法国人在兵营后面，只有头露了出来。在战斗期间，双方都收治了彼此的伤员，我们的士兵对在法国医院受到的待遇充满了感激。他们说，法国护士会为他们做任何事，甚至还会偷香烟给他们。
吗啡是伟大的救星。仅仅是休克就造成了许多伤兵死去，但如果可以用吗啡缓解疼痛，休克的士兵们通常可以痊愈。许多军官随身携带吗啡，在战场上注射。我的朋友，海军陆战队的路易斯·普莱恩中校，一辈子从没打过吗啡，在阿尔祖的海滩上，他打了六针。
我们的许多伤员已经返回岗位。那些永久性残疾的人一旦身体允许就会被送回国。而正在康复中的人则急于回到自己的部队。我专门向受伤的士兵询问了这件事，实际上，他们正奋力重新投入战斗。部队的士气空前高涨。
一个士兵，如果处在危险的境地，或者对前线混乱的生活特别恼火，只要想到“如果家里人现在能看到我”，就会平静下来！
如果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人们能悄悄瞥一眼非洲的天空下，看到他们的家庭医生和护士过着崭新的生活，他们会多么惊讶啊！一群来自夏洛特的男男女女忙着维护一家建在北非的美国帐篷医院，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真的很像好莱坞的明星，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望他们，只是因为着迷。
他们远离所有城镇，医院坐落在起伏平原上大片麦田的中央。部队刚在那片土地上作战，他们就开始搭建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们就接收了第一批伤患。很快，这家医院就有700多个病人，需要400个人来管理，有300多顶帐篷，覆盖了80英亩（32.4公顷）的燕麦田。麦茬已经被收割了，这样泥土和灰尘就不会那么糟糕，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会有。
从手术室到厕所，什么都在帐篷里。一切都是在三天之内建好的。再过三天，他们可能会拆倒搬走，而且这种情况随时都会发生。他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医疗界的“林林兄弟马戏团”[1]。
他们被称为疏散医院。他们是从1942年4月开始服役的，基本上征调了夏洛特纪念医院的所有医生和护士。
同年8月中旬，他们抵达英国，跟着护送占领军的庞大运兵船来到北非的海岸线。在占领后的第二天早上，他们乘冲锋艇上岸，立即投入了工作。
这个分队有50个夏洛特人，大部分都是医生和外科大夫，也有些商人，负责医院运营中的非医疗工作；还有50个护士，除了偶尔打猎之外，没有人如此亲近过大自然。不过，他们已经成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以天为庐，以地为席。他们热爱这样的生活。
他们的指挥官是正规军，罗林·鲍克斯皮斯中校。他是个外表粗糙、声音嘶哑却又友善的人，经常骂脏话，喝烈性酒，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到处跑，对各种规矩说：“见鬼去吧，快死的人等不及了。”他是宾夕法尼亚人，经常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去讨好那些南方佬。不过没有必要，因为整个分队都齐心协力，在诸多成就之下，他们都很自豪。
抵达非洲时，他们对野外生活一无所知，因为之前的训练忽视了这一部分。鲍克斯皮斯中校是在船上接过的指挥权，也没有时间给他们补上野外生存训练。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一片非洲燕麦田的中央，有300个帐篷要搭，没有人知道怎么搭帐篷，或者正确地使用帐篷栓。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鲍克斯皮斯中校是正规军，他知道该怎么做。他亲自动手，把帐篷钉钉上了。每个人都像奴隶一样工作。医生们帮着挖沟。护士们帮着卸车。
士兵中的一名业余电工开始给帐篷办公室布线照明。几个木匠自告奋勇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第一批病人中有一位专业的标记画工，他画了一些街道标志，给医院增添了一分文明之感。
短短几天，老兵们就教会了新手们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过得舒适一点。军官和护士的帐篷令人感动，像在家里一样。地上有帆布，帆布床上有蚊帐，木桌上立着妻子和孩子的镶框照片。夏洛特的医生和护士们很聪明，带上了气垫和睡袋，他们睡得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当然，在寒冷的黎明前起床，用冷水在帆布兜里洗衣服，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但他们也逐渐习惯了。
保罗·桑格少校是这个医院的外科主任。他曾是夏洛特医院的外科主任，是一位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他告诉我：“我从不进城，在这里，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国内时，我们都是恃才傲物的家伙，用钱买来舒适的生活。要是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过现在这样的日子，我们肯定会很惊讶。不过，我们喜欢的生活，我们都喜欢。我想，回到家乡后，我们可能会跟家人一起住在帐篷里。”
普雷斯顿·怀特中校是医院的医疗主任，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列克星敦。他比其他人稍微年长，但他对这间医院的一切充满了孩童般的热情。他也开始沉迷于野外生活。
“我们每天只有1夸脱（0.95升）的水，用来洗漱、刮胡子、洗衣服。”他说，“所以我们不常洗澡。也许我们身上的气味不太好，但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就注意不到了。像这样在野外生活确实感觉很好。”
这家医院已经因为食物而名声在外了。部队里所有人都知道，有家野战医院的东西是最好吃的。有天晚上，我们的晚餐是鲜嫩多汁的牛排。“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我问鲍克斯皮斯中校。
“见鬼，我不敢问。”他说，“我想，是斯坦偷来的。”
他说的斯坦是斯坦顿·皮肯斯上尉，是医院的后勤官。他的兄弟鲍勃·皮肯斯中校是我在伦敦的朋友。斯坦准备的食物一向丰盛，以至于从边远营地运送病人的卡车总是想方设法在午餐时间到达。斯坦还安排当地的一个阿拉伯人收医院的厨余垃圾，作为交换，阿拉伯人每三天给医院送一箱橘子。但似乎每个人都吃得盘干碗净，阿拉伯人收到的垃圾太少了，现在他只想每四天送一次橘子。
医院的补给官是威廉·F.梅代里斯上尉。他是夏洛特的大人物。他们说，夏洛特主街上的店铺，还有夏洛特一半的房地产和所有的洗衣店都是他的。他是洗衣协会的秘书长兼财务主管。为了和朋友们来非洲，他拒绝了华盛顿的一个中校歌位。
乔治·C.斯奈德上尉是这家医院非医疗部队的指挥官。在夏洛特，他和皮肯斯上尉卖可口可乐赚了大钱，但在非洲，他们连一瓶可口可乐都买不到。医疗队里有两个名叫奥蒂斯·琼斯上尉的人。他们没有亲戚关系，在参军之前从未听说过彼此。一个是牧师，来自密西西比州纳切兹附近的布德；另一个是夏洛特的产科医生。因为没有士兵会在这里生孩子，所以琼斯医生是医院的登记员。人们戏谑地说，他是在这里“接生文件”的。
从穿过田野的泥路上望去，这家医院就像一片深绿色的帐篷海洋。它与田野完美地融为一体，与远处绵延起伏的群山交相辉映，人们从半英里（804.7米）外看过来根本无法区分。
即便是最好的帐篷，也有一种可以“拔腿就走”的感觉————木桩上有一个整洁的彩绘标志，上面写着“总部”，帐篷外是一条铺着白色岩石的土路。帐篷里，人们在粗糙的折叠桌上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折叠成小型便携式行李箱的文件箱。野战电话放在皮匣子里，跟我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所有营地里看到的一样，在非洲，它那方便快速移动的特点正好能派上用场。
在“总部”的后面，帐篷密密麻麻地展开，形成了一座“城市”，每排帐篷之间有过道。整个布局跟几年前华盛顿的报告上规划的一模一样。不过，那些小设计，比方说街道标识、粉刷过的石头路，是额外添加的，是士兵们自愿做的。
军官和护士们住街道两边的帐篷，护士们在一边，军官们在另一边，都是两人一间。街道的尽头有一块画得很整洁的牌子，上面写着“卡罗来纳大道”。下面是某个北方佬随手写的“叛军街”。
300名从事非医疗工作的士兵住在附近的小帐篷里。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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