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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多来自新英格兰。他们在两个区域之间筑起了一堵小石墙,还粉刷过它,并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梅森-迪克森线”[2]。

    这里的护士长是贝西·富布赖特中尉。人们都采用纯正的南方风格,称呼她为“贝西小姐”。他们甚至有一小队黑人工作人员,只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泥土和灰尘,护士们穿卡其布的工作服。医生们不打领带,头戴棕色针织帽忙忙碌碌。粉红色的女性内裤偶尔被风从棕色野战帐篷中吹起。医院的旗杆上有一面红十字旗,是用床单和法国士兵的红色腰带做成的。

    医生们和护士们,除病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在室外用冷水洗漱,上帆布围成的厕所,在煤气灯下吃饭、看书。他们几乎从不洗澡,也很少开车20英里(32.2千米)进城,因为他们喜欢在野外,感觉活得很健康。

    他们睡在蚊帐下的折叠床上,有时候把帐篷顶打开。为摧毁轴心国而战斗的飞机在这座奇怪的帆布之城上空盘旋。夜晚,无数的星星闪耀,星光从晴朗的非洲之夜倾泻而下。

    他们在早晨6:30的黑暗中醒来————天哪,真冷!起初,他们甚至会把洗漱推迟到晚上。他们简陋的生活,围绕着成千上万个依赖他们的人展开。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日子比以往很长时间都过得更幸福。

    是的,要是远在夏洛特的人能看到他们现在这样就好了!

    在接收帐篷,卡车和救护车不断载着伤员过来,有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的伤员,有从进港船只上转过来的病人,有从周边乡村几十个营地转过来的病人和伤员,也有在高空受伤的飞行员。

    那些能够自主行走的伤患在一排桌子前,登记自己的档案和病史,在下一个帐篷里,他们上交所有的物品。那个帐篷里堆满了军用背包。步枪和沾满泥点的刺刀时常从袋子里戳出来。服务人员还会小心翼翼地接过手榴弹,并给它们的主人开一张收据。

    在下一个帐篷里,伤患把衣服也上交,换回一个标签、一件法兰绒睡衣和一件红色灯芯绒浴袍。他不得不留着自己的鞋子,因为医院里没有拖鞋。然后,他根据自己的病情去相应的病房。他的物品会被卡车运到四分之一英里(402.3米)外医院的另一端,等着他出院时领走。

    手术帐篷和实验室帐篷在大院的中央。这里有三个设备齐全的手术室,它们都非常现代化。所有设备都是全新的,就像纽约最新的医院,除了地板是沾满泥土的帆布,墙壁也是帆布,还有外面的街道是坑坑洼洼的红泥土。

    有手术时,帐篷入口处有三层门帘,上面挂着一个重重的防蚊棒。帐篷里面变得闷热难耐,到了夏天,更是严重。病人躺在有自行车轮子的担架上,穿过泥泞的街道,来到手术室。外科医生穿着白色长袍,戴着白色口罩和橡胶手套。所有的东西都是白色的,看到沙漠里的手术台边有那么多的床单、拭子、绷带和毛巾,我简直目瞪口呆。

    外科医生头顶的灯光很亮。医院为手术室接通了附近的高压线。如果停电的话,就会启动应急预案————燃气电机驱动的发电机、便携式电池组,强光手电筒,然后是汽灯,然后是蜡烛,最后是火柴,如果情况真的糟糕到这种程度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X光室和一台荧光镜。暗室是帐篷里再套一个帐篷。所有的新设备都闪闪发光,坐落在脏兮兮的(帆布)地板上,看上去不太协调。

    病房区域大概有40多顶帐篷。每个帐篷可以容纳20个人,病人们都坐在帆布折叠床上。地上满是碎秸。听上去简陋,但病人们都很舒服。

    在外科手术帐篷的一端,还有牙医办公室。病人用的椅子是一把硬邦邦的绿色金属椅子,向后倒着。治牙时,即便你疼得难受,也没有扶手可以抓一下。钻头是靠牙医踩老式脚踏板打压的。不过,牙医维登·肯德里克少校说,他在夏洛特老家的诊所里能做什么,在这儿就能做什么。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提出给我做一个假牙床。我冲他咬了咬我的真牙,然后逃走了。

    医院在一个帐篷里建了一个实验室,里面有许多盆、试管和酒精炉。还有个帐篷是药店,在这里,成千上万张处方都能从货架上无数的药品里配好药。而这一切,请注意,从帐篷到厨房的炉子再到麻醉剂,每一样都是用船运到非洲来的。

    来自夏洛特的医生和护士们在野外建立起这间大帐篷医院之前,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想象不到的。比方说,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在田野里徘徊,希望神奇的美国人能治好他们的病。因此,医院不得不专为他们搭建一个单独的帐篷。他们接收了在第一次战斗中被弹片炸伤的当地人。其中有一位81岁的老妇人,她的一只胳膊被炸掉了。医生们还给几个病人做了常规手术。

    有个阿拉伯妇女腹部中弹。她的病情很严重,但第二天早上,她的丈夫来了,说他得去上班,没有人照顾孩子,让她必须回家,那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她只能站起身走了出去。医生们认为她活不过当天。但你知道我们阿拉伯人————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女人在家里有活要干的时候到处闲逛。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着破烂的阿拉伯人拄着一根长棍,带着他10岁的儿子进来了。这孩子的脖子和脸上长满了可怕的皮疹。这个阿拉伯人通过翻译告诉我们,他一直在祈祷美国人快来,希望我们能为他的儿子做点什么。他对我们的信任令人感动,但医生们担心小孩的病情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顺便说一句,部队里有阿拉伯语翻译完全是碰巧的。他们不是被指定分配到医院的,一切只能碰运气。

    其中一位翻译是二等兵伊萨尔·塔比,来自纽约市布鲁姆街245号。他出生在也门,20岁时在美国定居。我认识他的时候,他35岁,是个专业的房屋油漆工。据他所知,他的父母仍在阿拉伯,但谁又能知道,是否有一天他能见到他们。他说,附近地区的阿拉伯语与他所会的非常相似。二等兵塔比非常爱国。我说他现在的工作很有价值。他说:“我会为我的国家做任何事。无论他们要求我做什么,我都会做,我会夜以继日地工作。我爱我的国家。我会为它做任何事。”

    另一位翻译是个埃及人,亚伯拉罕·卡斯珀·利昂·赛德。他曾住在纽约州布法罗市塞内卡街343 号,是个手表修理工。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34岁,1924年移居到美国。他会说土耳其语、希腊语、埃及语等许多外语。看上去二等兵赛德在部队里会有很好的事业。

    这家医院已经收治了1000多名病人,没有一人在这里死去。说到这里时,医生们跑到最近的木桩前敲了敲木头[3]。外科医生们做的手术超过125次。

    关于什么样的病人才能被收治,这里没有繁文缛节。他们接收了所有的人————士兵、平民、阿拉伯人、法国人,所有人。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不拘泥于形式。这间战地医院让我心里感到非常温暖。有一天,我们看着帐篷里半埋在地下的圆腹铁炉,聊起天来。

    “里面烧的是什么?”我问鲍克斯皮斯中校。

    “木头。”他说。

    “从哪儿弄来的木头?”我问。“偷的。”他说。

    在救死扶伤的时候,你不会有太多要求,也等不起;你只能到处搜刮、借用,必要时甚至要去偷。没有人会袖手旁观。有一次,弗雷登达尔少将视察了这间医院。鲍克斯皮斯中校像青蛙一样嘶哑地叫喊着。

    “你的嗓子怎么了?”将军问道。中校说:“钉帐篷时喊哑的。”

    “你们的卫兵看起来不错,”将军说,“他们的新步枪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不敢告诉您,先生。”中校说。将军笑了,点了点头。

    美国护士们————这里有许多美国护士————的表现,正如你们所预想的,非常出色。军医和病人们都一致赞扬她们。医生告诉我,在收治第一批伤患时,护士们比男人们都镇定。

    一个医疗分队里有个护士,同伴们都害怕她,因为一路上,她都有些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主任医生指派了另一个护士盯着她,生怕她在接受第一批伤员时会发疯。事实证明他多虑了。后来他承认她是他们当中最冷静的。

    有间医院的院长是陆军上校,一战时他还是个士兵。这一次,他在阿尔祖的临时医院工作,负责照料新伤员。他说他们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没有合眼。受伤的人们躺着等待他们去救治。他说,穿着医护制服的人们,没有一个会崩溃或慌乱。

    “我们太忙了,没想到有多可怕。”他说,“我们变得不像自己。事实上,我们好像变了一个人。结束后,我们都很激动。天哪,我希望我没有被困在基层医院。我想站在前线。”

    来自卡罗来纳州的护士们也像士兵一样战斗。在登陆后的前十天里,她们过得像动物一样,甚至只能在野外露天上厕所,但她们从未抱怨过。

    住着二十个病人的帐篷里总有一个护士值班,也有医疗勤务人员帮助她。大多数时候,护士们都穿陆军的军装,但鲍克斯皮斯中校希望她们能偶尔穿穿裙子。他说,这对士兵们的影响是惊人的。女性气质会触动他们。知道身边有一个女人,这些受伤的士兵们会平添几分勇气、信心和安全感。越是有女人味,效果越好。

    医院的700名病人中,只有100多个伤员。其余的只是得了常见病,比如流感、阑尾炎、扭伤等。有一整个帐篷里的病人得了腮腺炎,还有几例是疟疾和痢疾。

    在医院的尽头,在一个看起来很可怕的带刺铁丝网路障后面,是鲍克斯皮斯中校所谓的“卡萨诺瓦[4]公园”。那里有150个患有性病的士兵。

    “铁丝网是干什么用的?”我问,“反正他们也不会想出去。”

    “这只是为了让他们感到难堪。”上校说。“现如今,士兵们没什么该死的借口会染上性病,除了他根本不在乎。他得了性病,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别人还得接替他的工作。因此,我想让他感到羞愧,虽然同时他也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那时候,许多受伤的士兵都能站起来了。暖和的日子里,他们穿着浴袍出去,在阳光下,在麦茬地里坐上几个小时。大多数人都晒黑了。晚上,他们在铺位上,借着挂在柱子上的汽灯灯光打牌。奇怪的是,帐篷里竟然没有寻常工棚里的污言秽语,因为他们周围总有一位护士。

    小伙子们喜欢谈论自己的经历。我跟在奥兰港战斗中受伤的士兵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经常说起这场战斗,一说就是很久。

    前文中我提到的失聪的拉尔夫·高尔中士就在这家模范医院里。我看望过他好几次。每次我见到他,他的人气都更高一点。我真不知道,他出院后,这些士兵该怎么办。人们叫他“小鬼中士”。他们是在苏格兰执行任务时认识的“小鬼”,从那时起,这个标签就贴在了他的身上。有一天,他带着死板的阿肯色州式表情说:“我真高兴我聋了,这样我就不用再听那些人小鬼小鬼地叫我了。”

    虽然他们受伤了,幸运地、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他们还是普通的美国小伙子,跟战前一样,他们友好、热情、理智。偶尔会有一两个似乎受了打击。有个军官因为手下牺牲了许多战士,常常陷入沉思;还有个失聪的男孩只爱独自待着,不肯学习唇语。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很正常,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没有得到报酬,也不知道朋友的下落,更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去哪里,但他们仍然没有太多抱怨。他们平静地说,只要活着就够了。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1884 年成立的美国最古老、最大的马戏团。</span>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2]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南北区域分界线。</span>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3] 遇上好运时用手触木头,期待好运持续。</span>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4] 贾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作家、风流浪子。</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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