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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假使抗战没有起来，你恐怕还是没有机会回国吧？”
八年来我接受过不知道多少次数的这样问话，又由林辰向我重提了一遍。
我回忆起十年亡命期中在日本江户川上所住过的那座小屋。
我手栽的那株大山朴，怕已经长成乔木了。应该是紫薇树开花的时候。
那座小屋的背后，隔着一条公路，是一带小丘陵，有好些古老的松树在上面。松树下是附近一个小村落的公墓。
我每当写作疲倦了，或者忧郁不堪的时候，便登上那小丘在松林和墓丛中徘徊。“我结果怕也只好成为这墓丛中的一座了！”这样的想念在我的脑子中不知道徘徊过多少遍。
当我把这样的回忆诉述了一遍之后，林辰突然背起两句旧诗来。————“‘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你当年的心境是保存在这首诗里面的啦。”
诗句和我很熟，费了好几秒钟的缭绕，我才慢慢地记起是我自己的诗，但上下文都不记忆了。
————“这诗你是在什么地方看见的？”我问着。
————“不记得是在你的什么书上了。开首的两句是‘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这首诗系作者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所作。今收全集文学编第二卷，题《信美非吾土》。因为我近来的生活和这相仿佛，所以我爱读它。”
————“下文呢？”
————“不记得了。”
诗确实是我自己的诗，抗战发生前三两年在日本写的，当时也觉得相当适意。回国以后的这几年间，生活环境完全改变了，一次也不曾记起来过，渐渐被抛进“忘却”的仓库里去了。
诗是五律，后四句呢，真好象追寻一段残梦一样，愈追寻，愈是渺茫。
晚间，同立群往银社去看《不夜天》西渭(李健吾，1906-1982)作，四幕话剧。剧本于一九四五年六月由美学出版社出版。。
路曦即杨路曦，一九一六年生，北京人。话剧演员。演着剧中的主角，一位女伶。
————“路曦真是会演戏，演得多么自然。”立群不断地赞赏着。“今年雾季她演的两个戏都很好，《离离草》夏衍在一九四四年写成的四幕话剧，反映东北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和这《不夜天》。”
戏里有唱京剧的一段插曲。
————“路曦会唱京剧吗？”我问。
————“她一定会唱的，她很会唱歌。她也很会弹钢琴呢！”
不错，我想起了。立群说过她和路曦一道学弹钢琴的时候，两人互相勉励，死不放松，夜里弹倦了，有时候就伏在钢琴上睡熟了。
观众多，座场窄，纸烟四起，空气不流通，象进了浴室一样。看到第四幕的时候，头便有点隐痛。这是炭酸瓦斯中毒的征候。
在这样的时候，我又在追寻着那首旧诗，依然没有着落。
十一点钟光景，戏演完了。我们随着人的潮浪流了出来。立群也说她的头有点微痛。
上坡，经过望打隧道，步上街头。
被清冷的夜风微微吹拂着，头痛渐渐平复了。
立群紧紧挽着我的左肘，步行到精神堡垒附近的时候，有一群人拥在街心。
是一位美国兵喝醉了。一名警察去扶他，力量不够，结果是醉者倒在街心，画了一个“大”字。口里说着Iam sorry(对不住)，一个街头的小孩子学舌：“俺梭了！”
————“美国兵也忧郁吧？”立群这样问着。
————“或许，”我回答着，“但他们有的是金钱，有的是健康，而我们中国有的是酒，或许也是在尽情地享乐吧？”
————“我们到‘心心’去喝杯牛奶？”
————“很好。”
正好走到“心心”门口，门外停了好几部汽车。隔着门上的玻璃窗，看见里面坐满了的人。
————“哦，好多的人！”我惊叹着。
————“那么，我们不进去吧。”
————“怕什么。”
我们还是推开门窗进去了。柔软的音乐在从胶片中荡漾出来。男的女的坐满了一个大敞间，但没有一个相熟的面孔。
我们选了一张靠边的长条桌上坐着，尽量避免人们的注意。叫了两杯牛奶。
————“一个熟人也没有。”我又张望了一会之后这样说。
立群隔着席面，把头埋过来，低声地回答我：“我们圈子里面的人，够资格来的很少。”
无言地喝着热牛奶，身上微微发起汗来了。无怪乎四桌的都是冰淇淋，汽水，半裸体，短袖衬衫。
突然，那首旧诗的最后两句象深水里的气泡一样浮起来了。————“何当挈鸡犬，共得一升腾”。
然而第三第四两句，却是迷离恍忽的，象是已经到了门外，但还隔着一层不透明的帘幕。
街头的电灯雪亮，奇异的还没有停电。
讲起了朋友，泛泛的交游，大家都是很多，但要能够影响彼此的心灵，规范彼此的生活，临到患难时，不惜拋弃自己的生命的，实在很少。
《不夜天》的情节还在脑中留连。女伶金小玉因为要救自己的爱人，不惜准备牺牲自己的贞操，而结果刺杀了仇人，同归于尽了。……
突然，旧诗的第五和第六两句象气泡一样又浮上来了：“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心里感觉着轻松。立群仍有力的挽着我的左肘，等于在搀扶着我的一样。
街头很清净，影子忠实地伴随我们，在水门汀上颠来倒去。
1944午5月10日
竹阴读画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最初收入重庆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小说散文集《波》，题为《十月十七日》。
傅抱石傅抱石（1904-1965），江西新余人。画家、美术教育家。的名字，近年早为爱好国画、爱好美术的人所知道了的。
我的书房里挂着他的一幅《桐阴读画》，是去年十月十七日，我到金刚坡下他的寓所中去访问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七株大梧桐树参差的挺在一幅长条中，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图。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流。桐树之间，补以绿竹。
图中白地甚少，但只觉一望空阔，气势苍沛。
来访问我的人，看见这幅画都说很好，我相信这不会是对于我的谀辞。但别的朋友，尽管在美术的修养上，比我更能够鉴赏抱石的作品，而我在这幅画上却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沫若先生惠临金刚坡下山斋，入蜀后最上光辉也。……
抱石在画上附题了几行以为纪念，这才真是给与了我“最上光辉”。
我这一天日记是这样记着的。
十月十七日，星期日。
早微雨，未几而霁，终日昙。因睡眠不足，意趣颇郁塞。……
十时顷应抱石之约，往访之，中途遇杜老即杜国庠(1889-1961)，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笔名，广东澄海入。哲学家、历史学家。邀与同往。抱石寓金刚坡下，乃一农家古屋，四围竹丛稠密，颇饶幽趣。展示所作画多幅，意思渐就豁然。更蒙赠《桐阴读画图》一帧，美意可感。
夫人时慧女士享以丰盛之午餐。食时谈及北伐时在南昌城故事。时慧女士时在中学肄业，曾屡次听余讲演云。
立群即于立群(1916-1979)，原籍广西贺县，生于北京。作者的夫人。偕子女亦被大世兄亲往邀来，直至午后三时，始怡然告别。……
记得过于简单，但当天的情形是还活鲜鲜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的。
我自抗战还国以后，在武汉时代特别邀了抱石来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得到了他不少的帮助。武汉撤守后，由长沙而衡阳，而桂林，而重庆，抱石一直都是为抗战工作孜孜不息的。回重庆以后，政治部分驻城乡两地，乡部在金刚坡下，因而抱石的寓所也就定在了那儿。后来抱石回到教育界去了，但他依然舍不得金刚坡下的环境，没有迁徙。据我所知，他在中大或
我是一向象候鸟一样，来去于城乡两地的人，大抵暑期在乡下的时候多，雾季则多住在城里。在乡时，抱石虽常相过从，但我一直没有到他寓里去访问过，去年的十月十七日是唯一的一次。
我初以为相隔得太远，又加以路径不熟，要找人领路未免有点麻烦；待到走动起来，才晓得并不那么远。在中途遇着杜老，邀他同行；他是识路的，便把领路的公役遣回去了。
杜老抱着一部《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撰。《汉书·艺文志》著录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今存内篇。正准备去找我，因为我想要查一下《淮南子》里面关于秦始皇筑驰道的一段文字。
我们在田埂上走着，走向一个村落。金刚坡的一带山脉，在右手绵亘着，蜿蜒而下的公路，历历可见。我们是在山麓的余势中走着的。
走不上十分钟光景吧，已经到了村落的南头。这儿我在前是走到过的，但到这一次杜老告诉我，我才知道村落也就叫金刚坡。有溪流一道，水颇湍急，溪畔有一二家面坊，作业有声。溪自村的两侧流绕至村的南端，其上有石桥，名龙凤桥。过桥，再沿溪西南行，不及百步，便有农家一座，为丛竹所拥护，葱笼于右侧。杜老指出道，那便是抱石的寓所了。
相隔得这样近，我真是没有想出。而且我在几天前的重九登高的时候，分明是从这儿经过过的，那真可算是“过门而不入”语出《孟子·滕文公上》“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了。
竹丛甚为稠密，家屋由外面几乎不能看出。走入竹丛后照例有一带广场，是晒稻子的地方，横长而纵狭。屋颇简陋并已朽败。背着金刚坡的山脉，面临着广场，好象是受尽了折磨的一位老人一样。
抱石自屋内笑迎出来了，他那苍白的脸上涨漾着衷心的喜悦。他把我们引进了屋内。就是面临着广场的一进厅堂，为方便起见，用篱壁隔成了三间。中间便是客厅，而兼着过道的使用，实在不免有些逼窄。这固然是抗战时期的生活风味，然而中国艺术家的享受就在和平时期似乎和这也不能够相差得很远。
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对于活着的艺术家的优待，大约就是促成他穷死，饿死，病死，愁死，这样使得他的人早点更贵重些，使得他的画早点更值钱些的吧？精神胜于物质的啦，可不是！
抱石，我看是一位标准的中国艺术家，他多才梦艺，会篆刻，又书画，长于文事，好饮酒，然而最典型的，却是穷，穷，第三个字还是穷。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他的艺术虽然已经进步得惊人，而他的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进。“穷而后工”语出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话，大约在绘事上也是适用的吧？
抱石把他所有的制作都抱出来给我看了，有的还详细的为我说明。我不是鉴赏的事，只是惊叹的事。的确也是精神胜于物质，那样苍白色的显然是营养不良的抱石，那来这样绝伦的精力呵？几十张的画图在我眼前就象电光一样闪耀，我感觉着那矮小的农家屋似乎就要爆炸。
抱石有两位世兄，一位才满两岁的小姐。大世兄已经十岁了，很秀气，但相当孱弱，听说专爱读书，学校里的先生在担心他过于勤黾了。他也喜欢作画，我打算看他的画，但他本人却不见了。隔了一会他回来了，接着，立群携带着子女也走进来了，我才知道大世兄看见我一个人来寓，他又跑到我家里去把她们接来了的。
时慧夫人做了很多的菜来款待，喝了一些酒，谈了一些往事。我们谈到在日本东京时的情形。我记得有一次在东京中野留学生监督周慧文家里晚餐，酒喝得很多，是抱石亲自把我送到田端驿才分手的。抱石却把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是：“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是旧历的大除夕。”
抱石在东京时曾举行过一次展览会，是在银座的松坂屋，开了五天，把东京的名人流辈差不多都动员了。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家中村不折，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文士佐藤春夫辈，河井仙郎(1871-1945)，号木僊、荃庐，日本篆刻家。清末曾到中国，师事吴昌硕。有《荃庐印谱》上，下，续三册刊行于世。横山大观(1868-1958)，日本画家。中村不折（1868-1943)，日本洋画家、书法家。正木直彦(1862-？)，曾任日本帝国美术院院长，东京美术学校校长。佐藤春夫(1802-1964)，日本作家。主要作品有《田园的忧郁》、《都会的忧郁》等。都到了场，有的买了他的图章，有的买了他的字，有的买了他的画。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
我去看他的个展时是第二天，正遇着横山大观在场，有好些随员簇拥着他，那种飘飘然的傲岸神气，大有王侯的风度。这些地方，日本人的习尚和我们有些不同。横山大观也不过是一位画家而已。他是东京人，自成一派，和西京的巨头竹内栖凤竹内栖凤（1884-1942），日本传统画家，曾为西部日本画坛的指导人物。对立，标榜着“国粹”，曾经到过意大利，和墨索里尼墨索里尼（B.Mossolini，1888-1945)，意大列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之一。拉手。他在日本画坛的地位真是有点煊赫。自然，日本也有的是穷画家，但画家的社会比重要来得高些，一般是称为“画伯”的。
抱石在东京个展上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我题的诗，有一张我自己在看画时的背影。他拿出来给我们看了，十年前的往事活呈到了眼前，颇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趣。
我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他说他有这个意思，但能卖出多少却没有一定的把握。是的，这是谁也不敢保险的。不过我倒有胆量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因为毫无问题，在将来抱石的画是会更值钱的。
午饭过后杂谈了一些，李可染和高龙生李可染，一九○七年生，江苏徐州人。国画家、美术教育家。高龙生（1903-1977)，山东蓬莱县人。漫画家。也来了，可染抱了他一些近作来求抱石品评。抱石又把自己的画拿出来，也让二位鉴赏了。在我告辞的时候，他捡出三张画来，要我自己选一张，他决意送我，我有点惶恐起来。别人的宝贵制作，我怎好一个人据为私有呢？我也想到在日本时，抱石也曾经送过我一张，然而那一张是被抛弃在日本的。旧的我都不能保有，新的我又怎能长久享受呢？我不敢要，因而我也就不敢选。然而抱石自己终把这《桐阴读画》选出来，题上了字，给了我。
真是值得纪念的“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抱石送我们出了他的家，他指着眼前的金刚坡对我说：“四川的山水四处都是画材，我大胆地把它采入了我的画面，不到四川来，这样雄壮的山脉我是不敢画的。”
————“今天的事情，你可以画一幅‘竹阴读画’图啦，读画的人不是古装的，而是穿中山装的高龙生，李可染、杜守素、郭沫若，还有夫人和小儿女。”我这样说着。
大家都笑了。大家也送着我们一直走出了竹林外来。
当到分手的时候，抱石指着时慧夫人所抱的二岁的小姐对我们说。“这小女儿最有趣，她左边的脸上有一个很深的笑窝，你只要说她好看，她非常高兴。”
真的，小姑娘一听到父亲这样说，她便自行指着她的笑窝了，真是美，真是可爱得很。
时间很快的便过去了，在十月十七日后不久，我们便进了城；虽然住在被煤烟四袭的破楼房里，但抱石的《桐阴读画》却万分超然的挂在我的壁上。任何人看了都说这幅画很好，但这十月十七日一天的情景，非是身受者是不能从这画中读出来的。因而我感觉着值得夸耀，我每天都接受着“最上光辉”。
我如果再是青年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七月重庆《青年知识》半月刊的创刊号，原题为《如果我再是青年》。
青春的时代和我永远告别了。尽管别的人有时还称赞我很年青，或者甚至说比年青人的精力还要饱满，我自己也尽可以存心保持自己的一切青春化，尽力和老气斗争，然而毕竟把青年的种种美德逐渐丧失了。
尽管你怎样倔强，第一在肉体上的侵袭，你就无法抵抗。一切的动作不再如从前那样灵活了。无论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一切体内的机构，就象上了年代的钟表一样，失掉了它们的滑泽。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抵抗的。你能够使你的头发不白，你能够使你的牙齿不落，你能够使你的皮肤不失掉弹性吗？
有的学者在苦心着想发明返老还童的方法，这方法在将来或许总有发明的一天吧，但老者必须向童年返还，足见人人所景仰的还是自己的青春。
啊，请把我那少年时代还来，
在那时有诗的涌泉涌新醅，
在那时有雾霭一层为我遮笼世界，
未放的蓓蕾依然含着奇胎，
在那时我摘遍群花，
群花开满山谷。
我是一无所有而又万事具足。
我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
请整个地还我那冲动的本能，
那深湛多恨的喜幸，
那憎的力量，爱的权衡，
还我那可贵的，可贵的青春！
这是诗人歌德在《浮士德》悲壮剧的序幕中，借着舞台诗人的口所表达出来的返老还童的愿望。这当然过于诗化了一点，但脚大爱小鞋，脸上失掉了光彩的姑娘们喜欢用摩登红，不必一定要秦始皇、汉武帝那样有权势的人才有愿望，要企图长春不老的。秦始皇、汉武帝企求长生不老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孝武本纪》等。
怎么办呢？
仙人想吃空气和云霞，魏、晋时代的人吃过石粉魏人何宴始倡食石粉，以为可以强健身体，益寿延年。至晋时，王公士大夫亦相衍成风。所食石粉，即石散，由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配成。如今的人吃酸牛奶，但有什么用处呢？提倡吃酸牛奶的梅奇尼珂夫梅奇尼珂人（H．H．Moqohkob，1845一1916)，通译梅契尼科夫。俄国生物学家，吞噬菌细胞和噬菌作用的发现者，免疫学创始人之一。教授不是早已经和秦始皇、汉武帝一样成为了故人吗？
青春不再来————在目前依然是无可如何的铁则。权力把它无可如何，科学也还是把它无可如何。正因为这样，一个人到了觉得他的青春值得宝贵的时候，青春已经不在手里了。谁也免不得要以无望之望来系念着已经走远了的青春。
迟了，我这也只是无望之望————假如我能够再是青年。
我假如能够再是青年，我首先一定要警惕到：青春是容易消逝的，不要把自己的青春拿来浪费。
青年要学习捍卫自己，确实是不很容易的事。要使自己的身体更强壮些，使自己的学识打下很坚实的根底，使自己的精神不为恶社会自私自利的浊浪所沾染，所摇荡，这很容易办到吗？我年青时候就没有办到。
年青人有的是健康，因而他也就浪费健康。到了觉得健康值得宝贵的时候，那犹如已经把钱失掉了的败家子，是已经失掉健康了。当然保持或增进健康也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要你的健康能有更有效更有益的使用。无意识的浪费，那确实是败家子的行为，我自己年青的时候就做过这样的败家子。
年青人一方面浪费自己的健康，一方面又仗恃着自己还年青，大抵每一个人在享乐上是今天主义者，在用功上是明天主义者。应该读的书，应该充实的基础知识，应该做或不做的事情，总是推到明天。“何必着急呢？马虎一点吧，明天还可以搞得通。”明天推后天，后天推大后天，习惯性成，一直就把人推到了坟墓的门前。现在明白了，后悔了，然而来不及了。假使年青的时候，把学识的基础打得更坚固，自己总不会这样的无能吧。
学习了一身自私自利的不良习气，虽然明明知道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很崇高的，利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韧带并促进进化的契机，然而个人主义的观点和行为，就跟三伏天的臭虫一样，费尽力气也不容易除掉。嘴巴是一套，手足是另一套。笔杆是一套，脑细胞是另一套。结果成为一个口是心非、言行不能一致的伪善者或两面人。嘴巴和笔杆越前进，伪善的程度便越彻底。路走错了，回头去吧，已经到了墓门。糟糕，一辈子完了！伪善的尽头便成为真恶！
但年青人总须得有人帮助。自己不容易操持自己，如有善良的导师能够帮助引路，那是青年人的幸福，也是社会的幸福。我们在年青的时候，可惜也并没有得到那样的领导，而今天负有领导青年的责任的人，却完全朝着错的路向在领。我们希望年青人永远年青，而今天的路向是使年青人赶快年老。纵欲者值得嘉奖，刻苦者形迹可疑，没有把青年作为独立的栋梁而培植，而是把青年作为娱目畅怀的盆栽。当然，盆栽有时也有必要，只要娱公众之目，畅公众之怀，公园里的花木不也同样值得宝贵么？然而今天的盆栽是案头供奉，而公园却塞满了瓦砾和粪便。
年青人在这样的情形下怎么办？实在是难。我是相信良心的人，人是谁都想向善的，只因有障碍挡他，他才止步，或者往后退。自己随身带来的个体兽欲的惰性，又受着集体兽欲的惰性在领导。不把人当成人，只把人当成兽。你能够甘心吧？谁也不会甘心！那吗谁也就应该克服这种兽欲的惰性。自己克服，相互克服，集体克服。
应该不要忘记，多少青年是连物质的生存都还不容易持续的，当然更说不上精神上的教养。这又是谁的罪？我们也听见过“人溺已溺，人饥已饥”那样的话，试问有谁实际做到过？口有余而行相反者是骗子，心有余而力不足者是懦夫。我如果再是青年，我不愿意再成为骗子，也不愿意再成为懦夫。为了自己，为了青年，为了千千万万的后代，我们不能够容忍再有骗子和懦夫的存在。
1945年5月28日
冷与甘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文萃》周刊第二年第十二、十三期合刊。
鲁迅脍炙人口的两句诗：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把鲁迅精神表示得非常圆满。
在今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在演说里面引用了这两句，却把“冷对”误成“忍对”去了。不过当我演说完毕之后，自己立即感觉到了我的错误，和这错误的来源。
接着在我之后是周恩来副主席讲演。恩来也引用了这两句，但他又把“冷对”记成“怒向”去了。这不用说也是错误，而且有趣的是错误的来源也和我的相同。
我们事后关于这个小小的问题讨论过一下，恩来说，他在讲演之前，还向坐在旁边的叶圣陶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字秉臣，江苏苏州人。小说家、教育家。著有《叶圣陶文集》。先生问过，圣陶先生也以为是“怒向”。
我说，我们错误的来源相同。这来源是在什么地方呢？也是鲁迅的另外两句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我从这儿上一句记取了“忍”字，恩来则从下一句记取了“怒向”两个字。
然而，就由这无心的错误，我们倒似乎把鲁迅精神的一面————反抗的一面，很适当地阐发了。
便是“怒”加“忍”等于鲁迅的“冷”。
但可不要忘记：鲁迅精神还有另外一面，那便是鲁迅的“甘”。这应该是等于“爱”加“诚”的。这儿也可以引证鲁迅的两句诗：
精禽梦觉仍衔石，
斗士诚坚共抗流。语见鲁迅七律《题三义塔》。
上一句虽然没有“爱”的字样，但里面正含蓄着无限深沉的“爱”，意思是说：为了“爱”，便明知无望，也不失望。
1948年12月21日
无题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沸羹集》。
及年岁之未晏兮，
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之先鸣兮，
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离骚》
就好象受着迫促的一样，今年自一月以来比较写了一些东西，有时写得太猛，连一支新的头号派克都被断了。
这或许也就是“衰老”的征候吧？不过也有的朋友说：是我的“第二青春”来了。我倒很高兴，我希望能够把握得着这永远的青春。
照年龄说来，我已经是知命晋一的人，但不知怎的，我却感觉着一切都还年青。仿佛二三十岁时的心境和现在的并没有怎么两样。一样的容易兴奋，容易消沉；一样的有时是好胜自负，有时又痛感到自己的空虚。
因此有人说我很骄傲，就象“不可一世的拿破仑”。骄傲有时是难免的。摹仿拿破仑的心理，十二三岁时也曾有过，但现在已经老早毕了业了。
年青的朋友写信给我又爱这样说：“你能够接近青年，了解青年。”这或许也不尽是出于客套。因为我自己委实感觉着我还年青，而且我也知道，有为的青年比较起一些“无兵司令”确实是更值得骄傲的。
不过也有些人说我很谦虚，而且是出于世故，甚至于世故到连耳朵半聋都是装的假。这又未免把我看得太伟大了。
平生一大恨事便是两耳失聪而又聋得不彻底，这是十七八岁时一场伤寒症的后果。假使我不聋，或许总可以更聪明得一点吧？假使聋得更彻底，或许也可以更聪明得一点吧？
只有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衰老”了，而且我还希望能够更“衰老”得一点。
能够听不到鹈的鸣，当然是更好的事。
1942年11月23日
向着乐园前进
本篇选自《郭沫若佚文集》，最初发表于1941年3月27日重庆《新蜀报》。
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和我相识已经快满四年了。
他们这个可爱的小小的团体是“八一三”以后在上海组织的，那时他们之中，大的不过十六、七岁，小的仅仅七、八岁。他们以那样小小的年纪，却有这样值得佩服的组织力，怎么也表示着我们中国的伟大的将来。
在上海未成孤岛之前，他们在那儿做了不少有益于抗战的工作，尤其对于难民尽了他们的慰劳、宣传，甚至教育的责任。我和他们，就是在租界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第一次见面的。
在上海成了孤岛以后，我是由海路经过香港、广州、长沙，而到达武汉。在武汉又和他们第二次相见了，那是二十七年的正月。他们都是采取陆路，经过镇江、徐州、新郑，而到达武汉的。他们那沿途的经历，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零为整，已经是一部很有趣的小说。
到了武汉以后，他们和我的联系便更加密切了。不久我参加了政治部门的工作，便把他们收编到了政治部来，这一群小朋友于是乎便成为了我的朝夕相处的共事者。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我是知道得比较详细的，他们的存在对于我是莫大的安慰，而同时是莫大的鼓励。
由武汉而长沙而桂林而重庆，他们沿途都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工作成绩。在工作的努力上，在自我教育的有条理上，委实说，有好些地方实在是足以使我们大人们惭愧。政治部有他们这一群小朋友的加入，实在是增加了不少光彩。到了重庆后，他们分头向各地工作，几乎把大后方的各个成份都踏遍了。
这一次他们在重庆开始第一次的大规模的公演，而所演的《乐园进行曲》，事实上就是以他们为粉夲而写出来的戏剧。现在都由他们自己把他们的生活搬上了舞台，真正是所谓“现身说法”。我相信是一定可以收到莫大的成功的。
随着抗战的进展，他们的年龄长大了，团体也长大了。在桂林和长沙儿童剧团合并之后，各处都有小朋友参加，他们真真是做到了“精诚团结”的模范。其中有好些团员，严格地说恐怕已经不能算是“孩子”了吧。而我却希望他们永远保持着这个“孩子”的英名。
在精神上永远做孩子吧。永远保持敏感和伸缩自在的可塑性吧。
“孩子是天国中最大者”，有人曾经这样说过。
我是坚决地相信着，就要由这些小朋友们————永远的孩子，把我们中国造成地上乐园。
1930年3月23日夜
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羽书集》，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汉口《新华日报》。
今天是武汉各界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的第六天，恰好在滕县阵亡了的师长王铭章王铭章（892——1938)，字子钟。四川新都人。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在鲁南战役中，为保卫滕县而阵亡。将军的灵柩，在午前十时运到了汉口。武汉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众团体，都非常踊跃地，到大智门车站去迎接他的灵柩。王师长安睡在灵柩里面，假如是有知觉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很谦冲，而且很放心的。他假如能够再向我们表达他的意思的话，他一定要说：“武汉的同胞们，全国的同胞们，你们这样的优待我，我实在不敢当。我们做军人的人，杀敌致果，为国捐躯，原是本份内的事，当不起同胞们这样的厚待。自己实在是惭愧。”我相信王师长一定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凡是忠于职守能够以身殉职、为国捐躯的人，虽然殉职原是本份，那种人一定是谦和的人。因为他明白大义，辨别义理，能够在生死关头保持着他自己的节概，这种人是不会虚骄浮躁的。凡是虚骄浮躁的人，临倒大节大义的关头处，他一定是糊涂的家伙。但我说，王师长他一定也很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武汉的民众，乃至全国民众，都有辨别节义的精神，对于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人，特别表示崇敬。这是对于军事胜利的绝好的保障。大家能够尊敬为国捐躯的人，有职守者有所观感，一定要见贤思齐，也忠于职守而为国捐躯。一般的民众，在救亡建国上，都是有责任的，遇到自己的责任关头，也决不会躲闪，而贻羞于国家民族。全国民众都能有这样的存心，那我们要驱逐倭寇，要复兴民众，要建设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那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也就敢于相信：我们阵亡了的王师长，他安睡在灵柩里面，一定是很放心的。
抗战以来已经十个月，我们虽然沦陷了几省的土地，损失了无数的财产，牺牲了几十万的士兵，更有无数的同胞陷入流离颠沛的苦境，然而我们是有很宏大、很光荣的收获的。这收获是什么？第一便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能和敌人抗战。其次是不仅能够抗战，而且还能持久，愈战愈强。敌人素来是轻视我们的，以为我们绝对不会抗战。“五七”和“五九”的国耻，便是招致敌人轻视的最明显的事实。以前的北洋军阀，只知道勇于私斗，所以日本人在二十三年前，竟向我提出了亡国的二十一条，并敢于下出最后通牒，以武力威胁我们承认。而袁世凯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辛亥革命后，曾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十二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宅元年，准备即皇帝位。一九一六年三月被迫取消帝制。竟公然向他屈膝，把二十一条承认了，构成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奇耻大辱。日本人就因为得到了这些甜头，他常常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地来压迫我们，恫胁我们。恫胁原是他所惯用的手段，他始终相信着，我们是绝对不会抵抗的。然而启自沟桥事变以来，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地毅然开始了我们的神圣抗战。这在敌人是出其不意，而在我们便是一个伟大的成功。
敌人遭受了我们的抵抗，起初仍然坚持他的敌视我们的初心，以为我们是经不起一打，战事也可以“速战速决”的。然而战争一发动了起来，我军英勇无比，战事愈接愈厉，到现在已经打了足足十个月了，日本人依然不能把战事解决。不仅不能解决，而且愈见增加了他的困难。他的军队内反战厌战的空气非常浓厚，国内百货昂贵，公债无法推销。就拿这发行公债一项来说吧，去年他本打算发行三十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的，但只发行了十五亿元。而这十五亿元里面，实际销出了的不过四亿五千五百万元，其余都还放在日本银行的仓库里。所以日本人委实是闹到了有点脚忙手乱的地步了，这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在我们无论怎样，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收获。
敌人所最藐视我们的，是以为我们中国人怕死，而他所最自负的是以为他们日本人不怕死。但由这一次的抗战所得到的结果，情形是完全相反了。抗战以来，我国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真是不计其数。南苑的佟麟阁、赵登禹两师长，南口的杨方珪团长，宝山的姚子青营长，忻口的郝梦麟军长与刘铮磊刘铮磊(1894——1937)，又名家麒，湖北武昌人。国民党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师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守卫山西忻县时阵亡。师长，广德的饶国华饶国华(1893——1938)，字弼臣，四川资阳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安徽广德战役中阵亡。师长，连此次滕县的王铭章师长，他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增加了不少的光辉灿烂的篇页。但是在日本方面是怎样呢？上而将校，下而士兵，都成为强盗军队；奸淫虏掠，无所不为，闹得来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惯，都引以为耻辱，往往自行缢死。在缢死者的衣包中，往往有纸条写着“死谏”等字样，被我们搜出。这种精神上的损失，日本人是无法挽回的。
这儿在我们的面前呈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便是我们做人的应得如何死。象王铭章师长的死守滕县，这是一种死法。王师长的死守，使我们军事部署得以完密，使徐州一带转危为安。这种死法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死了也膺受着无上的光荣。象日本兵士因为厌战而自寻短路的，也是一种死法。死了固然可以免除他自己的痛苦，免除良心上的苛责，然而于大局是无补的。死了等于与草木同腐。古代的人告诉过我们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语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箴言。我们每一个人的确应该加以考虑的，便是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死一个怎样的死。死这个生理现象，一般的人，委实说，似乎都有点怕。但不分质的怕，我看是错误的。任何人都免不了有一个死，你就怕也是无益，早迟会有你生命结束的时期到来。死是人人所必有的东西，切实的说，死倒应该是人人所有的财产。我们所当考虑的是这个通有的财产，我们应该如何用法。例如同是一个钱，用到好处，便获得一个钱乃至一个钱以上的用处，用到坏处，不仅是浪费了，而且还要惹出大祸。同是一个死，也要看你的用法如何，是要用得重如泰山，或者轻如鸿毛，这是要全靠你自己的调度。我们不应该怕死，应该怕我们自己死得不得法。轻如鸿毛的死法，才是可怕的。我们应该要宝贵自己的这项财产，并且要时时刻刻准备着在适当的地方使用。假如我们人人都死得来象王铭章师长这样的死，那不是人人都永生了吗？古人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语见《论语·里仁》。只要死得其所，的确，人是随时随地都应该死的。这样被善用了的死，是把死复活了，也就如被善用了的钱一样，一个钱被善用了，却有无数的钱生产出来。这样的钱，难道我们还怕用？这样的死，难道我们还怕死吗？我看做人的秘诀，就是要知道死法。要把善的努力用到自己的事业上，时时刻刻都可以和死见面，要时时刻刻都怀着必死的决心。一个人能够这样，我看一定可以成为人生的成功者。无谓的死，或做坏人、做汉奸而死的死，那才真真正正是可怕的死。
王铭章师长，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生的成功者了。他是死了一个很光荣的死。但他果真是死了吗？不，他并没有死。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切实地融化进了民族的生命里面。在民族存续的一天，王铭章师长是永远生存着的。我们现在追悼他，宁应该庆贺他，庆贺他的成功，庆贺他的不朽。
最后，因为王师长是四川人，我自己也是四川人，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向四川的同胞们再说几句话。
我们四川省号称有七千万人口，这七千万的数目和日本的人口数目恰恰相等。论理仅拿我们四川一省便可以和日本对敌的。我们平均作为一家七口计，七口之家每家抽一名壮丁出来当兵，单只四川一省，便可以出一千万的兵。这数目是很可以使我们乐观的。因此，有的朋友说“四川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这话在生在四川的人听来，应该感受着光荣，但同时也应该感觉着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就要四川人人人具有必死的决心，至少是可以抽出的一千万的壮丁要有必死的决心。我们要踊跃地应征兵役，并且踊跃地开到前线，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王铭章和他的部下，还有在广德阵亡了的饶国华师长和他的部下，以及在前线上阵亡了的或正在作战的其他的四川同胞，他们已经为我们呈出了很好的模范。我们应该以前仆后继的精神，跟踪着前进。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切地担负起复兴民族的使命。
四川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顶有价值的死吧。全国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项有价值的死吧。让我们大家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融化进民族的无限的生命里去。
1938年5月8日于汉口
孤山的梅花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四日、七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三月十八日追记”。
一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我们也可借此得以一叙。
“我对于你正象在《残春》里从白羊君口中说出的‘得见一面虽死亦，一样，正渴望得很呢。
“你如有回信请寄杭州某某女学校余猗筠小姐转，因为我没有一定的住处。
“你到杭州后可住钱塘门外昭庆寺前钱塘旅馆。那个旅馆只要三角钱一天(且可住二人或三人)，又是临湖的。我到杭州后也住那里。我明日不动身，后日一定动身，由此至杭须一日半的路程，预计十三日我总可抵杭了。
“啊，你恐怕还不知道我这个人罢？但是，要这样才有趣呢！”
这是我在正月十四的晚上接着的一封信，信面写着“由新登三溪口寄”，信里的署名是“余抱节”。这位余抱节的确我是“不知道”的。我接受未知的朋友们的来信本来不甚稀奇，但不曾有过象这封信一样这么“有趣”的。
这信里的文句写得十分柔和，并且字迹也是非常秀丽，我略略把信看了一遍之后，在我的脑识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个想象来，便是这“余抱节”的署名便是那位“猗筠小姐”的化名了。
————啊，这是一定的！你看她已经写明了住钱塘旅馆的，为甚么叫我写信又要由学校转交呢？这明明是怕我不回她的信，或者是怕信到后被别人看见了，所以才故意化出一个男性的假名来。这真是她用意周到的地方了。
————啊，她这人真好！她知道我素来是赞美自然而且赞美女性的人，所以她要选着月圆花好的时候，叫我到西湖去和她相会。她并且还知道我很穷，她怕我住不起西湖的上等旅馆，竟把那么便宜而且又是临湖的旅馆也介绍了给我。啊，她替我想的真是无微不至了！
我捧着信便这么痴想了一遍，我的心中真是感觉得有点不可名状，心尖子微微有点跳。
————啊，在风尘中得遇一知已，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何况这位知已还是一位年青的女性呀！
————不错，她一定是年青的，你看她自己不是写着“小姐”吗？小姐这个名词，我素来是不大高兴的，但经她这一写出来，我觉得怎么也很可爱的了。啊，这真。是多么一个有雅趣的名词哟！这比甚么“女士”，用得滥到无以复加的“女士”，真是雅致得不知道几千百倍了。
————但是她怎么会知道我现在的住所呢？……
这个问题把我难着了，我实在不知道她何以会知道我现在的住所。我从前很爱出风头的时候，我的住址是公开的，容易知道。但我这回回国来，我一点风头也不敢再出了，除极少数的几位朋友之外，没有人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她却是从甚么地方探听到的呢？或者是我的朋友之中有同时是她的相识的人告诉了她？或者是我最近在友人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一两篇文章，她从那编辑先生的地方函询得到的？
我想了一阵得不出一个线索来，我也无心再在这个问题上琢磨了。
————不管她是从甚么地方打听来的，她总是我的一位很关心的知己，而且是一位女性的知已呀！
————啊，这杭州我是一定要去的，我是一定要去的！
二
把去杭州的心事决定了，但也有不能不费踌躇的几件事。
第一，跟着我回国来的一妻三子，她们是连一句中国话也不懂的，家里没有人；我的女人在一二月之内也快要做第四次的母亲了。虽说到杭州，今天去，明天便可以回来，但谁能保得他们不就在这一两天之内生出甚么意外呢？假使我是有什么不能不去的紧急事情，那还有话可说，但我只是去看花，去会一位女朋友的，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女人，更怎么对得起我的三个儿子呢？……
责任感终竟战胜了我的自由，我踌躇了。踌躇到月轮看看已经残缺，孤山的梅花也怕已经开谢了的时候，那已经是接信后的第四天了。那天午后，我已经决了心不去，我把猗筠小姐的来信，当成一个故事一样，向我的女人谈。啊，可怪的却是我的女人。她听我念出了那封信后，偏要叫我去。她说不要辜负人家的一片好心，去了也还可以写出一两篇文章来，这正是一举两得的事。啊，我的女人，你是过于把我信任了！我被她这一说，又动摇了起来。但我为缓和我的责任感起见，我要求把我大的两个孩子一同带去，一来可以使孩子们增些乐趣，二来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保险的护符。我的女人也满心地赞成了。
我有这样的一位女人，难道还不感谢她吗？她竟能这样宽大地替我设想！好，杭州是准定去了。
我在那天下午便直接写了一封信去回答猗筠小姐，约定十九动身，并且说有两个大的孩子同路。我为甚么要缓到十九，而且要说明有孩子同路呢？我是有一个不好的私心，我是希望她到车站上来接我，在稠人广众中，我的两个孩子恰好可以做她认识我的记号呢！
啊，我这个私心真是对不住我的女人，我是把她的爱情滥用了！但是我又有甚么办法呢？已经滚下了山头的流泉，只好让它愈趋愈下了。
把去的方针和去的日期都决定了，但还有一件紧要的事，便是去的旅费。
我手里一共只剩着十五块钱了。我这一去至少要耽搁一两天，在良心上也不能不多留点费用在家里。我假如在这十五块钱中要拿出十块钱去花费，只剩下五块钱在家里，心里怎么也是过意不去的。我便决计到闸北去，向我的一位友人告贷。
三
出乎意外的是北火车站和宝山路一带，满眼都是皮帽兵！商家有许多是关着铺面的，街上的行人也带着十分恐慌的样子。
回国以来我从没有心肠看报，友人我也少有会面，竟不知道这些皮帽兵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我在宝通路会见了我的朋友了，我先问他那些皮帽兵的由来，我才知道江浙这次又打了一次足球。的确是很象打了一次足球呢。第一次的江浙战争是齐燮元从南京来打卢永祥，把卢永祥打败了，逼到日本的别府温泉去休养去了。这一次却又掉换了阵门，是卢永祥从南京来打齐燮元，把齐燮元打败了，也把他逼到日本的别府温泉去休养去了。齐燮元(1879——1946)，字抚万，直隶宁河(今属天津市)人。北洋直系军阀，曾任江苏督军。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浙江督军。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齐燮元和卢永祥混战，齐胜。次年元月，齐又被卢打败。他们的这两回球战算来是各自占了地利，还没有分出胜负。看来，他们的脚劲都好，都是很会跑的。等几时再来掉换过一次阵门接战，这未知鹿死谁手《晋忆·载记·石勒下》：“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了。
皮帽军原来就是卢永祥从奉天领来的足球队员，听说甚么张宗昌啦、张学良啦、吴光新啦，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张学良，字汉卿，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吴光新(1881——1839)，字自堂，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闲。一九二四年底曾就任段祺瑞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兼训练总监。一些脚劲很好、很会跑的健将，都已经到了上海。
哦，原来如此。但这是事关天下国家的游戏，用不着我来多话；我是要往西湖去会女朋友的，那管得他们这些闲事呢？
我把我要往杭州的意思向友人说了，并且把那“余抱节”的信向他默诵了一遍。
我的朋友也和我的意见相同，他说那信一定是那猗筠小姐写的。但他的结论却和我相反，他却不赞成我去。他连连说“危险！危险！”
我说：“我要把两个大的孩子带去保险的呢。”
他说：“那更不行，这两天风声很不好，奉军和浙军说不定要开战，小孩子是无论如何不能带去的。万一你走后便打起仗来，连逃走都不好逃走呢！”
他坚决地反对着，我要向他借钱的事怎么也不好再说出口了。好，不借钱也不要紧，反正还有十五块钱，花了十块钱再说。这回的仗火我也不相信终会打成，就打成了带起孩子们逃难也是一种特别的经验。
钱，我没有借成。晚上回到家里，我不该把外边的风声对我女人说了一遍，孩子们，她竟不肯要我带去了。
————也好，不把孩子们带去，也可以少花几块钱，我来回坐三等，加上一天的食宿费，有五块钱也就够用了。
就这样费了不少的踌躇，等到十九的一天清早，我才赶到北站去乘早车。吓，真个是好事多磨呵！我到了北站，才知道好久便没有开往杭州的车了。要往杭州，要到南站去坐车。但我看见沪杭线上明明有一架车头，正呼呼呼地时时冒着烟正待要开发的光景。
————说没有车怎么又有车要开呢？
————那是陆军总长吴大人的专车呀！
————吴大人？那一位吴大人？
————吴光新，吴总长，你还不知道吗？
啊，我到这时候才晓得现在的陆军总长就是吴光新，我真是长了不少的见识。但是这些见识究竟又有甚么用处呢？把我到杭州的佳期又阻止了。啊，我真想当一位陆军总长的马弁呀！即使我将来就无福做到督军，至少我在今天总可以早到杭州！
要往南站时间也来不及了，慢车不高兴坐，夜车听说又没有，没有办法又只好回到自己的窝里。
四
足足又等了一天，等到二十日的清早，天又下起雨来了。我睡在床上又在踌躇。到底还是去，还是不去呢？下雨我倒不怕，打仗我也不怕，不过万一那“余抱节”并不是猗筠小姐，这不是把满好的一个幻影自行打破了吗？他已经等了我一个礼拜了，我并没有直接回他一封信。我走去了，他又不在，岂不是也是一场没趣吗？西湖并没有甚么趣味，梅花到处都有，何必一定要去孤山？那猗筠小姐，我写封回信给她罢，把情况说清楚，她定能原谅我的。以后她如果要和我常常通信，那就好了。我何必一定要去见她？不错，神秘是怕见面的，神秘是怕见面的！
我这么想着，又决定不再去了。不过我这个决定总有点象悬崖上暂时静止着的危石，一受些儿风吹草动，便可以急转直下，一落千丈。当我正在踌躇的时候，我的女人又在催我了。她说我陷在家里一个钱的事也没有，诗也没有做，文章也没有写，倒不如去转换下心机的好。————这转换心机是她平常爱说的话，这一来又把我大大地打动了。一个同情于我的未知的女性，远远写了一封优美的信来，约我在月圆时分去看梅花。啊，单是这件事情自身不已经就是一首好诗么？的确，我是不能不去的，我不能辜负人家的好心。去了能够写些诗或者写篇小说，那是多么好！对，不能不去，去有好处，下雨时去更有好处，我一定要去！
“说时迟那时快”————这句旧小说的滥调恰好可以用在这儿。我经我女人一催，立地起来把衣服穿好了。唯一的一套洋装穿在身上，我自己恨我没有中国的冬天的衣裳，但也没有办法了。坐上黄包车，被车夫一拉拉到南站，恰好把早车赶上。我便买了一张三等票跨进车里去了。
啊，舒服！舒服！我是要往诗国里去旅行的，我是要去和诗的女神见面的呀！……
不过坐在三等车里，也不是甚么好舒服的事情。一车都好象装的是病人，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看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个有点健康的颜色。坐在我对面的便是一位患着黄疸病的病人，面孔全部好象飞了金的一样，连眼珠子也是黄的。旁边有一位骨瘦如柴的人和他谈话，替他介绍了一个医方。他说，到碗店里面去买江西稻草煅灰来吃是千灵万灵的，但要真正的江西稻草。说的人还说，从前他自己也害过黄疸病，就是吃江西稻草吃好了的。我很奇怪他这个医方，我也推想了一下这里面的玄妙，但总是就和读《易经》又名《周易》，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儒家经典之一。的一样，推想不出那里面的玄妙来。照我学过几年医学的知识说来，这黄疸的症候，或者是由于肝肿，或者是由于胆石，或者是由于外尔氏病(鼠咬病)，或者是由于过食所引起的一种发炎性的黄疸。前面的两种不用外科手术是不会好的，外尔氏病的病源虫是一种螺旋菌，难道稻草的灰里有杀这种病菌的特效成分吗？不过象发炎性的黄疸，经过两三礼拜是自会好的，恐怕稻草先生是用到这种病症上占了便宜。
咳嗽的人真多。天气太冷了，三等客车里面又没有暖气管(恐怕头二等车里也没有罢？我没有坐过，不知道)，喀哄喀哄地，满车的人都在合奏着支气管加达儿的赞美歌。在我斜对面，靠着对边窗角上的一位瘦骨嶙峋的人，眼睛黑的怕人，两颊上晕着两团玫瑰红，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肺结核的第三期了。他也不住地呛咳，并且不住地把他的痰吐在地板上。啊，他老先生又算作了不少的功德了！至少是坐在他旁边、时而和他谈话的那位苍白面孔的妇人总该感谢他的：她再隔不久，她的两颊也不消涂胭脂，也不消贴红纸，便会自然而然地开出两朵花来的呢！
啊，我真好象是坐在病院里一样的呀！病夫的中国，痨病的中国，这驾三等车便是缩小了的中国！
在病人堆里所想的几乎都是病的事情，病神快要把我的诗神赶走了。啊，谈何容易！她的信是带在我的衣包里呢！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
啊，好文章！好文章！这是多么柔和的韵调，多么美丽的字迹哟！这是一张绝好的避病符箓！学医的同志们一定会骂我堕入迷信了罢？但是笑骂由他们笑骂，这符箓的确是符箓。我一把她的信展开来，甚么病魔都倒退了。我的思索不消说又集中到猗筠小姐的想象上来。
————她怕是寒假回家去又才出来的了。不知道她到底是那女学校的先生呢，还是学生？想来怕是学生的多罢？能够喜欢我的文章的人一定不是老人，不消说不会是老人，她不是已经写明是“小姐”了吗？在中国的社会里面也决不会有oldmiss(不结婚的老小姐)的！并且我的文章也只能诳得小孩子。好，不要太自卑了！我的文章得了她这样的一位知己，也怕是可以不朽的呢！
————今天她一定是不在车站上的了，昨天一定冤枉了她空等了一天！我见了她的面时，不消说应该先道歉。但是，以后又再说甚么呢？……我是先到她学校里去，还是直接到钱塘旅馆呢？怕她已经不在那儿了。不在那儿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五
我的想象跟着火车的停顿而停顿了，已经是硖石。对面的月台上整列着两排军队，几个军乐手拿着喇叭在左手站住，几个军官拿着指挥刀在前面指挥。他们凝神聚气地在那里在等待着甚么。————是要等上行火车开往上海的吗？上海方面难道已经开了火吗？我这场危险真是冒到火头上来了！身上只有两块多钱，家里只留下十块！啊，我真不该来。来了是落陷在陷阱里了！
心里不免有些着急，火车仍然停着。停了怕有二十分钟的光景，月台上的军人呈出活动的气象了。一位军官拔刀一挥，军乐齐奏，全队的军人都举枪行礼。不一会才从南方飞也似的来了一部专车，一驾车头拉着两乘头等车座，两乘里面都只稀舒地坐了三四个人，但看也还没有十分看明，又如象电光石火一样飞也似的过去了。我们的车跟着又才渐渐地动起来。月台上的军人已经看不见了，喇叭的声音还悠扬地在那里吹奏。
我的旁边有一位老人向我说：“怕又是那一位大人到上海去了。”
“一定是吴光新吴大人呢，他昨天到了杭州。”
“不错，一定是他，真好威风！”
老人说着好象很有几分愤慨的样子，但我却没有这样老稚了。我自己心里只是这样想：德国的废帝威廉三世当为威磁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乃威廉一世之孙。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一八年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逃亡荷兰，同年十二月被废黜。真蠢，他在欧战剧烈的时候，时常在柏林坐街市电车，他老先生可惜没有及时享福呢。
硖石过后，雨也渐渐住了。车外的风物只呈着荒凉的景象，没有些儿生意。身子觉得有些疲倦，靠着车壁闭了一会眼睛。有时竟苦睡了一下，车一停又惊醒了。最后只好把带着的法国作家费立普(Charles Louis-Philippe)费立普（1874——1909)，通译菲力普。著有小说《蒙巴那斯的比比》、《克罗基尼奥勒》等。的短篇小说集来读了好几篇，一直读到了杭州。
六
杭州车站到了，我下了车。注意着月台上接客的人，但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也没有一个来认识我的人。
坐了一乘黄包车，我却先上东坡路的一位友人的医院里去了。车夫就好象拉着我在黄海上面走着的一样。雨落过后的杭州城，各街的街道都是橙红色的烂泥，真正是令人惊异。
在友人的医院里吃了一杯茶，听说今年天气很冷，孤山的梅花还没有开。但是我来，并不是为看梅花，我也不管它开也不开了。我只问明了到钱塘旅馆的车价告辞了出来。我自己主意是已经决定了。我先到旅馆去，假如遇不着她，然后再向学校打电话或者亲自去会她。
原来钱塘门却是挨进宝石山那一边的，从东坡路乘黄包车去也还要一角钱的车钱。我坐在车上当然又是想着，愈走愈觉得有些兴奋。……一到旅馆，遇着的果然是她呀！啊，那真是再幸福没有了！梅花既然还没有开，孤山是可以不必去的。……最初当然是要握手的。其次呢？……月亮出得很迟了，或者我们在夜半的时候，再往孤山去赏月，那比看梅花是更有趣味的。……假使她是能够弹四弦琴或者曼多琳英文Mandolin的音译，又译为曼陀林。一种琴身呈半梨形，有六弦或八弦的乐器。那是再好也没有。不消说我是要替她拿着琴去，请她在放鹤亭上对着月亮弹。她一定能够唱歌，不消说我也要请她唱。……但我自己又做甚么呢？……我最好是朗吟我自己的诗罢。就是《残春》中的那一首也好，假使她能够记忆，她一定会跟着我朗诵的。啊，那时会是多么适意哟！……酒能稍喝一点也好，但她如不愿喝，我也不肯勉强。我想女子喝酒终怕不是好习气？……
钱塘旅馆也终竟到了，实在是很简陋的一层楼的构造。当街是一扇单门。推门进去，清静得好象一座庵堂。一边壁上挂着一道黑牌，上面客名共总只有两个人，但没有姓余的在里面。
看样子，这也不象是小姐能住的旅馆了。
我问是不是有位余抱节先生来住过，柜上回来说没有。柜上是有电话的，我便打电话到某某女学校去，也说并没有“余猗筠小姐”这个人。有趣，真是有趣。
孤山的梅花呢？还要等两三天才能开。这怎么办？
东坡路上的朋友也不好再去找他了。我折回车站，赶上了当天开往上海的晚车。
1925年正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