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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画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路畔的蔷微》，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三）·水墨画》，作者自注“九月二十八日，东京”作。
天空一片灰暗，没有丝毫的日光。
海水的蓝色浓得惊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群鱼喋噏的声韵。
这是暴风雨欲来时的先兆。
海中的岛屿和乌木的雕刻一样静凝着了。
我携着中食的饭匣向沙岸上走来，在一只泊系着的渔舟里面坐着。
一种淡白无味的凄凉的情趣————我把饭匣打开，又闭上了。
回头望见松原里的一座孤寂的火葬场。红砖砌成的高耸的烟囱口上，冒出了一笔灰白色的飘忽的轻烟……
墓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路畔的蔷微》，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年一月六日北京《晨报副信镌》，题为《小品六章(五)·葛》，作者自注“一九二四，十，十二东京”作。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里徘徊，在一株老松树下戏筑了一座砂丘。
我说，这便是我自己的坟墓了。
我便拣了一块白石来写上了我自已的名字，把来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两旁还移种了两株稚松把它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来，又一人走来凭吊。
但我已经走遍了这莽莽的松原，我的坟墓究竟往那儿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尸骸哟，哭墓的是你自己的灵魂，我的坟墓究竟往那儿去了呢？
铁盔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第10卷》《山中杂记》，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8，21，晨，写于博多湾上”。
————“曾先生是F家里的良师”
F家里人是这样说，F村上的人也是这样说。
曾先生在F未出世以前十一年便到了他的家里，在F五岁发蒙的时候，在他家里已经教出了不少的“顶子”了。
F有次对我说过一段逸事，是他才发蒙时候的事情。
————“曾先生爱打人，尤爱打我们的脑袋。他的刑具是从篱栅上抽下来的斑竹。他一发作起来，便把那斑竹打在我们的头上，打一下，断一节，我们又不敢大声哭，哭大声了，他愈打得厉害。
“小小的脑袋打出一头的疱块。晚上回家痛得不能着枕，只是嘤嘤啜泣。
“我们的母亲知道了，母亲最可怜我，大约因为我年纪还小的原故，母亲便替我寻出了一顶硬壳帽子来。那帽子怕是我们的父亲或者祖父的年青时候戴旧了的。帽子既是硬壳做成，里面还有四个毡耳。
“这项硬壳帽子便成了我的‘铁盔’了。先生打起人来只是打得空响，脑袋一点也不痛。
“这个秘密在第三天上被我二哥知道了。他当时也不过才八九岁光景，他和我便要争戴这顶‘铁盔’。在家里时母亲不许他，进家塾时他在路上便替我夺去了，我竟伤心地哭了起来。弄到后来这个秘密连先生也知道了。
“我们的曾先生终不愧是贤明的人，他以后打我们的头脑不再隔着帽子打了。他要先把我们的帽子揭下，然后再打。
“小小的脑袋又被先生打出一头的疱块，晚上睡觉，痛得不能着床，又只是嘤嘤啜泣。
“母亲也无法可想了，只是安慰我们说：‘乖儿，乖儿，以后好生听先生的话，不再挨打便好了。……’
“我们的头脑便是这样打出来了的。在我们几位哥哥的头上，疱块虽然变成了‘顶子’，而在我自己不幸的是在十二岁的时候便开办了中学，我便和‘顶子’永远绝缘了。”
F的话便是这样。
但是F家里的人到现在也还在这样说，F村上的人到现在也还在这样说：
————“曾先生是F家里的良师！”
卖书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山中杂记》，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年9月17日夜侨居于日本九州佐贺县北一小山村中写此。”
我平生受苦了文学的纠缠，我想去掉它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为作章句，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七篇。、《庄子》、《史记)、《唐诗》这里泛指唐代的诗歌。但在一九一三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一九一四年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先秦至梁间的诗文集，共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这是一三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走的时候本来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一两年，它被丢在我的箱里，没有取出来过。
在日本住久了，文学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
那是一九一八年的初夏，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文学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
我下了决心，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送给了友人。当我要离开冈山的前一天，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庚子山全集》当为《庚子山集》，北周庚信（字子山）作，十六卷。《陶渊明全集》，东晋陶潜（字渊明）作，四卷两书还在我的手里。这两部书我实在是不忍丢掉，但又不能不丢掉。这两部书和科学精神实在是不相投合的。那时候我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我想起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这两部书或者可以卖得一些钱。
那是晚上，天在下雨。我打起一把雨伞走上冈山市去。走到一家书店里我去问了一声。我说：“我有几本中国书……”
话还没有说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在怀里操着两只手，粗暴地反问着我：“你有几本中国书？怎么样？”
我说：“想让给你。”
————“哼，”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下颚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罢，我不是买旧书的人！”说着把头掉开了。
我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很失悔。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钱了！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也犯不着以这样侮慢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抱着书扔旧回到寓所去。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侯，我突然对于它生出了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斯宾诺沙、太戈尔、伽比儿、歌德、海涅、尼采斯宾诺莎（B.Tagore，1861-1941），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太戈尔(R．Tagore，1861-1941)，通译泰戈尔，印度诗人。伽比儿（Kabir，1440-1518)，通译卡比尔，印度禅学家和诗人。海涅（H.heine，1997-1856），德国诗人。尼采（F.Nietzsche，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我一下了决心，便把书抱进馆去。那时因为下雨，馆里看书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向一位馆员交涉，说我愿意寄付两部书。馆员说馆长回家去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觉得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便把书交给了馆员，说明天再来，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我把书寄付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恬静，非常轻松。雨伞上滴落着的两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啊，那爽腻的感觉！我想就是耶稣脚上受着玛格达伦用香油涂抹《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记载：当耶稣在伯大尼的一个人家坐席时，“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另外。此事在《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八章中也有记述。时的感觉，也不过这样罢？————这样的感觉，到现在好象也还留在脚上，但是已经隔了六年了。
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冈山。我在那天不消说设有往图书馆去。六年来，我乘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也经过冈山五六次，但都没有机会下车。在冈山三年间的生活回忆时常在我脑中苏活着；但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
啊，那儿有我和苏坞即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教育家。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与作者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学。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即作者的日本夫人佐藤富子，又名安娜，一八九四年生，日本仙台人。两人一九一六年底在冈山开始同居。同住过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去划船的旭川，那儿有我每天清早上学、每晚放学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火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但我现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集》和《陶渊明集》的两部书呀！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是否安然寄放在图书馆里？无名氏的寄付，未经馆长的过目，不知道是否遭了登录？看那样书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少有罢？即使遭了登录，想来也一定被置诸高阁，或者是被蠹鱼蛀食了。啊，也是哟，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你们不要埋怨我的拋撇！你们也不要埋怨知音的寥落！我虽然把你们拋撇了，但我到了现在还在镂心刻骨地思念着你们。你们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在，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总要幸福得多罢？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旧友们哟！现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时侯，我寄居在这儿的山中，也和你们冷藏在图书馆里的一样，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
你们的生命比我长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借着你们永在。
白发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集》第10卷《路畔的蔷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六）·白发》，作者自注“24．10．20东京”作。
许久储蓄在心里的诗料，今晨在理发店里又浮上了心来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你的名姓我不曾知道，你恕我只能这样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罢？你替我剪了发，替我刮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涂了香膏。
你最后替我分头的时候，我在镜中看见你替我拔去了一根白发。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飘泊者自从那回离开你后又飘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1925年10月20日应为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
痈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光明》第一卷第二号。
十天前在胸部右侧生了一个小疖子，没有十分介意。谁期它一天一天地长大，在五天前竟大到了我自己的一掌都不能含盖的地步了。随便买了点伊邪曲尔软膏来涂敷了半天，痛既相当，更有些作寒作冷。没有办法，只好在第二天清早破点费，跑到近处的外科医生去，请他诊治。
医生说，是恶性的痈。
我希望他替我开刀，但他要再看一下情形才能定。他用太阳灯来照了十几分钟，取了我二圆六十钱。教我要好生静养，切不可按压，如再膨胀下去，会有生命之虞。静养得周到时，三礼拜工夫便可望治好。
我自己也学过医，医生所说的话我自然是明白的。这不用说更增长了我的忧郁。为着一个小疖子而丢命，当然谁也不会心甘。为着一个小疖子要费三个礼拜的静养和治疗，这也使我不得不感受精神上的头痛。
算好，邻家的一位铝器工场的工头有一架太阳灯，我的夫人便去向他借了来。
自己用紫外光线来照射，一天照它两次，每次照它二三十分钟。余下的时间除掉勉强起来吃三顿淡饭之外，便只静静地瘫睡在床上。范增疽发背的故事范增(前277-前204)，居鄛(今安徽桐城南)人。项羽的谋士，被尊为亚父。《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用离间计，“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总是执拗地要在大脑皮质上盘旋。还有一个更执拗的想念是：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来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不然，我这个疖子，否，这个痈，何以总是不化脓？
脓————这在我们有医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群阵亡勇士的遗骸。我们的白血球是我们的“身体”这座共和国的国防战士。凡有外敌侵入，他们便去吞食它，待吞食过多时卒至于丢命，于是便成为脓。我们不要厌恶这脓吧，我们了解得这脓的意义的人，是应该以对待阵亡将士的庄严感来对待它的。
我这个痈不见化脓，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真正是已经变到不能抵抗外敌了么？
自己的脸色，一天一天地苍白下去，这一定是白血球在拚命吃自己的赤血球，我想。
为着一个小疖子，说不定便有丢命之虞，这使自己有时竟感伤得要涔涔落泪。
————妈的，我努力一辈子，就这样便要死了吗？而且是死在不愿意在这儿做泥土的地方！……
今天清早起了床，觉得痛觉减轻了。吃了早饭后，自己无心地伸手向患处去摸了一下，却摸着了一指的温润。伸出看时，才是脓浆。这一快乐真是不小：我虽然是中国人，我自己的白血球依然还有抵抗外敌的本领！原来我的痈已经出了脓，浸透了所护着的药棉和药布。自己过分地高兴了起来，便索性把衣裳脱了，把患处的药布药棉也通统剥掉了。取了一面镜子来，自己照视。
痈先生的尊容————一个附在自己胸侧的剥了皮的红番茄，实在不大中看。顶上有几个穴孔充满着淡黄色的软体，又象是脓，又象是脂肪。自己便索性用一只手来把硬结的一隅按了一下。一按，从一个穴孔中有灰黄色的浓厚液体冒出。这才是真正的脓了。我为这庄严的光景又感伤得快要流眼泪。你们究竟不错，一大群的阵亡勇士哟！你们和外来的强敌抗战了足足十日，强敌的威势减衰了下来，你们的牺牲当然也不会小。一面感慨，一面用指头尽力地罩压，真真是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真是快活，真是快活，这样快活是我这十年来所曾未有。
自己打着赤膊，坐在草席上，一手承着镜子，一手按着痈，按了有半个钟头的光景，蘸着脓汁的药棉积满了一个大碗。假使没有邮差送了一些邮件来，我的按压仍然是不会中辍的。
邮件也都顺手拉来看了，其中有一件是《东方文艺》侯枫编辑，上海东方文艺社发行。一九三六年三月创刊，同年十月停刊，共出七期。的第二期。我把封皮破开，把杂志的内容也流水地翻阅了一下，觉得内容是相当充实，编者在搜集上确是费了不小的苦心。但可惜印刷的技术太差，编辑的经验也不充分，这却使内容大大减色。
编制一种刊物等于在做一种艺术品，印刷是不可不讲究的。即使印刷差得一点，编辑者的经验如充分，也多少可以补救。内容的配置，排比，权衡，不用说要费一番苦心，就是一个标题的宽窄，一条直线的粗细，都要你费一些神经的歆动。要有一个整个的谐调，一个风格，然后那个刊物才是一个活体。内容就平常得一点，就如家常便饭而弄得洁白宜人，谁都会高兴动箸。但如棹椅既不清净，碗盏又不洁白，筷子上爬着苍蝇，酱油里混些猪毛，大碗小盘，热吃冷吃，狼籍在一桌，不怕就是山珍海味，都是不容易动人食兴的。编辑者除尽力拉稿选稿之外，对于编辑技术是应该加倍地用点工夫。这倒不是专为《东方文艺》而言，我觉得国内有好些刊物，说到编辑技术上都不能及格。新出的刊物以《译文》鲁迅和茅盾发起创办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六月终刊。中间曾一度停刊。、《作家》文学月刊。孟十还编辑。一九三六年四月至十一月共出八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两种的编辑法为最好。在日本出的《杂文》、《质文》也还可观。但《质文》第五期是在上海编辑，将来的成绩如何就不敢保险了。
把《东方文艺》翻着，最后却翻到了目录前、封面后的广告面来，又看见了那《新钟创作丛刊》的预约广告载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东方文艺》第一卷第二期。这套丛刊共有作品十六册，其中有作者的一册，广告为“历史小郭沫若四角半”。那广告在三个月前早就看过的，里面公然有一种是我的《历史小品集》，而且定价“四角半”。我最初看见时委实吃了不小的一惊。我不知道几时写了那样多“历史小品”竟能成“四角半”的“集”。
“历史小品”究竟是什么？是指的我近年所写的《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之流吗？但发表了的共总只有三篇，“品”则有之，那里便会“集”得起来呢？
“集”不起来的事情，那登预约的人后来似乎也明白了，记得不久在一本书后面所见到的同一“丛刊”的预约广告，“历史小品集”已经删去了“集”字而成为了“历史小品”。
其实就“品”也“品”不起来的。真好！我一翻到《东方文艺》上的《新钟创作丛刊》预约广告来，那儿不是已经又把“品”字也删掉了吗？
历史小郭沫若四角半
循着这一字递减例，这预约广告再登三回，我相信会是历史郭沫若四角半，历郭沫若四角半，郭沫若四角半。
九九归元，“郭沫若”的价值弄来弄去只值得“四角半”。
好的，有“四角半”存在新钟书局，再隔十年，我要叫我的孩子们向他们用复利算去讨账。
这些都是后事，暂且不提，却说这“历史小”三个字确是一个天启。
真的，“历史”实在是“小”大凡守旧派都把历史看得大。譬如我们的一些遗老遗少，动不动就爱说“我们中国自炎、黄以来有五千年的历史”。炎、黄有没有，且不必说，区区“五千年”究竟算得什么！请拿来和人类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地球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太阳系统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银河系宇宙的历史比较一下吧。……“五千年”，抵不上和大富豪卡尔疑卡尔疑(A．Carnegie，1835-1919)，一译卡内基，美国钢铁业者，人称钢铁大王，世界富豪之一。比较起来的我身上的五个铜板。
其实只要是历史，都已经是有限的。尽管就是银河系宇宙的历史，和无限的将来比较起来，总还是“小”。
“历史小”————的确，这是一个名言，一个天启。
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那五千年中所积蓄的智慧，实在抵不上最近的五十年。譬如白血球吃细菌的这个事实’我们中国的古人晓得吗？又譬如“历史小”这句名言，我们中国的旧人能理解吗？
总之，“历史”真正是“小”。准此以推，有了“历史”的人也一样是“小”。
古代的大人物，其实大不了好多，连我们现代的小孩子所有的知识，他们都没有。
愈有“历史”者，人愈“小”。
愈有将来者，人愈大。
古代的人小于近代的人。
年老的人小于年青的人。
这些是由“历史小”这个公式所可导诱出来的公式。
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艾芜，原名汤道耕，一九○四年生，四川新都人。作家。《南行记》是他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五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青的一代人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了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这和“历史小”这个理论恰恰相为表里。
真的，年青的朋友们哟，我们要晓得“历史”实在“小”。
把年老的人当成偶像而崇拜，决不是有志气的青年人所当为的事。
我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虽不能算得一个老头子，也可算得半个老头子。自己的山顶怕早已爬过了还没，即使的有爬过，再爬也爬不了好高。
孔夫子还聪明，他知道说，“后生可畏。”《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老实讲，我自已是恨我已经不能再做“可畏”的“后生”了。
我希望比我年青的人都要使得我生畏。
在“历史小”三字中感到了天启，把溃痈的快乐抛弃了，立刻跑进自己的工作室里来，提着一枝十年相随的钢笔在这原稿纸上横冲直闯地写，一写便写了将近四千字。然而写到这里，仍然感觉痈的内部在一扯一扯的痛。
我这时又把痈部摸了一下，刚才压消了的肿，不知几时又恢复了转来
外敌的势力是还没有衰弱的，我的英勇的白血球们又拥集到前线在作战了。
医生是警戒过我“切不可按压”的，我贪一时的快乐按压了半个钟头，又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弓起背来写了这篇半天文章。妈的，该不真“有生命之虞”吧？
然而————
“朝闻道”，孔子曰，“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清早闻得“历史小”之道，即使今天晚上死就死于痈，我也是值得的！
值得多少呢？
定价————
“四角半。”
预约————
倒贴邮票二分奉送。
1936年6月2日负痈草
青年哟，人类的春天！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今昔蒲剑》，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五四”运动的历史到现在竟有了二十二周年了。这个有光辉的纪念日————五月四号，被定为了“青年节”，这意义是很值得阐发的。青年是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就是进步的象征。人类社会乃至一切自然界的进化关键，可以说就操持在青年的手里。宇宙中举凡运行的轨迹都呈抛物线形，近来已由物理学家证明，连太阳光线从前以为是直线进行的，其实也是采取曲线的行径。年有春夏秋冬，人有幼少壮老，都同样是抛物线形的轨迹。假使没有明年的春夏，万类便只好永远的死亡，假使没有第二代的青年，人类的一切便只好永远的衰歇。青年哟，人类的春天！就靠着有这青春的一季，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进行到抛物线的顶端；也就靠着有这不断的青春的来复，使我们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永远保持着上行的阶段。前一代的抛物线的顶端成为后一代抛物线的起点。向上的波澜，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就这样使必趋没落的抛物线变为永远进展的无穷曲线。自然及人类是这样进化了来，也将这样进化起去。所争者只是在：无意义的运行或有意识的策动。人类也经过了很长远的无意识时代，这时代快要成为过去了，对于运行轨迹的研究愈透辟，策动运行的意识便愈清醒。我们把“五四”定为青年节的意义，也就是这种意识觉醒的明白表示了。我们希望：“五四”运动时所表现的那种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而今后无数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运动的朝气向前跃进。继承“五四”，推进“五四”，超过“五四”。使青年永远文化化，使文化永远青年化。
文化的本质其实即可以定义为“人为的进化”。它是对于自然界的一种斗争，对于凡是不利于进化的自然界的暴力及其惰力。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在它本身也具有自然的暴力和惰力，当它能征服暴力和惰力(连它自己本身在内)的时候，它是自然界的主人，文化的创造者。当它驯服于暴力与惰力之下而听其支配的时候，它是自然界的奴隶，文化的阉割者或破坏者。暴力的行使者和身受者，虽然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同样是为暴力所支配的奴隶。不能克服他人的暴力而俯首帖耳，固然没有担当创造文化的资格，不能克服本身的暴力而趾高气扬，结果也只是破坏既成文化而堕入兽域。“五四”运动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反对人类社会的最大暴力，另一方面反对封建制度，这是反对中国本身的最大惰力。运动的精神和文化的本质合拍，故尔“五四”运动成为文化运动的纪念碑，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经这一运动而青年化了。“五四”以来的二十二年间的进展，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抵得上“五四”以前的二千二百年间的进展。我们不要为泥古的习惯所囿，应该把眼光看着前头。二千二百年来的文化积蓄，固然有它精粹的成分存在，值得我们研究、阐发、保存、光大，但从那年代的久远和适用价值的有限上来看，我们的进步实在是十分迂缓，这不仅中国是这样，凡是文化意识觉醒以前的近代各民族，毫无例外地，都是这样。到了现代，空前的距离有了无限的缩短，时间的范畴得到无限的扩充，人力的效率增大到了无穷倍。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人力造成的奇迹。我们虽然还未走到近代文化的最高峰，但自“五四”以来，我们是不息的在向上走着。这路是荆棘的路，但同时也是争取荣冠的路。我们要发挥我们文化民族的使命，便不得不斗争。没有斗争便役有文化。目前的世界有极端疯狂的暴力正在向着文化摧残，向着创造文化的精神摧残，把人类拖到黑暗的悲惨的死灭地狱。我们要从这世界末日中把文化救起，把创造文化的精神救起，救起自己本身，救起全民族，救起全人类。
救民族，救人类，并不是空洞的夸言壮语，也希望不只是空洞的夸言壮语。要做，也是容易的事体，在每个人的份内，就请从自己做起吧。在目前大动荡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不愿意堕入那死灭地狱的。但要从那种结局中把自己救起来，须得彻底反抗那种摧残文化的暴力，同时并须克服自己内心的苟且偷安，甘为顺奴的那种惰性。所以目前要救自己，便须得人人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战士。目前的时代，或许会被人认为变例，其实无论处在任何时代，人人都须得自救。克服自己的暴力不以妄施于人，克服自己的惰力不甘受别人的横暴，这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义务，同时也是对于社会的义务。所谓“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语见《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种精神。有这种精神，才可以救济自己，更进而救济民族，救济人类。无论平时和乱时，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所最难克服而且也最当克服的便是驯服于老衰现象的惰力吧。每一个人把青壮年时期一过，肉体的大部分官能便翻过抛物线的顶点而走向老衰的下坡路。这是每一个人所难免的自然惰力，几乎是绝对地不能克服的。但也非真正绝对地不能克服。在这儿精神的力量的确是可以克服肉体的衰残。这并不是神秘的唯心论，而是可以找出科学的根据的。便是人体的各种细胞组织中，发展的历程并不一致，凡是官能低级的组织，如筋肉系统，便发展快而早衰，官能高级的组织，如神经系统，却发展徐而后谢。伟大的人便能以后谢的精神方量统御早衰的肉体官能，决不向老衰屈伏。古今中外有不少的伟大人物，他们直到老年都还能保存着他们的活动能力，那秘密就在这儿。一句话揭穿，便是古人所说的“老当益壮”。孟子有句话说得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语见《孟子·离娄下》。。这句话如要免得被人专向消极方面去解释，似乎竟可以改说为“大人者不失其青年精神者也”。伟大人物便是永远的青年，他们不仅把老衰现象克复了，甚至连死亡现象都可以克复。他们的著书、传记、坟墓，都在发生着作用，真真是所谓“精神不死”。
老年人都须得青年化，青年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世间上青年化的老人很少，而老人化的青年却偏偏多。就在我们自己的眼前，就已经有不少的青年是未老先衰了。这原因，一部分固由于青年自己的不努力，不自爱，或自暴自弃，而一大部分是由于老年人的管教错误。文化意识未觉醒的老年人不仅自己不思振作，反而倚老卖老，以老人的气习、生活、思想、行动来绳范青年；青年人在这种管束之下，有的不自觉地便驯致颓唐，有的却反拨地趋于堕落，就这样便断送了无数的青年。一个人老当益壮的精神强，那人必然伟大；一个人未老先衰的气象十足，那人必然腐败。一个民族，老当益壮的人多，那个民族也一定强，一个民族，未老先衰的人多，那个民族也一定弱。我们中国在前是大可以称为老人国的，积弱的原因一部分也就存在这儿。古时候我们中国的教育，差不多是把青年当成罪人在看待的。所谓“扑作教刑”语见《书·虞书·舜典》。把这个观念表示得非常明白。“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死的打活的，老的打小的，打出了做老爷的来呢，做老爷的又打做老百姓的，做老百姓的又打做老大老二的。万般皆是打，老气满中华。好多年辰以来，中国人实在老衰得不堪了。你叫中国民族怎么能够强，中国文化怎么能够有进步呢？“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分水岭，便是把老气的支配推翻一大部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不是逐渐振作起来了吗？
我们且看那可以成为建筑材料的树木，只要那树木的种子是落在土壤肥沃的原野里，它能得到充分的阳光、空气、水分、养料，它在自然发育的状态中，必然成为参天的大木，极有用的建筑器材。人要加以管理，只要注意到阳光，空气、水分、养料的供给，或者为它排除昆虫或其他外来灾害，那树木的发育自然可以得到帮助而被促进。管理，只是助成，并不是拘束。假如把那同样的树苗，拿来种在庭园或花盆里，自幼加以无理的剪削、拳屈、束缚，使它成为一定的型，那树木便不能遂其自热的成长而成为畸形的物什。这些畸形的物什在某种意义上或者可以中观瞻，但不中实用。一旦畸形一被形成，即使加以解放，放还自然，也不能恢复它原有的树性。它是在无理的管束之下已经僵老了。教育的意义和这林木的培植，应该没有两样。我们对于青年应该充分地给以营养资料，不时地对于外来灾害加以防护，让其自然发展，那他一定是可以成为大器的。青年的精神便是向上的精神，没有本来就不自爱而自甘堕落的青年，除非是精神病患者。真正可以作为青年导师的，认真说只有那永远不老的伟大的人。古人也有“人师”和“经师”的区别，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逢”语见《资治通鉴·汉纪》。。经师是供给材料的技术家，人师是指导精神的领港者。职司教育的人，连易遇的技术家的责任都未能尽职，却往往爱以难逢的精神领港者自居，一般的青年能够被培植为盆栽小景，都要算是侥幸的了。孔夫子在中国的历史上终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他是负责的教育技术家，而同时又能“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是称职的精神领港者。他诚然有一个人格的规矩尺度，但他不必一定要把这种规矩尺度来绳范人，他说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语见《论语·子路》。孔子能取狂狷，正是深切地了解青年气质的人。记得罗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主张，是说青年的性质就骄傲一点也无妨事。青年的性质偏于进取，在老成者视之，自不免近于狂。青年的心地洁白无染，有好些俗套的行为在所不屑，在世故者视之，自不免近于狷。狂与狷能够见容于孔子，这大约是现代的教育家所应该取法的吧。视青年为罪人的时代，在中国应该是老早过去了，青年自己也应该以民族的主人、文化的创造者，自尊自重。
1941年5月3日
小皮箧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重庆《大公报》。
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七月十三日。
清早我一早起来去打开楼门，出乎意外的是发现了一个钱包夹在门缝里。待我取来看时，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两年前所失去了的那个小皮箧。
一种崇高的人性美电击了我。
两年前，央克列维奇还在做着法国驻渝领事的时候。因为他对于中国新文学有深刻的研究，又因为他的夫人尼娜女土会说日本话，我们有一段时期过从很密。
每逢有话剧的演出，我们大抵要招待他们去看，也招待他们看过电影的摄制，看过汉墓的发掘。
尼娜夫人是喜欢佛寺的，陪都境内没有什么有名的佛寺，还远远招待他们去游过斗次北温泉，登过缙云山，以满足她的希望。
他们也时常招待我们。在那领事巷底的法国领事馆里面有整饬的花园，有葱茏的树木，又因为地址高，俯瞰着长江，也有很好的眺望。他们在那儿飨燕过我们，也作过好些次小规模的音乐会和茶会。
五月以后，空袭频繁了起来。我们的张家花园的寓所在六月尾上被炸，便不得不搬下了乡。不久法国领事馆也被炸，央领事夫妇也就迁到清水溪去了。
我的日记还记得很清楚，是七月二十七的一天。我在金刚坡下的乡寓里接到尼娜夫人的来信，要我在第二天的星期日去访问他们，我便在当天晚上进了城去。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千厮门码头。雾很大，水也很大，轮渡不敢开。等船的人愈来愈多，把三只渡船挤满了，把趸船也挤满了，栈道和岸上都满站的是人。天气炎热得不堪，尽管是清早，又是在江边，我自己身上的衬衫，湿而复干，干而复湿的闹了两次。
足足等了三个钟头的光景，雾罩渐渐散开了，在九点多钟的时候才渡过了江去。
雇了一乘滑竿，坐登着上山的路。
路在山谷里一道溪水的左岸，一步一步的磴道呈着相当的倾斜。溪水颇湍急，激石作声，有时悬成小小的瀑布。两岸的岩石有些地方峭立如壁，上面也偶尔有些题字。最难得的还是迎面而来的下山的风。那凉味，对于从炎热的城市初来的人，予以难忘的印象。
约略有一个钟头的光景便到了清水溪。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镇上也有好几百户的人家，好些都是抗战以来建立的。
央克列维奇是住在镇子左边的一座山头上。一座西式平房，结构相当宏敞。山上多是松树，虽然尚未成林，但因地僻而高，觉得也相当幽静。
主人们受到我的访问是很高兴的，特别是那尼娜夫人。尽管太阳很大，她却怂恿着她的丈夫，要陪着我出去散步。
在附近的山上走了一会，还把镇对面的黄山、汪山为我指点而加以说明。她说：那儿是风景地带，有不少的奇花异木，有公路可通汽车，住在那儿的人不是豪商便是显贵。我那时还不曾到过那些地方，听她那样说，仿佛也就象在听童话一样。
桐子已经有半个拳头大了，颇嫌累赘地垂在路旁的桐子树上。
————“这是什么果子树呀？”尼娜夫人发问。
我尽我所有的知识告诉了她。
对于什么都好象感觉新奇的外国夫人，她从树上折了一枝下来，说：“要拿回去插花瓶。”
被留着吃了中饭，嗑了葡萄酒。
尼娜夫人首先道歉道：本来是应该开香槟的，但都装在箱子里面还没有开箱，他们有一个誓约，要等到巴黎光复了，才开箱吃香槟酒。
听了这样的话觉得比吃香槟酒还要有意思，因为巴黎陷落已经一个半月了，巴黎的人连吃面包都在成问题的时候，代表巴黎的人能有这样悲壮的誓约，也是应该的。
同席的还有好几位法国朋友，但因彼此的言语不大相通，只作了些泛泛的应酬而己。
中饭用毕后我正要告辞了，突然发出了警报，于是便又被留着。
其他的人都进了防空洞，只央克列维奇和我两人在回廊上走着，一面走，一面谈。也谈了好些问题，主要的还是关于文学这一方面。
央克列维奇的关于中国文学的造诣是使我惊异的，他在中国仅仅住了六年，最初在北京，其次是海南岛，最后来到重庆。他不仅对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知道得很详细，而且对于旧文学也有相当的研究。尤其是他喜欢词，对于宋元以来的词家的派别和其短长，谈得很能中肯。这在一个外国人的确是可惊异的事情。不，不仅是外国人，就连现代的中国新文学家能够走到了这一步的，恐怕也没有好几位吧？
两点钟左右警报解除了，我又重新告别。
临走的时候尼娜夫人送了我一首用英文写的诗，那大意是：
这儿有两条蜿蜒的江水，
就象是一对金色的游龙，
环抱着一座古代的山城，
有一位诗人住在城中。
这诗人是我们的朋友呵，
他不仅爱做诗，也爱饮酒。
李太白怕就是他的前身吧；
月儿呀，我问你：你知道否？
用极单纯的字面表现出娓婉的意境，觉得很是清新，但这样译成中国字，不知道怎的，总不免有些勉强而落于陈套了。
我深深的表示了谢意。
坐着他们所替我雇就的滑竿，又由原道下山赶到了码头。码头上和轮船上，人都是相当拥挤的，因为是星期。
过了江来，又坐滑竿上千厮门，待我要付滑竿钱的时候，才发觉我的钱包被人扒去了。在江边购船票的时候，分明是用过钱包的，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扒去的，我怎么也揣想不出。
好在我在裤腰包里面还另外放有一笔钱，因此在付滑竿钱上倒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我感觉着十分可惜的却是尼娜夫人的那首诗也一道被扒了去。这是和钱包一道放在我左手的外衣包里的。
整整隔了两年，谁能料到我这小皮箧又会回来呢？
皮箧是旧了，里面还有十二块五角钱和我自己的五张名片。
诗稿呢？一定被扔掉了。
两年来我启已的职务是变迁了。住所也变迁了。
我现在住在这天官府街上一座被空袭震坏了的破烂院子的三楼，二楼等于是通道。还我这皮箧的人，为探寻我的住址，怕是整整费了他两年的工夫的吧？再不然便是他失掉了两年的自由，最近又才恢复了。
这人，我不知道他是年老的还是年青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是本地人还是外省人，在目前生活日见艰难，人情日见凉薄的时代，竟为我启示出了这样葱茏的人性美，我实在是不能不感激。
两年前的回忆绵延了下来。
一位瘦削的人。只有三十来往岁，头发很黑，眼睛很有神，浓厚的胡子把下部的大部分剃了，呈出碧青的成色，只留着最上层的一线络着两腮。这是浮在我眼前的央克列维奇的风采。据朋友说：他本是犹太系的法国人；而他的夫人却是波兰籍。
尼娜夫人很矮小，大约因为心脏有点不健康，略略有些水肿的倾向。头发是淡黄的，眼色是淡蓝的，鼻子是小小的，具有东方人的风味。
究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故，就在一九四○年的年底，法国的贝当贝当(H．P．Petain，1856——1951)，曾任法国元帅、陆军部长。一九四○年六月任总理，对德投降，组织傀儡政府。一九四五年八月被判处无斯徒刑。政府免了央克列维奇的职。
免职后的央克列维奇，有一个时期想往香港，因为缺乏旅费，便想把他历年来所搜藏的中西书籍拿来趸卖。他曾经托我为他斡旋，他需要四万块钱左右便可卖出。但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购买力，我所交际的人也没有这样的购买力，结果我丝毫也没有帮到他的忙。后来我听说他这一批书是被汪山的某有力者购买去了。
央克列维奇不久便离开了重庆，但他也并没有到香港，是往成都去住了很久，去年年底，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时候，我在中一路的街头，无心之间曾经碰见过他和他的夫人。他们一道在街上走，他们是才从成都回来，据说，不久要往印度去。
我邀请他们看戏，他们照例是很高兴的。戏票是送去了，但在当天晚上却没有看见他们。他们是住在嘉陵宾馆的，地方太僻远，交通工具不方便，恐怕是重要的原故吧。自从那次以后我便没有再和他们见面了。
皮箧握在我的手里，回忆潮在我的心里。
我怀念着那对失了国的流浪的异邦人，我可惜着那首用英文写出的诗……
但我也感受着无限的安慰，无限的鼓舞，无限的力量……
我感觉着任你恶社会的压力是怎样的大，就是最遭了失败的人也有不能被你压碎的心。
人类的前途无论怎样是有无限的光明的。
1942年7月20日
雨
本篇最初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重庆《大公报》。
六月二十七日《屈原》决定在北碚上演，朋友们要我去看，并把婵娟所抱的一个瓶子抱去。这个烧卖形的古铜色的大磁瓶，是我书斋里的一个主要的陈设，平时是用来插花的。
《届原》的演出我在陪都已经看了很多回，其实是用不着再往北碚去看的，但是朋友们的辛劳非得去慰问一下不可，于是在二十六日的拂晓我便由千厮门赶船坐往北碚，顺便把那个瓶子带了去。
今年延绵下来了的梅雨季，老是不容易开朗，已经断续地下了好几天的雨，到了二十七日依然下着，而且是愈下愈大。
二十七是星期六，是最好卖座的日期。雨大了，看戏的人便不会来。北碚的戏场又是半露天的篷厂，雨大了，戏根本也就不能上演。因此，朋友们都很焦愁。
清早我冒着雨，到剧社里去看望他们，我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沉闷闷地，就象那梅雨太空一样稠云层迭。
有的在说。“这北碚的天气真是怪，一演戏就要下雨。听说前次演《天国春秋》和《大地回春》《天国春秋》，阳翰笙一九四一年写的历史剧，描写太平天国的内部斗争。《大地回春》，是陈自尘创作的剧本。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天天都在下着微雨的。”
有的更幽默一些，说：“假使将来要求雨的时候，最好是找我们来演戏了。”
我感觉着靠天吃食者的不自由上来，但同是一样的雨对于剧人是悲哀，对于农人却是欢喜。听说今年的雨水好，小麦和玉蜀黍都告丰收，稻田也突破了纪录，完全栽种遍了。
不过百多人吃着大锅饭的剧人团体，在目前米珠薪桂的时节，演不成戏便没有收入，的确也是一个伟大的威胁。
办公室里面云卫即应云卫(1904-1967)，浙江慈溪人。戏剧、电影导演。的太太程梦莲坐在一条破旧的台桌旁，没精打采地在戏票上盖数目字。
桌上放着我所抱去的那个瓶子，呈着它那黝绿的古铜色，似乎也沉潜在一种不可名状的焦愁里面了。
突然在我心里浮出了一首诗。
————“我做了一首打油诗啦。”我这样对梦莲说。
梦莲立即在台桌上把一个旧信封翻过来，拿起笔便道：“你念吧，我写。”
我便开始念出：
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
敢是抱瓶成大错？梅霖怒洒北碚苔。
梦莲是会做诗的，写好之后她沉吟了一会，说。“两个‘抱瓶’字重复了，不大好。”说着她便把第三句改为了：“敢是热情惊大士佛教称佛和菩萨为大士。。”她说：“是你把观音大士惊动了，所似才下雨啦。”
————“那吗，索性把‘梅霖’改成杨枝吧。”我接着说。
于是诗便改变了一番面貌。
邻室早在开始排戏，因为有两位演员临时因故不出场，急于要用新人来代替，正在赶着排练。
梦莲和我把诗改好之后走出去看排戏。
临着天井的一座大厢房，用布景的道具隔为了两半，后半是寝室，做着食堂的前半作为了临时的排演场。有三尺来往高的半壁作为栏杆和天井隔着，左右有门出入。
在左手的门道上，靠壁有一条板凳，饰婵娟的瑞芳即张瑞芳一九一八年生，北京人。话剧、电影演员。正坐在那儿。
梦莲把手里拿着的诗给她看。
————“这‘怒’字太凶了一点。”瑞芳看了一会之后指着第四句说。
————“我觉得是观音菩萨生了气啦，”我这样说，“今天老是不晴，戏会演不成的。”
————“其实倒应该感谢这雨。”瑞芳说，“你看，演得这样生，怎么能够上场呢？”
我为她这一问略略起了一番深省。做艺术家的人能有这样的责任心，实在是值得宝贵；也唯其有这样的责任心，所以才能够保证得艺术的精进吧。
————“好的，我要另外想一个字来改正。”我回答着。
————“婵娟出场了！婵娟！”导演的陈鲤庭陈鲤庭，一九一○年生，上海人。剧作家，电影导演。在叫，已经在开始排第四幕，正该瑞芳出场的时候。
瑞芳应声着，匆匆忙忙地跑去参加排演去了。我便坐到她的座位上靠着壁思索。我先想改成“遍”字。写上去了，又勾倒过来，想了一会又勾倒过去；但是觉得仍旧不妥贴，便又改为“透”字。“杨枝透洒北碚苔”，然而也不好。最后我改成了“惠”字。
刚刚改定，瑞芳的节目演完了，又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
————“改好了吗？”她问。
我把改的“惠”字给她看。
————“对啦，这个字改得满好，这个字改得满好。”她接连着说，满愉快而天真地。
梦莲在旁边似乎也在思索，到这时她说“那吗‘惊’字恐怕也要改一下才好了。”
————“用不着吧？惊动了的话是常说的。”瑞芳接着说，依然是那么明朗而率真。
雨到傍晚时分虽然住了，但戏是没有方法演出的。有不少冒着雨从远方来看戏的人，晚上不能回家，结果是使北碚的旅馆，一时呈出了人满之状，“大士”的“惠”，毫无疑问地，是普济到了一般的小商人了。
第二天，二十八日，星期。清早九点钟的时候，雨又下起来了。四处的屋檐都垂起了雨帘。
同住在兼善公寓一院里面的王瑞鱗王瑞麟(1905-1956)，陕西汉中市人。话剧演员，话剧、电影导演。把鲤庭和瑞芳约了来，在我的房间里同用早点。
瑞芳突然笑着向我说：“那一个字又应该改回去了。”
我觉得这话满有风趣。我回答道：“真的，实在是生了气。”
瑞麟和鲤庭都有些诧异，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我把故事告诉他们。同时背出了那首诗：
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
敢是热情惊大士？杨枝惠洒北碚苔。
不过这个字终竟没有改回去。因为不一会雨就住了，痛痛快快地接连又晴了好几天。好些人在看肖神，以为《屈原》一定无法演出的，而终于顺畅地演了五场。听说场场客满，打破纪录，农人剧人皆大欢喜。惠哉，惠哉。
1942年7月8日
题画记（节选）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今昔蒲剑》，最初收入一九四三年十月重庆东方书社《今昔集》。
一
蝉子叫得声嘶力竭了。
去年的重庆据说已经是热破了纪录，但今年的纪录似乎更高。
有什么避暑的方法呢？
能够到峨眉山或者青城山去，想来一定很好，但这不是人人所能办到的事。即使能够办到，在目前全人类在争主奴生死的空前恶战中，假使没有业务上的方便，专为避暑而去，在良心上恐怕连自己也不允许。
电风扇煽出的只是火风；吃冰淇淋呢，花钱，而且有恶性传染病的危险。
最好的办法，我看还是多流汗水吧。汗水流得多，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的机能，而且在蒸发上也可以消费些身体周围的炎热。
傅抱石傅抱石(1904-1965)，江西新余人。画家。抗战期间曾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兰厅工作。作有《傅抱石画集》、著有《中国绘画理论》等。大约是最能了解流汗的快味的人。他今年自春季到现在竟画了一百好几十张国画，准备到秋凉之后展览。
我们同住在金刚坡下，相隔不远。前几天他抱了好几幅画来要我题，大都是他新近在这暑间的作品。
他的精神焕发，据说，他寓里只有一张台棹，吃饭时用它，孩子们读书时用它，作事时用它，有时晚上睡觉时也要用它。
他在这种窘迫的状态中，冒着炎热，竟有了这么丰富的成绩，实在值得感佩。
抱石长于书画，并善篆刻。七年前在日本东京曾经开过一次个人展览会。日本人对于他的篆刻极其倾倒，而对于他的书画则比较冷淡。
但最近我听到好些精通此道的人说：他的书画是在篆刻之上，特别是他的画已经到了升堂入室的境地。
我自己对于这些都是门外，不能有怎么深入的批评。但我感觉着他的一切劳作我都喜欢。而且凡是我所喜欢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用说，都是好的。
中国画需要题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民族形式。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好画还须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但反过来，假使题得不好，那真真是佛头著粪。题上去了，无法擦消，整个的画面都要为它破坏。
抱石肯把他辛苦的劳作拿来让我题，他必然相信我至少不至于题得怎么坏，但在我则不免感觉着有几分惶恐。
在日本时我也曾替他题过画，当时是更加没有把握。记得有一张《瞿塘图》，我题的特别拙劣，至今犹耿耿在怀。目前自己的经验虽然又多了一些，但也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
辞要好，字要好，款式要好，要和画的内容、形式、风格恰相配称，使题辞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感觉着，我自己宁肯单独地写一张字，或写一篇小说，写一部剧本。因为纵写得不好，毁掉了事，不至于损害到别人。
然而抱石的厚意我是不好推却的。而且据我自己的经验，好的画确实是比较好题。要打个不十分伦类的比譬吧，就好象好的马比较好骑的那样。经受过训练的马，只要你略通骑术，它差不多事事可以如人意。即使你是初次学骑，它也不会让你十分着难。没有经过训练的劣马，那是不敢领教的。
好的画不仅可以诱发题者的兴趣，而且可以启迪题者的心思。你对着一幅名画，只要能够用心地读它，会引你到达一些意想不到的境地。由于心思的焕发、兴趣的葱茏，便自然会得到比较适意的辞、比较适意的字、比较适意的风格。
这是毫无问题的。好的画在美育上是绝好的教材，对于题辞者不用说也是绝好的教材了。
————好的，题吧，大胆的题吧。
二
抱石送来的画都是已经裱好了的。他告诉我不必着急，等到秋凉时也来得及。
因之，我虽然时时打开来读，但开始几天并没有想题的意思。
大前天，八月三号，想题的意思动了。我便开始考虑着应该题些什么。
画里面有一张顶大的是屈原像，其次是陶渊明像。这两张，尤其屈原像，似乎是抱石的最经心的作品。这从他的画上可以看出，从他的言语神态之间也可以看出。
大约是看到我近年来对于屈原的研究用过一些工夫，也写过一部《屈原》的剧本，抱石是特别把屈原像提了出来，专一要我为他题。在他未来之前我也早就听见朋友这样讲过，传达了他的意思。把屈原像与陶渊明像同时呈在眼前，我便得到了一个机会，把这两位诗人来作比较考虑。
这两位，无论在性格或诗格上，差不多都是极端对立的典型。他们的比较研究可以使人领悟到：不仅是诗应该如何作，还有是人应该如何作。
我自己对于这两位诗人究竟偏于那一位呢？也实在难说。照近来自己的述作上说来，自然是关于屈原的多，多到使好些人在骂我以屈原自比，陶潜，我差不多是很少提到的。
说我自比屈原固然是一种误会，然而要说我对于陶渊明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不满意吧，也不尽然。我对于陶渊明的诗和生活，自信是相当了解。不，不仅了解，而且也还爱好。凡是对于老、庄思想多少受过感染的人，我相信对于陶渊明与其诗，都是会起爱好的念头的。
那种冲淡的诗，实在是诗的一种主要的风格。而在陶潜不仅是诗品冲淡，人品也冲淡。他的诗与人是浑合而为一了。
有特别喜欢冲淡的人，便以为要这种才是诗，要陶潜才是真正的诗人。不仅旧文学家有这种主张，便是最时髦的新诗人，也有的在援引美国作家的残唾：“要把激情驱逐于诗域之外。”
“新诗人”指袁可嘉，一九二一年生，浙江慈溪人。诗人、翻译家，著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等，译有《彭斯诗钞》、《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这里的引语是袁根据美国诗人托·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所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等语的引伸。在这样的人眼里，那吗，屈原便应该落选了。然而屈子仍被称为诗圣，他的《离骚》向来赋有“经”名，就是主张“驱逐激情”的人也是一样的在诗人节上做着纪念文章。足见得人类所要求的美是不怎么单纯的。
一般的美学家把美感主要的分为悲壮美与优美的两种。这如运用到诗歌上来，似乎诗里面至少也应该有表现这两种美感的风格。唐时司空表圣即司空图(837-908)，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附近)人。晚唐诗人、诗论家。著有《诗品》、《司空表圣诗集》等。把诗分了二十四品，每品一篇四言的赞词，那赞词本身也就是很好的诗。但那种分法似乎过于细致，有好些都可以归纳起来。更极端的说：二十四品似乎就可以归纳成为那开首的“雄浑”与“冲淡”的两品。
屈原，便是表示悲壮美的“雄浑”一品的代表。他的诗品雄浑，人品也雄浑。他的诗与人也是浑合而为一了的。
但我不因推崇屈子而轻视陶潜，我也不因喜欢陶潜而要驱逐屈子。认真说，他们两位都使我喜欢，但他们两位也都有些地方使我不喜欢。诗的风格都不免单调，人的生括都有些偏激。象屈子的自杀，我实在不能赞成，但如陶潜的旷达，我也不敢一味恭维．我觉得他们两位都是过于把“我”看重了一点。把自我看得太重，象屈子则邻于自暴自弃，象陶潜则邻于自利自私。众醉独醒固然有问题，和光同尘又何尝没有问题？
我就在这样的比较考虑之下做下一首《中国有诗人》的五言古诗。
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
同遭阳九厄，刚柔异其操。
一如云中龙，夭矫游天郊。
一如九皋鹤，清唳彻晴朝。
一如万马来，堂堂江诲潮。
一如微风发，离离黍麦苗。
一悲举世醉，独醒赋《离骚》。
一怜鲁酒薄，陶然友箪瓢。
一筑水中室，毅魄难可招。
一随化俱尽，情话悅渔樵。
问余何所爱，二子皆孤标。
譬之如日月，不论鹏与。
旱久焦禾稼，夜长苦寂寥。
自弃固堪悲，保身未可骄。
忱先天下人，为牺何惮劳？
康济宏吾愿，巍巍大哉尧。
这首我打算拿来题陶潜像，关于题屈原像的我要另外做。
影子
本篇最初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午后，屈楚屈楚，一九一九年生，四川泸县人。剧作家、诗人。当时任群益出版社编辑。与林辰林辰，原名王诗农，一九一二年生，贵州郎岱（今六枝)人。鲁迅研究家、作家。二君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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