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法则例证之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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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这是因为被时代意识所支配，不能一任自己的嗜好而无所顾忌。暗示之渐进，由此可知。

    最后要再举一例，进一步证明暗示之渐进。当古典派盛行的世纪过了一半时，有一个人著了一部书，此书很有特色，故引起了文坛的注目。书名叫《蒲柏才情论》（Essay on the Genius and Writings of Pope），著者叫做约瑟夫·沃顿[37]（叫沃顿的有父亲与兄弟三人。他们都驰名于文坛，故易混淆）。此书的特别之处，是在把当时的大诗人蒲柏，贬为“智才”而非“诗才”。在天下人正模仿古典派的风格而唯恐不及时，他提出了这样大胆的批评；当人们正以蒲柏为雄赳赳的狮子，可望而不可即时，他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了这样的断语。严格而论，他说蒲柏的诗不能称为一流，是在为浪漫派打气。如今的批评家要说出这样的话无疑并不困难，并且人们都会予以认同。然而在那个时候，蒲柏的势力正如日中天，敢于对着高高在上、俯视群小的诗王挥舞贬抑之笔，这除了约翰·丹尼斯[38]为首的一群疯狗以外，也只有沃顿一人能为了，故而引起舆论喧哗。借他的传记作者的话说，他不堪四面攻击，因之大为沮丧，将未写完的书束之高阁二十五年，一直到了1782年，才得以公开刊行两卷。突然的暗示之不为世人所容，由此可见一斑。而如此为公众所景仰，威望极高的蒲柏，对时势的推移也奈何不得，到了19世纪以后逐渐失其地位，最终不能与别的大诗人并驾齐驱了。只有拜伦还在不断称颂他。1817年9月15日，拜伦在写给默里[39]的一封信中说：“关于诗，一般而论，他（穆尔）和司各特、骚塞[40]、华兹华斯、坎贝尔，还有我，都一样错误。我们似乎都是站在并无价值的革命诗统的歧路上。能免此弊者，独有罗杰斯和克雷布。现代以至后代，也许最终都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吧。近读古人之诗 ———— 尤其是通读蒲柏的诗，更悟得我的看法是可靠的。我曾取穆尔的诗，和我的诗，以及其余两三家的诗，放在蒲柏的旁边，彼此加以对照。而在构想、调和、热情、想象这些方面，就会发现我们和那位安妮王朝时期的矮个诗人，相差甚远，并为此而久久黯然神伤。”被视为革命诗人的拜伦说出这样的话，虽令人稍感奇怪，但他之私淑蒲柏，是无可怀疑的。至于文名震天响的拜伦下了如此判断，而竟没有引起丝毫的响应，就更奇怪了。这是因为由时势推移，人们的“综合意识”已经远离了蒲柏。当意识的焦点未能离开古典诗风时，虽有沃顿为浪漫派大声张扬，也无济于事。意识的推移渐进，一旦离开古典派，虽有气贯全欧的拜伦出而为之呼号，也终于无人响应。要想在19世纪重建蒲柏派，正与要在18世纪剿灭他一样，是极难的事情。所谓极难，不是正邪之辨，不是高下之意，不是是非之别，而只是因为这与“综合意识”不相符合的缘故。人们知道使流水逆行于山顶之难，殊不知逆意识推移更难。像那些极权者、暴虐者、疯狂者、愚妄者，常常耍弄手腕，试图瞒天过海，欺天下人之耳目，并误以为此乃理所当然，徒然浪费公帑，消耗精力，奴役小民，驱使匹夫，企图随心所欲地动摇“集合意识”。岂知天下哪有此等轻易的事情！自然的法则，顺从自然始能御之；而人间的法则，顽强有甚于自然。仅以为是人为的，便能反推移之法则而御之，这只能是桀纣之所行，是傻瓜之所为。

    推移之非渐进不可，已能略尽其例证了。当说明推移之渐进时，不能等闲视之的，是所谓反动的现象。

    （一） 上文说过，所谓“反动”者，其实不过是渐进的推移罢了。一般人之所以误认为突然，是因为两者推移的过程顺序虽无异，但在过程顺序的时间上却有很大差异的缘故。而此时间差的发生取决于当时意识的强度。欲使F推移得早，F便非猛烈不可。受着猛烈的压迫时，我们便希望意识在比较短的时间推移下去，这不仅是日常的经验，征之“集合意识”也可以明白。即如文坛上的流行，流行之程度越占优势，流行的转换便越快。也就是说，尽管是急速的渐移，却称之为“反动”，这是因为心为推移之速度所夺，而从前后两种意识的波动转移中，捕住最显著的两个焦点，并予以相对化的缘故。是因为将两个焦点相对起来，以致将横亘于两者之间的模糊之处完全抛开的缘故。并不是故意抛开，而不自觉的忽略。

    （二） 有时，当时的意识还没有按次序推移到位，却从外部受到强烈刺激，这种刺激便压倒其他而跑上焦点。而此刺激，若在其他的点上无须考量时，已容易带有与当时的意识相对立的性质。这是我在第二章所论及的。而且这种推移，在某种意义上，不外是纯然的反动。例如，那些忧婉的恋爱小说流行世间时，世人对此尚未厌倦，而要使人们毫无留恋地抛弃对恋爱小说的爱好，便须使用足以使其抛弃之的强烈刺激，攻击他们的波动顶点。而能给予这种强烈刺激的，肯定是与当时焦点意识相反的刚健雄伟的趣味，或滑稽谐谑的作品。这种推移在严格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反动”，而很难以归为“焦点意识的推移是渐进的”这一原则中。这一点很有另辟一章、举例详论的价值，但因本人学浅而缺乏材料，有待来日。

    （三） 有时候，意识的推移虽是逐渐的，不与渐进原则抵触，而要在外界实现这一意识时，却被目为反动作用。这种时候的推移涉及内外两面，不是相互并行的，故而在谈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将推移的次序分成二种。一种是内面进行，虽是自F而F′，自F′而F″，自F″而Fn，但是本来是内面的东西，却要变成实现于身外而足以引起他人注意的行动时，仅限于F和Fn之间的时候，而此F和Fn又带有对照性质的时候，推移仍必然是反动的。例如男女之爱，今天觉得爱情热度不够了，明天便想加痛骂，接着又想大打出手，甚至挖眼割鼻，最后想要对方的命。像这样的推移是有次序的，但就表现于外部的动作而论，便有白首之爱一朝变成千古之恨的意思了。在这一点上看，这种推移恰是反动的。再从历史上举例，例如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从根本上推翻了社会基础，却使和平的人民遭荼毒杀戮之血，与革命之前的情景相比较，简直就像白昼之于暗夜，天穹之于地壤了。有史以来，这样的反动，想必是人所未知的。但是这，不过是现实中实现了的反动而已。若依照普通民众脑中暗示的波动，从内部寻找其苦闷不平的情绪暗流时，其渊源之久远，是出人意料的。他们也许在五十年前，就想朝贵族们的脸上吐唾沫，三十年前已在心里朝权贵的后背挥起了笞杖，十年前就幻想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了。可见法国大革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反动，又是有史以来的渐进推移的运动。世上所谓反动，其属于此类者恐怕不少。太平盛世，文学界自无暴君，操觚之士不消说有言论自由。因而世间的文学活动，自然没有法国大革命的现象了。然而一些不知安分者，不满于现状，机缘未熟时，胸中虽有策划，却只能盛入诗囊，袖手而若无其事。这样的人，一旦获到笔墨，展开白纸，一家之言从案头掷地有声滚落时，天下人便视之为反动了。然而这也不过是实现了的反动而已。就他本人而言，当然只是渐进的推移罢了，只是自然的趋向罢了。

    例外的反动而不能适用于此原则者，还有一种。即指爱没有任何原因，忽而变成憎恨，憎恨又没有丝毫理由，而变成爱恋者。威廉·詹姆斯教授（Prof. James）在其所著《宗教经验的种种现象》中，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第179页中说：有某甲，在两年中爱一女子，然而有一天，却忽然不爱了，终不能挽回。那位女子寄给他的书信和东西，他也付诸一炬而后已。斯塔伯克[41]的举例则相反，在其所著《宗教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第141页）中举了一个由憎恶突然变成爱慕的例子：某人很讨厌一个认识的女教师。有一天，两人偶遇于走廊上。这位女教师此时并没有特别的举止动作，可是他从那时却出乎意外地爱上她了。像这种情况，似乎不能以渐进推移的原则加以说明的。依威廉·詹姆斯教授的解释，此种现象是“识域之下”的胚胎状态，这无异于将渐进推移论运用于“识域之下”。不过关于“识域之下”的问题，可以说是渐进推移，可以说是别的，都无法加以验证。所以此说虽与近于我说，我却还是无法表示赞否。斯塔伯克认为此现象是特异的脑作用无意识地发达而至溃裂。此说当否，我这个门外汉不知道。文坛上是否也会发生这种例外的反动现象，也是个疑问，所以不必详加讨论。

    （四） 第四种反动，是严格意义上的反动，与第二种相近。当下的意识，尽管停留于焦点，可是极其微弱，在这一点上，它又与极尽发展的第一种相似。换言之，它似乎由刺激之强烈而产生的第二种反动，和产生于焦点意识之精力消耗的第一种反动，两者合并而成，因而也许没有必要另立一项加以说明。有时候，我们厌倦于当下的意识，而又由于习惯因袭的原因，不悟自己之厌倦，事实上虽厌倦却心满意足、不思改变时，突然碰到强烈的刺激，就会立即急转于新意识。我们常吃的米饭，从小到老，天天不变。老实说，我们已经因循守旧到这种程度：从来没想过要用别的东西取代这腻人的东西。但我们在通常情况下竟没有什么不满足感，照旧坐在桌前，拿起筷子，只管大嚼。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怎样感到厌腻，也拿不出可以代替米饭的东西。我们太因循守旧了，以至于不知道我们这是因循守旧，一天三次，不假思索地把米饭盛在碗里。看上去米饭似乎对我们有很大势力，其实其影响却极微弱。假如有一天出现了仙浆甘露可取而代之，那么我们也许会义无反顾地弃此就彼吧，一如弃草履而穿皮鞋。那位忘掉了罗瑟琳转而爱上朱丽叶的罗密欧，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形。

    罗斯金在无意中和大自然之灵邂逅，而获妙机契合时，其心境之转化，与此很相似。他在《似水流年》（Praeterita，卷一第97页）描述当时的状况，这样写道：

    我走到城西的逍遥园，其时已近日没。眺望莱茵河，那平原向西南展开，眼界宏豁。蓦然间，只见皋阜起伏，蜿蜒如波，最终大地与苍天相接。同行者没有一个能看出那是云彩。看出那明朗的地平线上，像水晶一般，在落日余晖中显出蔷薇红。我心中所描画者，我梦中所追慕者，都不足以言说了，只觉得彼此相隔于无限的距离。———— 失乐园也未必如此之美，神圣的死亡之国的圆满天界，也未必如此之庄严。

    对我这样的少年来说，由此开始而幸福地踏入人生之门，这种情形是自古及今难以想象的。个人的性情当然受时代的影响。若不是这样的时代，像这样的仰慕山峦，这样地热爱山中人的少年，也是不会出现的。面对着自然，寄予殷切感情的，始自卢梭[42]；排除贵贱上下的分别，于灵于肉泛爱雅俗者，始于司各特。圣伯尔纳铎[43]在家乡拉·封丹睁开少年之眼仰望勃朗峰（Mont Blanc）时，也许在其上发现了圣母的姿容；在塔卢瓦尔村（Talloires）的圣伯尔纳铎，看不见安纳西（Annecy）的湖水，只是看见马蒂尼（Martigny） 和奥斯塔（Aosta）之间的死尸罢了。然而就我而言，这个阿尔卑斯山（Alps）上的雪和阿尔卑斯的山民都是美的。我为了这里的山民，也为了我，不再羡慕山岩以外的天上的玉座，不再期待岫云以外的天使的降临。

    我希望做一个身体健康，感情热烈，自我满足的儿童，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我只求自我充实，而不求身外之物。我只具有视人生为庄严的悲酸体验，而未曾有筋肉松弛的痛苦空虚的经历。不但把最初映入我眼中的阿尔卑斯山作为单纯的天地之美的显示，并且把科学探求与情感赋予了它，并把它作为包含天地之美的鸿篇巨著的开篇第一章。就这样，那天晚上，我从沙夫豪森的逍遥园中走下来。从那时开始，应该属于神圣的、应该属于实利性的一切东西，就不可动摇地决定了我的命运。到今天为止，每当我有高洁的冲动时，每当我萌发快乐利他的念头时，我都必定会回忆这个逍遥园和日内瓦湖。这就是我的心情和信念。

    说这话的罗斯金，好像在未见阿尔卑斯山以前，就已和阿尔卑斯生有宿世之缘一样。

    格兰特·艾伦是科学家而谈哲理的人，而且好文学、爱艺术。然而他喜欢艺术，其突如其来真是出人意料。对此有人记述了这样的事（因忘记了出处，故不能写出书名与作者名）：

    起初，他不过是个纯粹的科学家罢了。关于自然之推理的研究，他在一切方面都有兴趣，至于艺术之美，则一窍不通。他以为艺术是迂愚不可接近之物，以为关于艺术的谈论，纯属虚言妄语。然而有一天他在意大利游览的时候，在街上遇到下雨，因避雨而走进乌菲兹美术馆[44]。走进之时，他心想：一个知理、解事的人，怎能在这里面消磨时间呢？就这样无目的地在馆里彷徨的时候，竟站在了一幅画的前面，蓦然间觉得有趣了。他为要明白作者是何人，在何时而作，为何而作，于是买了一册目录。他开始注意此画家所画的其他作品，还有其老师和与其同时代的画家，专心致志地看着，不知不觉时间流逝，闭馆的时刻也到了，不得已走了出来。走到街上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艺术毕竟是很有趣的东西啊！”于是此后他举余生而皈依艺术。

    借佛家的话来说，格兰特·艾伦实在是具有艺术赏鉴之“因”的，但因为缺乏赏鉴之缘，一直在艺术之外，对艺术抱有偏见，而空度光阴。一旦因遇骤雨，因缘和合，便俄然与艺术如胶似漆了。世间往往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

    至此，“推移非渐进不可”的原则，和“反动”之间的关系，大体说完了，故而完结此章。

    * * *

    [1]乔治·路易·勒克莱克·布封（Georges Louis Leclerc Buffon, 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与他人合著《自然史》。另有代表作《风格论》。

    [2]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 1731——1802），英国医生、博物学家和诗人，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

    [3]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 Baptiste Lamarck, 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最先提出生物进化理论，代表作有《动物学哲学》。

    [4]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 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提出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将马来群岛的动物分布分为东洋区和澳洲区，代表作有《自然选择学说理论文稿》等。

    [5]恩内斯特·海克尔（Ernest Haeckel, 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提出生物发生律，为进化论提供了有力支持，代表作有《宇宙之谜》、《生命的奇迹》等。

    [6]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教育改革家，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问题，并首次提出“不可知论”，代表作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等。

    [7]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 1861——1926），英国生物学家。

    [8]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 1834——1914），德国生物学家，提出种质连续遗传学说。

    [9]威廉·汤姆生·开尔文（William Thomson Kelvin, 1824——1907），英国物理学家，他发展了热力学理论，创立了热力学绝对温标，研究海底电报理论，有多项海地电缆方面的发明。

    [10]阿尔弗雷德·科特·哈登（Alfred Cort Hadoon, 1855——1940），英国人类学家。

    [11]约翰·亨利·缪尔黑德（John Henry Muirhead, 1855——1940），英国哲学家。

    [12]菲迪亚斯（Phidias, 480——430BC），希腊雕塑家，代表作有雅典卫城的雅典娜纪念像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宙斯坐像，但均已失存。

    [13]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代表作有雕像《大卫》、《摩西》以及壁画《最后的审判》等。

    [14]伦勃朗（Rembrandt, 1606——1669），荷兰画家，擅长运用明暗对比，代表作有《夜巡》、《老人坐像》等。

    [15]委拉斯凯兹（Velazquez, 1599——1660），西班牙画家，作品偏向写实，代表作有《腓力四世》、《纺织女》等。

    [16]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古雅典僭主，实行保护中小土地所有者及奖励农工商业的措施。

    [17]梭伦（Solon, 630——560），古雅典政治家、诗人，曾当选执政官并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

    [18]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古罗马政治家，后成为古罗马独裁者，被共和派贵族刺杀。代表作有《高卢战记》等。

    [19]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政治家、军事家，多次击败保王党的反扑和反法同盟的入侵，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在位期间颁布的《民法典》成为后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蓝本。建立帝国后，他多次对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20]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 1606——1687），英国诗人，所用和谐而规律的诗体为后来的英雄偶句诗体铺平道路。代表作有《去吧，可爱的玫瑰花》等。

    [21]约翰·德纳姆（John Denham, 1614——1669），英国诗人。

    [22]埃德蒙·威廉·戈斯（Edmund William Gosse, 1849——1928），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和翻译家。他翻译有易卜生等其他欧洲大陆作家的作品，另著有《18世纪文学史》、《现代英国文学史》等。

    [23]威廉·戴夫南特（William Davenant, 1606——1668），英国诗人、剧作家和剧院经理，代表作有《众才子》、《爱之神殿》等。

    [24]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ezlitt, 1778——1830），英国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莎剧人物》、《英国戏剧概观》等。

    [25]托马斯·赖默（Thomas Rymer, 1641——1713），英国评论家。

    [26]夏洛特·伦诺克斯（Charlotte Lennox, 1720——1804），英国诗人。

    [27]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德国文学评论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对梵语和东方语言均有研究，曾翻译莎士比亚多种，代表作有《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讲稿》等。

    [28]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和辞书编纂者，所编《英语大辞典》开创了英文词典学的新阶段，代表作还有长诗《伦敦》、《人类欲望的虚幻》等。

    [29]本·琼森（Ben Jonson, 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和评论家，代表作有《炼金术士》、《巴托罗缪市集》等。

    [30]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 1672——1729），英国散文家、评论家和剧作家，与艾迪生共同创办《闲谈者》和《旁观者》杂志。

    [31]威廉·里恩·费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 1865——1943），美国教育家、文学批评家，代表作有《现代小说家评论家》、《20世纪戏剧》等。

    [32]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 1700——1748），英国诗人，代表作有《四季》、《自由》等。

    [33]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Matthew Gregory Lewis, 1775——1818），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成名作《僧人》为他赢得了“僧人刘易斯”的绰号。

    [34]爱德华·扬（Edward Young, 1683——1765），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长篇讽喻诗《哀怨，或夜思》等。

    [35]威廉·科林斯（William Collins, 1721——1759），英国诗人，代表作有《波斯牧歌》、《淳朴颂》等。

    [36]托马斯·沃顿（Thomas Warton, 1728——1790），英国诗人、评论家。

    [37]约瑟夫·沃顿（Joseph Warton, 1722——1800），英国诗人、评论家。

    [38]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 1657——1734），英国剧作家、评论家。

    [39]约翰·默里（John Murray, 1778——1843），英国出版家。

    [40]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英国诗人、散文家，代表作有《纳尔逊传》、《撒拉巴》等。

    [41]埃德温·迪勒·斯塔伯克（Edwin Diller Starbuck, 1866——1947），美国宗教心理学者。

    [42]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和著作对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在教育上主张“回归自然”，让儿童的身心自由发展，代表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等。

    [43]圣伯尔纳铎（St. Bernard de Clairvaux, 1090——1153），法国基督教神学家，神秘主义者，代表作有《论恩宠与自由意志》、《致神殿骑士团书》等。

    [44]乌菲兹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 izi），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于1765年起对外开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美术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