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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汉内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同志是我们这儿最重要的一份晨报《导报》的文字编辑。这是一份体面的、报酬丰厚的工作。他得到这个职位正是在纳粹掌权不久的1933年初。这项任命部分是对他长期服务于国社党的奖励，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文章总是写得铿锵有力，而且饱含“血与土”的德国精神。实际上作为一个作家，他并不属于文化上的激进分子，即所谓的“城市先锋”那一类，相反，他写了很多关于狩猎的文章，即使在共和时期，他也在喜欢这类文章的读者群中赢得了一个温和作家的声誉。在他的书中不乏对迷人的自然景色的描写，还有不少生动的铅笔画，画面通常是温柔的母鹿、骄傲的雄鹿、肥胖的野鹅，猎人在草丛中蹲坐着守候猎物：“灰色的晨雾像银色的纱巾一样遮掩着山谷，露珠像珍珠项链似的装点在草叶上。”
汉内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是一个谦逊的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参加纳粹是因为不喜欢犹太人，特别是不喜欢某些他认为过于耍小聪明、见风使舵的同行，而他觉得这样的人里犹太人居多。他觉得他们喜欢把一切事情都肢解成碎片，然后再用一种纯然负面的精神对这些碎片进行分析。他们喜欢亵渎所有神圣的事物，只是为了起到惊世骇俗的效果。他相信纳粹上台会净化德国文坛，使得他自己非常珍视的价值观得以回归，比如祖国和荣誉，坦荡的胸怀和勇气，古老的传统和习俗，男人之间的友谊，终日在壁炉前忙于家务的女人们的自豪感。
他写的书，加上不定期地给杂志投稿，已经给他带来足够的收入。现在作为晨报的编辑，每个月的收入又能多五百马克，这让他心满意足。他把家安在了城外的森林边上。他买了汽车，每天开车上下班也成了一种惬意的休息。这段时间里他可以回顾和整理自己工作上的思路。每天晚上开车离开拥挤的城市和街道回到自己的领地，这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看看这儿。”他对妻子说，一边透过书房巨大的窗户指着外面。通过这扇窗户，他家正面的景色一览无余。“看！这一切都是咱们的私人领地。小河、猎场、草地和树林。咱们的领地，咱们的王国。除了你和我，没有别的统治者。”他的妻子微微笑着。她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女人，黑黑的发辫像皇冠一样盘在头上，穿着德国乡村式样的衣服，配上精心挑选的木珠项链和旧珊瑚胸针，显示出她的艺术气质。
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小儿子汉内斯·阿道夫在他的父亲当上《导报》文学编辑的时候才十一个月。
小儿子的名字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元首。他过第一个生日那天埃伯哈特举办了一个聚会，请来了所有的邻居。城里的朋友们也来了，有画家、演员、作家。一个大号啤酒桶放在屋子中间。父亲骄傲地说，六岁的黛安娜是“狩猎女神黛安娜的教女”，而四岁的艾尔菲是根据林中的小精灵命名的。这两个小女孩每天晚上都要到各个邻居家的草坪上表演玫瑰花环舞，而今天她们的节目是朗诵她们的父亲为了今晚而写的诗。当朗诵到歌颂元首“像一个永远隐身在我们中间的万能的守护者”的诗句的时候，两个孩子一起高扬右手行纳粹礼。这时，这个聚会的小主角，坐在鲜花环绕的婴儿椅上的汉内斯·阿道夫，被吓得大哭起来。
八点钟，孩子们回去睡觉了，大人们继续留下。晚会的主角还有埃伯哈特太太和年轻的轻歌剧明星格丽塔·麦茨。埃伯哈特太太今晚穿着宽摆收腰的织锦晚礼服，由于兴奋面孔微红，显得颇为迷人。而麦茨小姐今晚穿一袭玫瑰色的绉缎长裙。据她自己说，这很适合她这种“苗条的类型”。她白金色的头发烫得一丝不苟，但是上面却戴了一顶类似于加冕时用的皇冠。这使得她看上去相当滑稽。这顶皇冠差点毁掉整个晚会，而我们的男主人当然要尽力避免灾难的发生。简单地说，有人奚落格丽塔·麦茨，而有些话弄不好会惹来政治上的麻烦。
这时埃伯哈特太太走过来轻声对他说：“他们喝得太多了。”同时有些忧虑地看着她的丈夫。她去厨房煮咖啡了，而他振作了一下，准备努力恢复晚会友好轻松的气氛。
事情是这样的：客人里有一位画家暗恋着麦茨小姐，而她头上戴的那顶皇冠让他很生气。他非常清楚这是谁送给她的礼物，于是公然嘲笑“区长大人”的艺术品位还停留在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时代。
“女人都非常需要有人崇拜，”他说，“但是还得看看她的崇拜者是什么品位。你啊，小姐，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允许你漂亮的小脑袋被一个毫无品位的人弄得如此滑稽可笑，就算这个人比我们尊敬的区长大人还要位高权重一千倍也不行。”
麦茨小姐一口否认。
“这是我的姐夫最近送给我的礼物。”
但我们这儿是个小城市。像区长这样的大人物送给一个年轻女歌星贵重礼物这样的事很难避人耳目。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顶皇冠来自哪个珠宝店，也知道最近有谁光顾过。大家还知道麦茨小姐曾经对区长大人的追求表示过冷淡，而这使她几乎失去她在歌剧院的位置。从那以后，她就被视作区长的未婚妻了。画家对这些自然了如指掌，所以不肯就此打住。
“格丽塔，”他说，“别不承认。咱们的歌剧院正在走下坡路。区长大人没有品位，艺术总监没有骨头，所以在艺术上自然是每况愈下。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你们这些艺术家都在跟风，随着上面的喜好行事。我们的剧院确实变成了一个公共场所，但它是在最坏的意义上————变成了那些穿军装的人的地盘。每一个冲锋队员都可以到歌剧院找他们喜欢的东西。如果你们这些‘自由的艺术家们’不那么趋炎附势，上帝就会出手帮助你们。”
吓坏了的主人赶快出来制止。
“亲爱的古斯塔夫，你的幽默感哪儿去了？军装也是剧院的一道风景。喜欢穿军装的人就是‘趋炎附势’？咱们的冲锋队员和咱们的区长一样，都是英俊的小伙子。”
“你说他英俊？四十二英尺的大肚皮外加罗圈腿？得了吧，格丽塔，快把那个玩意儿摘下来。你真的就这点品位？”
格丽塔不回答，转过身用背对着他。这时埃伯哈特的上司，《导报》的总编辑开口了。
“你还是别说了吧。是不是一定要惹出麻烦来？”
画家的脸红了。看得出来他费了好大的劲把冲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我是开玩笑的，”他说，“开玩笑还是可以的吧？”
埃伯哈特松了一口气。正好这时他的妻子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走进来，于是一切都复归平静。
当天晚上，埃伯哈特躺在床上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给太太讲了她去煮咖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你能想象吗？我当时都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儿看。”
埃伯哈特太太的黑头发散在白色的枕头上，两臂交叉放在胸前，若有所思地看着天花板。“情况是不太好。我是说在剧院，在咱们这儿，甚至整个德国，都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可能都是暂时的吧。不管怎么样，对你没办法改变的事生气也没用。”
丈夫点点头：“我希望总编没有太当真。反正上帝知道，这不是我的错。”
潮湿清冷的空气透过卧室开着的窗户进到屋里来，几乎已是满月的月亮高悬夜空，月光洒在屋里两张窄窄的床上。通向孩子们房间的门开着，母亲觉得自己可以分辨出是哪个孩子发出的呼吸声。其实今夜非常安静，没有任何声音。
当“伟大的时代”降临德国的时候当个记者非常不容易。原来的狩猎主题作家汉内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不得不经常把稿件带回家。他对动物和大自然的描写仍然得到高层的，实际上是最高层的认可。但是一旦他不能再按自己的喜好，而要听命于官方的安排而写作。写作本身的乐趣就大大降低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很多事情，而他又有基本的诚实，那些不能说的事情比他不得不写的文章对他的折磨更甚。
城里的文化生活————剧院的节目，学校和大学的课程，教会的处境，这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但对现状的任何批评，哪怕是最谨慎小心的批评都是被禁止的。不仅如此，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禁忌，只要提到它们就是危险的。
这就是1936年的德国。一切都是渐进的，埃伯哈特自己也说不清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焦虑和愤怒。他清楚地记得去年曾经写过一篇经过精心伪装的短文，非常小心地影射和批评了元首。故事是杜撰的，说的是一辆挤满乘客的巴士被司机开进了沟里。他引申这个故事，最后说明“雇佣一个不负责任的司机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
“乘客完全没有想到过危险，他们不假思索地相信这个开车的人一定会将他们安全送到目的地。而司机呢，不知是因为得意忘形还是因为根本不怎么会开车，却将车开得飞快。他根本不管弯道和其他危险，直到车子失去控制。这时乘客们才注意到这个司机是个冒牌货。他们想跳出去挽救自己，但是已经太晚了。巴士满载着男人、女人和孩子侧翻到壕沟里。上帝保佑那些信任这样一个司机并且没有及时发现危险的人吧————当司机犯下第一个错误的时候，就应该坚决地撤换他。”
这篇小评论用小号字登在《导报》的第四版上，但还是引起了小城中各个不同圈子读者的注意。文章传来传去，亲密的朋友圈中都在热烈地议论。所有人都知道“司机”指的是谁。令埃伯哈特吃惊的是，地方当局居然没有追究，主编居然也没有训斥他。过了不久，这件事就过去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汉内斯·阿道夫五岁了，长成了一个迷人的，金发黑眼睛褐色皮肤的小家伙。根据有关规定，应该每天让他在幼儿园过两个小时。埃伯哈特太太想把他留在家里自己照看，但是一个纳粹党任命的负责有关事项的年轻女人亲自跟埃伯哈特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让他习惯集体生活是如何重要，而埃伯哈特不敢违背她的要求。黛安娜和艾尔菲现在也很少在家。除上学以外，她们还要参加“德国少女联盟”（B.D.M.）的各种课程、活动和野营。实际上，埃伯哈特太太也很难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她一周好几个白天和晚上要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的活动，而后来她又被“委派”到金属加工厂当一个粗工。
这些年埃伯哈特很难再提到他的“私人领地”了。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什么私人领地了，一切都要让位给元首和他的随从们的命令。就在他的住宅附近建起了集中营的木制监房，透过他家的落地窗看出去的风景已经不那么赏心悦目了。虽然他们说对付国家的敌人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但是那些丑陋的大房子还是让人觉得是这个时代令人哀伤的象征。
“不要让小汉内斯自己一个人在房子前面玩吧，”埃伯哈特对妻子说，“自从他们建了集中营，各类不三不四的人越来越多了。”
埃伯哈特太太点点头。她完全不明白丈夫说的“不三不四的人”是指谁。囚犯们都被关在里面，而身穿制服的守卫们似乎不能被称作“不三不四的人”。
“我会看好他的。”她说，“但是以后别再叫他小汉内斯了。他的名字是汉内斯·阿道夫。我们老是叫他小汉内斯，好像又给他起了个小名，别的小孩也嘲笑他是妈妈的小宝贝儿，要不就是养在笼子里的小金丝雀，而不是一个将来要成为帝国战士的男子汉的名字。”
1938年的夏天带来了他在职业生涯中第一件不愉快的事。德国艺术日一直以来都是个大日子，庆典的高潮是由元首本人发表关于艺术的演讲。他的演讲刊登在德国所有报纸的头条位置上，《导报》当然也不例外。文学编辑的职责是要写一篇对演说的介绍和评论，说明元首的演说如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用说，元首的演说必须全文照登，不能有任何删减和编辑。元首说的话就是最神圣的。尽管作为编辑和短篇小说作家的埃伯哈特并非一流的文体风格大师和德国语言大师，但仍然不免在元首演说中随处可见的重大语法错误面前眉头紧蹙。每当元首的讲话稿出现在案头，他手中的红铅笔就似乎要自己动起来。就在他正坐在那儿琢磨着如何下笔，应该用什么形容词来赞美的时候，他的铅笔几乎不知不觉中在所有错误的句子、所有用错了地方的比喻和暗喻之处画了下横线。之后他数了一下，整篇演说有三十三处重大的语法和文体错误。
埃伯哈特，手里拿着红铅笔，忍不住笑出声来。“三十三条错误————不及格！”他在最后一句话的后面写下了分数。光是这最后一句话就有两处错误。
主编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埃伯哈特着实吓了一跳。
“写好了吗？”主编问。
埃伯哈特跳起来，快速地用几张报纸盖住了红笔批过的稿子。
“让我看看。”主编察觉到他的下属有些异样，走过来从报纸底下抽出那张稿子。埃伯哈特站在那儿没有动。
“上帝啊！……”主编开始结巴了，“我看你————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一个白痴开的玩笑————我只是……”
主编的脸色铁青。
“一个彻头彻尾的、完全出格的白痴玩笑。”主编说。同时，他恨不得用眼神把自己正在发抖的下属碾碎。埃伯哈特真想让地板裂开一条缝把自己吞下去。但是地板没有裂开。
“我有的时候会问自己你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正常，”主编的声音稍微平静了一点，“实际上我经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比如说上次你写了那篇见鬼的什么巴士司机的时候。这样的例子还有，我想你应该不会忘了吧。老兄，你到底图的是什么？”
埃伯哈特仍然站在那儿一言不发。他的上司接着往下说：“你还不满足吗？你不觉得现在是你最好的时候吗？你不是已经得到了一份头等的职位吗？你不觉得现在德国发生的一切，至少是几乎一切，都是很了不起的吗？”
埃伯哈特点点头。大口地喘着粗气。
“三十三处错误！”主编挥动着那份底稿，说，“你真了不起啊！发现了三十三处错误。但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元首就是用他自创的德文写作又怎么样呢？和别人有关系吗？你以后少管闲事，做好你自己的事！”他突然大声叫起来，脑门上暴出了一条难看的青筋。“我现在告诉你，你分内的事并没有做得足够好，别想还这么混下去！”
埃伯哈特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居然在此时反守为攻，令他的主编一下子泄了气。
“我说同志，”他开口说道，甚至还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我这个愚蠢和不是时候的玩笑至少让我对你的某些观点有了更深的了解，对此我很高兴。必须坦白地告诉你，我对你的怀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不久前，咱们俩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你应该记得的，那天正好是你太太的生日————你说你不用听就知道那个发言的人要说什么，就这么一遍一遍地听同样的话完全是浪费时间。还有一次，我们要登出一篇赞美那个杀害陶尔斐斯[1]的凶手的文章，你说……”
主编的眉毛皱了起来。
“哦，行了行了，忙了一天，你就别提这些了。你知道得很清楚，我的观点永远是和组织上保持一致的嘛。”
“我也是，”埃伯哈特说，“我的观点也一样，我的同志。而且我确信，你并不会因为那几处用红铅笔做的记号就当真要与组织作对。”
他不动声色地从主编手里拿回那份稿子，撕得粉碎后丢进了废纸篓。
“请你给我再拿一份稿子，”他说，“五分钟以后我就把评论送到排版车间。”
主编出去给他又拿来一份。
“很好。五分钟以后。”
主编出去了。
只有此时，当房间里又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觉得浑身发抖，额头上满是汗珠。真悬啊，太他妈的危险了。他知道虽然这一关勉强过去了，但从今往后他肯定被死死地盯住了。这次多亏了自己的冷静，但是就因为这个冷静，主编会特别恨我。他就算不再追究这次发生的事，也不会轻易化解因为我的冷静而引起的仇恨。他埃伯哈特居然敢去提醒他的头儿自己手里有他致命的把柄，而且还威胁要告发他。头儿是绝不会原谅他的。不管他这次表现得多么冷静和机智，这件事最终会毁了他。
一年以后，这位《导报》的文学编辑还是被解职了。自从“三十三个错误”发生以来，他一直保持最大程度的谨小慎微。他避免做出任何会引发哪怕是一点点争议的事情，不让他的对手以此作为解除他职务的借口。就算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文字摆在眼前，他也不会失去理智，而是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半步，更不会自己冒险写出类似巴士司机那样露骨地批评元首的文章。他的解职信写道：“教育和宣传部认为应该立即解除党员汉内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的职务。”而主编则表示他本人对此“深表遗憾”。
埃伯哈特感到了一种奇特的轻松。这是他“在职”的最后一天。他再也不用为元首的演说写介绍，也不用写文章宣扬德国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了。他搜肠刮肚地回忆自己是否犯过什么严重的过错，最终确认完全没有。于是，他去找了主编，后者见到他时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我真的太遗憾了，同志。”主编说，“但是那篇关于南蒂罗尔州（意大利北部说德语的自治省，曾发起脱离意大利和奥地利合并的运动）的文章实在是说不过去。一定是有人把你那篇迷人的文章送到部里去了。不是我夸口，部里一直很关注咱们《导报》。”
“南蒂罗尔？”埃伯哈特问道，“但那篇文章我是完全按照官方口径写的啊。”
主编耸了耸肩。
“就是这么倒霉，”他说，“你写文章的时候确实完全按照官方口径，但是在文章发表的时候却是完全违背了官方口径。因为在这段时间，官方对南蒂罗尔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你应该有印象啊，同志。我们就在你的文章发表前不久得到了新的指示。你不记得了吗？”
埃伯哈特当然不记得。但是他突然明白了，主编故意没有给他看新的指示。他耐心地，顽强地等待了十一个月，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他看了埃伯哈特写的关于南蒂罗尔的文章，文章称南蒂罗尔是“德国文化最古老的地区”，而南蒂罗尔的德意志人是“他们古老祖国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治的边界有什么重要？两个地区使用不同的货币，有不同的政府有什么重要？他们有着同样的血统和语言，有来自不朽的德意志的传统和思维方式，其他的区别就永远没那么重要。让我们伟大的友好的南方邻居伸出双手保护南蒂罗尔。他们耕耘的土地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根深深地植入于此，他们的生命会得到护佑。”
写这种句子连他自己都觉得恶心，于是他又在文章里加上他最擅长的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他把整篇文章看成是一篇国家社会主义的范文，只是正巧在意识形态上无懈可击。然而刊出的时间拖后了。整篇文章有六栏，所以必须等版面。正是在这段时间，上面的口径变了，而埃伯哈特没有注意到，于是文章在错误的时机刊出了。不用问是谁让教育部注意到这篇文章，看一眼主编那张脸就知道谁是这个“某些人”。
虽然埃伯哈特感到的是巨大的解脱，但还是忍不住说：“一定是我疏忽了。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不再重视我们在南蒂罗尔的兄弟了？要放弃这一块生存空间了吗？你不觉得奇怪吗？”
主编不耐烦地用铅笔敲着桌子。“这跟我们无关，同志。‘除非另有通知，必须严格避免有关南蒂罗尔话题。’这就是上面的指示，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而你违反了命令。”
他又敲了一下桌子，表示谈话结束了，然后埋头看他的文件。就这样，埃伯哈特被解职了。
狩猎散文诗人汉内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在《导报》当了六年文学编辑。六年来，他所做的就是唯命是从，并为此获得一份相当丰厚的报酬。他住在城外的小别墅里，不事声张地生活着，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攒了一万五千马克。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他没有把钱存在银行里，而是投资于名画和旧的挂毯。后来在1937年，他经过政府批准，把这些东西运到了英国。官方的评估师给他的这笔小收藏评出一个离奇的高价，所以他不得不支付一大笔出口税。随后这些东西在专门机构的监督下被打包然后运往国外。很多纳粹官员都在国外有资产，有些甚至有未经批准的银行账号。不管怎么说，埃伯哈特也算是纳粹党中级别比较高的一员。
当知道这批收藏已经安全运到英国后，埃伯哈特去了本市的美国领事馆。他备齐了所有资料，向领事馆申请移民，并且在一年后拿到了移民签证。整个过程他都对外保密，包括他的太太。他对自己说：有备无患。一本带签证的护照就像一个护身符。虽然如此，真的移民到国外这件事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虽然可怕的事情有可能发生，但他还是德国人，一个诗人，一个德国城市的市民。对他而言，外面的世界即使不是敌意的也是非常陌生的。他怎么可能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当难民呢？
即使被报社开除，而且下一步可能被开除出党，他仍然没有想到那本护身符。和过去一样，他继续坐在家里写关于动物的散文。埃伯哈特太太还是去金属车间做工，而他知道自己早晚也会被招到某个地方做类似的工作。他觉得这并不算最坏的，起码好过每天坐在编辑部里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祖国而干活”现在看来比每天写那些违心的东西更好忍受。
这些年里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渐渐改变了。他不再相信他们作为一个群族是“破坏性的”和“腐朽的”。现在他觉得对他们的指控是不公正的和不体面的。指控他们的人采用的是双重标准。他最无法忍受的是看到那些就在自己房子前面的草地上干活的集中营里的囚犯。他们中间有犹太人、天主教徒、共产党人、民主党人，还有其他各种人。埃伯哈特心里觉得他们都是无辜的，都和自己被报社突然开除一样的无辜。
这些瘦弱的人弯腰曲背地在他面前干活，手里拿着镐头和铲子。他们永远被全副武装的警卫监视着。那些警卫三三两两悠闲地坐着，一边喝酒一边说笑。有时某个囚犯干活不够快，或者铁锹装得不够满，或者哪怕是停下来喘一口气，就会被在后面突然踢一脚或在脸上挨几拳。埃伯哈特坐在那儿根本无心写作。他要写的是关于动物的优美词句，而他面前的这些人所受的对待还不如动物。他生气地把稿纸揉成一个团，突然意识到他给自己文章中的主人公，一个猎人，赋予了一种可笑的，完全不合时宜的对自己猎物的怜悯。“这样不行。”他大声说，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招呼一个冲锋队员过来，那个人很听话地过来了。
“我不想看到你的人殴打那些囚犯。你们这样做影响了我的工作。如果你们一定要如此，最好在房子里面或者什么隐蔽一些的地方。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个，不光我能看到，别的什么人也可能看到，而那些人可能把这些事传到国外去。上面肯定不愿意让国外对我们的负面宣传得到更多素材。”
那个冲锋队员安静地听着。
“我会向上级反映的，虽然我觉得没什么用。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是尽量不去虐待囚犯的。如果我的同志们不愿意这么做，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上面从来没有反对过虐待囚犯。实际上，他们说过对待囚犯要‘毫不留情’。无论如何，我会向上级报告你的投诉，别的事我就做不了了。”
他的“投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对囚犯的折磨愈发残忍。他向一个老朋友抱怨说，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事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也无法好好休息。这个老朋友就是上次在小汉内斯生日聚会上险些因说话捅出娄子的那个画家。
几天以后他被捕了。
他在本市的监狱度过了六个星期，这是他这辈子最长的六个星期。他的太太每周获准来看他一次，每次可以带一个小孩。这样黛安娜、艾尔菲和小汉内斯轮流着来。每次会面的时间是四十五分钟。因为有看守在旁边，每次见面他们也说不了什么，每一个人，除了小汉内斯，在见面的时候都非常沮丧和尴尬。小汉内斯太小了，不懂事情的严重性。埃伯哈特最想看到的就是自己这个七岁的小儿子。
“小汉内斯！”他一遍一遍地叫着他，轻轻抚弄他的金色头发，“小汉内斯！你又长大了，你是个小巨人！”
小汉内斯在监狱里东张西望，一点也没有不自在。
“这地方真恶心！”他大声发出小男孩的高音，“你肯定不愿意待在这儿，对不对？”
埃伯哈特说这地方没那么坏。他最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被关在这儿，但是这个话题是不能讨论的。埃伯哈特太太对丈夫无声的提问摇摇头。不，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关到这儿。
最让他难受的就是想到揭发他的人一定是他的那位画家朋友。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他从来没有和任何其他人讲过。南蒂罗尔的事已经过去太久了，除了对集中营的事说的那些话，再没有什么事会让他进监狱。埃伯哈特暗自希望他们快些审判他，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他被捕的原因，而最难受的莫过于现在这样每天胡思乱想。
他终于出庭受审了。他很走运，而他的运气全都来自那个接受他投诉的冲锋队员。非常偶然的，这名冲锋队员知道向他投诉的那位作家被捕了，他立即去找了集中营的指挥官，然后又去了国家警察局。他证明埃伯哈特先生没有任何恶意，投诉集中营对待囚犯的方式是为了避免国外反德国的宣传找到口实。这位冲锋队员由此得出结论说，埃伯哈特对画家说的话也不会是为了反对国家。他认为也许只需要给埃伯哈特先生一个普通的审判就可以了。
国家警察局同意了，埃伯哈特可以准备为自己辩护。
他发现当着他的画家朋友的面很难说话。画家是作为控方证人出庭的，他的声音嘶哑而粗粝，始终不敢直视他所指控的被告。一个问题一直在啃噬着埃伯哈特：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他并不恨他，只是觉得很悲哀。这个年代可以让一个人堕落得如此之深。
冲锋队员做了完美而独特的辩护发言，发言的简洁和质朴彻底征服了法官。
“法官大人，我相信被告毫无恶意。他是一个作家，一个爱国者，我也相信他是一个好人……”他结束发言时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但恰恰是这一点起到了作用。埃伯哈特被判无罪，并于当天释放。
“不玩儿了。”用护照里的那张护身符，离开这里去过另外一种日子。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的？埃伯哈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这个决定应该不会是在监狱里做出的，因为他在里面的时候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还能恢复自由。纳粹的恐怖之轮能把一切碾为齑粉。一旦陷入其中，很难再有什么希望。
但是当他和妻子孩子坐在车里驶过我们这座城市的街道时，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都过去了。他要走了，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前面是老集市广场和那座熟悉的骑士塑像，然后是狭窄的贝尔街，接下来是宽阔漂亮的林荫道，先通过火车站，然后通往郊外。他看着这些，好像在和老朋友告别。夏天带有山里气息的空气像是在梦中一样不真实。他自己的房子，落地窗前的写字台，卧室里两张并排放着的窄床都好像不再是他的。只有孩子们是属于他的，还有他那已经越来越消瘦和疲倦的太太。每次偷偷看她一眼，他的心都会抽紧。
他以为出国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但事实证明他又错了。问卷、表格、规定、禁令，埃伯哈特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与魔鬼共舞。
第一道障碍是兵役义务。埃伯哈特是处在征兵年龄的雅利安德国人，这样的人不准许移民。埃伯哈特于是报告说，他妻子的一个叔叔是住在美国的一个美德协会的成员，一直不懈地为第三帝国做宣传。正是这个叔叔希望埃伯哈特一家移民美国，因为他急需一个刚从德国来的能干的助手来打破在美国流传的不利于新时代德国的谣言。一位秘密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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