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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秘密警察的高层官员认为这个理由非常充分，特别是当埃伯哈特签署了一份文件以后。这份文件说“由于偿还债务的需要”他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车转让给了这个官员。
前面还有多少个章要盖，多少份申请要写，多少个关口要过！最可怕的是税务，如果国家没有百分之百的满意，埃伯哈特就拿不到这最后一个章。其实整件事在他看来非常简单，他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变卖。他卖得不多，一共一万两千马克，当然不用说这笔钱一分不剩地交了出去。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某天早上海关的首席督察员巴特尔没有事先通知就来到了他的家。
这位高官看上去情绪很好。
“这么说你打算离开我们了，同志？”他开门见山地说，“都准备好了？行李托运许可证拿到了？”
埃伯哈特正在看一本画册。小汉内斯趴在他腿上玩。
“据我所知已经都准备好了。”他小心翼翼地回答，“但是这周我已经去了五次警察局，不知为什么就是拿不回我的护照。一开始他们说找不到了，昨天又说我的护照在柏林！”
“你的护照就在我这儿！”首席海关检查员说，一面用手拍拍他右边的上衣口袋，“但这边，在我左边的上衣口袋里，装着另一份文件。你要是不介意，把这个小家伙先送到外面去，咱们可以好好谈谈。”
“去外面玩一会儿，小汉内斯。”小家伙跑出去了。
“你在英国有一些收藏是吗？一些画和挂毯？”
埃伯哈特愣了一下。“是的，当然。你不记得你对那些东西做了评估，而我已经全数交过税了？”
检查员友好地笑了。“我当然记得。你把那些东西卖了吗？”
“没有。我为什么要卖呢？东西都在伦敦的一个保险箱里。”
检查员看看他的笔记本：“我们当初的评估是两万两千马克。如果你现在在英国卖掉它们，应该至少可以拿到一千五百英镑，我的意思是就算你不那么在意的话。”
“你想让我寄给你们多少钱？”埃伯哈特问道。他心里已经准备把这笔钱都寄回来，只要能拿到自己的护照。
“寄回来？同志，谁在和你谈什么寄回来？你必须现在就把这笔钱交出来，否则就别想走。明白吗！”
埃伯哈特的脸一下子变白了。
“但是这根本做不到！”他大声说，“你让我怎么能做到？我在英国谁都不认识。而且那些画和挂毯也不值那么多钱。为什么你们————我是说我们————要这样高估它们的价格？我根本不可能凭这笔收藏拿到一千五百英镑。”
巴特尔先生捋着他的短胡须，他阴沉的声音充满了这间屋子。
“一千五百英镑。一分钱都不能少。”
埃伯哈特知道这不可能，于是尽量装出轻松的样子说：“先生，我有个提议，我想您一定能接受。我把那些东西从英国运回来。我马上给我的银行打电话，一两天之内东西就可以运回来，我就可以走了。”
检查员脸上透出轻蔑和带有一丝怜悯的微笑。
“埃伯哈特先生，我们不要你的画。我们只要一千五百英镑现钞。明白吗？”
“如果我拿不到这笔钱呢？”埃伯哈特觉得自己的血往上涌。
检查员耸了耸肩。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说得很慢，加重每一个音节，“我这儿不只有你的护照，还有另一份文件。非常坦率地告诉你，是一份逮捕你的命令。如果你非要让我行使我的权力，那可就太遗憾了。”
房子和检查员先生的身影在埃伯哈特眼前翻转起来。
“一千五百英镑，一千五百英镑。”他小声地嘟囔着，“你给我多少时间？”
检查员站起身来，脸上露出刚签订完一份公平合同似的满意微笑。
“一个星期。整整一个星期。祝你好运，再见。”
一个星期以后，埃伯哈特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他本来赖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的收藏品，那些画和挂毯，在伦敦卖掉了，一共卖了九百英镑，全数存进了在伦敦一家德国银行里开设的德国海关伦敦办事处的账号。还剩的六百英镑是从他在伦敦唯一的熟人那里拿到的。这个人在共和时期曾在本城有一个办事处，埃伯哈特给他打电话时心里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这关乎我的生死，”他和这位熟人说，“我的生死和我的孩子们的生死。”
这位英国商人犹豫了一下，然后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把剩下的六百英镑存入了纳粹在伦敦的账户，同时通知了德国海关。
埃伯哈特得救了。巴特尔检查员从心底里祝他好运。
“你看，我说过的。”他显得很大度地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他把护照拿出来交给了瑟瑟发抖的作家，好像在授予他一枚军功勋章。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他还要去盖那些要命的章。
“现在，现在，”检查员的善意溢于言表，“剩下的就是走形式了。你需要的只是去找对那些部门，让他们看你的文件，你的章就会一个一个盖上去。”
埃伯哈特开始跑“部”前进。一共有九个窗口，对应所需要的九个章。其中八个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九个窗口的官员有疑问。
“你最后一次交水费的单子怎么没有呢？你还欠两马克二十芬尼水费。你的文件里没有这张收据。”
埃伯哈特又感到血往头上涌，似乎要涨破皮肤。他嘶哑着声音小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几个星期前我就把收据送来了。不管了吧，现在给你两马克二十芬尼，马上把护照还给我。”
“我亲爱的先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必须查清楚这件事。很可能你已经付过钱了，那样我们就不能再收你的钱，但是必须得找到那张收据。但是如果你没付这笔钱，那就显然是你的疏忽，而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行动。这需要一点时间，一个星期以后再来吧。”
“够了！”埃伯哈特突然咆哮道，他最后的自我控制力消失了。他的眼前跳动着红的和绿的火星，一只手抓着窗台让自己不要跌在地上。“太过分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一切！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所有的钱，我的生活，我的尊严，我的家乡，我的一切！一切！我现在已经欠了一个在外国的陌生人的钱。这都是因为你们，你们这些掌管着德国的疯子，你们还掌管着每一个人，也包括你，你这个坐在窗口后面的人。你现在为了我已经交过的两马克二十芬尼难为我，因为你找不到收据————我告诉你，我受够了！”他尖叫着，手在空中挥动着。“还给我护照，马上还给我！你听见了吗？”
与此同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完了，一切都完了！死定了！我被诅咒了，必死无疑。”但同时他好像觉得轻松了一些，好像卸掉了灵魂里的重担。
他周围的人，那些在其他窗口排队的人，都被吓呆了。有几个人看着他，但多数人装着什么也没发生。那些办事的官员也都静静地继续他们的工作。但他对面的这个找不到收据的官员从窗口里把埃伯哈特的护照递出来给了他。后者的脑子还在晕眩中，接过褐色封面的护照，眼前的东西都有双影，但还是看到了那个意味着一切的章，意味着结束和开始。然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大街上，但完全不记得是怎么走出来的。
当他走进家门的时候他的太太吓了一跳。他的脸色空洞而恍惚，两眼露出凶光，好像一个上午掉了十几磅重。他进屋收拾最后的一点杂物，身体似乎很难站稳。接着他给轮船公司和航空公司打电话，电话那头的人无一例外地开始非常复杂的说明和解释。这时埃伯哈特用手半遮着话筒，低声和太太说：“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像疯子一样地大喊大叫。现在也不晚。”
“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电话那头的人在问，“没事，没问题了。就头等舱吧。”
最难的时候熬过去了，看起来埃伯哈特开始顺风顺水了。1939年8月24日那天，他像疯子一样从窗口要回他的护照，而8月28日他们全家将乘飞机到伦敦。几天后就会有一艘轮船起航，他在船上定了两个船舱。太太和两个女儿用一间，他和儿子用一间，但这间还要住进来轮船公司分配的其他乘客。
1938年8月的最后几天，一种深深的不安攫住了我们的城市。埃伯哈特觉得似乎所有的居民都在以一种友好和同情的方式为自己的流亡做着精神上的准备。
人们在街上相互询问：“怎么，我们要走了吗？”
埃伯哈特太太出门了，想为小汉内斯买一件大衣。她对自己说：我们当然是要走了。就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我们就要去一个好一些的地方。她很清楚，城里人普遍的焦虑并不是针对她和她的家人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未知的和死亡的气息，如果留下来的人将面对一场不是征服就是死亡的战争，那么将要离去的埃伯哈特一家就真的能幸免吗？
这几天埃伯哈特太太没怎么关心时事。她几乎没时间看一眼《导报》，也没有心情打开收音机收听反复播放的夹杂着音乐的新闻。德国和苏俄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埃伯哈特认为元首走到这一步就意味着彻底撕破脸，完全不管自己以前所有发出过的信誓旦旦的诺言。英国和法国当然“吓破了胆”，而当第三帝国的军队如所有人预料的那样开进波兰的时候只能听之任之。
“我根本不相信会打仗。”埃伯哈特如是说。这说明他一心想尽早离开这个国家的主要动力远远不是因为害怕即将爆发并将摧毁一切的战争，而是自从首席海关检查员出现在他家的那天早上以来就一直缠绕着他的一个模糊的噩梦。
但城里大多数居民并不认同埃伯哈特对时局的看法。他们都在战争前夜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因为看起来没有任何事是能够确定的。再加上他们弄不明白谁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于是这恐慌就愈发令人无法忍受。是英国和法国吗？没错，这两个国家包围了德国，他们要把我们饿死，就像在上一次伟大的战争中那样。他们贪婪成性，睚眦必报，唯利是图，他们是我们永远的敌人。但是这些敌人进攻我们了吗？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和波兰达成一个友好协议吗？我们一定要得到但泽[2]吗？但泽对我们那么重要吗？那条走廊[3]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也没有！人们希望自己的元首不会因为对这片遥远的领土过于热心而不惜发动一场战争。
一场只针对波兰的战争确实能够取得快速和低成本的胜利。另一方面，我们的市民们长期被告知苏联像人类的瘟疫一样恐怖，而现在他们不得不佩服自己的政府灵活的政治艺术，因为这个政府可以在一瞬间把昔日的红色敌人变成今日驯服与友好的朋友。但是和埃伯哈特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英国和法国会愚蠢且老派地坚守它们对波兰的承诺，它们是那种死抱着已经过时信念的民主国家。我们当然比英国和法国强大，因为我们有意大利和苏联作为盟友，而且我们有专制体制。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们还是要饿死我们。说到底，如果我们的儿子和父亲在战场上被杀，小孩子们会被饿死，我们的胜利又有什么用处呢？
元首确实一次又一次地郑重承诺不会发动战争。他有自己独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在不发动战争的前提下获得新的领土。我们目睹了足够多的这类“不流血的胜利”，本来可以对他的创造深信不疑。但报纸上每天都在发出各种威胁，宣泄疯狂的愤怒：成百上千“德国血统的弟兄们”在波兰被折磨和屠杀。不管有没有这回事，这样的消息印在报纸上四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坏兆头。至于捷克人，他们肯定在苏台德地区对我们的兄弟们做了同样的事。之所以迄今为止没有酿成战争是因为英国人抛弃了他们，没有给他们任何承诺，因此到最后他们只好认怂。
战争动员还在继续。很多人上了朝东开的火车。那些穿制服的在大街上齐步走过。制造商胡贝尔先生是一位预备役军官。他身穿制服，胸前戴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正在对他的装配线工人们发表演说，动员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做出伟大的牺牲。他声嘶力竭的演说换来的是冰冷的沉寂。当他结束演说时，响起了德国纳粹党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但这位制造商发现底下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跟着唱。一位工长紧闭双唇，似乎在竭力保守一个秘密。他是最近从农村来的，并且和很多人一样，曾经在监狱里待过一阵子，尽管他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一个勤快和诚实的小伙子。所有围在他身边的工人都不唱。他们低着头，好像迎着风雪。胡贝尔先生暗忖：这些家伙是危险分子，应该有人盯着他们。可是他又反应过来：这不干我的事，而且如果政府遇到什么麻烦也不干我的事。我看他们会有麻烦，而且麻烦才刚刚开始。说到底，他觉得自己像被敌人囚禁在一个船上的囚犯，很乐意看到这艘船沉掉，只要自己不跟着一起沉就行。他正想着，歌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有了，下面的人也散了。
市医院像一口热锅，舍巴赫医生忙得团团转。征兵体检没完没了，病房人满为患。列车出轨和相撞的事故次数直线上升，而城里由于停电造成的事故数量也大大增加。全国范围的动员和备战造成了这一切。法学教授哈伯曼在一次停电中从楼梯上头朝下跌了下来，大腿骨折，现在正躺在莫克斯太太死去时所在的118号病房。
莫克斯太太的儿子弗雷德尔现在在医院工作。舍巴赫医生一开始安排他担任救护车上的担架员，后来又安排他做自己的助手。弗雷德尔跟着医生查房，负责传递剪刀、钳子、绷带这些东西。他很灵巧，安静，有条不紊，让病人觉得可靠。舍巴赫觉得自己可以依靠他，就像他是亲生儿子一样。
“我不会让他们送你去前线，”他说，“我要自己征用你。这里绝对不能没有你。”
事实上医生已经不能想象没有这个男孩在自己身边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他我又会觉得自己脏兮兮的，身上发黏，好像没有洗干净。想到这里，医生的眼睛停留在男孩的脸上。他的脸颊仍然是下陷的，表情也很紧张，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愁苦、绝望和愤世嫉俗。
8月28日清早，埃伯哈特一家坐出租车来到集市广场。他们自己的车已经属于前面提到的那位秘密警察的高官。再说他们那辆小车也装不下五个人加上他们的行李。离开家的时候没费什么周折，只有小汉内斯回头看了一眼他出生的地方。“拜拜，我们要走了。”说完这个，他激动地拍着小手，想知道飞机是不是直接从集市广场起飞，后来才知道广场那儿只有去飞机场的巴士，这令他十分失望。
广场上人头攒动。这么多人不可能都是去飞机场的吧？人群中多数是妇女，很多人挥动着双手激动地在说着什么。埃伯哈特在忙着清点行李的时候，他的太太弄清楚了原委：正在分发食品券、肥皂券和其他各种券。一切东西都要定量供应了。除了要面对新近升级的匮乏，大家都明白，战争就要爆发了。
“我又要把这一切重新经历一遍！”一个老妇人对埃伯哈特太太说道，眼泪流过她的双颊。“这么可怕，这么可怕的经历难道一次还不够吗？”埃伯哈特太太别过脸去。我们现在应该离开吗？在我们的祖国面临危险的时刻？突然间她发现去机场的巴士要开车了，她帮助小汉内斯上了车。孩子们！我们是为了孩子们！为了让他们在和平和自由的地方长大……
飞机飞得出奇的快。孩子们没法相信他们脚下已经是英国的土地。飞机刚刚起飞就降落了。
一家人在伦敦待了三天，没怎么离开那个栖身的小公寓。埃伯哈特想约那位救了他的英国商人见面，但他不让埃伯哈特去他的办公室，甚至不愿意在餐馆见面，而是坚持自己独自来到他们寄宿的地方。
他说：“老朋友，不管发生什么事，咱们的交情不会变。一定要当心，在街上一定不要说德语。能早走一天就早走一天。”
埃伯哈特牢记老朋友的忠告。9月1日，全家人上了去利物浦的港口联运火车。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的那一天————战争爆发的那一天！
车上挤满了士兵和水手。各大报纸的头条都用大号字报道战争的消息。很多人已经在肩膀上斜挎着一个看上去像午餐盒的小方盒子，但是里面装的却是防毒面具。很多建筑物的正面堆起了沙袋，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天空上布满了防空气球。
人们都很安静。
埃伯哈特警告他的家人：不许说一个德国字。孩子们不会说别的语言，埃伯哈特太太只会说很少几句英语，所以旅途中大家只好不讲话，只是在看周围发生了什么，听着周围的人讲话。埃伯哈特看得很清楚————英国人会决一死战。他们会狠狠地打，毫不犹豫。但是他们的决心并没有那种疯狂的爱国主义的成分，他们并没有让自己陷入对敌对国的盲目的仇恨。埃伯哈特甚至觉得他可以和家人说德语。一个穿着整洁的皇家海军制服的年轻人脾气很好，用友好和安静的眼神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并不针对所有的德国人，只针对那些把他们拖入战争的德国人。他们不得不变得毫不留情。这件事现在必须了结，一劳永逸地了结。用和平的方式已经尝试了足够长的时间，但没有结果。现在机会已经消失了，人人都知道，机会消失了。
利物浦所有的酒店都人满为患。埃伯哈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弄到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两个女儿和妈妈挤在一张床上。小汉内斯经过长途旅行的劳累和被迫禁言，现在对刚刚经历过的和无法了解的一切感到特别兴奋。他躺在父亲身边说个不停。
“他们会投炸弹吗？那咱们就得进地下室吧？船上有地下室吗？谁会投炸弹？是英国还是德国？英国人会对咱们开枪吗？美国也在打仗吗？”
他根本不等父亲的回答，只是一股脑地讲述这几天看到和经历过的令人不解的事情，好像其他人没有和他一起看到似的。
“我看到那么多水手……”他睁大着眼睛给他们讲，“但是他们不唱歌，也不敲鼓，我还以为他们都死了呢……”
埃伯哈特轻轻地伸出手盖住儿子的眼睛。他的手那么大，把儿子的小脸都盖住了。孩子又念叨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翻了一个身，睡着了。
孩子们觉得这艘船真大啊！比他们以前看到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大。
小汉内斯念叨着：“它比房子还大，比城堡还大，比集中营的牢房还大。”但是分给埃伯哈特一家的两个房间非常小，而且互相隔得很远。第一天晚上小汉内斯就走丢了，他吓得号啕大哭，最后一个服务员把他领回了爸爸的房间。餐厅里有音乐和丰盛的食物。只要认识字，谁都可以在那个巨大的菜单上找到自己爱吃的东西。小汉内斯要了一大堆吃的，有点吃不动了。在他面前放着四种口味的冰激凌，他也已经学会了对侍者用英语说“谢谢”。
在埃伯哈特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年轻人，后来知道他是个美国人。小汉内斯立即就告诉这个陌生人他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结果那个年轻人居然去过这个城市，就住在帝国饭店。他还在一个“贝尔街附近”的酒馆喝过一杯烈性酒。小汉内斯很高兴这个新发现。美国人对埃伯哈特说：“我还是觉得战争有可能避免。德国人并不希望打仗，这是我去年在那儿的时候得出的印象。如果世界上没有人想要战争，那为什么会有战争呢？”
那天晚上并不安宁，连孩子们都没有睡好。第二天似乎过得很漫长，因为似乎没有什么事会发生，而且那艘船好像在广阔无垠的大海上一直静止不动。
女孩子们一直在客厅玩圆盘游戏，现在已经玩腻了。小汉内斯毫无缘由地哭着。孩子们七点钟就被送上床了。埃伯哈特太太在女儿们的床边坐了一会儿，而埃伯哈特走上甲板准备去抽支烟。他看到那个年轻的美国人正倚着栏杆站着。他告诉埃伯哈特他刚从自己的小收音机里听到英国和法国已经对德国宣战了。
“我猜到了。”埃伯哈特说。
就在这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似乎整个轮船连同所有的乘客都在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声中化作了无数碎片。几乎在爆炸的同时传来了伤者和陷入极度惊恐的人们的哭叫声。埃伯哈特和美国人被抛到甲板上。美国人被一根倒下的柱子砸中，血从他的嘴里流出来。甲板的另一侧有很多身体在扭动，看上去像一只只受伤的野兽。其中一些人在艰难地爬行，另一些则静止不动地趴在他们跌倒的地方，已经了无生气。
埃伯哈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还没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被第二次爆炸抛到吸烟室的窗子前。他的双手抓着吸烟室地板上的地毡，下半身动弹不得。一根穿过吸烟室窗户的柱子把他牢牢地压在底下。埃伯哈特心中默念着：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小汉内斯。接下来他用尽全力，居然挣脱了。
第三次爆炸和前两次不同，似乎在上面什么地方。埃伯哈特冲下C层，像疯子一样穿过满地碎片、浓烟和尖叫着流着血的人们。
小汉内斯没有受伤，正在他的床上号啕大哭。
“爸爸！”他看到爸爸了，“我被打雷吓坏了。咱们被闪电击中了吗？”
他念叨了无数次的“炸弹”真的落下来了，可是他却不能想象这么可怕的杀戮是出自人类的手。父亲一把从床上抱起孩子，给他裹上毯子和大衣，又从架子上抓了两件救生衣，然后冲出房间。
通向船舱另一侧的通道已经关闭了，而埃伯哈特太太和女儿的房间就在另一侧。“也许只在这边有爆炸，也许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爆炸后她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埃伯哈特对小汉内斯说，但可能更多是对自己说。
他冲向舱口的扶梯然后爬上甲板。这里的景象比几分钟之前更恐怖。但是，已经开始有了紧张但并不混乱的行动。救生船正在吊下，高级船员正在用清楚和冷静的声音发布着指令，妇女和儿童被集合在一起，被迫和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分开。埃伯哈特抱着还在哭泣着的孩子在甲板上跌跌撞撞地走着，大声叫着妻子和女儿们的名字。但是他的声音完全被其他人的叫喊淹没了。此时他注意到，最后一只救生船已经要往下吊了。吊车正在缓慢地降下船体，同时试图保持船体的平衡。船上的人拥挤地站立着。天快黑了，而黑暗更加剧了恐怖。埃伯哈特扫视着那些在最后一只救生船上的人。船上的女人多男人少，但他看不到自己的妻子。
救生船已经满员了。这时船上的乘客中突然出现一阵骚乱。一位站在船舷靠近埃伯哈特一侧的老年妇女拼命地挥着手，大声重复着几句话。但是她所用的语言埃伯哈特听不懂。是俄语吗？还是捷克语？但他并没有觉得她要表达的意思和自己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这位老妇人要从救生船上下来。一个留在甲板上的水手帮助她下来了，虽然这样做很危险。这位老妇人的脚刚一站到甲板上就朝着埃伯哈特冲过来，用力拉着他的袖子，表示他应该代替她上船。这时她指着小汉内斯，突然说出几句英语，听上去像是“小孩子————一定不能死————快————快！”在这一瞬间埃伯哈特犹豫不决，但那个老妇人愤怒地扯着他的袖子不放，像一个大街上强行索要的乞丐。此时救生船一秒钟都不能再等了，埃伯哈特终于抱着孩子爬了上去。当船吊下去的时候，埃伯哈特回头看到老妇人靠着栏杆站着，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宽阔的脸上表情平静，如释重负。
父亲的手臂最终失去了知觉，他只好把小汉内斯放下来。孩子蜷缩在他的脚下。周围的乘客尽管自己心烦意乱，但都小心地避免踩到他。埃伯哈特感到小汉内斯的胳膊抱着自己的膝盖。一股温暖和柔和的热流从他心底涌上来。
浪涛汹涌，救生船不断地被抛到浪峰和谷底。一个水手被巨浪扫出船外，几分钟以后一个站在埃伯哈特身边的妇女又被一个浪头卷走。过了多少个小时了？黑夜似乎漫无尽头。绝望之下，救生船的乘客开始祈祷结局早点到来————任何结局。比起这无边无际的恐惧，人们甚至更愿意选择死亡。埃伯哈特不想死，脚下蜷缩着的孩子的温度制止了他对死亡的向往。但是如果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死了，他还能活下去吗？不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黑夜寒冷，他的头发着烧，面颊上流淌着咸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哭泣。
当天开始发亮的时候，大海平静了一些。埃伯哈特陷入了一种介乎于清醒和梦幻之间的状态。当他向船外看时，他觉得自己在水里看到了人脸。那是他的妻子在朝他微笑。长长的褐色发辫衬托着她可爱的面庞。黛安娜和艾尔菲在她两边从浪里站起来。但是她们俩看上去比他昨天看到时小很多，身上穿着很多年前穿过的漂白的小衣服。接下来更换了场景，好像水中倒映出一座城市————他自己的城市，他能认出那些钟楼和带坡顶的房子。当然它们都是倒立的，那些钟楼和房子。它们不断地摇晃着，颤抖着，好像随时会坍塌和沉没。但那是因为波浪的关系，波浪搅乱了水中的倒影。倒影中的城市似乎一片漆黑，就连集市广场和骑士塑像都被遗弃在黑暗中。
突然间人们骚动起来。埃伯哈特被惊醒，目光从水面上抬起。他周围的人们在惊呼，有的哭，有的笑。
“看呢！看那光！”他们叫着，“那是一艘船！我们得救了！”这时他看到了一艘巨轮昏暗的轮廓，它正驶向他们。
他脚下的小肉团还在沉睡。
“小汉内斯，醒一醒！”他说着，抱起了儿子。
小汉内斯揉着眼睛。
“我们到了吗？”他问。
“是，”父亲回答，“我们到了。”
两百二十三名海难乘客和海员在1939年9月4日清晨被美国蒸汽机船“弗林特”号搭救。他们曾被装到救生船上，紧紧抓着漂浮的孤舟，与寒冷、疲惫和惊涛骇浪进行着无望的搏斗。在过去的八个小时中死神离他们如此之近，直到奇迹突然出现，生命重新向他们招手。他们觉得自己是在经历了地狱之后重回眼前的现实。
埃伯哈特和他的儿子被领进船上的客厅，在那儿他们给小汉内斯准备了一张床。孩子在不断地发抖，父亲不知道他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昨夜的惊吓。很明显，孩子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被闪电击中后掉进了大海里，而现在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船上。
“我们为什么不回自己的房间呢？”他呆呆地看着自己发抖的小身子，有些责怪地加了一句，“我在发抖。”
父亲离开他想去找一点热茶。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妻子正坐在孩子的床边。黛安娜身上裹着一件大人的大衣，艾尔菲身上是一条褐色的毯子，两个人挨着站在沙发旁。埃伯哈特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壶热茶和一个杯子。他站在门口不敢挪动，生怕眼前的景象突然消失了。小汉内斯看到了爸爸，用他清亮的童音叫了起来。
“我们都在这儿！”他伸出双手叫着，“我们又在一起啦！”
埃伯哈特觉得手上端的盘子要掉下来了，觉得自己已经站不住了。他想双膝跪下，感谢他从未相信过的上帝。他安静地走向一张离小汉内斯的床不远的桌子，无言地放下托盘，又无言地向他妻子伸出了双臂。直到现在，当他把他的妻子抱在怀里，他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又在一起了。”他说道。
* * *
[1]1932年5月任奥地利总理，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1934年7月被奥地利纳粹分子绑架并杀害。
[2]今天的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及周边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条约》该地区建立了独立于德国的自由市，受国际联盟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天纳粹德国收复了但泽。
[3]指但泽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