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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歌德广场的市医院直到最近还是属于一个天主教会，医院由修女们管理。她们不仅受过全面的医学训练，而且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是回应上天的感召，所以是无比美好且重要的。她们的温柔和喜悦并不会受到医院围墙之外的世界的纷扰。她们和依赖于她们的病患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的，不掺杂任何名利和其他欲求。即使有人觉得这些身穿制服，轻手轻脚，安静得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修女们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可能找到比她们更好的来替代。
1938年5月，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决定“替换”医院的人员。元首通过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声称“伪善的修女们”都是无可救药的腐败分子。她们不仅向国外走私黄金，还和医院的首席医生有某种不体面的关系。那个医生六十多岁，是个天主教徒，被怀疑同情君主制。更严重的是，她们还一起策划了至少一次谋杀。（一个纳粹党的高级人物去年冬天在这个医院接受了一次癌症手术后死去。）总之，当局采取了严厉的行动。首席医生被迫逃亡，修女们被赶走，教会也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补偿。有两三个修女逃到国外，其他的修女则被关进监狱，而审判却遥遥无期。检察官手里的“材料”只有一些孩子和精神病人以及告密者的毫无价值的“作证”，连当局都不敢凭这些东西进入审判程序。这座城市大学的刑法教授哈伯曼博士大声疾呼反对这次审判，当局听取他的意见保持了足够的理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剥夺了他的职务并且停止了他的授课权。“何时恢复另行通知。”他们也知道，强迫哈伯曼教授的学生改听另一个百分之百的纳粹教授讲课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
首席外科医生的职位给了舍巴赫教授。这位外科医生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在巴黎、纽约、东京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可以找到很好的职位，但是他选择留在德国。刚接到邀请时他有些犹豫，但是后来还是接受了。也许是因为他冷峻的外表下隐藏着某些感性的成分。在希特勒执政的第六年，他接受了这座他出生和长大的城市的医院给他的职位。
舍巴赫教授的外表并无超常之处。他中等身材，正值中年，长着一张普通人的脸。智慧的额头上是一层金色的短发。他的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但是因为眼镜片太厚而看不太清楚。他的嘴巴很宽，显示出对生活的热情。他的身体很强壮，长了一双典型的外科医生的手，强壮有力但又像女人的手那样灵活和柔软。工作之外，医生还有两个爱好：音乐和雕刻。虽然他的职业让他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他对政治毫无兴趣。他的手术无可挑剔，而且是一个说一不二，但又性情快乐的上司。他从未结婚，可能因为他对所谓社会责任不感兴趣。在德国的不同城市度过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和他出生的这座城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里他听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音乐会，第一次参观了一家美术馆。
希特勒上台的时候，舍巴赫甚至根本不认为德国会有什么大变化。
他哼了一声：“小题大做！不就是保龄球馆换了一个经理吗？”
接着，新政府强迫所有犹太族裔的医生离职。舍巴赫一个最重要的助手是犹太人，所以他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是他并没有做得很激烈，而且他足够聪明，或者说足够谨慎，没有把这件事上纲上线。他只是让当局知道，他，舍巴赫教授，不会自己去解除那个年轻人的职务。而如果没有施莱辛格医生做他的助手，他将不得不辞去自己现有的各种职务。最后政府让步了。他们觉得舍巴赫实在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雅利安优秀人种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因为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原因而失去这位优秀的医生，实在是得不偿失。五年之后，当全世界都已经对第三帝国的行为方式逐渐习惯的时候，舍巴赫医生得到了本城市医院的任命，而他的助手也终于在此时被赶走了。接替施莱辛格医生的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骨干分子，基林格医生。
也许这位优秀的德国医生舍巴赫最近几年的经历值得在这里说上几句。表面上看，他的生活确实没有被周遭世界发生的变化所影响。每周两次在柏林大学医学部的授课也一直照常进行。当然，新的教科书里增加了一些关于种族和血统的无聊内容，但是他觉得对这些玩意完全不必在意。他甚至觉得可以偶尔对这些东西开个玩笑。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
“先生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伤口已经不流血，病人就已经很危险了。不管是雅利安还是非雅利安的血都一样。拜托你们记住！”
但是一个学生打断了他的玩笑。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傲慢地大声说道：“教授，以国家社会主义学生团体的名义，我拒绝所有对我国最神圣的原则所开的下流玩笑。”
教授像小学生一样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也一反常态地一言不发。几个月以后，这个学生参加考试，舍巴赫教授给了他一个比他应得的高很多的分数，而他自己也不太能解释他为何要这样做。
但是有时候，而且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些肮脏。好像自己的手黏糊糊的，没有好好消过毒。他已经滑到纳粹的肮脏游戏里面去了，而自己却不知道是如何滑进去的。是他自己低估了这个变化，还是没能足够严肃地对待它？或者就是觉得它不可能触及他，一个独一无二的医学教授的私人生活？也许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情况多少像是这样：舍巴赫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天生才智过人的人。他不仅是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的大师————可能在整个德国都没有竞争对手————而且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在某些领域的知识非常丰富，而这些领域一般的外科医生通常一窍不通。他对音乐有深厚的知识，对雕塑艺术的了解甚至超过很多艺术家。但是，他认为必须在他的这些兴趣之间画出一条清晰且甚至是不可逾越的界限，而这恰恰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准则。
他想知道，艺术和外科手术有什么关系？新政府提出的所谓新的生活哲学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会坚持自己的生活哲学。我不会去麻烦政府，这样政府也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来麻烦我！过了很久，教授才在心里承认，随着“极权国家”的概念被神圣化，德国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被败坏了。
好吧，即便如此，只要教授的个人生活未受影响，他也没有兴趣去和“作为一个整体而生活”的所谓的新的哲学去战斗。他们迫害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迫害政治反对派，毒害青少年，实施国家犯罪的对外政策，这一切都无法破坏我们这位努力工作的优秀外科医生内心的平静。他成功而富有，可以对其他人的痛苦遭遇视而不见。但当他个人的兴趣，他个人的、私人的观念成了攻击的目标，成了国家干预的一个特殊领域的时候，他开始感到不舒服了，开始后悔他没能早一些采取行动。我们本来可以在事情的一开始就做点什么。只要我们这些科学家联合起来提出抗议，总会有一些效果。本来我可以带头提出抗议，就算在德国失败了，也可以对外面的世界发出警告。至少我们的科学研究可以不被这个极权国家的魔爪所染指。
生活迫使他采用另一种思路。他第一次遇到一个集体概念————“我们”。在此之前，他除了“我”这个代词难道还需要用其他代词吗？太晚了。我的诊断太晚了。好吧，无论如何，我是外科医生。内科诊断不是我的领域。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做出诊断应该是另一些人的责任。这是别人应该做的事，想到这里，教授的心绪平静了一些。教授就此结束了沉思。为什么要担心呢？我是谁？我是“伟大的舍巴赫”，所有人中只有我还能多少不被打扰地过自己的生活。
很不幸，过了没多久，即使贵为“伟大的舍巴赫”的他，也不被允许在第三帝国不受打扰地按自己的方式过日子了。而在理论上，或当局所谓的哲学上，对私生活的尊重和政府无处不在的干预也无法划清界限。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粗暴干涉已经发生了。教授此前从未想过，这些“与他无关”的政治事件会使一个医生、一个外科大夫如此不堪忍受。
在市医院对舍巴赫教授发出邀请，希望他担任首席外科医生职务的时候，他并不清楚这项任命背后的真正原因。他只是被告知他的前任年纪太大了，所以医院希望他，本城的骄傲，能回来任职。不久他就惊讶地发现，他尊为“最上等的人才”的天主教修女被取而代之，不是别人，而是国社党的护士组织“褐色姐妹”。而这个组织一向把纳粹僵死的正统教条置于专业技能之上。这些“褐色姐妹”多数是一些莽撞嘈杂的年轻女人，她们甚至不懂关门的时候动作要轻，更别提能把绷带缠得符合医生的要求。当病人感到痛苦、紧张或者烦躁的时候，“褐色姐妹”就会告诉他们我们的元首最讨厌哭哭啼啼的人。修女们引用主耶稣的话鼓励和安慰病人，而褐色姐妹们却用恶毒的腔调搬出元首来让他们闭嘴。最让教授愤怒的是，即使是这样的人在数量上也不能保证。以前一个修女平均照看四个病人，而现在每个“褐色姐妹”要分到六到八个病人。
“这种状况是可耻的。”教授这样对市长说。后者悲哀地点点头，答应做出改善，但显然他根本无力兑现承诺。
资历较低的医生和实习医生的水准同样是“可耻的”。政治干预德国生活各个领域的毁灭性后果在医学学生的培训中显而易见。在德国的某些地方，比如在符腾堡，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即只有那些持有冲锋队体育合格证书的高中生有资格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但是要通过这个体育测试，学生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几乎会让他无暇他顾。在这方面，最近的说法是“体力训练”在考试中要占有主导地位。如果舍巴赫稍微多注意一下每天的新闻报道，他就会知道一个学生如果在“体力训练”上成绩突出，他本来只够“及格”的成绩就会被升为“良好”。报纸上一个又一个专栏在讨论，那些四肢发达而在专业学习上懒惰而又漫不经心的学生如果可以拿到德国最好大学的文凭并且被送到国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新录取的医学院学生多数属于漫不经心、糊里糊涂之辈。他们无法适应长时间的持续思考。如果大学被授予调换申请人的权力，危害的范围可能还可以控制。但是大学没有这个权力。新的德国当局把医学课程缩减为两年，医学院的老师们本来就不知道如何在正常的学期课程下，给这些没经过学术训练的脑子里灌上必要的知识，而现在课程还要大幅缩减，老师们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舍巴赫教授说：“如果我的学生是一群无能、危险、类似杀人凶手一样的毫无希望的坏种，那不是我的责任。我毫无办法。”可能比学制的大幅缩减更严重的问题是江湖医生和自然疗法师的法律地位问题，根据新的法律，他们和职业医生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那些内心获得自然疗法的特殊感召的人可以免除高等教育和所有的考试。”新法律如是说。
舍巴赫教授当然不会允许自己的下属中有任何江湖医生。但是却有越来越多被这些江湖医生误诊误治的病人被送到我们的医院来：有些人中了毒，有些人的肢体被接坏。但是在德国没人可以对这些危险的误诊误治提出有效的抗议。持照医师中有四分之一是自然疗法者，这些人毫不掩饰自己从未接受过任何医学培训，而剩下的四分之三中也有很多人接受的训练严重不足。
雪上加霜的是，一个新的法令禁止病人在一年内更换一次以上自己的家庭医生。即使这个家庭医生，或者是自然疗法师已经被证明完全不合格，像是把癌症诊断为流感或者把流感诊断成伤寒热，病人也无权要求换人。
政府的公众健康政策产生的恶果和改弦更张的希望渺茫败坏了舍巴赫教授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一天晚上，他一边喝着一杯葡萄酒，一边在看着一天的工作报告。“这毫无意义，”他突然大声说，“这样下去没有一丝一毫的意义。”他的眼睛瞥到了劳工阵线主席莱博士发出的一个号召，大意是“每一个人都有神圣的义务使自己健康”。舍巴赫忍不住大笑起来：“但是人民拒绝这个神圣的义务，他们坚决拒绝健康！”
看上去正是那些遵循了莱博士教导的“人民”未完成自己的“神圣责任”。根据对劳工阶级保险数据的统计，1933年到1936年之间，工人患病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三。而从1936年起这个数目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九。统计部门不得不承认：“由于患病人数增加和治疗不利，有七十万工人永久地离开了工作岗位。”教授从前毫不关心有关社会问题的各种统计数字，但在一夜之间熟悉了所有这些。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这些数字已经和他的工作甚至生活密切相关。医院里已经人满为患。光是全国发生的事故造成的伤害一项就在1935年到1937年期间增加了四十五万起，从而对医院造成无法承受的负担。强迫加快工程进度，缺乏熟练工人，工人营养不良和缺乏劳动保护都是事故增加的原因。
由于医院没有床位，一个双手被烫伤的工人只能住在家里而每天去医院治疗。教授说：“这也一样是医院的耻辱！”
助理医生基林格说：“我看没什么大不了。我甚至怀疑这个人是故意烧伤自己来逃避劳动的。”
舍巴赫勃然大怒。
“谁告诉你这没什么？你有脑子吗？这当然会造成伤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让他死掉！病人发着高烧，根本应该卧床。就连换绷带也应该在床上。可是现在呢？他得每天挤电车到医院来，如果伤口不感染就是万幸！你还说‘这没什么’，你的脑子进水了吗？你！”
很显然他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词来斥责这个嬉皮笑脸的基林格医生了。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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