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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的时候马科斯·莫克斯从汉堡寄过一张明信片。这个年轻的水手是寄给他的妈妈莫克斯太太的。莫克斯太太住在老城中间一个有两间卧室的房子里，和她一起住的还有她的小儿子弗里德尔。她的“大男孩”很少写信。莫克斯太太拿着那张五颜六色的明信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把它递给小儿子。
“尽说傻话！‘下个星期我们这只大铁桶就要远航去纽约了，我也会去。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开心。我出门已经好几个月了，一直在这个大兔笼子里关着。但是我有一个可笑的感觉，这次是我最后一次出行！’”
弗里德尔耸耸肩。
“他说得对，”他说，“如果你想知道，我也听说过类似的说法。每一次国际航程之后他们都要把海员换掉，因为他们不想让海员们和国外有太多的联系，因为在国外他们会听到很多他们不应该听到的事。他们只会让一个水手去一次美国，下次再去美国就要换人。新换的人对外界一无所知，所以也就不会做出什么有害的事情。你能明白吗？”
他说着，轻蔑地笑笑。“如果一个船员老是到另一边去，我是说，如果不换人，谁知道他们会在那边和他们的同志们一起干些什么！”
母亲叹了一口气。“唉，是啊。就是这个意思。这年头要想看懂一张简单的明信片都得像只狐狸一样狡猾才行。”
弗里德尔从衣帽钩上取下他的大衣。“我得走了，得去参加‘垃圾战线’的战斗了。”
虽然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惯常的冷笑，但这并非一句玩笑话。德国人正在无休止地参加各式各样的为了完成戈林元帅提出的“四年计划”而奋斗的战线，而“垃圾战线”正是其中一项的官方名称。弗里德尔参加的是“废纸收集和处理”，而且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除此之外他还能干什么呢？他原来在商店里帮忙，给顾客送货，但是他工作过的卖茶叶、咖啡、可可和其他舶来品的小店都被迫关门了，因为它们对“国家经济”没有贡献。就算这些小店不关门，弗里德尔还是要去收废纸。因为国家认为所有的顾客都应该自己把买来的东西带回家，而不能容忍一个完整的劳动力用来从事送货上门这种毫无男子气的萎靡不振的工作。某一天早上，弗里德尔在当地报纸《导报》上看到一首诗，语气诙谐但明显传达了官方的精神。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在所有商店前挂一块牌子
在牌子上写上大大的字：
“我们的国家需要人手，
从此以后不再有STC。”
STC就是“顾客服务”的缩写。就是这首语句轻快的小诗立刻让弗里德尔丢了饭碗。
就这样他来到了“垃圾战线”。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挨门挨户地收集废纸。他的这个职位和这份工作都不受欢迎。虽然他现在好歹算是一个服务于四年计划的官方人员，但是如果他不能收集到足够的废纸，或者他有理由怀疑有人浪费了废纸，比如随便丢弃、撕坏，甚至烧掉废纸，他就要威胁举报他们。如果他们不买账，他就得不断地发出警告。如果他不这样做，他自己就会受到惩罚。因为没有收集到足够的废纸和不举报对此负有责任的人都是要被惩罚的。
弗里德尔的一个上司说过：“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行动。”弗里德尔点头称是。他现在已经习惯于接受上级像发布军事命令那样给他的各种指示，而并不在乎这些指示是否空洞和没有任何意义。他对自己说：积极的行动？好啊，为什么不呢？
莫克斯太太。对，就是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位身形粗大，在夜间的防空演习中吃了不少苦头的那位莫克斯太太。她曾经为此发过牢骚，也差点因此给自己惹上麻烦。在两个儿子中她更喜欢大儿子。大儿子长得帅气，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船长。他高大威猛，金发碧眼，闪亮的额头线条分明。母亲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又拿出了那张快看了一百次的印有汉堡阿尔斯特水榭的明信片端详着。
她坐下来给他的大儿子写几句话。
“亲爱的马科斯，”她写道，“你最后一次航程结束后带些咖啡回来吧。弗里德尔刚才告诉我为什么是最后一次航程————除此以外我一无所知。所以，带一些回来吧，这里一点咖啡都没有了。你知道我就是喜欢喝一杯咖啡————你总得有那么一杯什么放松一下。但是有件事我得特别告诉你：千万不要像上次那样买没有磨好的。我知道没有磨好的比较便宜，但是你不知道上次因为咖啡发生了什么。我们当然得自己在家里磨，因为这么宝贵的东西，你无法信任地交给外面的商店代磨。你知道磨咖啡的时候，它的香气会飘到三条大街以外。我不用说你也知道，邻居们闻到咖啡的香味都聚拢过来。虽然我像个小气鬼一样拼命护着，最后还是没留下多少。光是街道主任就拿走了一半，也没办法不让他拿。所以这次，亲爱的，一定要买磨好的。哪怕相同的钱只能买到上次的一半。希望你高高兴兴的，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美国太远了。我宁愿你现在就在我身边，也参加个什么‘战线’，那也比你在那么远的海上颠簸要好。在外边谁知道会出什么事。爱你，吻你，你的妈妈。”
一口气写了这么多，莫克斯太太放下笔的时候已经累坏了。她一边封上信封，一边在心里算了一下：儿子下个星期出发，就是说是在11月中旬出发，那么他应该12月初或12月中旬回来。也许，哦，不，简直不能相信，也许他能回来过圣诞节，我的大儿子。如果他工作得好，也许可以在圣诞节请到假呢。她又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在“又及”后面加上了她这个热切的愿望。她自言自语道，我有一年没见到他啦，现在他该回家了。
天黑了，屋外寒风呼啸。弗里德尔精疲力尽地从“前线”回到家。母子俩在一起，妈妈忙着毛线活，儿子在摆弄那台收音机。
“别听外国台啊，孩子。”母亲恳求道。
弗里德尔正在用一小截电线和一个指甲锉捅鼓那个小机器里面的什么地方。“外国台？谁要听外国台？我只是想找找斯特拉斯堡和伦敦的电台，他们现在都在德国国内广播。”
妈妈无助地摇摇头。“别去听那些东西，孩子。”
“啊！找到了！卢森堡电台。太棒了！”
母亲觉得这孩子脸色苍白，而且很疲倦。她不怎么喜欢他额头的线条，还有那张孩子气的嘴。他十八岁。等他三十岁的时候会长成什么样？那时候他应该已经服完兵役了，可能都打完仗了？母亲叹了一口气。
“外面风很大，”她说，“海上是不是也一样？”
弗里德尔没有回答。他的耳朵还贴在收音机上。他那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的面孔半对着他的母亲，而母亲此刻正忙着拆她的毛衣。
“这件旧毛衣已经没法穿了，”她说，“如果我把拆下来的毛线都用上，应该足够织三双毛线袜子，你一双，你哥哥两双。”
弗里德尔做了个鬼脸。“知道，两双给老大，给那个了不起的海员，一双给我。我还能不知道？”
莫克斯太太站起来，走过去摸摸他的头发。
“行了行了，小醋坛子，”她说，“要是运气好，过圣诞节的时候咱们就有咖啡喝啦。我已经写信了。”
又过了几星期。冗长的、灰色的、单调的几个星期。天气还是很冷。煤很难搞到，而莫克斯太太一家住的地方是一栋老房子的三楼，根本没有暖气。
“你敢不敢在炉子里烧一点纸？”“官员”弗里德尔带着威胁的口气说道。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露出笑意。他现在穿上了新袜子，又舒服又暖和。莫克斯太太说得对，在德国的任何地方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袜子。
“看到了吧，我织这件毛衣用的是和平时期出的毛线。”她说，也没有露出笑容。虽然现在还没有打仗，但是在德国已经买不到“和平时期”的东西了。对于这点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抽屉里藏着两双给大儿子留着的袜子，小心地用旧的软纸包着。她知道小儿子要是发现了会把纸拿走上缴，所以小心地藏在自己的内衣中间。
12月到了。莫克斯太太开始一天早中晚三次各跑一趟底楼，想碰到邮差。
“什么都没有？没有从汉堡或别的地方寄来的信，或者明信片？”但是大多数时候邮差都没有什么是给莫克斯太太的，除了报纸。要是真的有信，那也是从税务局或者从政府其他部门寄来的。打开这类信的时候莫克斯太太总是充满恐惧而没有丝毫喜悦。
12月22日了。莫克斯太太和小儿子获悉马科斯的船在汉堡靠岸了。但是仍然没有他的消息。莫克斯太太想，他第二天就会回来。他要给我们一个惊喜。但是她不敢说出口，怕给自己带来厄运。第二天，23号了。弗里德尔带回一棵像扫厨房的扫帚一样破烂的圣诞树。
“德国的森林需要保护，所以根本买不到像样的圣诞树。”其实他也知道，德国的森林早就被砍光了，就像在战争中对付敌人的军队那样。戈林的四年计划也在森林里疯狂地进行。用人造橡胶造一只轮胎就需要砍倒四十棵成年的大树。莫克斯太太弄到了一些过节吃的巧克力，但是这算什么巧克力啊。彩色的纸盒看上去还不错，让人想到“和平时期”的礼品。但是盒子里面就什么包装都没有了，别说蜡纸，什么纸也没有。薄如电影胶片的巧克力片就那么散着放在里面。更奇怪的是它们既不是黑色的也不是褐色的，而是一种老鼠灰。如果你送一片到嘴里，会觉得像在吃烤干了的灰尘，很明显里面既没有可可也没有牛奶。莫克斯太太还为两个儿子在圣诞树上挂了一些纸烟。这是用厚厚的灰色的纸卷着不知名的什么本地的草做成的纸烟，因为烟草生产国要求德国用黄金或者外币支付。
整个下午莫克斯太太都和儿子一起在家里等待，但是门铃响了的时候她恰好出去了，到下面去取一些蜡烛。弗里德尔则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直到铃声响了第二遍才起来开门。
“急什么啊，了不起的大船长？”他小声嘟囔着。其实他打心眼儿里高兴哥哥回来了，虽然绝不会流露出来。
门外站着的人不是马科斯，而是一位穿着带斑点的深蓝色制服的陌生年轻人。他右手提着一个小箱子，左手紧张地揉搓着自己的帽子。
“您有什么事？”弗里德尔问道。同时，一股莫名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喉咙。他想战胜这恐惧，于是用坚定的，几乎是严厉的语气说：“不，谢谢。我们今天不买任何东西。我是说，如果你是来卖东西的。再说了，你有许可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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