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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我们的农村小伙子准备了一间相当大的，有一股地下室味道的牢房。从两个小窗户里挤进来一点昏暗的光线。刚才经历的一切，等待，搜身，戴着手铐穿过大街，总算是过去了。现在是下午五点钟，虽然时候还早，但他看见两个同室的囚犯已经在他们的木头床板上躺下了。看见来了新人，两个人支起身体，眨着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们新来的狱友。其中一个跳起来帮助狱卒把新人的东西拖进来，一个床垫和一个非常厚的似乎是用废纸做的被子。在他们忙着铺垫子和把被子盖在上面的时候，克萨韦尔暗忖，这个东西在夜里会像铅一样压在我身上，但是一点也不暖和。
狱卒走了。帮忙铺床垫的那个室友给了小伙子一块面包，但是他不想吃。
“你为什么给关进来？”他问这个友好的室友。
“因为我是个大傻瓜，我完全是自找苦吃。谁让我没学会让自己闭嘴呢？”
他讲了自己的故事。一天晚上，他和一群年轻的男女朋友一起去小酒馆喝啤酒。几杯下肚之后，他讲了好几个有关元首的粗俗笑话，其中一个是说他打赌元首每生一个孩子，他就会生六个，以此来为德国作出贡献。但是最后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用生孩子，因为元首根本就生不出孩子。朋友们哄堂大笑，都说他说得没错。没想到酒吧里有盖世太保的密探记下了他说的话。
“接下来的事我就不用说了。我是自找苦吃。”
他随后说了他的名字，叫弗里茨·布鲁宁格，职业是商人。他的生意最近正如日中天，可是他恰恰在这个时候被关了起来，真是太让人难过了。他又问小伙子是为什么进来的。
克萨韦尔讲了自己的事。但是他非常肯定地说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错。正相反，他们这样对待他是肮脏和卑鄙的。还有，他也不能理解弗里茨为什么觉得自己罪有应得。
“你只是说出了事实。就算你是拿他开玩笑，他们也不能因为一个笑话把你关起来。这不公平，他们真卑鄙。”
弗里茨赶紧把指头放在嘴唇上让他别作声。
“看在上帝分上，伙计，隔墙有耳。”
另一个人不耐烦地发出了长长的“嘘”声，示意他要睡觉了。但是他俩继续聊，只是压低了声音。
克萨韦尔问他：“你是做什么生意的？不会是开店铺吧？”他不能想象这年头一个开店铺的生意能好到哪儿去。
“真是造孽！”另一个小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专门制造那种他们在每个村口和大路口挂着的大标语牌：‘此处禁止犹太人进入’。每个标牌成本两马克。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我先到区长的办公室，请他为我开一张证明，说我制造这些标牌是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的。然后我骑上我的摩托车一个一个村子挨着跑，每到一个村子，我就找来村长，然后对他说：‘我给你带来了新的标牌。党希望每个村子的入口和出口各挂一个，这样你需要两个，每个十四马克。’怎么样？带劲吧！”
小伙子听完，表示很惊讶：“但是————但是他们也可以不买你的标牌吧？他们非得买吗？”
“谁都会这么想。但是我会亮出我从区长那儿开出的证明，那些乡巴佬就会害怕了。如果偶尔有一两个人不服气，说他们不需要买这些标牌，那我就很礼貌地问他，最近的冲锋队军官的办公室怎么走。这一招总是管用的。村长立马服软，而我也就把标牌卖掉了。有的时候一个村子有四五条路进出，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卖五十六马克到七十马克，而我的利润就会有四十八马克到六十马克。你说，到哪儿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生意？可是我呢？非要像一头公驴那样乱叫，结果一切都砸了。”
我们的农村小伙子清楚地记得自己村里的入口和出口都挂着那块标牌：“犹太人禁止进入。”
“上帝啊！难道没有人追究你干的这些事吗？我的意思是，他们在审判你的时候没提到你的这个生意吗？”
弗里茨笑了：“审判？你是月亮上来的吗？根本就没有什么审判。那个盖世太保记下我的话然后告发我，我就进了监狱，一切就这么简单。再说了，只要我的生意有那张‘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证书，谁也没话说。我的错就是乱说话，在酒馆里开那个玩笑。我真该死。”
克萨韦尔极力想搞清楚这个人脑子里的逻辑，同时感到一阵晕眩和恶心。这个专事讹诈的骗子，心里唯一后悔的是“像一只公驴那样乱叫”。可是他真正的恶行，那些写着如此肮脏恶毒口号的标牌，却能让他的生意“如日中天”，而且他的内心认为自己的生意如积雪一般纯洁。我们的小伙子天生就不是哲学家，这会儿他正努力搞清楚这一切。他想，怎么一切都颠倒了？在德国有什么东西完全乱套了。我因为喂鸡吃大麦而进监狱，而这个人却因为开了一个玩笑而进监狱。这不可能是对的！而他那肮脏的生意反而能够“如日中天”，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个不字。这一切都是颠倒的，以一种恐怖的、绝望的方式！
他打了个寒战，蜷缩在自己又厚又硬的被子里，睡着了。
早上，每个囚犯分到一小盆冷水用作洗漱。不久之后，门上开了一个小口，从小口送进来早餐。早餐包括一块面包和一杯褐色的液体。布鲁宁格说，他头一次见到这杯东西的时候还以为是咖啡，但是当他尝了一口之后，又认为是茶；另一位囚犯，格布哈特博士认为这是一杯巧克力；最后还是狱卒解决了这个争论，他告诉他们这杯东西的名字是“早晨饮料”。他们最后决定还是不要给它起名字更好。小伙子发现监狱里的面包比能够“自由”购买的面包还要难吃。但是布鲁宁格飞快地把这块又生又咸的面团吞下肚，好像已经很久没吃过饭了。
克萨韦尔发现这位格布哈特博士是一位牧师，一位新教牧师。
“为什么你也？……”他睁大眼睛问道。
他确实听说过有成百上千的神职人员，属于天主教会的和新教的都有，被关进了监狱。但是听说和亲眼见到还是有很大不同。他从前也相信过当局对教会的某些指控，但眼前这位格布哈特牧师，他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断定他是个好人。格布哈特牧师看上去弱不禁风，举止风度有一种不多见的严肃和愉快的混合。他的脸安静而庄重，开口说话之前已经让人感到一种亲切感。
“为什么？”克萨韦尔又问了一遍，不解地摇着头。昨夜的思虑又涌上心头。他对充斥德国的黑白颠倒和罪恶感到的绝望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
牧师说：“这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他们抓我有很多理由，当然我最后一次布道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你想听吗？”小伙子点点头。“我从来没有喊过‘希特勒万岁’，你看，这个理由足够了吧？”
小伙子简直无法把目光从这位牧师安详而显得有些过度慈爱的脸上移开。“可是为什么呢？”他又问了一次，“为什么你从不说‘希特勒万岁！’？这是德国的标准问候语，不是吗？”
这时弗里茨插进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你跟牧师就别想说清楚，他像魔鬼一样固执————原谅我，博士，我只是想说你固执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不管怎么样，你总得接受事实，除非你不想活下去了。”
农村小伙子从头到脚打量着弗里茨，眼里充满了厌恶。他想，就是这种人造就了这一切虚假和罪恶。有一些“事实”你就是不能接受。如果牧师宁愿坐监狱也不做他认为是罪恶的事情，那他要比眼前这个人正确一千倍。这是真的，虽然我自己也说过不知道多少次“希特勒万岁”而从来没有想过这有什么不对。
然后他说：“博士，你不用这个打招呼不会惹来麻烦吗？”
“当然会，他们把我降级，从法兰克福派到这里来。但是我喜欢这里。这里的新教徒不到两千人，却是一个不错的小社区。如果条件允许我就尽量少出门。有一两次我在街上遭到羞辱，还有一天晚上我被人袭击了。当然这都不算什么。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内心无法平静。看着人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不经过任何抗争就对那些渎神的和邪恶的权力屈服，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而最令人痛苦的是看到那些本来应该是精神导师的人，在国家的授意下歪曲上帝的声音。他们在布道的时候把元首比作拯救者，完全忘记了‘善’和‘恶’的区别。他们做事的唯一标准就是‘有用’，就是‘上边要这样’，‘上边喜欢这样’或者‘上边不许这样’。他们说的‘上边’并不是上天的力量，也不是任何宗教信仰，更不是能照亮他们灵魂深处黑暗的那道光。他们所说的‘上边’就是地区的纳粹党领导，盖世太保，或者是帝国政府。
“我非常忧虑而且不安。我经常觉得‘上边’————我是指上天————又要降大洪水了，这表明上帝还没有彻底忘记和拒绝我们，觉得我们仍旧值得惩罚，还有可能悔悟。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们被神彻底放弃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太远，背叛得太彻底。”
牧师的声音低下去了，好像已经用尽了气力。克萨韦尔心潮激荡。他从来没有对哪一次布道有过如此的感受。实际上，这是格布哈特博士为他的两个狱友所做的布道，商人弗里茨·布鲁宁格和这个农村小伙子。对他而言，参加弥撒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去教堂就像呼吸和吃饭一样，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教堂从来不是能够触动内心的所在。纳粹上台以后，虽然教堂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但是仍然没有让他有所触动。然而现在他惊恐地意识到，他也是牧师说的那些“不经过任何抗争就对渎神和罪恶的权力低头”的人中的一员。
小伙子心里想，我是天主教徒，但却是从一个新教牧师这里听到了这些令人心痛的事实，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新教牧师布道，这件事相当的不寻常。但是这并不是重点，他是一个天主教牧师还是新教牧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得对不对，他是不是有勇气的人，以及他在提到“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善”。这个新教牧师是对的，他是在扬善，我愿意多听他说，直到把我从昨天晚上才意识到的自己完全不懂的道理全都弄懂为止。
弗里茨的反应就不同了。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对牧师具体犯了什么事比对这些道德上的问题更感兴趣。他问道：
“好了博士，您刚才说您在最后一次布道的时候说了什么危险和令人不安的话？不会是什么不体面的话吧？”他那双无理和愚蠢的蓝眼睛满怀期待地盯着牧师的脸。
牧师说：“不，我的朋友，当然没有任何不体面，而且我想你可能不会有兴趣。”
克萨韦尔觉得用如此友好的方式回答布鲁宁格的愚蠢问题已经超出了基督教的常规，但是看来牧师并不介意。
“今天是星期二，”他说，“要到星期五才能刮脸。看哪，我们都已经胡子拉碴的了！”他们俩的胡子确实已经很长了。弗里茨的黄头发和砖红色的胡子都已经很长，而牧师也差不多。只有小伙子的脸还相对比较光滑。也只有他还穿着自己的衣服，一件说不出颜色的衬衣，外面套了一件毛衣。另外两个都穿着囚服，就像克萨韦尔从小就在噩梦里看到的小偷和杀人犯穿成的那样。
“放风”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别的囚犯。他们走出牢房，所有人都是胡子拉碴，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他们的眼睛贪婪地追逐着一天只能见到一次的阳光。有一两个警察会在旁边看守着。大家知道，不是冲锋队在这里管事真的是很幸运。当然，警察们也都接受了纳粹的“再培训”，但他们毕竟不是纳粹。他们对牧师多少有些同情和尊敬，他们甚至叫他“博士”，而不是像对待别的囚犯那样直呼其名。
博士不在院子里转圈，而是和那些腿脚不便的囚犯一起倚在墙根上。当他摘下眼镜的时候看上去像一个死去的人。他的双颊沟壑纵横，面无人色，两只眼睛像得了热病似的发着光。也许是因为近视，他的眼睛看上去像被一股无以名状的火光所照亮。他的目光好像是投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似乎正在出神而对外界浑然不觉，而这反而使他的样子更为生动。
囚犯们在放风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虽然有这个禁令，但是小伙子还是从走在他后面的那个人那里得到了有用的消息。他得知这里每个月都会有人被送到集中营去。刑事犯比较幸运，因为他们从来不会被送走，可以在这里服完他们的刑期。但是政治犯就不同了，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罪名是什么，也不知道要被关多久，所以只能提心吊胆地想着什么时候会被送进集中营。“转送”的命令可能随时下达，“表现好”或者完全无辜并不能改变什么。
牢房中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在我们的小伙子被关的第五天又来了两个新人。其中一个人是个冲锋队员，身上还穿着制服。和其他人一样，他在进来之前被没收了裤子上的背带，还拿走了他的一把小折刀和手表。另一个是一位长相不错的瑞士人，来自提契诺（瑞士南部的一个州，和意大利接壤），所以他讲德语带有很重的意大利口音。这个人极度焦虑和紧张，不停地哭泣、祷告和诅咒。那个没心没肺的弗里茨问他为什么被关进来，他回答的时候带着一连串咒骂，但又充满了哀求。
“我必须离开这儿，我现在就得走，”他一遍一遍地哭叫着，“我是个瑞士军官。我必须回到军营报到。我来德国只是为了治病和学习。我的父母给了我几封写给这里几个修道院的信，都是我经常借宿的地方。我和博尼菲斯神父一起出来散步，他们就把我和神父一起抓进来了。现在我不知道神父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说我是间谍，要给瑞士传送情报。他们简直是疯了！我得马上离开这儿，我得回军营报到，我是一个瑞士军官！”
牧师用特别友好和同情的态度试图安慰这个年轻人。
“你是个外国人，所以你比我们这儿其他人的情况都要好。你们国家的领事会介入进来，再说你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他们必须放你走。”
听说这个年轻的瑞士人有特权，弗里茨不高兴了。他要唱唱反调。
“得了吧，博士，先别急着下结论。这位外国先生说了，他是一个军官，和一个教士扯上了关系，所以抓他可不是一件小事。你呀，就准备好在这儿和我们一起休假六个月吧，你知道吗，不会比这个更短。”他这样说给那个瑞士人听，而后者听了牧师说的话刚要获得一点勇气和信心。
那个年轻的冲锋队员一进来就表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进监狱了。他长着一个方脑袋，剪短的头发像毛刷一样直立着。他一进来就说这个监狱简直是一个“烂洞”，根本没法和他上次住过的纽伦堡监狱媲美。
“你们真该看看那儿的窗户！”他低声说，“有这么大！我们甚至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把栏杆拿掉，但是没有。监狱外面曾经有一个古老的大门，上面有旧式的铁艺，花啊鸟啊什么的，后来被拆走去炼铁了，为了那个什么四年计划。原来的地方装上了栅栏，当然是带铁丝网的。同样，那儿还比这里有更多的机会逃走。”他赶紧补充说，不止他一个人想逃走。他只是很感兴趣，仅此而已。
虽然刚才是博士安慰了他，但是年轻的瑞士人显然对这个冲锋队员更有兴趣。
“你是个士兵，怎么会进到这儿来呢？”他问道。
冲锋队员鼻子里哼了一声。“我们的头儿有个别墅。就是一个那种常见的古堡，有湖，有天鹅，还有一个很大的酒窖。两年前他还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而六年前他是个被开除了的银行职员，因盗用银行的钱而被判刑。他在希特勒上台后得到赦免，因为他曾经是国社党的资深党员。现在他有了这个古堡。我们常被告知我们的头儿只领着微薄的薪水，把自己贡献给祖国。好吧！恰恰就是这个让我受不了，因为我的薪水才真的是微薄，连买一杯烈性酒都不够，但是我们的头儿每天上班都喝得醉醺醺的。他的私人别墅里的酒窖里有喝不完的酒！
“好了，我告诉你们我干了什么。我找到一块大木板，用漂亮的橘黄色大字写上‘我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为自己买了这个小古堡和小酒庄’，下面写上他的头衔，然后我把它挂在了别墅外边。那天头儿不在家，他去上班了，到他一个朋友的酒庄上班，所以这块木牌在那儿挂了一整天，每个人都看见了。没人把它摘下来，连警察都没管。第二天他回来了，这个玩笑才算结束。肯定是有人告发了我，可能是我的手下，他看见了我在别墅附近转悠。总之，肥肉放在火上烤，我就在这儿了。嗨，你们谁有刀子吗？”
囚徒们面面相觑，然后告诉他进来的时候大家身上带的小折刀都被搜走了，哪儿还有刀啊？冲锋队员把右脚的鞋和袜子脱下来，小心地从脚心上剥下一片粘在那里的小薄片。他解释说，这是一个罐头盒上附带的小刀片。
“什么事都得事先想好，”他说，“我从来不会不带一把小刀进监狱。你看，这个很好用，切什么都行。”
囚犯们都傻了。弗里茨从牙缝里轻轻吹了一声口哨。
“我得跟你学两招。”然后，他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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