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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进站的夜车每天在下午三点多一点会在一个农村小站霍尔兹豪森停一下。但是通常在这站没有一个乘客下车或是上车。每逢遇到这种情况，火车就像是对这个小站表示一下礼貌，拉一声尖锐的汽笛，然后立即开走。村子里的邮件和货物都在邻近的一个站装卸，所以霍尔兹豪森小站纯粹是为了方便偶然出现的乘客，比如附近村子里的农夫和本地的牧师。
今天的乘客是一个小伙子，离发车还有二十分钟时他到了车站，现在正在两条铁路之间的站台上站着等车。小伙子有一张古铜色的脸，一副精瘦的身材。他今天的样子很古怪，因为他显然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里面是一件杂色衬衫，外面套了一件厚厚的羊毛衫，再外面又穿了一件他只有进城才穿的深蓝色外套。除此以外，虽然天气不冷也没有下雨，他头上却戴了一顶巨大的防水帽。他的帆布背包塞得满满的，像是随时要炸开。一只手提着一个破破烂烂的仿皮皮箱，另一只手抓着几个用报纸包起来的包裹。
他是一个人驾着马车来的，坐在一辆典型的农用马车的前排座位上。家里的活儿太多，没人有时间来送他。到了车站后他跳下车，卸下行李，然后把车掉转头，把缰绳搭在那匹母马的脖子上，拍了拍它光滑的胁腹，然后看着它拉着车消失了。他知道它能找回家的，即使他不在驾车人的位子上。
“家！”这个词在他脑子里闪过的时候小伙子的心猛地沉了下去。这不是一般的出门，而是一次不知归期的远行。他这是要离开家进城讨生活。虽然只有四个小时的路程，但是城市对他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他只在小时候进过一次城，其他时间从来没有离开过乡下。他所认识的人都是农夫，小伙子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做别的事。做一个农夫对于他来说是最自然，也最合情合理的。
自从德国变成了“第三帝国”，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开始农夫们都希望出现对他们有利的变化，但很快他们就失望了。这些变化迫使一个又一个农村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转身离开，抛弃生养他们的土地和家乡，逃到城里去。他们想在城里谋得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不管这份工作有多么寒酸。既然离开了家，他们也就不再指望能和在家的时候一样生活。
小伙子感到了离乡背井的沉重。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一旦他们因为“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做出了离开的决定，就必须接受事实。他离开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干活，哥哥忙乎着牛棚里的事，只有妈妈送他出了大门，挥着手直到看不到他的马车了。她还喊着说了些什么，但是他没听清楚，因为恰好在这时家里的狗内洛愤怒地狂吠起来。好像我是小偷一样，小伙子想，好像我是在逃跑呢。
现在火车喷着气进站了。小伙子回想起刚才的情景。“好像我是在逃跑呢。”他又小声嘀咕了一遍。它是对的，可怜的老内洛，我就是在逃跑。最近有新词用来形容我正在做的，上级把它称作“逃离土地”。他们在官方的文章和出版物上都是用的这个词。
三等车厢里有个隔间坐着四个女人。她们带着敌意沉默着，一起挤了挤，给小伙子腾了个地方。他礼貌地说了一句“下午好”，但没人回应。女人们的脸像是用木头刻出来的，额头和紧闭的嘴唇显示出内心的不满。其中三个女人膝上放着篮子，第四个抱着双臂，四个人都默不作声。
过了没一会儿，小伙子就开始觉得无聊了。一直盯着窗户看外面的风景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风景和他在自己村子里看到的没有任何区别。为了找点事做，他开始解开自己的行李，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摆在木制座椅上。都是我的宝贝啊，他动情地对自己说，现在就把它们都拿出来真的是太早了。但他从小就是这样。清早出发去地里干活儿，刚一出门就会先找个树荫下把带的午饭拿出来吃掉。而这时刚刚吃过早饭，还一点活儿都没干呢。
他一下就想起来小时候的事。我现在和小时候一样笨，他这样想着，一面温柔地看着从家里带出来的纪念品。这是一个镶着金边带有雪绒花图案的小花瓶，是他九岁的时候妈妈送给他的，为了奖励他把手夹在了脱粒机里但是没有哭。这是祖父送给他的歌曲集，而他几乎从来没有打开过。这是一张彩色照片，照的正是韦伯农场————他家的农场，照相师把天涂成了勿忘我的蓝色，把太阳涂成了生姜的颜色。这张做成心形的照片是他最珍视的。他对自己说，我的家看上去就是这样的，简直一模一样；而现在他觉得已经离开家很久了，不知道家乡是不是还和他走的时候一样。
最后他看到一只铜制的小鞋模子，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克萨韦尔·韦伯。他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字，拿在手里放了一会儿才把它和其他纪念品摆在一起。他笑了，简直不能相信他曾经这么小啊，只有这只小鞋模子能够证明。
在把所有的纪念物都理了一遍之后，他开始把用来包东西的报纸弄平。克萨韦尔并没有读报的习惯。在家的时候都是父亲读报。父亲总是仔细地研究报上登的各种政府通告和法令，然后告诉家里其他人应该如何应对。但是现在他闲着没事，于是开始像他父亲那样读起报来。
“今天，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我们的人民正在为生存空间而开展一场英勇的战斗。”[1]报纸上这样写着。小伙子吸了一口气。这说的是什么？是什么？他想。我们明明是缺少劳动力，所以政府才特别反对“逃离土地”。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在现有的地里干活儿，怎么又要去为生存空间而战？他摇摇头，继续读报：
“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我国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安全隐患，这场斗争十分必要。这个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动员举国上下一切力量，让尽可能多的劳动力脱离普通的工作而去完成这个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似乎使得相当多的德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他们认为德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业国家，而我们正像英国一样要让自己的农业人口转变成工人。这样的观点必须给予有力的否定。1933年我们的元首对全国的农民代表作出过承诺，德意志帝国一定是一个农民的帝国，否则就不会存在。这一承诺今天依然有效。这将继续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
克萨韦尔放下报纸。光线越来越暗了，报纸上的字开始难以辨认。他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因为纳粹的报纸实在是把他弄糊涂了。他看了看那几个女人，发现坐在对面没有拿篮子的那个长得很像他的妈妈。他凑过去，把刚才读过的报纸放在她眼前，问道：
“能请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吗？这上面说1933年元首说过德国一定要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否则就会消失。但是德国直到现在都不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因为工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农业要为重整军备让路。请你帮我解释一下，元首在1933年说的话今天应该怎么理解？难道说德国正在消失吗？”
那个女人说：“我不懂这些。但是我们的元首爱农民，一切都会好的。”
小伙子碰了钉子，只好又拿起另一张皱皱巴巴的报纸，试着弄平它。车里的灯光亮了，车外的风景一下子没入黑暗中。
这张报纸是《德意志生存空间》。克萨韦尔知道从这里得到的都是最准确的官方信息。
“流通费用、行政经费和非生产消费的总额是三百八十五亿马克，这个数字比整个德国产出的黄金价值三百二十四亿马克还要高出六十一亿。[2]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的问题。后者放弃了自己在国民收入中本应日益增长的份额。”
放弃？好像我们可以不用为了国民收入而放弃我们的自由似的。我们是自己放弃的吗？我不记得了。他接着读道：
“从1933年开始，德国农业受到帝国食品部颁布的土地继承法和其他限制性法令的制约，旨在适应艰难的战时经济体制。这些限制使得农业不能像其他行业那样得到发展。的确，虽然农业的产量逐年增加，但是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具体而言，每年农业做出的牺牲在四十亿到五十亿马克之间，所以从1933年到现在一共牺牲了二百亿马克。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负担更多地由小农户负担，而对大农场影响比较小。这一牺牲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和甚至人数更多的他们的妻子被迫离开故土————逐渐增多的‘逃离土地’有助于解决困境————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的元首本人把这一现象称作是难以置信的。”
小伙子暗想：是啊，确实难以置信。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在政府的出版物上谈论这些呢？简直好像是某一个“物质和精神上”濒临崩溃的农夫把这篇文章偷偷放到报纸上去的。我们没有打仗，那为什么我们非要实行一个“艰难的战时经济体制”呢？为什么“由于某种原因”这个牺牲要由我们这些小农户而不是大农场承担呢？
不过在文章的结尾他找到了一点答案：小麦和燕麦的出口补贴让大农户赚足了钱，而当出口下降时他们仍然能赚大钱，因为进口饲料被禁止了，于是饲料价格疯涨。大农场一般长于农作物种植，而小农户则专门饲养牲口，所以遭殃的是小农户。他们现在买不起饲料，怎么喂牲口？就算大农户也饲养牲口，但他们可以用成本价，也就是自己多余的饲料来喂，小农户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小伙子悲伤地想，这就是这些年我们的牲口交易逐年下降而那些大农户的交易却逐年增加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政府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呢？他们有权给我们这些小人物一个更加公平的交易啊！
火车在一个站停了下来。克萨韦尔这个隔间里有三个女人下车了。那个坐在他对面长得有点像他妈妈的女人留在原位。他觉得她一直想和他说话，只是碍于刚才下车的那几个女人在场所以没有开口。
突然，她开口说道：“我得去银行。我丈夫让我去，是关于分期贷款的事。他自己没空。他们想拿走我们的农场。可是根据他们的法律，我们的农场是可以继承的，也就是说永远是我们家的，过一千年也是，所以他们不能把它拿走，对吗？但也许……”
小伙子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什么，只是说：
“如果你欠了很多债，你明白吗？我们都欠了很多债。这都是因为我们做出的牺牲。两百亿马克————这就是我们农民被拿走的钱，我刚刚从报上读到的。”
女人点点头。“我们都欠债。我们雇的人都跑到城里去了，因为我们付的钱少。但我们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数额付工资的。以前一个雇工干一个小时可以拿到十四芬尼，现在我们只能给他们七芬尼。七芬尼确实少，但这是法律规定的，而且我们能付这个数已经不容易了。”[3]
克萨韦尔把自己刚才掏出来的东西又一一包起来了。既然这个女人在和他说话，再让她看到自己的这些宝贝就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也雇不到人，”小伙子说，“我要进城是因为家里的东西不够吃了。哪怕他们让我们留下自己家的牛奶和蔬菜也好啊！可是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帝国食品部，而且他们的控制一天比一天严格。”
女人两眼一直盯着车窗外，好像她能在黑暗中看到什么风景似的。
“所以说，”她说，眼睛不看克萨韦尔，“你正在加入他们所说的‘逃离土地’？唉！我不会为此责备你。如果他们拿走我们的农场，我们也得照样。我们还算走运，不然的话土地早就被拿走了。我丈夫说军事部从1933年开始已经征用了上百万英亩的土地，他们在上面建兵营、工事、飞机场，还有军用道路。我丈夫说我们所在的区军事上不太重要，所以还算走运。”
但是克萨韦尔并没有仔细听。他的脑子里还是想着他最大的敌人，帝国食品部。
“我明白，当然了，一个国家必须得修工事和军用道路，这个大家都懂。我不明白的是帝国食品部在干什么。设立这个部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有足够的东西吃吗？城里人都跑到乡下去找吃的，他们说城里吃的东西不够。问题是我们这些种地的自己也吃不饱。”他突然发问：“请说说，你有几头牛？黄油和牛奶够吃吗？”
女人回答说她们有二十头牛，但根本谈不上有足够的黄油和牛奶。
“我们拿到的牛奶都是被撇了油的，”她说，“所有的东西都要交给帝国食品部，然后他们每星期给我们两磅黄油。但这个黄油不是我们自己产的，而是从城里来的。这些黄油经常已经变酸了，因为在路上耽搁了太久。我们哪怕能留两磅自家的黄油也好啊！但是不行！我们只能拿到过期的变酸的黄油。”
克萨韦尔点点头。“我们那儿也一模一样。我们有足够的奶牛，都是好奶牛，但什么也吃不上。”
女人顿了一下，接着说：“别的地方也一样，但这也没什么可安慰的。我丈夫说南边的奥地利，农民们早就闻风而动了。有两成多的农民已经跑到城里去了。[4]到处都一样。你也是要进城吧？”
克萨韦尔答道：“咱们马上就要到了。”他一点也不想在城里住，一想到这个就害怕。每次想到城里乱糟糟的大街，想到一会儿就要在这些大街里穿行，他就打心眼里希望他没有离开自己安宁亲切的家。
“我的哥哥已经回家了。”他不无嫉妒地说，“他是长子，根据新的法律可以继承农庄。但我还有一个表兄在城里，他叫卡斯珀，已经来了五个月。我希望他能来车站接我。”
妇人说：“在城里你就别指望谁能准时，到处都乱糟糟的。我去我姐姐家，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银行。”
火车进站了。要和这个女人分开了，克萨韦尔觉得很难过。虽然她和他不是一个村的，也不知道她家的农场什么样，但她毕竟也是从乡下来的，所以是最后一个和他的家乡还有一点关系的人。
“祝你好运，”他说，“我肯定他们不会把你的农场拿走的。”
这会儿已经只剩他一个人站在月台上了。他四下张望，看着车站进进出出汹涌的人潮，但是卡斯珀不在其中。
“如果我没来车站，就直接去集市广场的老乌鸦酒馆。”这是他表哥给他的信上写的。
克萨韦尔背着沉重的背包，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右手提着箱子，左手抓着他的纪念品，额头上开始冒汗了。带雪绒花图案的小花瓶从报纸包里滑落出来，掉在站台上摔碎了。小伙子咬咬牙，咕哝了一句：“真是个好兆头。”然后出发去找老乌鸦酒馆。
他沿着从车站通往市中心那条又长又宽的大街走着。在理奇索夫大酒店门口他停了下来，打算喘口气。他觉得这家大酒店就是大城市奢华和壮丽的象征。门童看见了他，咧开嘴笑了，同时招呼几个穿制服的行李员过来。他们看着他一身的农村打扮都忍不住笑起来。
克萨韦尔赶紧走开了。
你们就把我当成刚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什么动物就对了，他想。接着他快步疾行，好像刚刚干过什么坏事似的。逃离土地！他想。好了，酒馆到了。
走进老乌鸦酒馆，他看见卡斯珀和一些工人围坐在一个长条桌子四周。克萨韦尔费了一点劲才认出他来，因为他的脸色变得很苍白，像个城里人。因为有陌生人在场，克萨韦尔很尴尬地说了一句“嗨尔，希特勒！”，算是和他的表兄打招呼。其他人对他投来不信任的目光，“日安！”他挂好他的风雨衣和外套，坐了下来。
他开始给他们讲农村家里的情况如何日益不堪忍受，而当他谈起这些，他感到周围的人纷纷开始同情他。
克萨韦尔很快就发现帕斯卡的变化不仅在脸色上，他说话和想问题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他现在比在村里的时候能说会道多了。
卡斯珀问他：“愿意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
他想先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俱乐部，然后再做决定。
卡斯珀说：“你肯定合适，你是我们的一员。一听名字你就知道：低端人口俱乐部。”
小伙子吃了一惊。周围的工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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