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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10日，一纸命令传达到本市的全体政工干部和地区督查总监。
市属刑事警察厅
刑事警察总部
二十四小时值班室
1938年11月10日
针对犹太人行动的有关问题：
市属警察总部总监汉斯曼博士于下午七点三十分电话指示：
“为了回答刑事警察反复致电秘密警察总部所提出的问题，特通过电话发布如下指示：
现发布对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持有德国国籍的、年纪不算太大的、看上去身体还算健康的男性犹太人执行扣押财产和抓捕的命令。
当地政工人员也即将通过电话绝对秘密地发布严格的指令，持有德国国籍的犹太人的财产要被剥夺殆尽。在这些行动中警察不得干涉。只有在不会引起火灾蔓延的地方才允许焚烧建筑物，所以焚烧行动不得在城市地区实施。需要抓捕和查封财产的犹太人总数约为五百人。”
1938年11月10日和11日，地狱把脱缰的恶魔释放到我们的城市，就像它在帝国的其他城市所做的一样。到处都是火光、废墟、鲜血和眼泪。一群群号叫着挥舞着鞭子的恶棍，那些还不满十八岁的男孩子，依照命令去完成那些将他们自己降格为非人的任务。冲锋队中最凶狠的一伙人乘着卡车在城中各处放火焚毁犹太教堂。他们随身携带镐头和铁锹，按照命令中的原话将非外籍犹太人的财产“剥夺殆尽”。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穿行于烈火和废墟中，沉默不语，无能为力。受尽折磨的受害者发出虚弱的呻吟，和政府的代理人们尖锐的命令声混合在一起。
孩子们忙着在商店的废墟里翻找玩具和衣物。在一处，有一架被砸烂了的三角钢琴，底下露出一个金色闪亮的东西，那是一个孩子玩的小号。一个男孩看到了这个小号，他趴在地上奋力地往那架三角钢琴的碎片里钻，想拿到那支小号。他的手突然碰到一个冰凉而柔软的东西。男孩的兜里有一些彩色的小石头、鱼钩、松果，还有一盒火柴。他划了一根火柴，看见一个满脸鲜血的女人的脸，而他自己此时就跪在这个女人的尸体上。男孩发出刺耳的尖叫，引来街上的其他人。两个穿制服的冲锋队员把半昏迷的男孩从钢琴的残骸下拖出来。其中一个冲锋队员年龄非常小，他看着那个死去的女人，面色苍白。
“太恶劣了。”他清楚地说了一句，一边用手搂着那个男孩。
但是另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却笑着说：
“干得好，干得利索！”
年轻的冲锋队员把孩子交给了一个看上去像是他妈妈的妇女，然后对他的同伴说：“你知道吗，我很庆幸，那天晚上咱们遇到的那个外国人，那个英国人还是哪国人，今天没有在这里看到这一幕。他那天似乎还不觉得咱们会干出这样恶劣的事。”
他返回商店，把尸体拖到房子的一个角落，把一条烧焦的饰有沉重流苏的紫色窗帏盖在上面。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费力地走出这片已经空无一人的地方，踉踉跄跄地沿着街道走下去。在一个转弯处，他靠在一栋房子的砖墙上呕吐起来。
11月10日早晨，本市有大量的犹太人————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家。10号前的那几天，很多犹太人从集中营里被放出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逃到了山上。妈妈们拉着孩子们，背上背着沉重的绿色帆布袋，让人联想到假期的户外活动。在被雪覆盖的岩石中间，老人们想找到岩石的裂缝栖身，以躲避那些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仇恨。很多难民持有护照和外国签证。在我们这座城里，政府派遣的士兵们的行为像个入侵者，但是很多上了死亡黑名单的人此时已经逃到了外国的边境附近。
政府的军人们很愤怒。他们是坐着卡车来的，装备着一流的破坏工具————当然他们是穿便衣的，因为他们是“民众愤怒的自发爆发”————但是他们很难在计划施暴的地点下车。因为警察突然出现了，吹响了警笛。警察挡住了这些年轻恶棍的去路，用武力驱散他们，而且公然蔑视所谓的秘密默契，保护了犹太居民的财产。更麻烦的是，很多“下等的”犹太人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家里。士兵们非常失望，觉得自己被耍了。他们本来想借此机会趁火打劫，大捞一把，而现在只能把气撒在看着他们出丑的路人身上。很多旁观者戏言：“鸟儿已经及时地飞走了”，“鸟巢是空的”。
只有当这些年轻的恶棍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地方，他们才会和防暴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如果他们的人数和警察持平，或者优势不明显，更不要说处于劣势，这些“希特勒男孩”就会谨慎地避免冲突。他们忍着怒气回到他们的卡车上，横冲直撞地驶过街道，希望在别的地方碰碰运气。但是当他们到达下一个指定地点时，就会发现防暴警察的车已经在等着他们了。此时他们会立即变得文明一点，向那些警察出示逮捕犹太居民的书面命令。警察们严肃地点点头，然后像对待犯人一样把这些冲锋队员押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即便如此，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无功而返————他们要找的人已经离开了。
弗兰茨·德格迈耶是本城的盖世太保总监。他四十岁出头，有超过十五年的国家社会党党龄。纳粹掌权后不久，这位经验丰富的警官就被调往盖世太保，并且由于他的机智、勤奋和可靠而得到迅速的提升。到了1938年他已经是地区总监，成为这个城市的盖世太保和附近集中营的最高领导。这个地区的“政工干部”和党卫军部队也奉命向他报告并服从他的领导。
德格迈耶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最小的三岁，最大的十二岁。他爱自己的家和他的国家，也爱他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让他全力以赴地为国家服务，并且让他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好男人和好女人，培养成优秀的爱国者和优秀的德国人。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弗兰茨·德格迈耶开始思索很多问题，内心深处不断发生冲撞。周围发生的许多事情越来越让他感到失望。他对国家的无条件服从与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基督徒的良知产生了痛苦的冲突。他在1919年二十二岁的时候加入了魏玛共和国的警队，直到1933年共和国终结，他一直忠诚地为国家服务。即使他对当时的国家有一些不满，认为它缺少威望、荣誉感，甚至缺少信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这个国家保持忠诚。
但是，当前这个新的政权刚一建立就明显具有某些令人不安的特征。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公正且极端专制的政权。如果说旧的共和国缺少的是尊严和权威，那么新的政权就是要让全体公民对它的膜拜超过对待上帝。说到犹太人，德格迈耶本来并不是十分关心。他的党不承认犹太人，好吧，他自己也对犹太人没有什么好感。他觉得要减少犹太人在本城的影响和他们的人数是一个需要小心行事的计划。他不是很清楚如何能实施这个计划而又不违反公正的原则。“政府总会有办法的。”他想。他已经习惯于在任何有关政策的问题上依靠他的上级。
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德格迈耶常会网开一面。作为一个盖世太保，当他接到命令逮捕一个人犯，例如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民主党人，或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让被逮捕的人日子好过一些。他会尽量放宽探监的限制，允许给犯人带食品和衣物。更重要的是，他会对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会看成是“政治犯”的人特别关照和尊重。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他是在执行公务，但是仍以他自己的良心为指导。
除了偶尔会有一些内心的纠葛，他在1938年11月的那些日子到来之前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接受来自上级的命令。他当然知道，他的某些做法不符合上级的精神，但他总是很小心地不去明显违背上级的指令。他的上级没有指责他，而且提升了他的职务，把更多的权力授予他。但是当他接到11月10日“关于对犹太人采取行动”的命令时，他第一次意识到他被授予的权力居然是用来作恶的。
在漫长的数个小时中，秘密警察德格迈耶痛苦地纠结着。最后，他决定反抗他接到的命令。他对自己说，我不能这么干。太恶心，太恐怖了，我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干，我不会干。
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和他相依为命的妻子。他打算一个人完成这个疯狂的计划。为了我的国家，为了德国，我必须全力制止恶行，全力挽救可以挽救的一切。也许至少在这座城市和这个地区不会发生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屠杀和掠夺的狂欢。是的是的，他继续想，我要做的事是“叛国”和“为德国的敌人充当间谍”。风险不可估量，生命和荣誉都会毁于一旦。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们，想到了她们对他的爱，以他为荣。生命和荣誉……他重复着。什么是我的荣誉？他突然想通了。他要做的事正是要挽救他的荣誉，清洗这些年在他身上留下的种种污点。他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相信他最亲爱的人最终会理解他要做的事并且为此而更加爱他，即使他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妻子和孩子们能分辨善恶。他要做的是善，即使这样做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恶的后果。
盖世太保地区总监弗兰茨·德格迈耶穿上便服，把帽檐压低，溜到集市广场的公共电话亭。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犹太居民的名单，当地冲锋队司令告诉他这些人会在明天被逮捕，他们的财产会被“剥夺殆尽”。他一个一个地给这些人打电话，报上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会给接电话的人带来恐惧，但同时会使他们信服。他向他们发出警告和行动指示。
“你有护照吗？没有？今天下午去盖世太保办公室六号房间，我会给你护照。”
他要打许多电话。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不断地变换电话亭。到了中午，他回到办公室签发护照，并且签发命令，释放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
“他们要被杀掉，”他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全体犹太人都要被杀掉，腾出地方来装新的囚犯。但是我要把他们全都放走，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一个叛国者放走他们，这个叛国者还要放走更多的人。他还要保护他们的财产，这样有朝一日他们还能把它们领回去————”
他没有继续想下去。我真的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生命的代价吗？但是我挽救的是人命啊！这些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没有犯罪，也不是天生有罪。我正在挽救无辜人的生命。我一定要为此丧命吗？
那天早上他给沃尔夫医生家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人接。我得去一趟，他想着。他在名单上，我得去告诉他。
沃尔夫医生自己开的门————当然了，德格迈耶想起来了，他是犹太人，所以不能雇女佣。虽然德格迈耶穿着便服，医生还是认出了他，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离开这里，今天就走。这是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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