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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曼教授在本市的大学教授刑法。他有一副典型的德国人长相，身躯肥胖，金发碧眼，脸上有几道打架留下的伤疤，脖子像牛一样粗壮，面部仔细地剃过，泛着火腿一样粉红的光。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四十岁，只在一些二流的大学担任过助教。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不好，而更多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直不是特别上心。哈伯曼博士是个彻头彻尾的德意志民族党人，热爱魏玛共和国。他宁愿躲在一个小地方，闲暇时看看书，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骂骂政府，也不愿意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成天和当官的打交道。
就这样，在1935年初，他被本市的大学聘为全职教授。一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教授被解雇，留下一个空缺，而哈伯曼欣然接受了这个位置。在学生们看来，这项任命从各方面来看并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么糟糕。
这所大学位于迷宫一样环绕着集市广场的街道后面。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都可以看到校园中间的喷泉，即使关上窗户也能听到喷泉发出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声音。不过即使没有这首催眠曲，课堂上没完没了地讲授纳粹所谓的“生活哲学”也足以让大部分学生进入梦乡。哈伯曼教授是仅有的几个例外之一，他在每节课上都能变出一两样新鲜内容，让学生们觉得上他的课还是值得不睡觉和认真听讲的。
比如他会说：“先生们，我现在讲一个案例。”然后他会叙述一件谋杀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了谋杀，都有些什么事实。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成了犯罪嫌疑人。没有人在谋杀现场被捉住。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但是间接的证据并不能证实一项合理的怀疑。
“检方请求法庭判处被起诉的嫌疑人死刑，嫌疑人利绍尔是犹太人，住的地方离犯罪现场不远，而他不能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现在，先生们，遵从你们的誓言，你们会不会确认指控和判处嫌疑人死刑？”
学生们紧张地思索着。这是授课而不是讨论，所以学生们不一定非要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由哈伯曼自己给出答案。教授提高了声音，连那些被喷泉声催眠了的学生都猛地惊醒了。
“先生们！”他说，浅色的眼睛中闪动着两团愤怒的火光，这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卡尔梅克人（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蒙古人种），而完全不像一个中规中矩的受过击剑训练（德国学校里的基本军事训练）的日耳曼毕业生。“先生们，就这个案例而言————我希望你们记下笔记，这类案例在我们的法律界非常典型————在这个案例里，如果谁想要在间接证据之外寻找其他证据，谁就是一个大傻瓜！这样做不仅是徒劳的，也是非法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到底应该关心什么？”
教授此时眼睛盯着一个坐在前排低着头在本子上画小人儿的学生。“我们只关心我们所说的‘健康的人民的直觉’。就是根据这个，而没有任何其他依据，我们的检察官提出了他的判决请求。这个案子应该如何判难道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吗？发生了谋杀案，必须找到凶手，法律必须作出判决。一个犹太人碰巧涉入其中，无法自证清白。古老的罗马法规定的只要存在对被告指控的合理的怀疑则被告无罪的原则已经不再适用。新的德国法律当涉及捍卫国家价值观的时候是铁面无情的。先生们，你们将为一个完美的法律系统服务，这个系统和正确的生活哲学、国家社会主义关于正义的定义及其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力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案例对于你们来说很容易，而且必须很容易，这就是坚持有罪判决。你们的陈述，先生们，必须让每一个陪审团的成员觉得判定被告无罪是他们的耻辱。每一个陪审团成员必须明白，他们驳回对被告的指控是危险的，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他的家庭！”
那个坐在前排的学生“啪”的一声把铅笔放回桌子上。哈伯曼看见他尽力控制自己不要大声笑出来，但他还是转过头对着其他人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班上的其他人开始跺脚，这是学生们惯常表达叫好的方式。很明显，哈伯曼教授站在纳粹当局的对立面，而班上的同学站在他的一边。
教授继续说道：“先生们，你们必须把自己脑子里早先形成的对于‘客观正义’和‘自然正义’的信条彻底清除掉。最近我们的司法部长弗兰克博士对此有令人惊叹的论点：‘主宰我国法院并扩展至其他一切领域的必须是国家的自我拯救和自证清白的意志。’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反对这个说法，你们可能要问：‘怎么才能相信国家确实知道什么东西可以使它获得拯救呢？’先生们，这是一个彻头彻尾愚蠢的问题。我很高兴司法部长代替我给出了答案。‘只有国家社会党才能确定什么最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在法律和公正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党的决定和意见就是德国司法系统一切理论和实践最权威的来源。我国司法体系的任何设想都必须时刻遵从我们的世界哲学，我们必须反对过分的客观主义！’”[1]
哈伯曼又看了一眼那个前排的学生：“现在你们明白了，先生们，我警告你们放弃过时的和反德国的‘自然正义’是多么的正确。在‘过分的客观主义’和‘我们的世界哲学’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世界哲学才是至高无上的，‘客观公正’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注意到————”教授打断了自己，热切地望着他面前几位学生的脸，好像要努力读出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我注意到你们的眼睛里又有了新的疑问，你们似乎要问：‘如果这个世界哲学是随时变化的，而且是随着政治需要和政治形势而不断改变的，那我们怎么能把它当作法律系统的基础呢？这个拯救国家的意志难道不正是要让这个世界哲学随时随地顺应元首的意志吗？’”
“先生们，祝贺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教授大声说道，好像这个问题真的是这个班的学生们提出来的，“一个符合逻辑而又深刻的问题！但是国家又一次料到了你们会提出这个难题，并且早就准备好了答案。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原则都要服从一个永恒的原则，而这个永恒的原则就是权力。我再引用一次咱们司法部长的说法：‘在世界政治的领域期待司法公正，结果只能是令人遗憾的。事实说明，如果没有实际的手段和力量付诸实施，期待国际社会的公正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说，寻求公正要有强力为后盾。当然，这样一来，学习法律会变得特别困难，学究们和书虫们如果只知道从专家论文里获取知识而不注意‘优秀民族的直觉’，那他们在新的德国就很难吃得开。”
“先生们，我要提醒你们，我的上司司法部长先生正在竭尽全力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认为‘国家应该赋予学者和专家在法律领域对元首和党的权力划定某些限制的权利’。再清楚不过的是，元首和党的权威是永恒的，而构成我们法律的种种概念和思想是可以随时更改的，因为‘正义就是为德国人民所用’，而且今天有用的明天可能没有用，所以今天的正义可能就成了明天的非正义。更进一步说，因为一项正义的诉求必须有意愿和力量来保证它的实施，所以当这个力量停止存在或被另外的人所攫取，这项正义的诉求也就无效了。我说清楚了吗，先生们？每个人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同学们又开始跺脚了。在前排的年轻人想：上帝啊，他有一两次差点儿把我说糊涂了。他批评“学究们和书虫们”时那么严肃，但实际上他是在猛批现在的体制！区别只是他用了一种新的方式。这是肯定的，不会有错。
哈伯曼先生的脸上又一次闪现了他在“证明”那个犹太人有罪时露出过的扭曲的笑容。然后，他拿起了放在面前的一本厚厚的书。
“虽然司法部长发出了警告，”哈伯曼教授说，“我还是发现又有一个自称专家学者的人敢于在法律领域给党和元首的权力设定一个界限，或至少是给出一个定义，提出了一个形态。这本著作是有关法律的，或许并不适合我们今天的课程。但是，由于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如此多的有价值的提示，所以我要在我的课堂上介绍它。”
他真是这个意思吗？坐在前排的年轻人想着，打了一个寒战。
“我手上这本书，”哈伯曼教授接着说道，他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这本书，好像捏着一个什么发出恶臭的东西，“书名是《大德意志帝国宪法》[2]，最近由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作者是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莱比锡大学法学教授。先生们，我无论对此书作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这本书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如果你们考虑到作者是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这本书，就会更加对此书的作者赞美有加。在这些困难当中有一点，但远远不是最困难的一点，尤其是对一个法官而言，即最高的法律，比所谓事实还要高的法律，是元首的决定。而元首的决定又取决于前面所提到的拯救祖国的强烈意愿。为了让你们先睹为快，先生们，我将要对胡贝尔教授的这一杰作做一个简要的阐述。”
班里开始出现意见分歧。很多学生认为哈伯曼教授一定很欣赏他如此热烈颂扬的这本书，所以他们一定要好好读，因为它的内容在考试的时候一定会用到。另一些学生，包括坐在前排的那个，觉得教授是在说反话。他们看出来他的狡猾，表面上称其为杰作，实际上对它进行毁灭性的谴责。那位前排的学生深吸了一口气：接下去教授怎么收场啊？
教授快速地翻着书页，说道：“这位博学的教授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如下几条：（1）德国在十九世纪参与建立的司法传统已经彻底被抛弃。一位伟大的德国人，约翰内斯·阿尔图修斯曾经声称的‘不可剥夺的人民的最高权威’也一并被抛弃了。正如你们所知，国家才是最高权威，并且它的权威必须涉及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对于作者而言，‘一切过分地追求客观’都明显是反动的。并且，他坚持认为，（2）国家是，并且仅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他写道：‘人民所特有的本质和意愿是帝国政治和司法构成的基础……政治生活哲学具有独一无二的有效性，它的统一保证了人民的统一。’你们可以在第158页找到这一段话。所以不管是‘宗教信仰自由’还是‘个人自由的权力，都不能用来对抗国家的权力’————第361页和495页。他告诉我们，自由的权力‘是不能和人民帝国的原则相调和的’。”
“现在，先生们，”哈伯曼教授提高了声音，“可否允许我要求那些正在打瞌睡的人合作一下？我必须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没有背诵《大德意志帝国宪法》中的下面这段话，我在考试的时候可不会手下留情：‘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可以优先于国家，或者置身于国家之外。对于这类个人权利，国家不会给予保护。’先生们，你们将要成为德国法律的执行者，德国人将被交到你们手里，或者那些你们要以其名义诠释法律的人手里，所以请你们记住这段话。胡贝尔教授将这样的情况解读为‘整体的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将‘统一的政治态度’扩展至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事业，‘如宇宙般地拥抱和渗透一切’。”
哈伯曼教授停顿了一下。一双蓝眼睛眯成两道缝，扫视着寂静的课堂。
“我基本上不需要告诉你们这本书将自然而然地且不可避免地得出什么结论，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些结论。我也知道你们所有人，不管你们的专业如何，是数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不能逃脱这些结论。正如作者所说：‘在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人群中，政治权力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代表者，那就是元首，只有他才能代表所有的政治权力和权威。’”
“是的，是的，先生们，”哈伯曼教授和同学们一起笑了，“你们选择了一个困难的职业，国家将动用一切力量从头至尾监控你们做出的选择。帝国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弗赖斯勒博士对这一点表达了鲜明的观点，他说：‘最重要的是，法官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先生们，我百分之百同意他的说法，他完美地表达了我的愿望：‘一个真正的男人！’自然我们可以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但是请原谅时间不允许我深入地分析弗赖斯勒博士这个表述的内涵。”
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看了看他们的表。这是一堂两小时的课，而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教授用时间不够为理由解释他不能深入探讨弗赖斯勒的“真男人”概念实在是太勉强了。
“尽管如此，”哈伯曼教授接着说，“也许我可以讲讲帝国司法部国务秘书先生的另一番话，‘在提拔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他是否参加过世界大战，是否为纳粹运动战斗过，是否服过兵役，或者他作为一个父亲是否称职，最后一点是评判他优劣的终极标准’。弗赖斯勒博士又说：‘根据国家的政治考量，如果有两个人在能力和贡献上旗鼓相当，那么应该优先考虑有较多孩子的那一个。’[3]先生们，你们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当两个人旗鼓相当’，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法官比另一个差一些，但是孩子比较多，那么就是这个差一些的法官‘根据国家的政治考量’会优先得到提升！”
“但是现如今咱们的领导人对谁更好一些谁更差一些做出判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而弗赖斯勒博士对解决这个难题做出了贡献。他提出，对一个法官的评价标准是：第一，看他是否参加过世界大战；第二，是否为纳粹运动战斗过；第三，是否服过兵役；而第四，也是最后一条，是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你们一定发现了，这个法官在法庭上是否公正这一点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哈伯曼晃动着一本叫《德意志司法》的小册子，就像挥着一面旗帜。书页打开着，教授让它们在眼前停留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弗赖斯勒博士先是让学生们明白早一些结婚生子是法律专业人士的基本条件，接着他又说：‘为了建立新的个人政治观点，必须抛弃许多旧的、传统的思维，必须战胜很多根深蒂固的习惯，只有这样新的事物才能永存。’”
哈伯曼提高了声音：“最后一句话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但话是弗赖斯勒博士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警告你们不要理解错了。我们当然明白，秘书先生的意思和他说的完全相反，但是由于德语是一种相当困难的语言，并非每一个‘真男人’都具备玩弄它的能力。”说到这里，哈伯曼露出孩子般的坏笑。
有几个学生大声地笑了。坐在前排的年轻人眉头紧锁，摇了摇头。他不明白教授在干什么。小心啊，别做过了！已经有点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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