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r /> 可是哈伯曼似乎毫不在意。他放下小册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然后打开它。
他又重复了一遍：“是的，德语是一种困难的语言，而我们很多法律系的学生似乎正在向它公开宣战，而国家法律委员会正在全力以赴地应战，所以我们应该对此稍加留意。委员会主席帕兰特博士曾经汇报过这场战争，他说：‘司法考试的应试者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表述是如此的令人费解，即使绞尽脑汁也看不出其中的含义，这种情况现在并不少见。很明显，应试者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写出平实易懂的文件。这些司法考试的参加者甚至在使用“主张”“证明”“援引”“反对”这些动词的时候无法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含义，这就证明了他们学术水平之低。他们本来应该在头三年的课程中就学会并掌握这个能力。在大多数案例中，学生们完全没有能力运用他们自己的证人所提供的证据。当需要这些学生们解释和澄清一项司法判决时，他们根本做不到。他们连决定一个案子是否立案的能力都没有，这实在令人费解。’”
哈伯曼聚精会神地引用了这段话，使得手中的报纸掉落在地上。
“多么符合事实！”他大声叫道，“多么准确！但是我要再一次预想一个可能出现的误解。”他把手放在讲台上，身体朝前倚靠，热切地盯着坐在前排的那个年轻人。
“不难想象，就算一个学生有能力区分‘主张’‘证明’‘援引’‘反对’这些动词的不同含义，他还是可能会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建立他的决定的有效性。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放开自己的手脚，不要受那些老旧过时的、曾经构成‘决定的有效性’要素的概念束缚。先生们，现在我要回到这堂课的主题：‘所谓正义就是能够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对于哈伯曼先生的课，唯独不能用缺少变化和色彩来评价。确实，一个注重表面的聆听者可能会批评这位博学的法学家总是毫无理由地从一个题目跳跃到另一个题目。但是现在，他突然把课堂拉回到主题。很有可能，根据他在讲课方法和思想态度上的这一怪癖，这种分散和不连贯，可以看出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不重视。而现在既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他也无妨用一些心思来实现它。但是或早或晚，他的表现一定会引起官方的注意，而到那个时候，无论是他百分之百的德国血统还是他在学生中间受欢迎的程度，都无法挽救他落入自己一直在玩的危险游戏所造成的深渊。
课程进入了第二个小时。哈伯曼引入了青少年犯罪的话题。他讲话很慢，令人印象深刻，他似乎很享受自己正在讲的：
“诸位一定很清楚，德国衰败时期长期的高失业率和由此产生的年轻人的道德败坏，是当时令人震惊的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对于我们这些学习法律的学生而言，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只有一小部分犯罪是由于所谓犯罪的冲动，而这种犯罪动机在青少年中则更是最小的一部分。相反，正如你们所知，大部分犯罪是客观环境所导致，是源于对生活的绝望。但是，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坏的榜样培育了犯罪。这也就解释了在魏玛共和国晚期，一直有大量的青少年犯罪被起诉。然而很不幸，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我们现在也正面临着一个奇怪的、非常令人不安的现象。先生们，在过去的数年中青少年犯罪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水平。我带来了一组比较数据：
一般刑事犯罪
柏林 1934年：948起 1936年：1485起
汉堡 1934年：566起 1936年：979起
科隆 1934年：328起 1936年：549起
性犯罪
柏林 1934年：22起 1936年：72起
汉堡 1934年：26起 1936年：107起
曼海姆 1934年：10起 1936年：48起
暴力犯罪
柏林 1934年：30起 1936年：75起
汉堡 1934年：21起 1936年：47起
布雷斯劳 1934年：1起 1936年：47起
“请看，先生们，过去的几年被定罪的青少年犯罪的数量，特别是在大城市中，都有成倍的增长。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暴力犯罪、性犯罪、威胁和伤害罪平均增长了三倍。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先生们，在布雷斯劳这个城市暴力犯罪增长了四十六倍！有关这个有趣的话题，我推荐你们读一篇刊登在《青年德意志》上的文章。[4]我刚才引用的数字也是来源于此，它确实一直是一本比较靠谱的法律期刊。然而这篇文章却作出一个判断，即失业‘对于德国青年的道德水平下降已经不再是重要的因素’。”
哈伯曼教授的脸再一次扭成了一张类似蒙古人那样的怪相。此时，他对着课堂发出了一连串辞藻华丽的诘问：
“难道我们不应该认为我国生活的新秩序，我们的元首给我们带来的新的道德激励和他的伟大思想，以及他所促成的令人赞赏而又无所不包的德国理想的实现，会对我们的国家起到净化的作用吗？然而事实却是，举目四望，我们只看到污秽横流，看到即使在德国衰败的年代都无法忍受的令人震惊的犯罪率的回升。先生们，面对眼前的严重退化的状况，面对长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毒瘤，我们将如何解释？”
教授沉默了。那个前排的学生很有把握地预料，以教授的胆大包天，他下面一定会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纳粹宣传部门通常的答案：“外国的阴谋！”或者“耻辱的《凡尔赛条约》！”于是，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嘲讽的共鸣。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要坏事了，他想。要么就是什么人出来谴责我们这位聪明的教授，要不就是班里的同学一起鼓掌起哄表示支持，最终校长出面调查而我们必须接受调查。全能的上帝啊，到底会如何收场？
哈伯曼那一双眯成缝的眼睛仍然看着学生们，但保持着沉默。教室里死一般沉寂。
年轻的学生们都在紧张和期待中等着他们的老师对当局和当局的捍卫者爆发出激烈和愤怒的谴责。同时，每一个人也都在紧张地盘算：我应该怎么办呢？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他能说出来，我们都知道他会说出来。但是只有等他真的说了，大声地，清楚地在我们这所古老的大学讲堂里说出他要说的话，我们所希望的慰藉才会真的到来。我们一直以来不断地向各种谎言卑躬屈膝，而他要说的话能让我们找回一点失去的尊严。
一阵短暂而大声的敲门声打断了紧张的沉寂。两名穿冲锋队制服的年轻人闯进了教室。“希特勒万岁！”他们叫道，班里的学生勉强地回应。仪式过后，冲锋队员走向哈伯曼和他的讲台。
教授的头低垂在肩膀中间，像一头公牛看到了红布。他们在门外偷听我讲课？还是有个学生半截溜出教室去告密？如果真有其事，这个家伙就等着倒霉吧！别的学生会给他一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教训。其中一个冲锋队员走上讲台，面朝学生，用自己的背挡住了哈伯曼教授。前排的那个学生猛地挪动了一下脚，让他英俊而愤怒的脸一半面对其他同学，一半带着威胁的眼色冲着冲锋队员。冲锋队员清了清喉咙开始说话。
“同志们，朋友们，在此关乎祖国命运的时刻————”
什么？又是关乎命运的时刻？我们还有没有不关乎命运的时刻了？这次这个纳粹想要什么？
“在此关乎命运的时刻，我向你们，我的党内同志们，也向你们，还没有成为党内同志的元首的战士们呼吁————”
坐在前排的那个学生开始挪动他的椅子，弄出很大的动静。
冲锋队员继续说道，“我站在你们面前”，他的声音开始升高，“作为帝国食品部的代表和地区负责人，并且作为————”
坐在前排的那个学生开始拍手，固执地、连续地、充满愤怒地拍手。完全不是学生们在表示赞同时的鼓掌。
冲锋队员吃惊地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话，希望盖过下面的掌声。
“先生们，”他的声音变成了尖叫，“收获的季节到了，我们的责任要求我们————”但是课堂里响起了更多的掌声，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加入了进来。哈伯曼教授被冲锋队员挡在身后，而且由于身材比较矮，学生们几乎看不到他，但他此时也像一个疯子一样鼓起掌来。他高举双手，在自己的头顶上拼命地拍。实际上此时的他像一个乐队指挥，在带领全班同学进行一场特殊的音乐会。掌声越来越急，此时已经没有一个学生没有加入了。学生们的面孔————这是最令人惊讶的————都露出疯狂的热切。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愤怒和公然蔑视的表情。他们坚决不允许这个穿制服的闯入者，这个帝国食品部的官员在这里说话。不！决不让他在这儿说下去，即使明天早上全班同学都被判处关进集中营。
冲锋队员对眼前全体一致的反抗无可奈何，只能用尽全力喊道：“我谢谢你们，先生们，谢谢你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你们的赞同。我相信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在接下来的假期中自愿参加收获季节的劳动。”
透过雷鸣般的拍手声，他勉强又喊出了一个词：“东普鲁士！”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好像这个单词的发音有神奇的作用，可以用来压住其他声音。“东普鲁士！你们会被派往东普鲁士，党员同志们————在此关乎祖国命运的时刻……”
此时的他脸红得像一只熟透的龙虾，额上的青筋似乎威胁着要马上炸开。哈伯曼教授仍然高举双手在头顶上拍手，但此时开始减慢速度和力量，班里的同学也附和着他。最终，“乐队指挥”用了一个手势，掌声终于停止了。冲锋队员没有料到会这样，声音也跟着降下来：“我们和德国农业精神之间有着天然而密切的关系……”他的声音回响在课堂里，听上去像一只动物在被捕食时发出的哀号。他突然停下来，两眼发呆，像是突然丧失了意识。哈伯曼从冲锋队的褐色衬衣队服后面露出他最狡猾的表情，苍白的眼睛分明在笑着。
冲锋队员沉默了。但是现在轮到那位前排的同学上场了。他从座位上跳起来，仍然是一半面对冲锋队员，一半面对课堂，鞠了一个标准的几近优雅的躬，眼睛看着地面。
“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同学谢谢帝国食品部的这位代表，谢谢他做出了清醒的判断。这位代表完全不需要我的保证，他从我们的掌声中就可以判断我们是多么无条件地站在他和我们的元首一边。万一，由于我们的表达过于热烈————班里爆发出笑声————某些重要的指示我们没能听到，那么代表先生完全可以确定我们是如此专注于他的命令，以至于我们都成了瞎子、聋子和哑巴，而且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在这个，或那个，或其他关乎命运的时刻，还要让我们做什么。”
他又鞠了一躬，然后返回到座位上。冲锋队员完全无法了解这段嘲讽得天衣无缝的发言的含义，只能向上举起手臂：
“嗨尔，希特勒！”
“嗨尔，希特勒！”回应他的是他的同伴。从头到尾他只做了这一件事。班里的同学没有回应。哈伯曼教授带着这两个穿制服的人走向门口，以一个谦和的鞠躬送走了他们。然后，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回到讲台上继续上他的课。
“我们刚才讲到，”他的眼睛平静地扫视着课堂，但透露出一缕由恐惧生出的战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刚才正在讨论，我们新的威权主义国家在面对有组织的集体而不是个人所进行的颠覆活动时可能产生的困难。”
班里又一次死一般沉寂。坐在前排的年轻人直视着老师的面孔。这位年轻人褐色的眼睛闪着赞赏和敬爱的光。而他的朋友们，这间逐级上升的阶梯教室里坐在他的边上和后面的年轻人们，也都带着几乎是宗教般的神情聆听着他们老师的讲课。他们都非常清楚，教授根本不是“没有记错”，而是“完全记错了”。他刚才所讲的课和有组织的抵抗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刚刚目睹了，且作为亲历者参加了这样一场行动。而且非比寻常的是，这个人，这位在行动中未置一词的他们的领头人，现在敢于直截了当地，用清楚的语言在教室里给这次行动命名。
哈伯曼说道：“我们第三帝国的刑法专业的学生们，应该知道，没有什么比大众的消极抵抗，甚或是意志坚定的小团体的消极抵抗，对国家造成的威胁更大。”
他停下来看了看手表，然后用很随便的语调做了结尾：“根据有关指示，我请准备自愿参加在东普鲁士收获季节服务的先生们举手。”
教室里没有声音，大家都坐着不动。坐在前排的年轻人好像突然很紧张，扫视着班里其他同学。但是没有人举手。
哈伯曼教授有意让这沉寂延续了几秒钟，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
“谢谢你们，先生们。”他说。在这句最平常不过的句子中，无疑包含着他的自豪、胜利和感激，以及所有这一切对他而言无可估量的价值。教授高昂着头，迈着沉稳的步子离开了教室，而此时，除了校园中催人入睡的喷泉声，一切都归于寂静。
即使我们的城市遭到轰炸，生活仍旧在继续。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身着漂亮的制服，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在街道上巡逻。没有人会怀疑，城里的任何地方都秩序井然————虽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燃烧过后的气味。
* * *
[1]法律必须经由国家社会党（即纳粹党————译者注）解释。见1939年5月23日《德意志汇报》。
[2]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大德意志帝国宪法》，1937年出版，1939年修订及增补。
[3]帝国司法部秘书弗赖斯勒博士关于遴选法官要优先考虑有较多孩子的候选人的讲话。见1939年8月的《德意志司法》。
[4]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增加的相关文章，见1937年第10期《青年德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