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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阿尔弗雷德·胡贝尔先生的金属冶炼厂在河的对岸。这个工厂被称为“和平天使”，城里的人对此都津津乐道。但是最近，这个工厂正处于困难时期。没错，政府源源不断的订单使胡贝尔先生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对这些钱并不能随意支配，而只能投资于政府让他投资的地方。胡贝尔先生是个聪明人，他非常清楚，就像对自己脸上的鼻子那样清楚地知道，像现在这样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挥霍，如此狂热和完全指令性的军备生产是根本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不发生战争，这些枪炮用来做什么？即使真的发生了战争，但是我们的“敌人”已经渐渐比我们强大，我们怎么能赢得战争呢？胡贝尔先生还知道，“我们的武器”由于其生产条件有限已经开始不断恶化。材料不行，制造技术不行————烟草商和食品零售商们怎么能一夜之间变成熟练的工人呢？————而生产的高速度使这一切变得更坏。胡贝尔先生从自己工厂的情况就能看出这些因素的破坏作用。
胡贝尔先生常常和自己年轻的女秘书聊天，他们会谈论这些给他带来巨大压力的种种问题的细节。
“我们没办法再这样下去了，安妮，”他说，“我们的材料在各个环节上都出现了问题。看看今年两次汽车大赛[1]的结果吧。当然要客观地看，而不是只相信我们宣传的那些。你知道实际的情况吗？出发的七辆德国汽车只有三辆到达了终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七分之四，也就是百分之五十七的德国汽车因为材料问题没有完成比赛。法国车怎么样呢？三辆车参赛，三辆车到达终点，成功率百分之百！”
安妮刚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又一次横扫一切对手，所以反驳道：“胡贝尔先生，您总是看到事情坏的一面。至少有两辆德国车率先冲过终点————我们比法国人快！”
胡贝尔先生笑了。“请别老是叫我胡贝尔先生，安妮，”他说，“我不是一直让你叫我阿尔弗雷德吗……”他顿了顿，充满爱意地看着她，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清了清嗓子，接着说：“这种速度的纪录毫无意义。你知道法国人怎么评论我们的‘胜利’？‘德国工业的一次灾难’，‘屡赌屡输的德国制造业’。相信我，亲爱的，他们说的是实话，如实描述了我们的制造业自欺欺人的态度！”
安妮这次没有直接反驳她的老板，她说：“但是汽车不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飞机才是，而我们的飞机都是第一流的！”
“好，就说飞机！”胡贝尔先生说，“前不久瑞士航空的一架飞机坠毁了。[2]但这不是瑞士生产的飞机，而是德国生产的容克86型。你知道，这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机型。几年前我们交付瑞士的另一架飞机因为质量问题被退货，还有两年前我们交付的第三架飞机在交付几周后不得不停飞。因为他们先是发现各种小问题不断，后来终于出了大毛病。安妮，你知道我们一共卖给瑞士多少架飞机？三架。三架全部不能用，无一例外。瑞士报纸说：‘对于这些事故，材料缺陷有着明显且无法回避的责任，它没有达到规范。’真是可悲啊！看看德国的制造水平成了什么样子？真让人痛心！”
胡贝尔先生把手放在了安妮的头上。她没有动，只是坐在那儿，将拍纸簿放在膝上，似乎在等着记录他的指令。他开始抚摸她的金发，但她不舒服地摇摇头，他的手就停了下来。
“胡贝尔先生，”她说，他把手收了回来，“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巧合，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偶然的。还有，虽然飞机在战争中非常重要，但是武器本身更重要，像大炮、坦克。没人敢说咱们的坦克不好。”
这位制造商做了一个鬼脸。“不，亲爱的！”他叫道，“咱们的坦克也很差！甚至斯柯达坦克也很差。短短的两个月，我们就把一个世界级的品牌毁掉了，就是这么快！1938年上半年斯柯达向瑞士陆军提供了四十辆坦克，瑞士陆军非常满意。上等的材料，百分之百可靠的发动机。正因为如此，瑞士决定今年夏天再订一批货。我们先送去了一辆坦克样品，两名德国军官把这辆坦克开到图恩进行测试。表面上看，这辆坦克和上次供应的那四十辆一模一样。测试方法是让坦克开上一座小山，同时用轻型火炮从三面对它进行射击。两名军官各就各位，示意可以开始。但瑞士人由于已经开始怀疑我们的材料质量，于是提出启动无人驾驶模式。经过反复交涉，两名军官离开了坦克，然后开始测试。你猜怎么着？当第一发炮弹击中目标，坦克立即成了碎片。那两位军官被他们的瑞士同行救了一命。这个故事是那两名军官之一亲口告诉我的。真是一个美妙的故事，对吧，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安妮问道：“你要开始下指令吗？”
胡贝尔有些不高兴了。不光是因为他国家的现状，还因为这个姑娘对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无动于衷。
“不不，我不要下指令。今天上午的工作太累了。咱们出去买东西好吗，安妮？给你买件新衣服吧？”
安妮悲伤地低下头瞥了一眼自己破旧的衣服，一时没有说出话来。最近这段时间，衣服的材料糟透了，除非你肯出大价钱。
“不，不要。我不应该接受你的礼物。而且，”她说着，微微笑了笑，“现在党正在反对‘对衣料不合理的消费’，他们说这样的消费是和我国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背道而驰的。你有读过莱博士那篇长篇发言[3]吗？他说衣服一定要穿到不能再穿为止，绝不能因为样式过时就扔掉。他说如果一位女士的春装可以让她在这一年显得迷人，那么这件衣服也可以让她在第二年、第三年和以后若干年里同样迷人。”她说着，眼睛里闪着顽皮的光。
胡贝尔先生从来就没有什么幽默感，不管莱博士说了什么，反正他要为安妮买一件新衣服。他很严肃地说：“他说得很好，很有道理，但你不至于因为他说了这些就不敢穿一件新衣服吧？不管怎么说买一件新衣服不关政治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这就是政治。”安妮又变得严肃起来了，“我不太懂政治，但我知道他说的话有政治意义。而且，这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莱博士是个非常狂热的人。他接下来谈到民主国家，他说这些国家的人对妇女的审美与同志情谊和母性毫无关系，他们的审美是————是对妓女的审美。这难道不是相当政治化的说法吗？接下来他又说目前在德国的这种品位是受到‘犹太人的毒害’而建立起来的，而我们的祖国至今仍然深受其害。胡贝尔先生，如果这还不是政治，我倒想知道到底什么是政治了。”
胡贝尔先生靠近她说：“蠢话，都是宣传。这个不应该是针对个人的，而是对一个特定的群体而言。‘犹太人的毒害’更是彻头彻尾的蠢话。犹太人在一英里以外我都会受不了。”
安妮的脸红了。她的下唇开始颤抖。
胡贝尔先生叫道：“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安妮没有回答。她努力控制住自己。
“听着，”胡贝尔先生降低了声音，“我们的战时经济和自给自足的方针确实会带来某些限制，但是不能说女人穿漂亮的衣服就是受到‘犹太人的毒害’。无论如何我也看不出来为什么同志和母亲就不能穿得漂亮一些，否则，就要被比作妓女……”他靠近她，现在她都能感到他的呼吸。“安妮，我要让你穿漂亮的衣服！我也要让你成为一个同志和母亲————我的同志，我孩子的母亲。安妮！你知道，我是说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在努力搜索合适的词语，脸发红，轻柔地说：“安妮，你愿意嫁给我吗？”
姑娘彻底大叫起来。“不！不！”她急促地说，“我知道————不，不可能，亲爱的，不可能。”她猛地推开他，跑出屋子，大声地哭泣着。
胡贝尔先生呆住了，又生气又无助。“好吧，那……”他颓然地坐下来，眼睛呆视着桌面。
有人敲门，胡贝尔先生一开始还没听到。外面的人又敲了起来，这次胡贝尔先生抬起头。他正要大发脾气说他现在不想见任何人，但是已经晚了。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我是施魏格尔，”那人自我介绍说，“汉内斯·施魏格尔。我和您约好了见面，是您让我现在来的。”
胡贝尔先生疲倦地耸耸肩。
“我没有任何预约，一定是我的秘书。安妮！”他大声叫道，完全不顾施魏格尔先生就在旁边，“安妮！回来！”
汉内斯·施魏格尔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我必须和您谈一下，”他声音颤抖地说，“您是我们最老的客户之一。”
安妮不知道哪儿去了。胡贝尔先生决定自己解决这件事，迅速地，一劳永逸地把它解决掉。
他说：“我知道，他们关了你的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对政府部门没有任何影响力。再说，我对你的生意也一窍不通。”
“胡贝尔先生，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一个训练有素的会计师，”汉内斯·施魏格尔央求着，“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我不知道将来怎么办……”
胡贝尔先生长时间地看着这张棱角分明、晒得黑黑的脸，上面交织着恐惧和希望。
“我的朋友，”他说，“我全都知道。但是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你想让我给你一份工作，是吧？比如会计师，比如经济顾问，或者类似的工作。”
施魏格尔点点头。
“你不知道，”胡贝尔先生继续说，“我已经有不止一个会计师无事可做，而我根本不敢解雇他们任何人。我唯一的经济顾问就是国家本身。如果我听从你这样的人的建议，就等于把自己浸在开水里，你难道看不出来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没用了吗？这个世界已经颠倒过来了。”
汉内斯·施魏格尔看起来好像一下子缩小了些。他小声嘟囔着：“对不起，我只是试试看。您知道，我不想离开这儿，还想干我的老本行。”
胡贝尔先生轻声说道：“其他行业也不见得不好，其他地方也可以生活。”
施魏格尔站在那里，似乎迈不开步了。“我只是试试看。”他重复道，然后吃力地迈开步子离开了。
胡贝尔先生冲到外间，那里有几个姑娘正在打字。他又冲到前台，安妮正靠在一个角落站着，还在哭。
“安妮，”他大声叫道，声音颤抖而嘶哑，“这是————到底怎么了？”
在办公室其他姑娘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几乎是把安妮拖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坐下，看着我，安妮，我————我爱你。”他说。
安妮只是不停地啜泣。
“安妮，”胡贝尔先生温柔地说，“我想不通。我完全不明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你知道我爱你，我想要你……安妮，我最后一次问你，绝对是最后一次：你愿意嫁给我吗？愿意还是不愿意？”
他的声音变得生硬起来，他提的问题更像是一种威胁。安妮终于把手从沾满眼泪的脸上拿开了。
“我没办法，”她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坚定，“请你让我自己待会儿吧，求求你，我真的没办法。”
“为什么？是因为我吗？”
她摇摇头。
“那为什么？”他提高了音量，“安妮，告诉我，我必须知道，我有权利知道。”
胡贝尔先生此刻心烦意乱。他爱这个姑娘，而她至少也表现出来是喜欢他的。是因为她另有所爱吗？不会，他很确定，这是不可能的。他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她和其他男人来往。难道她脑子出毛病了？他爱她，他能给她很多。
胡贝尔先生爆发之后，有一段短暂的寂静。然后安妮像是自己宣判自己的死刑一样，说：
“我是半个犹太人。”
胡贝尔先生很不情愿地退后了一步：“我的天啊！”
原来是这样，安妮的父亲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在《纽伦堡法案》（纳粹德国于1935年颁布的反犹太法律）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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