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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之前，且在他与犹太人耻辱的婚姻暴露之前，他一直作为退休的公务员靠养老金生活。安妮一直保守着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不止一次，每当这个漂亮又能干的姑娘看到自己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时，都会担心别人发现自己的这个秘密。
胡贝尔先生惊讶得一时无语，但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想提升安妮做他办公室的主管，而安妮拒绝了。
那一次他说：“继续当打字员太委屈你了，我要提升你，你很有前途。”
那一次安妮也哭了。她当时也是说：“不，不，不行。”那时他以为安妮想继续留任速记员是想留在他身边，而如果得到提升就不能和他整天在一个办公室了。他把这个当成她爱他的证明，所以一直都记得。现在他才明白原来是这样！这完全不可能，这是不可挽回的灾难。
“不要告诉别人，阿尔弗莱德。”她说，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反正一切都过去了，结婚已经不可能了。“我还想继续留在这儿工作，能工作一天算一天。反正也用不了多久，总会有人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我该怎么办。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我不能被迫去过一个犹太人的日子。”
胡贝尔先生肯定地点点头。即便是现在他还是想搂住她，告诉她她母亲的种族并不会影响他对她的爱。但胡贝尔先生是一个工厂主，他深知自己的责任不允许他为了一个姑娘而不顾一切，更何况这个姑娘骗了他这么多年。他拢拢自己的头发，清了清嗓子，说：“好吧，我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你应该早些告诉我。”
胡贝尔先生六神无主地走进贝尔街那家他常去吃午饭的小餐馆。他知道食物永远很差，但是这家店的店主总能拿出些特别的东西，所以还是值得一去：他总是能做出一些人造奶油。真奶油在这个城里是谁也吃不到的。在德国真奶油是违禁品，所以哪里都买不到。这个店主总能做出一些人造奶油，胡贝尔先生每天都要吃一些。至于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即使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他也不能抵挡人造奶油的诱惑。他想，我不指望他们有小牛肉，但至少人造奶油还是有的。突然他又想到了安妮，想到他和这个姑娘的关系可能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危险。但是他决定不让这件事影响他的胃口。再说，现在他正空着肚子，想来想去，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危险的错误。到底是什么让他一直沉湎于这个姑娘呢？再说，他早就应该注意到作为一个纯种的雅利安人她的头发有些太蜷曲了。
他刚一走进饭馆，女服务生就冲他跑过来，满脸泪痕。
“他不见了！”她哭着说道，“他们把我们的申德胡贝尔先生抓走了。有人举报了他，是其他那些饭馆的人举报的，他们嫉恨他做的奶油。现在他得上法庭，在这之前他得一直关着，虽然他完全是无辜的。”
胡贝尔先生摇摇头：“太糟糕了。他真的是无辜的吗？我必须得说他的奶油味道棒极了。”
“他当然是无辜的，”女服务生说，“他用的是人造黄油、鸡蛋白、鲸鱼油、糖和几滴————”
“呃！”胡贝尔先生打了个激灵，“别再说了，我以前在这儿吃了不少。别让我想起来就恶心。”
他坐下来，郁闷地看着菜单。
“怎么，又没有牛肉？”
女服务生给了标准答案：“人们近来吃太多牛肉了。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挣了很多钱，每个人都吃了大量的牛肉，于是牛肉自然就不够吃了。”
“好吧，”胡贝尔先生说，“给我一份标准餐，还有《法兰克福报》。”
他一边费劲地咽下一份黑乎乎的，撒了几粒瘦羊肉末的面条布丁，一边读着他最常看的报纸：“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企业的自主权在很多方面都被严格地限制了，比如在下订单、购买原料、工厂的建设和扩展、制定价格、雇佣工人等各个方面。如此加强管制最终有导致指令经济的风险，国家为了私人企业利益而建立的紧急救援机构将会沦为摆样子的官僚机构。”[4]
“紧急救援机构是好东西，”胡贝尔先生一边吃着他的面条，一边咕哝着，“确实是好东西！”
他回想着几个月来他一直都在等着完成政府订单所需要的原料，而这几个月工厂几乎处于停工状态。现在材料已经来了，他本来应该加紧开工，但是工厂里三分之一的工人都被政府强行征用，尤其是他熟练的金属技工。据说他们被征用去完成“更为战争所急需的工作”。
胡贝尔先生很清楚什么是比他的工厂“更为战争所急需的工作”。成千上万的人被派到西线修筑防御工事，干的就是挖坑铲土的苦力活。这件事引发了大规模的怨愤。一开始这些人从大的火车站出发，但很快事情就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女人们哭泣着尖叫着送别她们的丈夫，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家。而那些要被送走的人大声诅咒和叫骂着，就像要被流放。有一次，一列火车还没有离开城郊就不得不四次紧急刹车。列车紧急停了四次，车厢冲撞在一起，随后谣言四起，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故。后来有关部门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启用了一些长年废弃的小车站供这些工人登车，并且禁止这些工人的妻子儿女和其他亲属送行。现在所有的遣送都是在深夜秘密进行。
但是在前线干活的地方也不断传来各种抱怨。那边的工钱是一小时四十二到七十芬尼（一百芬尼等于一马克）。高级技工们在城里的工厂干活时能拿到十马克一天（八小时），而现在他们被迫用镐头和铲子一天干十四小时，收入还要低得多。政府答应差额会由劳工部付给工人的家属，但是根本不兑现，女人们跑遍了各个部门讨要这笔钱，抱怨越来越多，心情越来越坏。
国家政策不仅让制造业劳力短缺，现在也介入到市场层面。物价委员会有全权“根据正义的人民经济”规定价格的职权。根据供需关系确定价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被完全废止，而物价委员会成为价格的独裁者。这个委员会刚刚发布了一个法令，指出：“未来价格的计算必须根据确定的工资水平而制定。如果某处的工资水平不能确定，则价格必须根据符合规定的国民经济的要求而制定……工会代表可以制定工资水平，价格不得超过这个水平。只有合法的工人福利开支可以支付，但如果某些行业和企业有自愿向社会作出贡献的传统，则这部分贡献不能计算在内……新的法令规定的降价将立即在有关企业实施。”[5]
面对这份政府干预的最新法令和它将带来的后果，胡贝尔先生只能长长地叹一口气。他对自己说：如果我要雇佣足够的工人，就只能提高工资，而这就违反了他们制定的工资水平。而且，我为工人福利的“自愿支出”远远超过法律的规定和习惯的水平。我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比如说在西门子——舒克特工厂，去年的工人福利支出是一千一百六十万马克，但为了社会福利，他们另外支出了一千四百二十万马克————而这很难说是“自愿的”。工人们心情恶劣，精疲力竭，因为工资低，税收高，食物短缺。他们还必须为养老和疾病做准备，有些疾病由于厂医不认可而得不到医疗补贴，而即使是很多严重的疾病也经常得不到厂医的认可。面对这些营养不良、过度疲劳、充满怨恨以至于试图破坏工厂的工人，我们怎么能让他们保持高速的生产能力？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们的福利计算到价格里，我们怎么能给他们提供这些福利让他们满意？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法令规定的那个令人羞耻的工资水平，很快就根本招不到工人了。好吧，他们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强迫工人们来我的工厂，但是他们怎么强迫他们好好工作？
整件事就是一个骗局！政府不希望我们减少投资，因为只有继续投资才能重整军备，而投资一旦停止，一切就会垮台。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想通过控制价格来降低开支，抑制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每个月都有明显上升。今年的货币流通量几乎是1936年的两倍，而且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这难道不就是通货膨胀吗？这还不包括像货币一样流通的等同于上亿马克的税收代用券。
到底谁能从战争经济中获得好处？胡贝尔先生回想当初，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时候曾经以德国工业的拯救者示人。我们已经不是受益者了！不是我们这些制造商！当然人民也不是，不是工人，不是农民，不是中产阶级————他们要毁掉的正是中产阶级。没有人获益，大家都在受害。可能的例外只有那些依仗权力，为了权力而活的人。他们的乐趣就是不受限制地玩弄权力。这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真是可耻又可悲，但是我们又能怎样？
他已经有好一会儿没有再想安妮了。在这二十分钟之内，安妮一点一点地从他的脑子里褪去。这会儿他又突然想到她。他又看到她那可爱的灰绿色眼睛，金灰色的头发，还有不久前还在哆嗦的棱角分明的嘴唇。怎么，难道仅在不久之前吗？
他自言自语道：“如果让她继续这份工作会不会给我带来危险呢？肯定会的。既然我已经知道她是半个犹太人，就只能让她离开。我不会去报告，但她必须走。对不起，可怜的孩子，但这年头男人必须先考虑自己。”
他继续问自己，安妮被解雇以后会不会要像其他犹太人一样生活。她不可以去剧院或者电影院，不可以坐公园里的长凳。一半犹太血统的人也不能坐吗？谁知道呢。犹太人是不可以的，而安妮的妈妈是犹太人。
他觉得有一条鳗鱼在皮肤上爬，好像一个孩子听说他的一个婶婶是一个真的女巫。胡贝尔先生突然想到了汉内斯·施魏格尔。他的店被关了，而他现在将被送到某个地方干他从来没有干过的活儿。他不是犹太人，就像被抓走的饭馆老板申德胡贝尔先生，或者就像我自己也不是犹太人一样。我还算好，没什么可抱怨的，完全没有。再就是，我得一直保持现状。遵命，先生！我要他妈的特别小心！从现在起如履薄冰！记住，胡贝尔，别干蠢事，凡事都悠着点，三思而行。
下周，几乎可以肯定，他要去荷兰拿订单。又会是一段难过的日子。人家肯定会对我的推迟交货有一大堆抱怨，而等到终于交货了，噩梦也就真的开始了————低劣的材料导致的低劣的产品质量。
但是不管怎样，我将会吃到发泡奶油，很多很多的发泡奶油。这位制造商一边给自己打着气，一遍用舌头舔舔嘴唇。我还得让我的荷兰朋友对我们的困境不要知道得太多，不然他们就不会再给我任何订单了。再说了，我也不是傻瓜。我对进监狱没有兴趣，更别提集中营了。而如果我在国外泄露了机密，那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这就是制造商胡贝尔的脑海中正在呈现的图像，一幅悲哀的、迷茫的图像。一个体面人正常的想法让位于“常识”和“谨慎的”反应，恐惧和痛苦让位于“忠诚”和“爱国”，而所谓爱国就是只遵从一个命令：“玩儿下去！玩儿到底！”
制造商阿尔弗雷德·胡贝尔先生是我们城市中一位典型的公民。其他人和他也很相似：苦恼而又迷茫，“大环境的牺牲品”。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德国的命运。只有在短暂的、令人恐怖的清醒时刻，他们才会试着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切其他问题答案的核心。此刻他们问自己：为什么我们闭着眼睛服从命运的安排，而这个命运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我们为什么服从？
但是没有答案，所以他们————至少在眼前————只能继续服从。
我们的大学总是有很多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他们胳膊下面夹着书本，热切地争论着————显然是在寻求永恒的真理。
* * *
[1]1939年7月9日法国汽车大奖赛与1939年7月23日德国汽车大奖赛纽伦堡赛程。（法国汽车大奖赛是一种国际汽车锦标赛，1906年首次举办，至今已经举办了八十七次。————译者注）
[2]1939年7月20日，瑞士航空一架飞机坠毁。“年复一年，瑞士航空公司使用的美国道格拉斯飞机一直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安全正点纪录，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在瑞士空军发生的）唯一一次事故是一架新式的德国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见1939年7月24日《苏黎世新闻》。
[3]“劳工阵线”领导人莱博士关于“对衣料不合理的消费”的讲话。见1939年7月20日《黑色军团报》。
[4]关于对企业家自主决定权的限制，见1938年11月30日《法兰克福报》。
[5]1939年8月12日物价委员会法令，声称其有权冻结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