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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摇摇头。“可以让我进来吗？他的妈妈，我是说莫克斯太太在家吗？”
弗里德尔说莫克斯太太一会儿就会回来。又说你当然可以进来，如果你不是来卖东西的。
外面天已经黑了。两个年轻人坐在同时充当莫克斯太太卧室的起居室的圆桌旁，圆桌上方吊着一盏灯。过了一会儿陌生人开口了：“我是马科斯的朋友。我是说，我曾经是他的朋友。”
弗里德尔的喉咙又被恐惧攫住了。他只能说：“马科斯在哪儿？”
门开了。莫克斯太太走了进来。她头上戴着头巾，满是皱纹的脸冻得通红。她刚才出去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蜡烛。此刻她呆立在房子正中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莫克斯太太，”陌生人说，“我有些事要————有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母亲的脸很平静，没有一丝抖动。她轻声地，不带任何怀疑地说：“马科斯死了。”
陌生人走向她，轻轻用双手扶住她的肩头，小心地把她扶到沙发跟前。弗里德尔一下跳了起来。
“什么？”他大叫，“你们在说什么？你们疯了吗？”
陌生人的手还在扶着木然不动的母亲。“有时你觉得自己疯了。但其实我们没疯。是他们疯了，那些杀人犯。”
妈妈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的嘴唇动了，说出了一些字，能够听到。但她的脸上其余的部分仍然是僵硬的，好像一尊木雕。
“马科斯死了。但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她一遍遍地重复着。
陌生人没有马上回答，他说：“我叫保罗·贝伦斯。他们杀害他的时候我在场……我看着他死了。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完全无能为力。”
莫克斯太太粗壮的身体像被电击一样颤抖了一下，接着又恢复了木雕一样的静止。她挺直身体坐着，身旁是这个名叫保罗·贝伦斯的年轻人。就是他看到了她的大儿子死去，看到他们杀了他，因为他们，凶手们，疯了。弗里德尔此刻站在桌子的另一边，穿着衬衣和拖鞋，脚上是暖和的新袜子，面对着妈妈和那个陌生人。
“接着说！”他威胁地喊着，“立刻全都告诉我们！”他挥舞着右手，好像要给那陌生人一拳。
陌生人把双手从母亲的身上移开，走到窗户边上，背靠窗台，两首交叉在胸前，开始说话。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好像意在克服由于自己的声音嘶哑而带来的口齿不清。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睛既不看母亲，也不看弟弟。
“马科斯和我是第二次去大洋彼岸。这之前我们在纽约已经有认识的朋友。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海员俱乐部，也可能不止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组织，是专门为我们设立的。我的意思是————”他压低了声音，“反对纳粹的海员。你们懂的。我们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去过那里，那次没人注意我们。但是这次不同，他们在我们自己船上的海员里派了特务。靠岸的时候我发觉了，所以警告了马科斯。我说，这次不能去那个组织了，有人跟踪我们。马科斯答应了。而且据我所知，他确实没去那边。但是他参加了一次大型的工人聚会。在那边他们有很多这类的聚会，可以批评他们的政府，说什么都可以，而且没人会因此被捕。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有这样的政府是多么幸运！当然这不是重点。马科斯去参加了一次这样的聚会，而我根本不相信他会知道美国的工人是激烈反对纳粹的。他们攻击元首比攻击他们自己的政府还要激烈。等他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主要的发言者称希特勒是匪徒、杀人犯和一头疯狂的野兽。如果当时马科斯站起来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可能会救了他。但他当时太激动了，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可以在数以千计的人面前大声地说出事实。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在甲板上值班的时候，在确认没有人偷听的时候才敢小声说出的话。”
年轻人顿了一下，第一次用眼睛看着他的两个听众。
“他真的很激动。事后他告诉我，当时他坐在那儿好像着了魔，虽然他想赶快离开，可就是做不到。其实我知道，他根本不想离开，他想尽量多听一些，想看看这些对自己的政府提出那么多批评的美国工人，是多么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享有的自由。”
他又停顿了一下。“他想看到这一切。派去盯梢的人也看到了这些。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他肯定把这些都记下来了，然后立即向船长和船上的一个厨师报告。这个厨师在纳粹党内的级别比船长高，所以船长对他的决定只有服从。这个厨子没有对马科斯说过任何关于这次的事情，但是我们刚一离开港口船长就把马科斯叫去，告诉他自己非常遗憾，目前有不利于他的报告，要他小心。马科斯和我，我们非常非常地小心。但是如果他们在背后害你，小心又有什么用呢？也许对于马科斯来说，最好是某一天跳到海里游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纳粹恶棍什么都做得出来，但还是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弗里德尔年轻的脸因为恐怖和愤怒而显得憔悴。他失声大叫道：“是什么？他们干了什么？”
保罗·贝伦斯坐在了他刚才靠着的窗台上。“当我们进港时，一个小艇载着四个冲锋队员靠了上来。四个人，我至今还能在眼前看到他们。他们找到了正在值班的马科斯，对他开了枪。那个厨子一定事先通知了他们，让他们登上了船。肯定不是船长干的。我看到他们登船，是在早上四点。我当时一阵恶心，跑去找马科斯，但是已经太迟了。我看到马科斯正爬过栏杆，似乎要跳进水里。这时我听到那些人冲着他喊‘红色叛徒’，‘布尔什维克臭猪’，然后就开枪了。马科斯是仰面倒下去的，因为他当时正对着他们。他仰面倒下，跌进海里，一切都太晚了，他一定是立刻就死了。”
自打第一眼看到这个陌生人，莫克斯太太的身上就一直笼罩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自然的安静和凝固。大家都觉得她会晕过去。但是没有，她坐得笔直，眼睛大大地睁着。弗里德尔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不时撞在家具上，好像眼睛瞎了。年轻的贝伦斯双手遮住眼睛，他不忍看到好朋友的妈妈和弟弟怎样面对这个噩耗。可能他自己也正在被那幅挥之不去的景象折磨着————四个冲锋队员，马科斯，开枪前一刹那他正半对着他们的脸。
他拿出一个褐色的纸包，递给莫克斯太太，但她并没有伸手去接。“马科斯在纽约的最后一天买了这个。这个————”他顿了一下，“这个是磨好的，他说你们想要磨好的。”
母亲突然站起来，粗壮的身体扑向放着褐色纸包的桌子，恸哭起来。她的双臂前伸，双手抓着桌子的边缘，一下接一下地用头撞向桌面，似乎要把桌子撞碎。弗里德尔和贝伦斯怎么劝她也没有用。
“我是不是应该离开？”陌生人悄声问道。弗里德尔似乎很怕留下他一个人和母亲在一起，赶紧用颤抖的声音说：“请别走，留下过夜吧。你可以睡我的床。反正我也不会睡的。”
母亲还在用头撞着桌子。在她说过“马科斯死了。怎么会这样？”以后就再没说过一句话。弗里德尔全力照顾母亲，他给她拿来一些水，还撒了一点在她的头发上，但她似乎没有察觉。他从抽屉里拿出马科斯寄来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但她不看。他想把她从桌子边带走，但是挪不动她沉重的身体。最后他们俩只好坐在了她的对面，不敢出声，因为她似乎已经神志不清了。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弗里德尔对着贝伦斯耳语着什么，头像灌了铅一样。母亲倒在沙发上，大睁着眼睛，眼睛深处透出疯狂的目光。
弗里德尔还是只穿着一件衬衣，屋子里已经变得很冷了，但他的脑门上都是汗。他插在裤兜里的手紧紧地握着，小声对贝伦斯说着什么。后者只是静静地听，偶尔表示赞成或鼓励地点点头。然后贝伦斯把双手放在激动的、一直小声说话的弗里德尔肩上。
“别急，小伙子，别急。我们当然要替他报仇。但是我们得有耐心，也得有智谋。等那天到了，然后————然后……”他站起来，拿起桌上的褐色小纸包，走到窗前，打开窗户，让深夜寒冷和雾气弥漫的空气灌进屋里。
“有咖啡壶吗？”贝伦斯问道，一面拿起小纸包。
弗里德尔点点头。“好主意，也许这能让妈妈打起点精神，她最爱咖啡了。”他说着的时候甚至露出了一丝模糊的笑容。
他们煮着咖啡。弗里德尔拿出了最好的杯子，是那种镶金边，有蓝色勿忘我图案的。咖啡发出强烈的香气。莫克斯太太呻吟了一声，终于把头抬了一下。
“把马科斯的袜子给他，”她说道，一边冲着年轻的贝伦斯点点头，“在我的内衣里夹着。”
弗里德尔找到了袜子，顺手将包装纸扔到了炉子里。炉子里的余烬点燃了纸。
“这是给马科斯准备的，但你是他的好朋友。”
贝伦斯像个小学生一样不知所措地站在屋子中间，怯生生地鞠了一躬。
“谢谢，”他说，“现在我们让妈妈回到床上去吧。她冻僵了。”
莫克斯太太一直在抽动和发抖，但显然自己并不觉得。她没有碰那杯香气扑鼻的咖啡。对两个孩子在做什么也没有什么知觉。弗里德尔先把妈妈扶到一张椅子上，然后从沙发底下的柜子里拿出被褥，而贝伦斯快速并熟练地铺好了床。
“我在船上学的。”他说。
“谢谢你，马科斯，”妈妈说，眼睛里又露出疯狂的目光，“谢谢你，我的大儿子。”
她躺下了，一动不动。抽搐和颤抖也停止了。
但是她并没有真的平静下来。既没有睡着，也没有昏迷。两个年轻人拿着咖啡悄悄地挪到弗里德尔的房间，他们觉得这个无声无息的状态是个凶兆。母亲有时会突然说话，声音古怪，令人不安。还有一两次她大声地笑出来。
“明天早晨得去找医生。她病了。”弗里德尔说。贝伦斯没搭腔。
弗里德尔蹲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年轻的脸因为愤怒而变了形。
“明天是圣诞夜。”
本市那所著名的医院仍然是外国人眼中德国科学水平的象征。现代化的手术室整洁而明亮，所有的设备似乎都由玻璃和金属制成，它们设计完美，具备各自特有的功能，而且彼此和谐共处，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