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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后者静悄悄地等着他的上司发完脾气，心里想着，等着瞧吧，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这位年轻人对自己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
奇怪的是，基林格医生的愿望迟迟没有出现。医生奇缺使得当局对舍巴赫这样的人不敢轻易下手。全国的发病率稳步上升，同时合格的医生越来越少。党卫军官方报纸《黑色军团报》就国民的健康水平下降频频发声。一篇大字标题的社论的标题是：“看病要提前预约。”“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根据统计，百分之七十五的德国男子曾经或者正在患有性方面的疾病，其结果是帝国每年减少两百万的新生儿。”“这对国家提高出生率的计划是一个严重威胁。”“黑色军团”要求从现在起，每个人都必须随身携带由警察局签署的健康证书以备随时查验，就像登记在册的妓女所携带的证书那样。证书上要载明持证人曾经或者正在患有哪种性病，而且还要附有定期的检查报告。一对男女只有证明自己没有感染梅毒才可以合法地交媾。
不仅是性病，职业病和工伤也在这几年直线上升。
有一天基林格医生说：“我不明白咱们这个城市是怎么了。这儿的人是不是特别差？好像全德国再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这儿有这么多人生病吧？”
舍巴赫教授耸耸肩。
他拿起自己桌子上一份印刷品，“拿去看看吧，医生。看了你就知道了”。
基林格医生迟疑地看了那些数字一眼。“白喉：1933年，七万七千三百四十起；1938年（不包括奥地利），十四万九千四百二十四起。猩红热：1933年，七万九千八百三十起；1938年（不包括奥地利），十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起。小儿麻痹症：1933年，一千三百一十八起；1938年（不包括奥地利），五千七百五十七起。”
年轻的医生放下这张纸。“上帝啊！这么严重！”
舍巴赫目光严厉地看着他，点了几下头：“是啊，就是这么严重。你现在明白了？”但是粗蛮的基林格根本没明白什么。说到底，德国人的健康状况对他而言并不重要。舍巴赫接着说：“年轻人，你真的是脑子短路了。但是记住，这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你的国民营养不良，又要干重活，他们就会生病；然后，年轻的医生不学无术，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医生也不够数，因为现在‘学术职务’受人蔑视，再加上护士和护工也不够，药物不够，而且卫生合格的医疗用品也不够————所有这一切就会导致病人的病不是好转而是恶化。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基林格厌恶地皱着眉头，但是并不反驳舍巴赫。“好了，我要下楼去看看我那些可怜的没人管的病人了。”说完就离开了房间。
舍巴赫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拿起一张《导报》。“音乐可以灭菌”映入眼帘，白纸黑字。教授赶紧擦了擦他的眼睛，怀疑自己看错了。“很多科学家在研究音乐的疗愈价值。在我们愉快的劳动生活中，有着越来越多的对精神疗愈的需求。这就很容易理解，应该不断地发现有助于维护健康的镇静和保健手段。音乐可以杀死让人懒惰的细菌……”
“真的要让人发疯了。”舍巴赫发现自己在大声自言自语，“真的要把脑子洗一遍了。这些人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而不用进监狱。‘音乐可以灭菌。’简直是谋杀！”
他猛地把这张报纸揉成一团，又拿起一份国社党医学联合会的期刊。他觉得这份刊物里的东西至少应该比较专业。一位名叫耶恩的马尔堡大学外科学教授撰文，标题为：“医院耗材的必要经济学”。他对通常使用酒精和消毒剂的手部消毒方法提出异议，说为了节约肥皂、酒精和消毒剂，医生应该“缩短和简化”消毒程序。至于缝合伤口用的肠线和丝线，他强烈建议每次不要用太长：“十八英寸到二十英寸长已经足够缝合表面创伤。”为了节约包扎材料，他建议医生使用创可贴。“为什么一定要用一整卷纱布呢？再加上药棉，还要用胶布？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节约，因为现在国家的财产就是每个德国人的财产。”
舍巴赫的右手还攥着刚才揉成一团的报纸。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但是他继续往下看耶恩医生的文章，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提出如此危险的建议。“要避免过于频繁地更换绷带。”然后他又建议用一些“絮状物”代替药棉。这位马尔堡的医生是唯一一位提出这类建议的人吗？绝不是！位于萨克森州茨维考的国立医院内科主任卡吕斯走得更远。他认为现在应该废除用热水洗手，因为用三十几度的温水就完全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他还建议从现在开始肥皂都应该挂在一个网兜里，医生洗手的时候在网兜上擦几下就可以了。
教授使劲地眨眨眼睛。上帝啊！什么时候才能到头？上帝啊！如果传染病暴发，我们如何应对？如果在和平时期我们就要施行这些危及生命的做法，一旦战争开始了，我们又将如何医治伤员？他把那份报纸和医学期刊都丢进废纸篓，摘掉眼镜，两只手托着下巴，头疼欲裂。
这一天是12月24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舍巴赫会比平时早一些离开医院，回到家开一瓶好酒，一个人安静地度过平安夜。他喜欢一个人，也想象不出来这个时候还能和谁在一起。医院已经满员，没有可能再收治哪怕是一个病人。病房都巡查过了，也没有安排手术。舍巴赫正要脱下白大褂换上自己的褐色外套，门突然被猛地推开，基林格医生冲了进来。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面带怒色、衣冠不整的年轻人，头发被汗水粘在苍白憔悴的脸上。舍巴赫穿着衬衣，褐色的外套还拿在手上，不禁勃然大怒。
“你怎么敢不敲门就进来————你……！”但他突然停住了，注视着那个跟着进来的年轻人。
基林格医生正要开口，但那个小伙子抢先一步，像一只猫那样轻轻地跳到医生跟前，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你必须收下我的妈妈，你听懂了吗？必须！我妈妈在门口的出租车里。她已经快瘫痪了，而且我觉得她已经神志不清了。这位医生说没有病床，但是必须有病房，你会收下她的，对吗？”
舍巴赫好像对这一粗鲁的闯入毫不在意，而且立即像一个在前台的值班员那样，用标准的口气和程序开始提问：“你的名字？你母亲的名字？瘫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神志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基林格正要开口，舍巴赫示意让他闭嘴。弗里德尔·莫克斯一直用耳语的音量讲述事情的经过。他的声音紧张，颤抖，但是说得很仔细。舍巴赫让他坐下说，但他似乎没听见。
他小声说着：“今天早上她不认识我了，而且一直把贝伦斯当成马科斯。她走路东倒西歪的。我们扶她上出租车的时候她发出可怕的笑声……”他说到这儿顿住了。
舍巴赫转向基林格：“118病房的病人可以出院了。对吗？”
基林格开始结巴。“可，可，可是，118的病人是一个冲锋队司令官，他还没有在这儿找到住处————”
“那就让他去找一家旅馆，病房必须立即腾出来给新来的病人，立即！听懂了吗？”
弗里德尔这才一下跌坐到一把椅子里。
“感谢上帝！”这是他用正常的声音说出来的第一句话。
舍巴赫看了一眼118号的新病人，示意让弗里德尔出来。
弗里德尔站在走廊里问：“她会死吗？”
教授没有回答。
“脑出血，”他对基林格说，“准备注射苯巴比妥，冰袋，放血，听见了吗？快去！”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12月24日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舍巴赫医生都坐在莫克斯太太的床边。她不再笑了。苯巴比妥和放血疗法起到了镇静作用，但是她仍然不能说话，呼吸也有困难。迄今为止她没有发烧，医生一直亲自给她的额头上敷冰袋。值班的护士退下去了，无奈地摇摇头。显然，教授想和新来的病人单独在一起。病房的门关着，站在外面的护士惊讶地发现教授一个人在说话。洪亮阳刚的声音充满了温柔的抚慰。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躺在床上的女人不能点头，只是冲着医生眨了眨两只分得很开的眼睛。但是医生相信她听得见。“所有这一切，”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可怕的、令人发指的、不可原谅的罪行。你一定不相信，这一切还会继续很久。我在这儿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因为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躺在床上的女人发出了一声模糊的声音，好像是从肺部的深处发出来的，伴随有轻微的嘶嘶声。教授托起她的头，轻轻摸了摸她的面颊。
“发烧了。”他大声说。心里想，是肺部感染，我最担心的就是肺部感染。
女人朝着医生热切地眨着眼睛，好像希望他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你的故事，”他说，“我还知道很多别的故事。你不是一个人，莫克斯太太，你的儿子们也不是一个人，你死去的儿子，还有活着的儿子，他会看到这一切的结束，看到新的开始。你听到我跟你说什么了吗？”
女人开始发出模糊的呻吟声。她似乎用力想从床上起来，但只是身体微微抽搐了几下。她的面孔开始发红，发烧的热度在升高，但她的眼睛里仍然充满着热望。
“对此我们都要负责，”舍巴赫教授一边说，一边把身体俯向她，“我在这儿就是要告诉你，我知道我们都要负责。”
接下来，医生似乎开始对自己说话，声音低到几乎听不到：“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又一次被净化了。因为上帝知道这一切还要多久。”
病床上的女人正在忍受煎熬。医生从她的眼睛就能看得很清楚，她的心里一切都明白。他接着说道：
“我会照看你的儿子，你的弗里德尔。别担心，我会送他进学校，送他出国。也可能他会留在国内为‘结束’做准备，推倒那些假偶像。但我会让他没事，让他什么都不缺，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让他有所成就————我向你保证，莫克斯太太。”
泪水从母亲的眼中流出来，流过她发红的面颊。但是她的眼睛和她的面孔一样僵硬，一动不动。
“等一下，”医生说，“我会让你轻松一点。”
他走到走廊上给了值班护士一个医嘱。护士让他重复一遍。
她一边递给医生注射器，一边说：“这个过量了，过了很多。”
舍巴赫医生让她退下。她照办了。
“我现在来帮你，”他一边说，一边把女人的袖子卷上去，用一根橡胶带扎紧她的胳膊，又用一个酒精棉签在注射部位消了毒，“你一会儿就会觉得好过了。”
他一边推着注射器一边想，完全没有希望了。也许她能熬过今夜，也许能熬过明天，但那将是怎样难熬的夜晚和白天！当然我可以自己来，不一定非要护士给我准备这剂过量的吗啡。但今晚我要保持纯洁，不要遮掩……小心翼翼地，他把针头从病人的手臂里抽出来。
通过静脉注射的吗啡立即起了作用。女人放松了，闭上了眼睛。医生握着她的右手，感觉到她的脉搏一点一点地变弱，直到完全停止。她僵直身体开始慢慢地退热，直到完全变冷。她一直张开的嘴也闭上了。她的嘴唇露出一丝笑意，但此时她的脸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莫克斯太太那张冰冷的大脸。母亲的脸变得好看了，前额变得光滑而有光泽，像一个孩子的前额，像她的那个在进港的时候被打死的儿子的前额。
好像是怕吵醒睡着的病人，舍巴赫医生轻轻地走到走廊里。
他对护士说：“一切都结束了。”
楼下进口处的外面，弗里德尔正坐在冰冷的台阶上等消息。
医生对他说：“都结束了。上楼去吧。”
弗里德尔没有动，只是垂下了头。过了一会，他从下往上看着医生的脸，问道：
“你做了所有一切？”
“所有一切，”医生回答，然后又近乎耳语地加了一句，“所有一切，还多一点点。”
弗里德尔听清了医生说的话。他站起来，伸出手。
“谢谢你，这样很好。”
舍巴赫把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走过街道。大多数的房子还在黑暗中，只有间或在几个窗户中透出圣诞树灯饰亮起的光。
“是啊，这样很好，”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仰起头，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阴云密布的天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会好的————会比现在好一千倍。”
我们的城市，生活在继续。热闹的市中心令人印象深刻，但郊外的风景更加柔美。那里一片祥和，宽广的草坪，起伏的小山，潺潺的流水。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男人就住在那里，住在那些被灌木环绕和树荫遮蔽的简洁独立别墅其中的一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