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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异之际。国家危乱之祸，不成于尾大不掉，无所措手之时，而成于机事萌动苟且，目前眇不知远大之图之始。且夫人心之所趋向，事势由之变更，今各边军士骄悍不逞，屡屡如此。司国政者，又往往苟且侥幸，暂图一时息灭而无长虑，却顾万世燕翼之谋，积习之久量度。朝廷处置大率不过如此，不逞之心日益坚固，违抗主将，挟制抚臣，狎侮号令，不征不战，将无所不至。况边镇粮草时常告乏，假此为衅，人心易摇，由之倡乱，势所必有兴言。及此岂不大可忧乎？嗟乎！斯二者方今燎厝剥肤之患也。主张国计者，乌可不加之虑哉！
《将军中尉改授议》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褒隆宗室，以资维城之助。然万世周悉之虑，万物一体之仁，亦未始不行乎？其间有褒隆之典，而无周悉之虑者，汉是也。无周悉之虑，而有一体之仁者，宋是也。彼其大启九国，周匝三垂，宫室百官同制，天子褒隆至矣。而末流致溢，横逆屡作。文帝采贾生之议，景帝用晁错之计，武帝施主父之策，累世积谋，若防巨敌，然后幸以胜之。使有三子者，蚤为周悉，以慎厥初。则终汉之世，其强当不至于七国之变，其弱亦曷尝有奉韍，恐后者哉？力强则势轧，封大则难继。天子狃难继之惠，则权替诸侯。擅相轧之势，则衅作。欲其不逼上而陵下也，难矣。变起于权替，必过惩以制之；衅作于势轧，必极力以挠之。世远情疏，加之以过，惩力挠欲，其无废陨而耗斁也，亦难矣。宋以睦亲、广亲、棣华、亲贤四大，第聚皇族于京师，爵位、职位升进以序，幸第宿卫两无嫌猜，黜陟荫叙与庶姓不异，亲亲贤贤可谓一体矣。而靖康之乱，卷席以北，惟属籍稍疏，赐第居雒，与夫效职州路者，乃幸有以自全。使蚤有散布远虑，岂其北辕之惨若彼哉！聚居则情亲，情亲则猜忌，不作而相劝以为忠。是以终宋之世，无宗室之乱，而多忠荩之助。金元之变，伏节死义，屡奋而踣者，叔皎时赏辈至百有馀人，亦其法意使然也。我朝稽古睦宗，鸿爵大封，散布天下，恩意隆洽，有宋室之厚而无宋法之弊。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世序差，迄于无穷，皆食租衣税，勿干民事。有汉室褒崇之盛，而无汉室尾大之失。汉至元成，王侯子孙澌尽矣。宋至靖康凡六世，随跸渡江，仅存百有馀人。当今麟振蕃懋，秦、晋、阳曲、庆成、西河、交城、永和、周、楚、鲁、蜀、华阳、代、山阴、襄垣、宣宁、隰川、定安、灵丘、怀仁、肃、辽、庆、岷、南渭、韩、沈、唐、伊、赵、郑、襄、荆、淮、德、崇、吉、徽、益、衡、汝、荣、靖江、弋阳、江川四十五府，亲王、郡王、将军、中尉、庶人乃至三万有馀位，自古宗室之蕃，盖未有盛于今日者也。昔在皇祖，固未能豫睹今日宗支之盛而不容，不以厚道教后皇。故祖训供用，章前列唐、宋禄制，而后定以今制，圣意盖可知也。夫亲王岁支万石，奉国中尉岁支二百石，总而约之三万馀位，各用禄米，每岁数千万石。今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一传再传，宗室且十馀万，郡县将以何给之？试以周府言之，自亲王至于庶人，合五千三百有奇，每岁支拨二百万四千八百四十馀石，有司稍不应期则群聚而陵侮之。守令者，民之父母也。徇宗室则民不能支，徇民则宗室弗给。
圣皇以万物为一体，亦何忍于宗室病臣民也？我圣祖盖已豫睹，今日当有化裁之者矣。《祖训•职制章》曰：凡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职，其升转如常选法。当是之时，皆始封亲王。所谓郡王者，独靖江一府耳！而即曰郡王子孙云云。是皇祖亦每以文武之才，夹辅之勋望支庶也。特其时未有所谓郡王子孙者，未暇详为之法耳！今上仁育义裁，因时以立政，伏愿敦族惠民合为一体，不拂祖训之文，而建继世之良法以传万世。盖今之急务，诚莫有逾此者。然廷臣每重其议，而不敢发者，良以镇国将军，其禄已比一品。即欲换授，当以何官与之？其势即有所不可，即今升转如常选法，则黜陟亦当如常考法。其致政而归也，又将何以处之？夫藩禄日增，而民之常赋额不容于增矣。法穷必通，英断如今上遭际亦难矣。失今不为之制，再世之后谁其复能处之？圣君贤相会于朝堂，忍令宗室有不给之怨，守令有掣肘之叹耶？夫礼义者，柔和性情之方也。学校者，执礼明义之府也。荣宠者，奔走才智之具也。窃愿稍仿宋制，每府建设宗学，妙选师儒而教之。三年大比，则于每藩乡试各增解额数名，以宾兴其贤者。盖已封者，弗复肄于学官，而未封未名者，断以某年月日为始。尽令就学，每月人给廪米三石，以端其俭素之习，其庶人量减，廪数亦令就学，以销骄亢之气，而发其廉耻之心。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考校监临，属之提学及御史，一如州县儒学之例。提学官、巡按官，每岁各以三等簿籍填注考语闻奏，而归其籍于宗人府。其登荐于文武科目者，换授官职，升转如常选法。其后致政归也，亦以考察旧例处之。如年老致仕，则以原职给禄，终其身；贪暴不谨，则亦黜为庶人，明其罚。是受登荐者，皆将强勉于为善也。其不能与于登荐者，三十岁为限，肄业十五年之间，学行考语五居上等，十居中等者，宗人府具以名闻，释褐授职如旧制；不及格者比照祖训袭封事例，减半给禄；其弃礼义捐廉耻甘居下等者，遵祖训轻则降等，重则黜罚之，是不与登荐者，皆将强勉于善也。师儒之设，旧制王府教授，秩从九品，属王府即与。八岁入小学职事，其宗学设官不敢擅拟。窃愿稍重其权，又必便于御史宪臣之节制，知府之提调者。每府以宗室位数为准，大约百名设与一官，委以十五入大学职事，关白本郡则提调为近，而稍忌有司监督。以御史宪臣则法严而教行，未授封爵则儒服肄业而体统便。百名设与一官，则业有司存，而亦足以抵登荐为之员缺，此皆宋人之所已试而效者，特在我皇上亲定其礼制而已。所谓百名设与一官者，如秦府之封在陕西西安府城，即设西安府宗学，合秦府未封二百四位、未名二百三十九位、庶人一百五十六位而计之，共五百九十九位，设分教六员，掌教一员，诸府以是为差。所谓抵登荐之员缺者，如山西布政司境内晋、阳曲、庆成、西河、交城、永和、代、山阴、襄垣、宣宁、隰川、定安十二王府，未封名宗室凡三千七百一十五位，约百位与解额一名，则山西布政司解额合增三十七名。陕西布政司境内秦、肃、庆、韩四府未封名宗室一千四百十位，约百位与一名，则陕西布政司解额合增一十四名，诸府各以是为差。河南、湖广、山东、江西、广西、四川六布政司未封未名宗子四千四百四十九位，合增宗学解额四十四名有奇。通天下宗学每试得乡荐九十五名，每会试合请放宗额一十名，每宗室百位设学职一名，四十五府合选学职九十五名，是又适足以抵选部之员缺，而选法可以无滞也。于是定为廪食之法，八岁入小学，月给廪米一石；十五入大学，月给廪米三石，至于三十无过而后授官。始如官资给禄，十五年之间廪足代耕，而不足以侈肆，则嫔嫱自不容于多置。嫔嫱有制，则生息有限，而诈冒冗滥之弊，亦可以不烦而革。考校之法严，则三十以前有以理性节情；而仁厚之德熟，三十而后受封，则性已坚定，而廉耻之道著。是质之祖训而不违，稽之前鉴而有获，垂之万世而无弊也。昔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此其势有不容不更为之制者，圣明之主不世出愿治之臣，亦不世出今明公议及此矣。窃幸国家磐石之宗，守令乂民之政，将相济以有成。而万世周悉之虑，万物一体之仁，在今宇宙间也。
宗藩禄俸莫艰于山西、河南，绵绵瓜<瓜爪>以有限之地承之，其能济乎？议者有输运移分之说，然输运不如移分，或补或创，是在斟酌之尔矣。
《皇庄》
正德间，皇庄及皇亲、功臣各庄田，顺天等府内共三百八十馀处，每处地土各数千顷，共计地土九万馀顷。弘治末年，与济县皇亲免役产当十之八。
《宗庙》
古者庙门皆南向，主皆东向，合祭之时，昭之迁主列于北牖，穆之迁主列于南牖，皆统于太祖东向之尊，是故西尚以次而东。今祠堂之制既异于古，而又无太祖东向之统，则以西为尚之说，诚有所未安。礼以时为大，若事死，如事生，则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祢东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对，似于人心为安。曾见浦江郑氏之祭，四代考妣皆异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祢考皆西向，妣皆东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别尊卑之等，两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间厅事多浅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备，则不能以通行耳。阳明先生云。
《祀典议》
太子宾客崔沔议曰：祭祀之兴，肇于太古，茹毛饮血则有毛血之荐，未有麹蘖则有玄酒之奠。施及后王，礼物渐备，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废也。笾豆簠簋，樽垒之实，皆周人之时馔也。其用通于宴飨宾客，而周公制礼与毛血玄酒同荐。鬼神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清庙时飨，礼馔毕陈，用周制也。园陵上食，时膳具设，遵汉法也。职贡来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搜狩之时，亲发所中，莫不荐而后食，尽诚敬也。若此至矣，复何加焉？但当申敕有司，无或简怠，则鲜美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加笾豆之数也。
《释奠》
《释奠议》大略言斯道肇于尧舜，衍于禹、汤、文、武、周公，而折里于孔子。然则由尧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学。天子之学有五：东曰东胶，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盖上庠者，有虞氏之学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尧、舜为先圣，稷、契为先师，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学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为先圣，皋陶、伯益为先师，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学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汤为先圣，伊尹、仲虺、傅说为先师；而以建酉之月行事；东胶者，周人之学也。居于东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为先圣，太公望、召公奭为先师，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群圣之大成，宜以孔子为先圣，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为先师，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贤者，各从祀于其学之两庑。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后世大儒，咸从祀于辟雍之两庑。然惟天子得以遍祀历代之先圣、先师，而守令则唯祀孔子一圣，颜子至朱子九师而已。盖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封内山川，故唯天子得以遍祀天下之名贤，而其馀皆不必祀，祀之则为僭且滥矣。近世金华宋濂作《孔子庙堂议》颇合礼意，而惜乎犹有所未备也。故推广其说，如此先生自谓好礼之士，有能以此言请于朝，未有不从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见其考古之学矣。吴郡布衣沈璵字孟温著。
《宗法》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极，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讲之不明，势不可行也。盖古者公卿大夫，世禄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职犹有世禄世官遗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馀武职若承袭一事，支庶不敢夺嫡，赖有法令维持之耳。至于祠堂祭礼，便已窒碍难行。如宗子虽承世官，其所食世禄，月给官廪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贫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庙旁屋。使为支子者，知礼畏义，岁时欲祭于其家，则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礼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时祭者，宗子宗妇不过就其家飨餕馀而已。此势不行于武职者如此。文职之家宗子有禄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赠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赠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赠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则祖宗之气脉自与支子相为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礼，虽不欲夺嫡，自有不容己者矣。此势不行于文职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讲之不明，势不可行也。知礼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谱，使宗支不紊。宗子虽微，支子不得以当强淩之，则仁让以兴，乖争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镇守》
本朝自己巳之变，各边防守之寄益周于前。如各方面有险要者，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下人名为「三堂」。宣府、大同、辽东、陕西三边又有协守、分守、游击等官。其制尤为缜密。但近来添设颇多，姑举北直隶言之，如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密云、古北等处，居庸关等处，各有镇守内官；鲶鱼石等营，黄崖口等营，台头营、山海等处，永平、太平寨青山营，蛾眉山营，遵化滦阳等关，刘家口等处，黄化镇、紫荆关、倒马关，凡二十四处各有守备内官、武官称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责。内官之设，既非令典，今以数百里之地，其多如许。况此辈原无禄食大平之时，日费颇丰，不免取诸所部，孰敢谁何？万一事起不测，折冲御侮，必赖将臣，彼亦无能为也。或犯吏议，朝廷又各原之，付司礼监，奏夺军力之疲敝，军政之不修，有由然矣。近皆停革昭代之圣政，此其第一也。间常考内官之制，洪武中内官仅能识字，不知义理。永乐中，始令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正统初，太监王振于内府开设书堂，选翰林检讨、正字等官入教，于是内官多聪慧知文义者。然其时职专办内府衙门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间，差出颇多，然事完即回。今则干与外政。如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内外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染等事，无处无之。尝在通州遇张太监，交址人云永乐年间，差内官到五府六部禀事，内官俱离府部官一文作揖，路遇公侯驸马伯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呼所属，公侯驸马伯路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呼以翁父矣。
任用宦官，前代有国之初，自无此事。汉高借枕樊哙得排闼而言之，而东汉循致燎原乃尔。唐自中叶有监军者，盖其时因疑诸将，特以亲信参之。宋太宗令王继恩平李顺有功，宰相拟为宣徽使，太宗谓太重，不可。遂创宣政使处之。朱子曰：朝臣诸将中岂无可任者？须得用宦官。彼既有功爵赏，不得吝矣，然犹守法制，恐启宦者权重之患。及熙丰用兵，遂皆用宦者。李宪在西，权任如大将，驯至后来，遂有童贯谭祯之祸。后世之事无亦有类是者乎？
仇士良致仕，教其党以固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士。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士良之言，阉寺传心之秘藏也。而史臣得而述之，为益大矣。
《马政论》
马政之说，古今凡几变。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岁取马四匹之类，平时则官给刍牧，有警则民供调发。然而天子之都，诸侯之国，士大夫之家，未尝不自蓄马。此盖在官养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礼》以天子十有二闲，先儒论数谓不过三千馀匹。卫文公承夷狄所灭，新造之后，末年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论之，卫以诸侯之国，又当残乱之馀，其他固不及论，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马之数？盖所谓天子十有二闲，是养之于官者。卫之騋牝三千，举官民通数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开，井田废，兵车不取之田赋，戎马各从官给。于是马政日废，而外患生矣。汉初稍复古制，劝民养马，有一匹者复卒三人，盖居闲则免三人之算，有事则当三人之卒。此内郡之制也。至于边塞，则纵民蓄牧而官不禁。乌氏居塞则致马数千群，桥桃居塞则致马千匹。于是内郡之盛，则众庶有马，阡陌成群；边郡之盛，则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单于入塞，见马布野而无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马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既数出师，马大耗乏，则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马，则内郡庶民之有马者，欲望复卒难矣。又令民得蓄边者，从官假马，母而归其息什一，则边郡之欲蓄牧者难矣。又匿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马而腰斩者，有以民或匿马，马不具，而长安令几坐死者。故内郡不足，则籍民马以补车骑；边郡不足，则发酒泉驴驼负出玉门关。轮台之悔，始修马令，此汉牧于民而用于官之制也。唐府兵之制，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周不任战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府供之，此给钱以市也。至府兵渐坏，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之马，此给马以用也。大抵唐之马政，皆给于官，民无与焉。始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伐之馀，鸠括残骑，仅得牝牡二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肇自贞观，讫于麟德，四十年间至七十万馀匹。于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垂拱以后，马耗大半。开元始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牧养有法，云锦成群，此唐牧马于官，而给于民之制也。宋内有天驷监，外有十八监，此官马也；民间蓄养，指为外厩，此民马也；沿边算郡，估买蕃马，此戎马也。然就是三者论之，而监牧为尤重。盖官之马，多不专责于民；中国之马，多不专倚于戎狄。专责于民，则民受其害；专倚于戎狄，则戎狄享其利。此累朝于监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辖有方，秣饲以时，而腾驹游牝，顺其物性矣。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以大臣领焉。何其重也？乾德六年八月幸飞龙院，九月又幸，十月又幸。一岁之间凡三幸焉。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故其视之也亦不轻。蓄牧孳息，自足国用。民间与蕃落为市犹禁之，而黎马不及格尺亦牧之。不问何者，其所资者轻也。天禧中，尝废东平监矣，未几而复置。天圣中，尝废八监矣，未几而复议。盖所重在此，则所轻在彼，此君臣上下所以必于是拳拳欤？熙宁大臣为谋，不审听曾孝宽之说，而坏祖宗之制？赋牧地与农民，散国马于编户，坊监厩库，栅庌井泉。七八十年经画，一旦废罢，民受其病，官乏其利，中国不足求之夷狄，于是茶马之职置矣。元丰以后，其弊历见，天子慨然追念旧臣圣言，及此谁执其咎？吁！市马于戎犹可言也，责马于民不可为也。不然则户马之法已尽罢，而茶马之职至于今不易者，亦必有说矣。
《市戎马》
宋太宗时，市戎马国子博士李觉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敌之实用，兵骑为急。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在乎啖戎以利，使重译而至焉。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盖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转徙，旅逐水草，腾驹游牝，顺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马，至于中国则絷之维之，饲以枯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陨，因而而减耗宜然矣。又有不同中国之马，服习成性，食枯刍处华厩，率以为常。故多生息而无耗失。古者田赋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万井不输赋外，六十四万井出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此赋马之数也。诸侯大者四千匹，兵车千乘，故称千乘之国。卿大夫者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故称百乘之家。则天下之广，诸侯之众，戎马之赋多矣。是以唐之暨晋，皆处河北，而北虏不能为患，由良马之多也。此并取于田赋，不闻市马于戎也。洎秦坏井田，汉兴阡陌，兵车不取，田赋戎马悉从官给。是以匈奴历年为患，由马之少也。故晁错说文帝劝农功，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谓免三人甲卒之赋也。至武帝七十年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此则马皆生于中国不闻市于戎也。今军伍中牝马甚多，而孳息之数尤鲜者何也？皆云官给，秣饲之费不充。又马多产则羸弱，驹能食则侵其刍粟，马母愈瘠，养马之卒有罪无利。是以驹子生乃驱令，齅灰而死。其后官司知有此蠹，于是议及养驹之卒，量给赏缗，其如所赐无几，而尚习前弊何？今窃揣量国家所市戎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两，往来资给，赐与复在数外，是贵市于外夷，而贱弃于中国，非理之得也。国家纵未暇别择之牝马，以分蓄牧，宜且减市马之半直，赐畜驹之将卒增为月给，俟其纳马则止焉。则是货不出国，而马有滋也。大率牝马二万，而驹牧其半亦可。岁获万匹，况复牝以生牝，驹以生驹，十数年间马必倍矣。昔猗顿穷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顿之南，十年之间其息无算。况以天下之马而生息乎？
乾坤震坎则具其象，屯随晋涣则拟之辞，此马之见于易也。远则作牧于羌夷，近则纳秸于甸服，此马政已见于书矣。騋牝卫风，才臧鲁颂，诗则详哉！其言之也。春秋谨严，而书新延。厩作丘甲，若周官之法，养之以皂乘，厩校视之以圉牧，庾巫设祖，牧社步之，祭以谨其本。时出入游靡之节以宣其性；分庌找牝牡之别以一其种，严攻讲刻剔之策以就其才。又为之禁原驱维虫，网恶去害。后世马政有能出其右乎？
唐太宗回鹘十骥，赞殊毛共枥状，花蕊之交林异色同，群似云霞之间，彩亦奇俊语也。
《马政》
丘公所论官牧之法，大概得之。至其所以处置民牧者，则恐烦难琐屑。比之今日，益增扰乱，殊非通变，宜民改弦易辙之道也。且前既言保马之弊，使民一身而应二役，有损于民无益于官。诸云云者可谓洞照其原矣。今所处置乃止于此，不知依此行之百姓，可以免二役之苦乎？可以免刍秣之费乎？所养之马，果可以免于小弱羸瘠，而真可以供战阵之用乎？若徒为纷更而前弊不免，祗益害耳！或曰：然则必于两直隶、河南、山东之地，置监牧蒐间田，尽变民牧而为官牧而后可也。曰：不必然也。太平日久，中原寸土，民皆开恳，以为世业，纵有山岩川阪不可耕种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闲田可以置监牧马也耶？果尔则其害又甚矣。曰：然则，如之何而可？何而可也？今之法而通之，以宜民而已矣。盖国家之初，干戈甫定，而马有馀乘，生齿未繁而地有馀亩。故赋马于民，借民之力以为牧养，因地之馀，以图蕃息，亦犹古之所谓散之华山之阳云者。其法非不良，而其意亦非不善也。行之既久，弊患渐生，驯至今日，为害滋甚。有审编之害焉，有二役之害焉，有轮养之害焉，有刍秣之害焉，有点视之害焉，有交兑之害焉，有印烙之害焉，有倍偿之害焉，而又有官吏之科扰焉，里甲之侵渔焉，诉讼之繁多焉，影射之奸巧焉。百孔千疮难以殚述，而中原之民始坐困矣。至其所饲之马，所生之驹，又皆小弱羸瘠，无一可用。尽如丘公所言者，起俵之时，往往计丁出钱，每马一匹，多者四、五十两，少亦不下三十馀两，而后可以免于仆寺简退之苦。前日所养之马，徒受劳费无穷之害，而何尝得其万分有一之利哉？匪直民也，官亦何尝得其万分有一之利也哉？夫国马之不可缺者，民既出钱以供应矣。又使养无用之马，而受无穷之害，此何谓也？为今之计，当总计每年应俵某省若干，某府州县若干，如有偏重偏轻之处，当量其地方大小，民力多寡，一切通融而均摊之，立为定式，某省应俵若干，某府州县应俵若干，即于本处见在田粮数内起取银两，若今水马二站者。然每年照数买马起俵，无致阙乏，然后将所养见在无用之马，尽行斥卖，解价仆寺收贮，以备买马之需。如此则朝廷不失国马之利，而百姓顿除养马之害，中原赤子当鼓舞圣德于万万矣。
古今马政详矣。汉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给于民，宋则始牧于官，其后蓄之于民，又其后则市之于戎。我朝盖兼用之。故两畿、山东、河南牧之民者也，牧之民者，两京太仆寺主之；陕西、辽东牧之官者也，牧之官者，行太仆、苑马寺主之。山西行太仆寺之设，盖与陕西、辽东等乃不在官不在民，而所谓备边马政。并其意与法，而失之何哉？孳牧止于卫所，卫牝牡十，所又半之，解俵仅存虚名，缓急无益军旅，非如山东、河南之征额有常也。给散归之官军，耗折漫无稽考，有则藉为衣食之资，而刍牧不尽其材；无则规免征调之苦，而瘦损是其所利，甚则以之充传递之役为转运之资，买补络绎而死伤相寻，皆寺官所不得与者。此岂法之设端使然哉？夫牧之惟恐其不多，养之常不得其法，用之而卒无其实，皆自惫之道也。昔赵充国留田金城，罢骑兵，独留步卒，彼岂无谓哉？李克用父子以马上定天下，然数满三万即已，病其太多。故范延光对唐明宗云：养一骑卒当步兵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盖谓马之费唐也。今既不能惜养马之费，而又不能资有马之力。以此较匈奴长伎不亦左乎？说者谓宜重仆臣之权，定秣饲之法，减随营之额，增刍豆之价，择水泉便地置监牧草场，举团槽喂养之法，而严稽查追补之令，其庶几乎？其庶几乎？
国之大事在戎，戎之重寄唯马。
国初率自十五丁以下养马一匹，免其田租之半。逮至孝庙，易以丁田相兼，贻谋甚善，厥后丁役不知寝于何时。今惟计亩领马，而上田沃壤，多沦入于兼并之家；小民承养马匹，类皆荒砠瘠土，甚则亡立锥之地，且因年祀绵远，图籍漫漶，无可稽查。民之累害未可殚言。频年贫弱流移，户口凋减，岂无故哉？今欲核田亩之隐欺，验户丁之多寡，查照丁田相兼之制均拨马匹，或有里胥科派，大户侵渔，尽行禁止，亦或可以少苏民困之万一，奈何民之流寓者众？计其所积，反裕于土著之民，若科之以足额外之差，非所以为厉也。隐田者多计其所获，率自为封殖之计，若均之以足常额之数，非所以为厉也。果能酌而行之，黎民无鸿雁之哀，菽粟如水火之多矣。何患乎马政之难举乎？
《土兵》
土兵之名，在宋尝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绥守臣佥都御史卢祥等言营堡兵少，而延安、庆阳府州县边民多骁勇耐寒，习见胡虏敢于战斗。若选作土兵，练习调用之，必能奋力，各护其家，有不待驱使者。兵部奏请敕御史往会官点选，如延安之绥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吴堡、清涧、安定、安塞、保安、庆阳之宁州、环县，选其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原点民壮亦改此名。其优恤之法，每名量免户租六石，常存二丁贴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时得壮丁五千馀名，委官训练听调，此陕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正统己巳之变，兵部征各省兵入御虏。时天下承平日久，军政弛缓，逃放不清，徒具尺籍，应者无几。当时大臣建设立民壮，以备仓卒，法古「兵出于农」之义。三时在野力田，一时入城讲武，若有征调，即同正军。此举独出汉、唐、宋发募刺配之上，又阴蓄重兵于天下，一时卒用旬日可集。但岁月积久，其法浸坏，人不拣选委弱备数者有之，籍无定名户人轮役者有之，人无定户均徭流编者有之，甚至徭银在官顾觅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撕整顿使复旧贯可也。而后生末学不达前人至计远虑，睹目前役占之苦，便欲从而罢之为休息，民隐是以国家大计等为儿戏，喜怒吁何其浅哉！
国初行垛集法，后改设卫所，正统间复起民壮，似有垛集遗意，亦郡县自安之图。固分军民二矣，乃复于辕门动顾，乌睹夫素练云哉！
《兵礼》
东阁学士吴沉曰：愚读周官之书未尝不欢，夫圣人之于兵政，何其详也？盖兵之设久矣。唐虞之前不见于经，而唐虞之际则士师之官实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谓大刑用甲兵是也。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此岂象刑之所能尽服哉！兵藏于田赋，徒众主于司徒，军师之礼领于秩宗。虞则马政之司，而共工则军械之所出也。故兵虽无专官，而事初未尝废焉。吁！九官之兵刑合为一，而六典之兵刑分为二，亦可以观世道之变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专委大司马矣。而五官之属，亦互相参领。太宰统众职，即百揆之，无不总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虽不主兵，而军刑莅戮则其任焉。平居则各司其司以听上之命，有事则各职其职以趋上之令。官非虚设，而法非文具。圣人之经制，纤悉如此哉！且兵者，将使之以杀人者也。圣人不取之于浮闲凶暴之徒，而必取之于勤苦稼穑之农。夫使其为农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为兵之日，不敢忘农之劳。用之则驱之于戎行，不行则归之于田里，岂有后世招聚之害，供馈之费乎？此则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习则废，不祥之器岂可以常施于日用之间乎？无故而习兵，是习杀人也。故圣人又为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阅，申之以战，陈部曲之法，诏之以坐作进退之节。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兽于草莽之野，不以为烦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盖自成童以及于壮，其教未尝一日而废也。至于弓剑之献，矛戟之进，亦必谨其仪焉，圣人之虑，以为平时授受之不谨，则当夫仓卒必有不善于用者矣。天朝邦国之中，朝祭宾享之日，上以射而择士，下以射而贡士，以考德行，以观威武。是以当是之时，公卿大夫以及上庶，其所以为御侮克敌之备，无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将也。呜呼！弓矢斧钺，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悦也。先王以饰怒之具而为饰喜之仪，寓至险于顺动，而伏天下之所畏。于君臣之所共悦，此则其征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皆从，容于礼让之域焉。固圣人之所大愿也。不幸而用之，将以除残去暴，而圣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杀人之中而有礼焉。非古之聪明神武者，何足以与此乎？惜夫有虞之礼不可得见，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仅若是而已。先王之礼既废不能讲，宜天下后世之争驰于变诈之末，而不自觉也。岂不可哀也哉！
《文章》
宋陈传良曰：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非无文人也，不以文论人也；非无文法也，不以文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风俗一，天下未尝惟文之尚也。学校进士无文教也，乡党选士无文科也，朝廷爵士无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养之素，而谈笑之发，蹈履之熟，而议论之及，非有意也。是故虽其所出而非其所为，虽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尝疑夫子于诗之三百篇，断之一辞则曰思无邪。夫易也，书也，春秋礼乐皆其无邪思也，而圣人独及。夫诗盖思而得之，圣人谓是以为天下之文也。出于数人之手，非一人也；出于数十国之风，非一国也；出于数百载之间，非一世也；或出于小夫贱隶，非止于学士大夫也；或出于暴政虐世，非止于宽时暇日也。而其辞其义粹焉一轨，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呜呼！道盛则文俱盛，文盛则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错，不如木强之申屠；谈经之公孙，不如戆愚之汲黯，自汉以来甚矣。文之日胜，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国家之日不理也。华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词辩之工而事业之陋也，学问之该而器识之浅也，吾不意夫文之为天下患如此也。汉之文，杨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韩愈其尤，谀墓之诮，在当时固不免。呜呼！他何望哉？
《义士传》
宋陈亮曰：昔三代之王也，贤圣之君商为多，敖政出令不拂民欲，敦德行化以固民心，虽纣之暴而民不厌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岂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乱而卒废之，虽违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馀民，眷念先王之旧泽，执义以自守，虽谆复喻之嚚乎？其不肯顺从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罚驱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旧政以渐服其心，历三世而后帖然从周。推此之时，稚者已壮，壮者已老，老者已死，耆旧强壮之民卒不肯从，而从之者皆生长于周之民也。不谓义乎？然犹见称顽民，则周人之言也，于商义矣。夫伯夷、叔齐、孔子以为义而许之，而商民之事亦详见于书，夷齐是则商民不非矣。夫夷齐非以一死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义，虽有圣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顺从为足为拒周，顾先王之德泽，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义者立人之大节，而爱生惮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诚知所处矣。由商而降，惟东汉之治，敦节议，尚廉退，有商之遗风。故其亡也，义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伦，皆非有所激而兴，故特行其志而从之者不众也。然使夫人气沮而胆褫，则其功效岂少哉！嗟夫！商远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详也。故序存之而传夷齐以为义士，首于东汉之士加详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有闻风而兴者，岂徒备观览而已哉？
《任人》
元吴师道曰：有国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二者治道之大端也。法有常制，虽甚庸之国，不能皆非人无常情；虽至治之朝，不能皆善世之常论。治体者遂以为人之难任，法之易守也。始有任法不任人之说。其言曰：成周盛时，周召毛原更迭，执政极治者，数百年晚节祸败迄不可救，此任人之弊也。后世一定于法，虽庸君中才，相与坐而守之可以无事，此任法之效也。是不然周召之徒能用周之法周所以盛，其衰则反是，任人非要乎？秦人蔑弃贤智，纯任法律，迨其亡也，未尝改一刑而摇一禁，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则完而不废，法之用有穷而人之用无穷。吁！后世之法，非古矣。若曰：法者则固百世相因而无改，今之有司负今之法尔。夫上而公卿大臣，下而方伯连帅，不得持生杀之柄，而擅利社稷之事。下而为州县之属者，皆得与守令之政，吏具成案，牵引比附，拱手听命，一笞弗得增损，其权轻，其势卑，是虽有大奸慝亦无所容。而上之人亦将曰：彼不能出意以有为，则取办于吾法而自足。不知任之既轻，彼亦应我以轻。苟简其职，卤莽其政，上有大惠则捍格而为害，国有大禁则销沮而为小，启民玩愒而示天下以不信。积习陵夷，益病吾法。法之不行，自上坏之。盍亦反其本矣？将欲任法，必先任人。安能逆料人之难继哉？然则所谓任人者必何如，而后可曰：所谓任者非必予之，以太甚之权也。专之以责其功，尊之以厉其节。予夺操纵使得稍尽其才，而微文细责不得以缴绕之亦可矣。吁！今之任人，固所未论也。今之取人，则愚切惑焉。儒焉而不尽出于儒，吏焉而不尽出于吏。旁进杂出，不试而用者居多。今将得人以任法，其势不得不择人而授任。古选举之道众矣，岂无适其中而宜于今者乎？必使进取一新，有以振厉天下之才，然后徐议责任之道，亦庶乎其可也？
法犹权衡也，持权衡以较轻重者人也。夫自古无不敝之法，而荀子亦有有治人无治法之说，此可见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京房不知乎？此而专欲任法则失之太烦，以人之贤否而取定于不可，稽之册稽可乎？崔明少知乎？此而专欲任人则失之太简，岂惟太简？以政之废举，而悉寄于不可从之。人心可乎哉？
法者，事之的也，人也者。执此法而酌之事者也，非法之不可任徒任乎？法之不可也，非人之不可任徒任乎？人之不可也，徒任乎？法则贤愚同滞，只以为苟禄者之圣书徒任乎？人则委任或乖，适足为行私者之桃李，积偏流废踵而循之。此光庭之所以弊也，光武之所以失也，杜预之所以忧也，寇准之所以羞也，朱浮之所以指陈也，君实之所以论奏也。
汉丞相卫绾奏郡国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之。武帝可之。绾之相业他无闻焉，而此一节加于萧曹一等矣。史称文武之美曰：罢黜百家。绾之功可少也哉！
《佐君》
人臣之佐人主，当颐养忠厚，保合大和，使善类无恐，邦家永赖。昔唐宣宗遗诏立夔王，中尉王宗贯乃立郸王，是为懿宗。尝出宦者，请立郸王监国奏令。宣徽使杨公庆持示宰相杜悰曰：当时宰相无名，皆以反法处之。悰谓公庆及两枢密曰：主上新践祚，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遂赞成杀宰相之事？若习与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公庆色沮而去，懿宗怒亦什。宋庆历中，劫寇张海过高邮，晁仲约令百姓敛金帛牛酒劳之，海悦径去，不为暴。富弼欲诛仲约，范仲淹不可。弼怒曰：方今患法不举，乃多方阻之，何以整众？仲淹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轻坏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竟不以为然，其后自河北还朝，不许入国门，未测上意，终夜彷徨不能寐思仲淹语，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建炎初，谏官袁植乞诛黄潜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责己，岂可归罪股肱？宰相吕颐浩曰：本朝辅弼大臣纵有大罪，止从贬窜，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发此言，亏陛下好生之德，乃宥潜善等不诛。诸葛孔明有曰：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低昂。呜呼！安得负姜维之斗胆？推诸葛之秤心者，与论天下事哉！
《守令》
宋陈传良曰：古之天下，无冗官亦无穷人，无幸法亦无怨吏。夫官不滥则人无滞，欢法不屈则吏有满心，势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简也。敷奏宾与，又若彼其众也；法若是其严也。黜陟用废，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简之官待人才之众，以甚严之法行赏罚之果，而人无滞欢，吏无不满之心，何也？上之人无愧，则下之人无憾也。用者必公，则未获者不敢议也。显者必贤，则继者不敢觊也。内之者非所昵，则所外者不敢浮也。远之者非所怨，则所迩者不敢偷也。是举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关击柝，府史胥吏士不耻为也。尝观周公立政之书，论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卢之丞三毫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选无异于三宅，彼皆远方也，皆卑职也。远方非要地，卑职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间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弃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贤之相，则远之非疏之也，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圣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诸侯无伯出为东伯，六卿无宰俯为冢宰，毕公大贤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殁则未得以为伯，未得以为监商，圣如周公而下阙人也，则降而为之，不以为辱贤。如毕公而上有人焉，则淹而留之不以为恨。天下之不圣于周公，不贤于毕公者，又何择也？愚故谓今日难于久任，非诚难于久任也；难于外任，非诚难于外任也。以古之官视今之官，则今冗也；以古之法视今之法，则今幸也。以其甚冗犹苦其不足，以其甚幸犹苦其不平。无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于退也。显者未必贤人，固不屑于小也。内之者或所扼人，斯竞于求也；远之者或所怨人，斯难于去也。夫如是，则尽今之官，应今之人，废今之法，娱今之吏，天下日愈嗷嗷矣。呜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迁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扰则妨民，其费则伤民，其无意于留。而苟简于治，则蔽民；其自以为亟迁，而求足其欲，则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忧，愚所不敢知也。故凡执事之三策，愚不暇忧，而所深忧者，上有所畏，则下有所要也。
《承教》
苏伯衡曰：君子不以卑贱而耻教人，亦不以尊贵而耻教于人，故君子能成，已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犹器以范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诚足以成乎人也？则吾之位虽卑且贱，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诚待乎人而后成也？则吾之位虽尊且贵，固教于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于成人也？夫庸计其位之尊贵于吾乎？教于人者存心于成已也？夫庸计其位之卑贱于吾乎？唐尧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汤也，周文王也，武王也，齐桓也，魏文也，可谓尊贵而教于君畴、务成昭、西王国、成子伯时、子思、虢叔、管仲、卜商曾无难色。君畴也，务成昭也，西王国也，成子伯时也，子思也，虢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谓卑贱矣。而教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武、齐桓、魏文曾无赧容，岂非存心于成，已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耻教于人，故不贤者以贤，而贤者以圣；之八士者不耻教人，故能圣其贤，而贤其不贤。是故教人者，其重以守道，必若古之为教者，然后能成人。教于人者，其心下礼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后能成已。今也在下位而为教，则慊然不安，而人且以为倨；在上位而受教，则阉然不屑，而人且以为辱。不中者终于不中，不材者终于不材，不贤者不至于贤，贤者不至于圣。不知卑贱者，耻教人之过也。不知尊贵者，耻教于人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