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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
季札之贤，尝见重于孔子，故古今宗之无复，改评者不知何物？刘绚乃敢妄生臆说，轻肆讥贬，谓札辞国生乱。胡安国诸人识趋庸劣，既不足以知贤人君子之所存，而又以绚为程氏门人，其言必有所受剿说雷同牢不可解，虽不足以浣季子之脚板，而实足以涂后学之心目，不容以不辨也。盖父子相继，国家常理，间有兄终无后而弟及者，礼之变也。吴之事则异乎？是寿梦之欲致国乎？季子其意虽善，其事则逆乱之道也。季子于此盖见之明，而处之当矣。僚与光皆尝致国乎季子？季子卒不受之者，匪惟守吾之节，盖以知彼之有争心也。何也？僚固不惮于袭，光固不惮于弑，而何有于季子邪？惟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二子，故二子外让之以为名，而内不失其有国之实，故无事耳！使季子不度而偃然当之，则凯觎之怨生，而攘夺之祸起，是诚为国生乱矣。不知刘胡诸儒又将何以责之也。虽然，此即让国一事言之也，季子之贤则不止此，季子盖有道者，下圣人一等而已耳！伯夷叔齐行其心之所安，孔子许之以为仁，孟子称为圣之清者，若季子者，仁似夷齐而道过之，盖兼清任和而有之矣。观其御命出使，翱翔上国，取前代圣人之礼乐，而题品之不爽锱铢，而又所至之处，群贤景附，心悦诚服，俯首受教，若子弟然。虽以孙文子之无礼，一闻锺声之论，终身不御琴瑟，此岂可以袭取而强为之者？要其所至殆庶乎目击道存与天为徒者矣。迨其晚年寿考维祺，如鲁灵光巍然为天下之望，而竟不知其所终，苏子瞻以为仙去，盖诚仙也。愚以为季子以出世人，行世间法，两无遗憾。其黄帝老子之徒欤？
《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胡氏论黄池书，及之义得之，至驳汉唐，云云。乃为当时高宗事金而发未免，矫抑过当恐非定论。匈奴于汉本非臣属，呼韩因其国乱款塞来朝，若以臣礼待之，后来叛服不常，将何以处？萧望之所见，贤于人远矣。唐臣突厥古今皆以为非，愚窃谓书生铅椠之谈，自有志于天下。豪杰视之，付之一笑而已。老子曰：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故太王勾践以小事大，汤文以大事小，皆所不计。要之能保国与天下而已。三国赵谘称其主吴王之美于曹丕之前，历数其事，而终之曰：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所谓略者，阔大简略之意，盖以为此小小礼数，不足计较，姑与之取办吾事而已。世民父子乘乱崛起，欲大有为于天下。而突厥地逼兵强，势甚可畏，其所以不惜一屈身者，匪徒欲借其援，盖深惧彼之挠其后也。太宗之略正在于此，后来除凶雪耻，志愿已酬，乃为自悔之言，其实以自张也。书生不知，遂执为定议而贬之，云云。痴人前果不可以说梦也。鄙哉！英雄所见，众人不识匈奴，与汉久为敌国。至宣帝之世，其国始分，势始衰，故呼韩邪款塞来朝，实出汉人望外萧望之欲。位之诸侯，王之上，盖待之以不臣之礼，所以外之也。外之则彼将来或叛或服，皆不足为中国轻重矣。其见甚高，非庸人所及知者。唐高祖初起称臣，借兵于突厥，似于中国之体小屈，古今人皆能议之。然太王不事獯鬻，勾践不事吴乎？顾后来何如耳！太宗亲俘颉利可汗，除凶雪耻，志已伸矣。可谓有光于太王勾践矣。所可深恨者惟石晋之事，然其失不在于敬塘，而在于重贵，盖敬塘之谋实唐高之故智，而重贵昏童孱主乃不足以当。世民厮役之最下者，斯其所以致开运之祸也。说者此等处往往不究，其始末兴衰之极，而轻肆诋议，如胡文定所云，恐不足以为古人断案。故略条愚见于此，别为读史者详之。
《卫兵之弊》
或曰：子何以言今日卫兵之弊极也？曰：虚名而无实也，有损而无益也，百害而无一利也。何也？今总计天下实在卫所官军之数，犹逾九十万。除西北诸边兵，约三十万稍得其用。其两京及腹里六十馀万徒为赘物而已，徒为耗蛀而已，非特徒为赘物为耗蛀而已。而且易为乱阶，有司给粮稍不如期，辄群起诟噪思欲为变，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朝廷无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语云：养军千日，用在一朝。今国家仓廪大半费于兵，不惟无一朝之用，而且伏无穷之祸胎焉。语曰：兵以卫民。今有警，惟恐折伤官军，顾驱乡兵，募打手以当寇，反役民以卫兵焉。呜呼！有兵如此不如无之，兵而无用曷若已之？而议者犹忧军伍之不充，每司府州县各置清军官，而岁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谓今每卫纵使清勾填补，充满旧额，亦不过徒增赘物，徒增耗蠹，徒益祸胎，事竟何益？故愚以为不若罢军勿清，停清军官勿置勿差，而从事于选取民壮之制，以仿寓兵于农，斯为更化善治可久可继。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丘文庄公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旧而坏者，必为之新制。则其用不穷二者，诚切喻也。愚为此议似骇世忤俗，然实变通之道不得不然。为国不寓兵于农，终为苟道。呜呼！非渊识远虑，洞察治体，不拘挛世习之士，未必不以愚言为狂矣。
《议处武臣》
欲革武臣之弊，在于裁减世袭，整饬武举。武举当别论之，至于世袭，在核其功之真伪，定其勋之大小，以为袭之久近而已。如系开创功臣子孙，但得真实，不分大小准令世世承袭。其馀或靖内难，或御外侮，虽系实功，亦与开创不同，必须量为递减之法以限制之。如指挥则一世世其本官，二世降为千户，三世降为百户。如此递减，五世之后，还于行伍矣。既不失报功之典，又不塞贤才之路。卫所有缺，兼取武举之人以补之，及其立功亦照此格承袭，武选岂有不清哉？文臣之弊，则前已言其概矣。
《元佑会计录》
若录今日之计，必别立条贯，子由之目难尽法也。当略仿元和之意，一曰郡县，以稽疆域广狄；二曰户口，以稽人民生耗；三曰正赋，以稽租税增损；四曰杂课，以稽山泽关市之征。以上四者，皆所以计入者也。五曰储运，储以稽郡县存留之数，运以稽起运两京各边之数；六曰经费，以稽供御军国俸禄大小诸费之数；七曰币馀，以稽经费馀财，每一朝终则通计焉。以上三者，所以计出者也。就各目之中，又分为子目焉。每朝为一书，自洪武以至今日皆须考究精细，该载无遗，向后岁岁依式书之，候终则通类成帙。如此则量入为出，经制有定，上不敢妄费，而下不敢妄征矣。
《清军之弊》
所谓拂民，云云变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执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贿赂公行，奸弊百出。正军以富而幸免，贫民无罪而干连；有一军缺而致死数人之命，一户绝而破荡数家之产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国初之制，垛集者不无远近之异，谪戍者多罹边卫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迁发填实空旷，或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怀。今也勾考，一明必欲还之原伍，远或万里，近亦数千，身膺桎梏，必恋庭闱，长号即路，永诀终天，人非木石，谁能堪此？此解补太拘之弊二也；迩年以来，地方多事，民间赋役十倍曩时，鬻卖至于妻子，算计尽乎鸡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军伍之役，重之以供馈之烦。行赍居送，无地可以息肩。死别生离，何时为之聚首？民差军需，交发互至，财殚力竭，非死则亡，此军民并役之弊三也。良法善计，不在乎，他在乎，祛此三弊而已矣。
《弭盗》
弭盗之术，圣贤明训昭然，似无容议矣。然愚见窃以为未然者，盖尝稽之往事，参之见闻，乃知盗贼不尽出于饥寒，而饥寒不能驱良民以为盗也。究其所由，皆由教化不明，禁防不立。少年不逞之徒，始则纵饮博以荡其产，既则肆强暴以快其凶，积习既久，过恶贯盈，遂相聚而为标劫之事矣。正所谓有勇而无义者也。幸而扑灭之早为祸犹轻，否则延蔓滋甚，蹂躏中原，摇杌社稷。汉之赤眉、绿林、黄巾，晋之孙恩、卢循，唐之黄巢、朱温，宋之王则、宋江、方腊，近日之刘六、刘七、杨虎、鄢、蓝皆此类也。是岂饥寒迫胁，弱小细民之所能办哉！间有一二与其中，不过驱掠协从不能自拔者耳！非其本其谋之所能及也。其馀鼠窃狗偷以活一旦之命者，容或有之，然苟得一饱，足以满其欲矣。焉能为害如是之大也哉？故唐虞之时，以寇贼奸宄与蛮夷猾夏并称，而通属之士师，而成周亦以诘奸慝、刑暴乱为司寇之职，皆所以严其禁防，杜其渐习，以靖乱于未然也。若夫开衣食之源等事，乃惠养齐民之常道，禁暴止乱不全在此。或曰：孔子不欲之言何如？曰：夫言不可以一端求也。不欲之言乃为季氏，而发所谓夫子有为之言也。执此以为通训固矣。
《固本》
庚戌之秋，虏众犯我都城，则相顾错锷，无能为驱逐之计。幸其志无他，唯在抢掠饱欲，菌载迤??而出。馀道经涿鹿、河间，询之父老，咸称虏虽强众，中国逋逃什居七八，民则困于有司之征派，军则苦于债帅之诛求，妻孥冻馁不能聊生，辗转死亡莫为轸恤。故甘心异类，北走匈奴为其向导耳！当事者若能少宽一分，则彼虽禽兽，谁无怀土之情？而沿边诸处，自将鼓气奋勇，以保家室。人人干城，可不烦九重北顾之忧，而虏人不敢南牧矣。馀因重有感焉。惜心无穷而分有限，不能为之所也。迨历浙东见倭夷大作，揆厥所由，亦绿沿海穷民为输将所迫，始则投势要以通番，继乃邀番人而入寇，与西北事情如出一辙，乃知昔人茧丝保障之说，诚为有见。而卖剑买牛者，盖必有所作为而致之奈何？今之为民牧者，平时既无以及民，一遇有警，辄又多方科扰，是何异灌膏而救焚，导水以拯溺也？吾恐外虞莫支，内变且作。当事者苟思患而豫防，不可不急为深长之虑，而蚤为固本之图哉！
《虏情论》
嗟夫！自北虏桀鷔以来，内而庙堂之所拟议，外而总镇之所经营，盖亦竭天下之思，不遗中国之力矣。施为次第，讲究归极，固可按而知也。是故虏情前后巨细之不同，而我应变规画偏全之各异，要之即往可以证今，因今可以垂后也。夫自虞台失利，虏人肆欺，而又重之以云中之变，叛人悉心为彼向道，虏遂移志谓可凭陵。于是大举则深入。小举则近入，边事纷纷，无有宁日。然小举不过其本路，大举亦不过宣大两镇而已。大同之寇多，始于瓮城、怀仁而极于朔、应、山阴；宣府之寇多，始于张家堡、膳房口而极于东西二城、蔚州，广昌。自己亥一岁三犯，镇兵不支，虏遂以宣府为残破，而以雁门为不足驰矣。于是连年大举直抵太原，声动平阳，气淩辽沁，由是西而泽、潞，东而直隶，千里骚然，竟图守御，此虏情一大变也。其深入山西也，秋初则多霖妨其驰突，秋深则无禾靡所因粮。故甲辰之寇，则复舍置山西，专声畿内，一入蔚郡，径薄广昌，以为紫荆而南，甲马既稀生养，复庶可全得，志不复间关。由是京都震警，防御四出，此虏情又一大变也。故曰虏情前后巨细之不同也。国家之御虏也，自成化、弘治以来，宣府之丁零、野狐，大同之弘赐、阳和诸口，皆常经理以为虏冲。庚子以后，太原怵于凶焰，平阳亦慑先声，山西置将招兵动以万计，岁运奏讨与宣、大同。而北直隶之筑堡乡村，河南北之屯兵渡口，日继一日，督责相先，此御虏一大变也。逮其改虑，复轸京师，紫荆、倒马屯以重兵，宣、大诸边千里摆守，未秋而集，既冬未弛，步卒倚戈于墙，马兵连营于内，粮刍犒赏以百万计，姑备目前罔知税驾。此御虏又一大变也。故曰应变规画，偏全之各异也。夫饮竭于敝卮，补漏即止；江浊于行潦，澄源乃清。虏之所以南犯山西，东声畿辅者，正以宣、大之漏未补，而源未清也。紫荆、倒马是曰近畿，重兵守关亦无不可。而山西之征调纷纷，内垣重摆，东西相望，何止千里？或者算之过乎？宣大既系要冲，宜谨哨探迎战于近边。击邀于既入，亦无不可。而设险未周，过株是困，长围罗列，动以逾时，或者颁之疏乎。惩庚子之深入，则内垣之扰不辞；鉴甲辰之掣，兵则外边之摆愈久。时势逼迫，左右为难，此智勇之深忧，豪杰所自失也。三二年间，督府输诚布悃，不惮于履危补弊，救偏委曲以致用。是故颁乘塞之节度，则役必有程定；援救之便宜，则兵不虚设；并守之议建，则外边之备严。而三镇笃同舟之济内，调之兵减，则不经之费省，而边境渐之。兵可谓极，润色以从，权遵时宜，而合道者也。观者但知夫转移之易施，而不思委曲之多道，因革之成绩，而莫念通变之苦心。于戏！即往可以证今，因今可以垂后，异世之下其尚多感也夫！
《北伐论》
国初之北伐也，将笃于万全，士奋于百战。中山纡谋，策保保为必斗之兽；岐阳奋勇，期和林为必覆之巢。今考之自开平之定大同，谢彦之取东胜，凶门数凿。革车更驾大举于伍年之分道，极锋于七年之穷追，然而捷报日闻，虏终不尽。且岭北之战，大将壁守，桑奇之返，全军几危，存道陨于断头，良臣歼于土剌，则亦可谓难矣。夫国初诸将，雷击风扫，前无横阵，而顾数数于此，何邪？于戏！驰突北虏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军>仆之患。亻焦苏稍后，或虞于断粮，逻堠暂弛，每至于失道。今以数万众逡巡于泻卤不毛之地，始则求战之无期，终则入塞之途远，隐柳藏荻，戒心日警，鸣茄鏦镝，事变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敌，为尽歼之举乎？于戏！施之中国，则一战之捷易立，而伐国之功难成；施之外夷，则保险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画难讲。此鄙人所以有区区之论也。或曰汉武事匈奴卒空幕南，不既得志已乎？曰：汉武承文景之后，士民殷富，竭天下之力以事匈奴。卒之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兵虽数捷，而右军之陷，前军之降，不自偿也。
国初天下始定，根本未固。皇祖志在于保民，将臣亦虞于兵衅，是故有犯则战，未尝弛严；小衄则悔，不求逞志。所以全疲癃以天年，起疮痍于衽席也。则夫当时之长算，得非万世之永辙邪？馀惧夫侥幸者，不忍于边尘之数警，而轻为伊吾居胥之想也。是故慎言之。
《明法用间》
明法曰：切见北虏屡寇边陲，沿边诸将无敢当其锋者，幸而虏自解去，正宜乘此机会，日夜选练，以俟后举。臣观火筛虽号桀黠，然比古之冒顿、元昊不足。方其万一使吾将良士练，又何畏哉？今日可畏者，在中国不在夷狄，故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幸乱政，功罪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专，法令不行，将不用命，深可畏也；边圉空虚，民心离散，深可畏也。自虏为患，求将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才略；文臣之中，素负韬略者，岂无人哉？亦或不善用之耳！驾驭之道，赏罚二者而已。赏一而百，劝赏当功也；罚一而百，惩罚当罪也。比年边臣冒报，皆得升级而败。军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近拔张俊为主将，则人知劝矣。马升、秦恭问拟斩罪，则人知惩矣。然拥兵不进，如副总兵姚信，则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罚异，此人心所以不平也。用间曰：火筛本小王子部曲，素称跋扈，今乌合而来，外虽相合，内实相忌，此则有间可乘也。今宜榜于边曰：有能得火筛之首者，赏千金，爵封侯。小王子旧常入贡，宜遣通事责以大义，若与同好然者，则可使之互相嫌隙。然闻廷臣亦掌有建此策者，众以为迂臣，则以为三军之事莫重于间，盖纵不可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而携其党也。
《徙戎》
颉利既擒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来降者尚十馀万。诏议处置之道，群臣咸言突厥扰中国久，今天丧之，非慕义自归者也。请悉籍降口纳兖、豫闲处，使习耕织，百万之虏可化为齐人，是中国有加户而漠北遂空也。中书令温彦博请如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为捍蔽，不革其俗，因而抚之，实空虚之地，且示无所猜。秘书监魏征曰：突厥鸟兽野心，非我族类。今其来降，不忍诛灭，当遣还河北。夫秦汉以锐师猛将击取河南地为郡县者，不欲使近中国也，奈何以河南居之？今降者十万馀，若假数年孳息应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彦博曰：不然。天子于四夷，若天地之于万物覆载而全安之。今突厥归命，不加衰怜而弃之，非天地之义，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谓处以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将怀德，何叛之为？徵曰：魏时胡落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武帝逐出之不用，后刘石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彦博曰：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彼创残之馀，以穷归我，我援护之，收处内地，将教以礼法，职以耕农，又选酋长入宿卫，何患之恤？中书侍郎颜师右、给事中杜楚客、礼部侍郎李百药皆言宜处之河北，树立酋长，俾统部落，视地多少令不相臣，国小权分，终不得抗衡。中国长辔远驭之道也。帝主彦博说，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分处之。于丰、胜、灵、夏、朔、代之间建顺、佑、化、长四州，剖颉利故地，左置定襄，右置云中，二都督府统之，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伍百人，奉朝请者复百馀人。
自幽州属灵州，其蔓滋矣。是故汉四郡之旧，唐不可复见也。尝谓唐臣之议突厥纳之兖、豫，是谓忌而不弘，委之河南，斯则纵而遗患。魏徵遣还河北之言，师古国小权分之说，圣人复起无能易也。于戏！可以为而不为，太宗是也；不可以为而为之，王莽、杨广是也。将戎患有冥数邪？胡相值之左邪？群臣更言处突厥中国非是，帝亦患之，谓侍臣曰：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岂滋荣？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于是赐突厥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为泥孰侯利可汗，使率其种落还旧部。突厥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帝乃赐薛延陀玺书，令无相抄掠，且曰：碛北延陀主之，碛南突厥主之。思摩渡河建牙，故定襄城。
《京边军》
京边官军，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应援。今无事而调，一不便也；京军备边，不习战阵，难保必胜，亏损国威。二不便也；京军出京，骇人耳目，传闻各处，未免惊疑。三不便也；京军出外，倚恃强势，占住房屋，需索酒食，强买货物，奸污妇女。将官护短而不肯禁，边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边军在内，狎恩恃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治之或不能堪，纵之愈不可制。五不便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之不宜，或盘费供给之不续。六不便也；粮草之外必用行粮，布花之外必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滥无纪极之费。七不便也；往来交替，无有宁息。仓卒之际，或变起于道途；厌倦之馀，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营之空虚，见中国之单弱。九不便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十不便也。夫宣府京师北门，御虏十分紧要，凡此一事不便数端。今满朝之臣以为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辅导之地，若阿谀曲从，是满朝之臣皆有为国之心，而臣等独当误国之罪，虽万死不足赎矣。
《应援》
兵部尚书王琼建议曰：十年虏寇延绥，兵调固原，分部不明，遥制不审，以致失事。乞著令行宣府、大同、延绥三镇，抚镇各先整饬奇游兵马。虏不渡河，则延绥听宣大调用；虏如渡河，则宜大听延绥调用。无得先期以费储备，后期以失事机，此恭襄公经画也。尝考之故牍，询之土人，正德年间补固漏隙，扶持倾侧，公力多焉。是故即吾宣所知者，治潘浩之失机，主朱振之简阅，即生口以度虏情，稽道里以谨征调，是皆不可忘也。
《募民实边》
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起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擒，屯则卒积死。今胡数转牧行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即入，不救则边民绝望，降敌救之，才到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数年，中国费苦，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发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徒实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乃止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与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与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且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顾不美哉！从之。
三代以下，得御虏之宜，养锋蓄锐，不耗内而善防外者，君莫如汉文画御虏之策；知彼知此，尽地利而得人和者，臣莫如晁错。以今观之，去彼岁年何啻千百？北秋之兴亡强弱，亦几易种矣。而其所言固凿凿可见之行也。于戏！团结之力，十倍于征；调转输之苦，百倍于屯田，安得错也？与之极论乎？
兵莫便于土著，莫不便于遣戍。何者？山川险易，知谙之不悉也。水土风气，习染之不一也。家室坟墓，顾籍之不专也。离旷忧思，劳役之不均也。力疲于道，涂期废于番易；法挠于逃逋，弊积于顾役。于是部伍如传舍操卒，尽市井矣。而其转输之难，尚不论也。于戏！慎抽选以严土著之兵，广屯田以省转输之费，二者缺一不可也。
《边郡内郡说》
边郡者内郡之捍蔽，内郡者边郡之本根。理势相须，而胜衰倚伏者也。是故水灾既定，合宫受成，中国之治极矣。时则荤粥远逃，蚩尤就戮，邑涿鹿以为都，登釜山而辑瑞，边境亦极治焉。青鸟失刑，黄竹兴悼，中国之乱成矣。时则三胡内侵，戎篚不至，烽燧交于骊山，左衽处乎伊洛，边境亦成乱焉。以至后世赵籍主父之威，则富国而斥胡秦；遭土崩之势，则废塞而缩地。西汉之胜也，辟榆中以置郡，并阴山以为塞，而一经莽篡，边土分崩，常山居庸，民户内徙矣；东汉之胜也，南虏比于藩臣羌卑杂于编户，而一遇卓凶，边民流徙，云中、五原并为一郡矣。故夫承平之日则边土须养于内郡，往往有割肉医疮之嗟。有事之时，则内郡播祸于边土，将四溃横流之不可救矣。故夫深国家之虑者，培本根以及捍蔽，而轻重以制其权藩，捍蔽以庇本根，而缓急以措其用。于戏！是之谓保大永安之道也。
《宿卫》
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诸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宋太祖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之。由是士卒精疆，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即此一事，宁不为今时之所急乎？
《井牧》
长山先生胡翰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万民。故天下之利，圣人不私诸己，亦不以私于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后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汉始有名田之议，犹古之遗意也；又其后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犹古之遗制也。先王之遗制、遗意，由秦以来，仅一二见，又皆行之不远，天下之民益敝敝矣。为政者，南面以子万姓。一夫之饥，犹己饥之；一夫之寒，犹己寒之，孰无是心也。而讫莫之拯焉。方汉承秦苛虐之后，民新脱去汤火，未遑苏息，高帝因而抚之。逮及文景之世，国家晏安无事，宗戚大臣凭藉贵高之势，争取美田宅以为子孙利益。郡邑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赀累巨万，治生产畜牧，膏壤十倍，上拟封君编户之氓，无立锥之地，则卑下之为役为仆不暇，顾其身贫富不均，势所驯致也。故董仲舒言于孝武以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过制也。其后师舟、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之。议者以三十顷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过矣。晋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亩，丁男女有差，有国食禄者有差。或十顷，或五十顷，兼以品荫其亲属，自启讦端矣。民无恒产，不能制之专事，要束之间，不劳民骇众，坐获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过为兼并之闲耳！非有资于畎亩，细民能无不足之患也。故名田虽有古之遗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华夏之主也，其得民非归马放牛之时也。以魏国之大，独能均其土地，审其经术，差露田，别世业，魏人赖之，力业相称，北齐后周因而不变。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为口分、永业之制，而取其租庸调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亩，妇人二十亩，而率倍之。口分八十亩而不倍，惟岁易之田倍之。永业即世业也。夫家受而不还，皆二十亩，所以课莳桑麻也。民有多寡，乡有宽狭，田有盈缩。狭乡之民受田半之，为工商者不给，而在宽乡者给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给之三十亩、四十亩，虽不耕不可无养也。当户者益之二十亩，虽已有田，不可不优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贫不得鬻，富不得兼，犹惧不能守吾法，而乃听民鬻永业以葬，鬻口分以迁。是以小不足而大乱法也。何救于敝赈穷困，贫民获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为之？鬻而加罚。永徽之禁抑末耳！议者如宋刘敞，又以魏、齐、周、隋享国日浅，兵革不息，土旷人稀，其田足以给其众，民获其实。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无闲田给受，民不获其实，徒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开皇十二年发，使均天下之田，狭乡一夫仅二十亩。隋之给受，何加于唐也？唐虽承平日久，贞观开元之盛，其人户犹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无实也。敞言过矣。但狭乡之民多，而田不盈；永业之田鬻，而民不固。如陆贽所谓时弊者，势驯致也。时敝则法亦敝，故均田虽有古之遗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为井，井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有洫，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都有浍，地方百里是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间有遂，遂有径；十夫有沟，沟有畛；百夫有洫，洫有除；千夫有浍，浍有道；万夫有川，川有路，万夫之地三十二里，治乡遂者以之。孟轲氏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盖二法并行，遂人匠人多寡异数，而内外相经糸常焉。王畿之内，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六乡六遂居之，六遂之馀地为甸地，距国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为稍地，距国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为县地，即小都之田距国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县地之外为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国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亲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则出地贡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树艺，一夫税入于公。孟轲氏所谓，皆什一者是也。乡遂之地，采五十亩或百亩、二百亩，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异而实同也。地有肥硗为之井者，必有牧以济之，所谓采与易者，则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变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达于天下，虽有山林川泽不可以开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贡助取之，诸侯之国可按而定也。楚人东南之要服也。蒍掩为司马、度山林、鸠泽薮、辨京陵，表淳卤，数畺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赋，况中国之地无山林泽薮之阻，无淳卤畺潦之患。原隰衍沃举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为贡，商人用之以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经邦国。其法可考者往往存于周官之书，其不合者以孟轲氏为之权衡，岂不较然也哉？故尝以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产，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并耕，劳逸巧拙不相负，齐民力二也；养生送死有无相赡，通货财三也；货财不匮，富者无以取赢，绝无拜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无横钦五也；比其丘甸革车长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军实六也；一同之间，万沟百洫，又有川浍，戎马不得驰突，无边患七也；畎浍之水，涝则疏之，旱干则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壮皆土著，奸伪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习诗书，俎豆养老，息物成礼俗九也；远近共贯，各安其居，乐其业，尊君亲，上长子孙，其中不烦刑罚而成政教十也。一举而十者具矣。何惮而不为乎？其谓不可为者，盖亦有二焉。丘甸县都其间，万井为沟洫者，又万计包原隰而为之。穷天下之力，倾天下之财，非数十年之久不克，责于成也。非大有为之君，不能致其决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浇伪之风炽，恭俭之化衰，功利之习胜，经久之虑少，侥幸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犹有挠之者。况使尽弃其私家之产乎？以均田授农民，犹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齿滋众之时乎？怨归于上，奸兴于下，此不可为者二也。以馀论之，二者何足泥吾事乎？古者步百为亩，汉人益以二百四十为亩，北齐又益之以三百六十为亩。今所用者汉亩步也。今之五十亩古之百亩，汉提封田万万顷，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泽不可恳，馀三千二百二十九万顷皆可恳。元始初遣司农劝课，定恳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顷，是时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户，以田均之，计户得田六十七亩，古之百四十亩也。家获百四十亩耕之，未为不给也。加之简稽，则工商禄食之可损者，又不知其几也。虽唐盛时永徽民户不过三百八十万，至开元七百八十六万，亦不汉过也。以天下之田给天下之民，征之汉唐，则后世宁有不足之患乎？田无不足之患，则取诸民以与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将先吾民而为之，孰不晌应于下也。秦长城之役袤延万里，堑山堙谷，暴兵三十万。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馀万，郡邑之民发谪徙边者又岁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诽未闻有一人违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悦，然后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悦，然后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悦也，亦何异于乡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劳者不永逸，欲长治久安而不于此图之，亦苟矣，唐太宗尝读周官之书，至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负有为之才操可致之势，其时又非难也。封建议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复，君子盖深为唐惜之。吾闻春气至则草木生，秋气至则草木落，生与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生，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上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管商之法孰与先生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齐秦举国听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为之以纪人事，经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无他善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赏罚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论名田不若均田，均田不若井田，井田之行有十便，虽有二敝，不足泥吾事，况田数、民数正相当。但在上之人，审所使而行之矣。
中郎区博谏莽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区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矣。其实至论也。后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为封建不可非。区博言井田难行，而张子厚以为必可行。其说孰是？曰：孔子论继代曰：损益可知。孟子论为国曰：润泽在子。使孔孟生于三代之后，其损益润泽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谓生今反古也，亦宜。
唐初授民田，有田有租。迄后法弊，民得转易而有田矣。多少不等，贫富不齐，田主逃亡，靡所考稽。安得犹以国初授田之法税之？故杨炎变为两税，所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籍；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是也。田不过割，则主客难别；不论贫富，则丁中不分，安得不变？后世有谓唐租庸调法变而取民之制坏者，盖不究其始末事体而漫言者也。
凡立州之意有重，其御以镇治有接，其权以系远有专，其任以固畿有分。其势以防边，今或因袭以失其真，或擅更以谬其举，顾名正义循实而鼎新之耳！
《驿传》
驿传之弊，至此云极。官无关而借关，关得借而滥借。既惜待士之费，遂成自便之风。如淮扬驿递，嘉靖初岁约关三千，不二十年乃今及万矣。且舟制愈大挽，卒亦三倍于前。
陕西京兆驿支费特繁，其丞岁获数千金。良乡固节驿、河间瀛海驿、景州东光驿、肇庆崧台驿、韶州芙蓉驿之类，亦次之。大要是马递之冲者，省国财济马卒，不可无处。
《海防》
沿海备倭，戍只自备耳！福浙商船，漳则为甚，因以行掠金塘等五山。国初禁不憩，舟惟周山设戍，且并察五山；五山不憩，寇党不便薪汲。故禁五山则周山警息。今禁不行，而金塘尤连楹绎火。
河南防河堤，湖广防江堤，通、泰、海州海盐县等防海堤一决，而鱼其人，弗加之意可乎？土势岌岌，人力訑訑，今日云然。
《信史》
王守溪阁老尝作《拟皋》，言其中论修史一条，切中今日之弊。略曰：班固死，天下不复有史矣。古之所谓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执笔，以随其言。其动皆亲见而亲书之，所谓信史也。后世史官虽具员而无定职，人主动静邈不相及，政事行罢不及，预闻惟易世之后，则䌷前后奏疏而分曹书之。且以宰臣兼领奏疏之语，果皆实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生于数十年之后，追书数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无闻。或得之传闻，已非其实，纵得其实，而亦莫能照其情伪。或夺于众不得书，或迫于势不敢书，或局于才识不能书，故一时君臣谋议勋业汨没不传，而奸险情态亦无能发其微以为世戒。而监领者，又往往以私好恶，杂乎其间。故曰：不复有史矣。又云前代修史，左史记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记。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之。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记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何所取信乎？洪武十八年乙丑，定设翰林院官，罢起居注，设学士，侍读、侍讲学士为正官，孔目为首领，侍读、侍讲、博士、典籍、侍书、待诏为属官，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原有秘书监、弘文馆、起居注，皆不设，仍设华盖、武英、文华、文渊、东阁等大学士，班本院学士之上。所谓起居注，成周右史也。记人主言动起居之事，所以养精储源，裨君德以养苍生，昭善恶以信后世，所系大矣。今乃废之。则夫外庭之臣所知者，号令文章而隐微莫睹。与处者，宦官、宫妾，而贤士罕接，贻养元化，传捭将来，又何赖焉？
《宋史•表》首称相阿鲁图，其实殴阳玄之笔也。其为卷六百，文百万言。自有史册以来，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谓辞之烦简，以事文之今古以时，盖欲自成一代，书而不强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纪一事而先后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观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于上之人，坏古修史之法也。史始于《尚书》、《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笔。《尚书》虽杂出，然而纪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则孔子特笔，而门人一辞不能赞矣。《春秋三传》各以其意释经，而其事传焉。若《国语》，若《世本》，若《战国策》皆一家言。自《史记》下十七代之书，亦皆一人成之。《唐书》虽文忠与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两美相合。至元修宋、辽、金三史，此法坏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学，不欲中国之人擅其所长。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实，惟其名。其长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后矛盾复何怪哉！虽然，岂始于宋哉！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其传卒亦不广。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义禀监修，辞从指授。由是刘知几谓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卒不能成其书也。原《宋史》一书，其实类此。盖汉唐皆文人相聚，元则羯胡相参，其形迹之拘忌，义例之蒙昧，岂特如汉唐人所讥而已？呜呼！元所坏者，宋一代史犹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袭用之。今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为骇，则以为枉矣。其贻害于中国，祸于斯文者，可重为慨也。夫馆阁之称，自梁正明中，于右长庆门设屋十馀间，中有招文馆、集贤馆、史馆三所，宋太宗改作于左升、龙门里、集贤、东庑、招文、西庑、史馆、南庑，赐名崇文院。端拱中，分三馆，书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合为一，故谓之「馆阁」。元丰官制行，遂改为秘书省。
《宗给》
天下事有二大可忧，何者？古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以历世观之，殆不尽然矣。周室大封同姓，岂不欲强及其所以祸周者，则秦、楚、韩、魏之国也。汉人监周，异姓不得王。及其所以祸汉者，非外戚之亲，则州牧之将也。魏人监汉，忌兄弟之属，无藩屏之固。及所以祸魏者，任事之权臣也。晋、宋监魏藩辅，必置至亲，乃致兄弟逼疑，白相残灭，究其所以祸二代者，皆握兵之悍帅也。唐人监此宗室之亲，聚于都下，封而不任，卒之乱唐者，方镇之兵也。宋人监此，收诸将之权，宗人偏于天下，眇无事权若得矣。迹其所以祸宋者，乃漠北之虏耳！嗟乎！天下之变当出于意料之所不及，天下之势每重于积习之所不察，故经理天下者，调其大略。取诸利分之多者，可以法矣。多历年所必有偏重，在识其几兆预以反之耳！不然疏虑浅谋，而寡先几预待之。见终不能，以寿国家之命。今大可忧者有二，及今时犹可为，久则人心不易改，事势不易回，用力多而成功难矣。何也？今之所急者，莫急于宗室繁衍。而禄粮不足以给，莫急于边备废弛。而士卒日以骄悍一者，其不可为之势已形兆矣。幸纪纲未坏，当事之臣犹得以藉手，若能达于事机，处置适宜，足以服其心而顺其事，则宗室可安，边防可固，人心复古，如反掌耳！不然日益不为，势积变成，岂不大可忧乎？夫宗室之所仰给者，皆百姓之供需也。百姓之供需，皆其田地之所出也。田税有定，而宗室之生育无已。
祖宗时，一人者迄今有千人者矣。今之千人，数年之后倍千人矣。岂惟千人将倍数千人矣？今各省田额禄粮，已有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不及宗室支数者矣。若将倍千人，公家将何所处？况数倍千人乎？今宗室蕃育之府，有一岁支二季、三季者矣；有未及年分，而先卖票领者矣；有奔走市廛，交易物货者矣；有强暴恃势，而抢骗平人财物者矣；有为饥困所迫，而忍为盗贼者矣。夫民间税粮有限，宗室所用无穷，欲人人取足，万无是理。既无禄食，则饥困必至，饥困之极，谁不求生？廉耻丧而奸伪生，良心灭而奸宄作，将何所不为乎？及今朝廷固执旧法，不为善变之谋，其所食禄粮又非神运鬼输之可得，是坐视宗室之困而致变也。可乎？夫边镇者，内地之藩篱。边镇固则内地安，古今不易之道也。今之各边，自甘肃戕害抚臣之后，有大同五堡军士之变矣。再有马升、杨林钩引北虏之变矣，继有辽东绋打巡抚之变矣。蔑视典宪，转相效尤，观其不道之状，即唐藩镇恃强梗化之机也。夫奸宄之兴，不在于末流，势不可为之日，而在于势已形见，上下因循，不以为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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