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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秋季学期业已开始。人文楼前厅安放的一尊不怎么漂亮的维纳斯①大理石像脖颈上又让人用唇膏瞎涂了一个亲吻的红嘴印。《温代尔纪实》刊物上又在讨论校内停车问题。认真读书的一年级学生又在图书馆书籍页边空白处用笔标上“自然的描绘”或“讽刺”这类有益的评注；一位特别有才能的训诂学者已经在一本马拉美②诗集漂亮的版本上用紫墨水在“oiseaux”
③这个难字下面划了一条线，还在上面注了一个潦草的“鸟”字。秋风卷落叶，又把枯叶吹起来贴附在那条从人文楼通往弗里兹楼的花格走廊的一面上。晴朗的下午，橙褐色的大蝴蝶又在柏油路和草坪上拍动翅膀，懒懒散散地朝南飞去，黑腿没有完全收拢起来，低低地耷拉在它们圆点花纹的躯体下面。
学院的工作依旧在进行。一些发奋的研究生，在怀孕的妻子陪伴下，还在写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西蒙纳?德
①维纳斯：希腊神话中执掌爱情之神。
②马拉美（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③系法语。
博瓦尔①的学位论文。各文学系还在那种认为司汤达②、高尔斯华绥③、德莱塞④和曼⑤都是伟大作家的印象下埋头苦干。“冲突”和“样式”这类辞汇仍在流行。一如既往，拿不出成果的教员靠写点文章评论他们比较丰产的同事们的著作成功地作为“生产”；一如既往，一帮鸿运高照的教员正在享受或者打算享受年初荣获的花色繁多的奖金。由此，一笔挺有意思的、数目不大的奖金提供给多才多艺的斯塔尔夫妇——艺术系的娃娃脸克里斯托弗?斯塔尔和他年轻的妻子路易丝——使这对少俊极了的夫妇有个难得的机会，不知怎地获得了许可渗入东德去记录战后的民歌。人类学教授特里斯特拉姆?维?汤马斯（朋友们管他叫“汤姆”）因对古巴渔民和棕榈树攀登者的吃饭习惯所做的研究而获得孟德维尔基金会一万美元的奖金。另一家慈善机构居然资助布多?冯?法特恩弗尔斯博士，使他得以完成一本《近年来有关评价尼采信徒对近代思想的影响的专著和手稿目录》。最后但绝非不重要的是一份特别慷慨的奖金赠给了温代尔的著名精神治疗学家卢道夫?奥拉大夫，使他得以对一万名小学生进行一种所谓手指入碗的测验，让孩子把食指浸入几个盛着不同颜色的溶液碗里，然后量一下全指长度和沾湿部分长度作一比较，用各式各样诱人的图表显示出来。
秋季学期业已开始，哈根博士遇到一种尴尬的处境。这年夏天，有位老朋友非正式地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可以考虑明年接受一所比温代尔学院重要得多的学府西堡德大学报酬优厚的教授聘书。这类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可是另一方面却遗留下一桩叫人寒心的事：他呕心沥血办起来的那个系，连布劳伦吉那个基金远较雄厚的法文系都没法在文化影响上与它相抗衡，眼看就会落到背信弃义的法特恩弗尔斯的爪子里，这人是他哈根亲自从奥地利聘请来的，而居然摇身一变反对起他来了——事实上已经用见不得人的手段设法把哈根从一九四五年创办起来的一份颇有影响的《新欧洲》季刊的领导权夺了过去。哈根打算离校这件事——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向同事们透露一点风声——会引起一种更叫人伤心的后果：普宁助理教授必然被撇下来，处于危难的境地。温代尔学院从来没有正式成立俄文系，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一向靠德语系为附设比较文学这一分支课程而聘请的，从而保住了教书这个饭碗。布多纯粹出于私愤，准会砍掉那一分支，普宁在温代尔又没有终身任职权，必定会被迫离去，除非其他哪个语言文学系同意收留他。看来只有英文系和法文系或许还有点商量的余地。可是英文系主任杰克?考克瑞尔素来反对哈根的所作所为，认为普宁是个笑柄，而且他确实非正式而有可能地争取一位了不起的英俄混血的作家来执教，那人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教普宁赖以生存而讲授的所有课程。作为最后一着，哈根只有找布劳伦吉想想办法看。
法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伦纳德?布劳伦吉有两个挺有意思的优点：一不喜欢文学，二不会法语。可这并没妨碍他到处旅行，出席现代语言会议，他会在会上炫耀自己的无知，好象是一种无上的风趣似的，而且对于任何想把他诱入微妙的法语圈套里的企图，他都会插科打诨地说些立足点健康的趣话儿把它岔开。他又是一位很会弄钱的能手，最近就说服一位过去有三所了不起的大学奉承过而都没说动心的老富翁，捐赠一大笔可观的款子来促进一批研究生在加拿大人斯拉夫斯基博士指导下搞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研究工作，同时还计划在温代尔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建造一个“法国村”，两条街和一个广场，全都仿照多尔多涅省①古老的万代尔小镇的款式。尽管他在行政工作上的想法往往含有浮夸的因素，布劳伦吉本人倒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他碰巧跟温代尔学院山姆?波尔院长是同学，两人多年来经常，甚至于后者双目失明之后也照旧一样，到一个荒凉、多风的湖边去钓鱼，这个湖座落在温代尔北边七十英里以外，按自然条件来说，近似贫民窟那样凄凉的矮栎树和小松树丛生的乡间，有一条两旁长着荒草的砾石道直通湖边。他的老婆是一位资历简单而可爱的女人，在她的俱乐部里提到他时总称呼他为“布劳伦吉教授”。他讲授一门叫作“伟大的法国人”的课程，内容全是他让秘书从他在一间阁楼里发现的而学院图书馆没入藏的一套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四年的《黑斯廷斯历史和哲学杂志》上抄下来的。
普宁刚租了一所小房子，邀请了哈根夫妇、克莱门茨夫妇、赛耶夫妇和贝蒂?勃里斯来参加他庆祝迁居的宴会。就在那天早晨，好心肠的哈根博士到布劳伦吉办公室作了一次孤注一掷的拜访，向他，只向他一个人，透露了全部情况。
他对布劳伦吉说法特恩弗尔斯是一个强烈反对普宁的人，布劳伦吉干巴巴地附和道，他本人也是；事实上，他在社交场合中接触过普宁之后，就“断然觉得”（这帮讲求实际的人多么倾向于感觉而不是思想，这也确实是件怪事）普宁连在美国学府附近溜达溜达都不配。很讲义气的哈根说普宁一连几个学期非常出色地讲授了浪漫主义运动，在法文系的赞助下讲讲夏多勃里昂和维克多?雨果是肯定没问题的。
“斯拉夫斯基博士包下了那一伙作家，”布劳伦吉说。
“有时我确实认为咱们在文学方面搞得过头了。你看，这星期莫帕苏埃丝夏小姐开始讲存在主义作家，你的那位布多
讲罗曼?罗兰。我要做关于布朗热①将军和德?贝朗热②的报告。不行，咱们在这方面的玩意儿已经够多的了。”
哈根又打出他最后一张牌，提出普宁可以教教法语：咱们这位朋友就象许多俄国人一样，起小有法国保姆，革命之后又在巴黎住过不止十五年。
“你是说，”布劳伦吉严峻地问，“他会说法国话吗？”
哈根对布劳伦吉的特殊要求一向很了解，这当儿有点含糊了。
“说啊，海尔曼！会还是不会？”
“我敢肯定他够格。”
“这么一说，他确实会说法国话，对不？”
“嗯。”
“要是那样的话，”布劳伦吉说，“一年级法语我们没法用他，因为这对我们的史密斯先生可就太不公平了。他这学期教初级班法语，只要求他比学生们先多会一课就行了。
嗯，桥本先生那个满满腾腾的中级法语班凑巧倒需要一名助手。你那个人掌握法语读和说都一样在行吗？”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够格，”哈根躲躲闪闪地说。
“我理解够格是什么意思，”布劳伦吉皱着眉头说。“一九五○年，哈希离职时，我聘请了那个瑞士滑雪教练员来教法语，他私运进来一些旧法文文选的油印本。这一下子可费了我们差不多一年时间才把那个班又拉回到它原来的水平上去。现在，那位叫什么来着，要是不会读法语——”
“我想他能读，”哈根叹口气说。
“那我们就更不能用他了。你是知道的，我们只相信会话教学唱片和其他机器设备。不允许看任何书。”
“还有高级法语班呢，”哈根喃喃说。
“那一部分由卡罗琳娜?斯拉夫斯基和我本人包下了，”
布劳伦吉答道。
普宁对他那位保护人的苦恼毫不知晓，这个新的秋季学期对他来说反倒开始得特别顺利：要他操心的学生从来没有这样少过，自己用来研究的时间从来没有这样多过。他的研究工作早已进入迷人阶段，探索超过了预定目标而形成一个新的有机体，也可说是成了那个成熟的果实的寄生虫。普宁把思想的视线从原来工作目标上转移开，你可以在他的著作中一目了然地发现这儿升起一个星号，那儿炫耀一个“原文如此！”的标注。这种研究方法原应避免，因为它破坏了一切，使人达到没完没了的着迷程度。索引卡片越积越多，装满了一个皮鞋盒子，分量也很实在。两种传说之间的核实啦；一个礼仪或服装方面的宝贵细节啦；一个出处一经核对而发现由于无知、疏忽或伪造而不可靠啦；恰当的推
测引起的一阵透脊梁骨的愉快啦；数不尽的bezkor?stn?y①（无偏见的、忠实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胜利啦——这一切都把普宁毁了，把他弄成一个欢天喜地的注脚迷，他打扰一本一英尺厚的、沉闷的书中的蛀书虫，为了要找到一本更沉闷的书的一个出处。但是，他也有通人情的一面，那就是新近租住了峭壁大街拐角陶德路上的一所小砖房。
这所小房子原是已故马丁?谢泼德一家人住的，马丁是普宁以前克里克街那个房东的本家叔叔，多年来一直是陶德产业的看管人，温代尔市镇当局把那份产业买了过去，为的是把其中杂乱无章的宅邸改建为一所新式疗养院。常春藤和云杉围住了它那上了锁的大门，普宁从他峭壁大街的新居一扇北窗户望出去，远远可以看到它的屋顶。这条大街是“T”字上面的横杆，普宁住在横杆左半边。他的房子对面，一过陶德路（“T”字的竖杆）就从路东一块玉米地延伸过来一条修补过的柏油路，路边沙地上种着一排屏风似的榆树，而路西则是一排一般高的小枞树，在一道篱笆后面朝校园排去，几乎一直排到离普宁家南边半英里远的另一所住房——大学足球代表队教练处那个放大了的雪茄烟盒似的房子那里。
普宁三十五年来无一定居，受尽折磨，晕头转向，缺乏一种内在的精神生活，他早就对这种状况感到不耐烦了，如今他独自住在一所四面无邻居的房子里，对他来说真是无比高兴，十分满意。这里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静——天堂一般，富有田园气氛，而且十分安全，因此同他过去租住的那些没完没了的噪音从六面传来、把他团团围住的房间相比，真可说是天壤之别。再说这小小的房子多宽敞啊！普宁甚至怀着感恩的惊讶心情，认为根本就没发生过俄国革命，没有背井离乡，没有移居法国，没有加入美国籍，一切——充其量不过是这样，充其量不过是这样，铁莫菲啊！
——都会一模一样：在哈尔科夫①或喀山②当个教授，拥有一所跟这一样的郊区房子，房间里全是古书，屋外盛开晚花。说得具体些，那是一所两层楼的、樱桃色的砖房，白色百叶窗，木瓦屋顶。房子前面那一小块绿茸茸的草地展延大约五十俄尺，房后由一个长满青苔、陡直的峭壁为界，峭壁顶上长着茶褐色杂草。一条粗糙的汽车道沿着房子南侧通向一小间粉刷过的汽车房，里面停放着普宁私有的一辆穷人用的破汽车。汽车房门上端不知什么缘故悬挂着一个篮子似的怪网兜儿，又有点象弹子球台那挺美的网兜儿——可又缺个篮底——在白墙上映出一个比原型大而颜色更蓝的阴影，网眼清晰无比。汽车房和峭壁之间那块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常有野鸡光顾。沿着房子一面墙滋生着发蔫的丁香花——俄国式花园的风采，我这位可怜的普宁殷切渴望着绚丽的春季景色，甜甜蜜蜜，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还有一棵高大的落叶树，普宁这位分辨得出白桦、菩提、杨柳、山杨、白杨、栎树的人却一直闹不清那是一棵什么树，它那铁锈色的桃形叶子在秋高气爽的小阳春时分给门廊前的木头台阶遮着荫凉。
地下室有个模样歪斜的燃油炉子，尽力通过楼层夹板里的管道把微弱的暖气输送上去。厨房看上去倒还卫生而舒适，普宁跟各式各样的炊具打交道，壶啦、锅啦、烤面包的小炉啦、长柄平底煎锅啦，感到其乐无穷，这些家什都是租这所房子随带而来的。起居室里稀少而寒伧地摆着几件家具，可是墙上有个挺引人注目的凹壁，里面放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俄国的版图涂的是淡蓝色，整个波兰是块褪了色的或者可以说是蹭掉了的印子。在普宁打算给他的客人安排一次自助冷餐的很小的饭厅里，餐具柜上有一对带坠子的刻花水晶玻璃烛台，清晨反射出漂亮的彩色虹光，使我们多愁善感的朋友想起俄国乡村别墅阳台上闪烁着橙、绿、紫色阳光的彩色玻璃窗扉。那个放瓷器的柜子，每次他从旁走过，就喀啷喀啷地响，也跟从前那些昏暗的后室里的情况有点相似。楼上有两间卧室，过去有许多孩子和伴随的大人住过。地面被铁皮玩具划出许多道子。普宁从他决定做卧室那间屋子的墙上摘下一块三角形的红色硬纸板，那上面用白粉乱涂了一个莫测高深的字：“红衣主教们”；但是房间旮旯里还保留了一把给三岁大的普宁坐的涂粉红漆的小摇椅。那条通往澡房的过道里挤着一台不堪使用的缝纫机，澡房里那个又短又小的澡盆是巨人国家专为矮子设计的，放满水的时间跟俄国学校算术课本里的水槽和水盆放满水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久。
他现在准备举行那个宴会了。起居室里有一张可以坐三个人的沙发，两把高背椅子，一把垫得又软又厚的安乐椅，一把带蒲席的椅子，一个膝垫和两把脚凳。他察看一遍那一小张客人的名单，突然古怪地感到不满意。宴会倒是有其格局，但是缺少特色。当然，他特别喜欢克莱门茨夫妇（品质高尚的一对——跟校内其他大多数笨蛋迥异），他当初做他们的房客时，跟他们有过多么欢快的交谈啊；他当然万分感激海尔曼?哈根多次提拔他，譬如说最近哈根还设法提了他的工资。哈根夫人，按温代尔校园里的话来说，当然是“一位可爱的人儿”；当然喽，赛耶夫人一向在图书馆里很帮忙，她的丈夫要是严格避免对天气发议论的话，就有一种起镇定人心作用的本领，表现出一个人能够保持安静到什么程度。但是把这一伙人凑到一块儿，却没有一丁点儿特色，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普宁又想起自己童年过的那些生日宴会——不知什么缘故，总是那六、七个孩子，夹脚的鞋啦，太阳穴疼啦，等到所有的游戏都玩过之后，一个死皮赖脸的表兄便开始用好好的新玩具搞出些庸俗无聊的名堂，他就会感到心里不舒坦，烦闷无聊；他还记得有一次他们玩捉迷藏，玩得时间挺久，他在女仆房间里一个又黑又闷的衣柜里藏了一个小时，不舒服极了，等钻出来时却发现伙伴们早就回家了，只剩下自己耳朵里还在嗡嗡响。
他到温代尔村和埃苏拉之间那家有名的杂货店买东西，碰见了贝蒂?勃里斯，便也邀请她来参加宴会；她说她还记得屠格涅夫那首蔷薇花散文诗，迭句是“Kakhoroshi，kaksvezhi①（多么美，多么新鲜）”，她当然非常乐意来。他又邀请著名的数学家曼德尔森教授和他的老婆——一位雕塑家，他俩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可是后来又打来电话表示十二万分的抱歉——他们忘记那天已有约会。他还邀请米勒小伙子，眼下已经是位副教授，和他那个满脸雀斑的漂亮妻子夏洛蒂，可结果她因为快生孩子了，两人都没法前来。他还请了弗里兹楼校役头凯洛尔老头儿和他的儿子佛兰克，佛兰克是我的朋友唯一有天赋的学生，曾经给他写过一篇杰出的博士论文，探讨俄文、英文和德文抑扬格之间的关系，可是佛兰克目前正在军队里服役；凯洛尔老头儿坦率地说，“我的老婆子和我不常同教授们混到一块儿。”他打电话到波尔院长家，他有一次在游园会上同院长谈过一次话（关于改进学院课程的事），一直谈到天下雨为止，因此他请院长务必光临，可是他的侄女答道她伯父现在“除了去少数几个知交朋友家之外，不拜访任何人了”。他正打算放弃再增添什么客人来活跃宴会气氛时，忽然想出一个十分新颖而确实很妙的主意来。
我和普宁对一桩挺烦人的、却难得讨论的事早就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您无论在哪一家学府的教员队伍里，都不仅可以找到一个人长得特别象您的牙医师或者当地邮政局局长，而且还可以找到一个人在他的本行里另有一位跟他犹如双胞胎似的人。说真的，我知道在一所相当小的学院里出现过一起类似三胞胎的例子，据那位眼光敏锐的校长佛兰克?里德说，那三驾马车的中心人物，说也荒唐，竟是鄙人；我还记得已故的奥尔嘉?克劳特基有一次对我说，就在她这位半个肺的可怜女士不得不教忘川语和葫芦巴语①的一家战时的语言专科学校里，仅在五十来个教员当中，除了这位真的、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宝贝普宁之外，竟另外还有六位普宁。因此，甚至连普宁这位在日常生活中马马虎虎的人（在温代尔任教的第九个年头）也不由得注意到一个瘦高挑、戴眼镜的老头儿，几缕学究式青灰色头发耷拉在他那皱紧的小眉毛右边，尖鼻子两旁各有一道深沟一直通到他那长长的上嘴唇两角——这人普宁知道是鸟类学系主任托马斯?维恩教授，有一次在宴会上还跟他谈起过欢快的金莺、忧郁的布谷鸟和其他俄国乡间的鸟儿——却并不一定是维恩教授，这一点也无须乎大惊小怪。有几次，他好象把别人错当维恩教授了。普宁叫不上那人的名字，可他却带着外国人爱说双关语那种雅兴，把那人归为“特维恩”照普宁的念法“特温”）一类。我们这位朋友和同胞很快就领悟到自己没法闹清楚他每隔一天都在校园几处地点，办公室和教室之间啦，教室和楼梯之间啦，饮水喷泉和厕所之间啦，遇到的那位猫头鹰脸、步履飞快的绅士，究竟是那位他觉得应当打个招呼的、有一面之交的鸟类学家呢，还是另外那位长得很象维恩的陌生人；那人象任何有一面之交的人那样，对普宁淡淡的招呼也会由于礼貌上的习惯而略微点点头。这种碰头的时间仅是一刹那，因为普宁和维恩（或是特维恩）都走得挺快：有时普宁为了回避交换一声这种温文尔雅的吠叫，就会假装一面急走一面看一封信，或者想法闪开这位匆匆迎面而来的同事兼折磨者，就会突然转向楼梯口，下到底下一层楼的通道里继续朝前走；可是他刚对自己这种机灵的作法沾沾自喜，有一天在他故伎重演时，却在底下一层楼的通道里差点儿跟噔噔走过来的特温（或是温）撞个满怀。新的秋季学期（普宁任教的第十个年头）开始后，他的上课时间有了改变，这种厌烦的情况更为加剧了，他为了尽量回避维恩和他的相似者，原来学会依靠的某些办法也只好放弃。看来他不得不永远容忍这种情况了。回想以往某些类似的情况——那种只有他看得出来的令人困惑的相似，烦恼的普宁心想要求别人来帮助解答这一双托?维恩之谜，也没有多大用途。
就在请客那一天，他在弗里兹楼饭厅里快要吃完很迟的午餐，维恩或者那位跟他非常相似的人突然在他身旁坐下，过去这两个人可谁也没在这里露过面，那人说道：“我老早就想向您请教点事——您教俄语，对不？去年夏天，我看了杂志上一篇谈鸟的文章——”
（“温！这位是温！”普宁心里想，当即觉察到可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性步骤。）
“——嗯，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我想是个俄国人吧——提到在斯考夫地区，我希望没念错音，当地人烤一种鸟形蛋糕。当然，基本上是象征xxxx，我不晓得您知不知道这样一种风俗？”
就在这当儿普宁脑子里闪现了那个聪明的想法。
“先生，我听您的吩咐，”他说，高兴得声音在嗓子眼里直颤悠——因为他现在已经十分有把握断定这人无疑就是最初那位喜欢鸟的维恩了。“是的，先生，我十分熟悉那些zhavoronki①，那些alouettes②，那些——咱们得查查辞典方能找出它的英语同义词。因此我借此机会请您今晚光临舍下。午后八点半。一个小小的搬进新居的聚会，没别的。
请带尊夫人一道来——要不，您别是个红心学士③吧？”
（唉，爱耍双关语的普宁！）
对方说他还没结婚。他非常愿意来。地址是哪里？
“陶德路九九九号，很好记。就在那条鲁（路）的顶顶末端，跟峭比（壁）大结（街）联结的地方。一所肖（小）转（砖）
瓦房子，后面有个达（大）赫（黑）峭比（壁）。”
①俄语：云雀。
②法语：云雀。
③红心是爱情象征，学士又可解释为单身汉。
那天下午，普宁迫不及待地走进厨房动手做饭。五点刚一过，他就动起手来，中间只停下来一会儿，为了换上接待客人而穿的装束，他穿上一件有繸子腰带和缎子翻领的、奢华的蓝绸吸烟服，这还是二十年前在巴黎一次流亡者举办的慈善集会上赢得的奖品——时间过得多快哟！配这件上装的夜礼服裤子也同样是欧洲货。他把那副看书用的宽玳瑁眼镜架在他那鼓出来的、俄国土豆样的、滑溜溜的鼻子上，对着药柜的裂了缝的镜子端详一下。他龇出假牙看看。
他检查一下脸蛋儿和下巴颏子，看看早上刮的脸还行不行。
还行。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揪一根长鼻毛，使劲揪了第二下才把它拔下来，于是乎“阿嚏”打了一个喷嚏，声音响得象一次爆炸。
七点半，贝蒂来了，帮他最后布置一番。贝蒂如今在埃苏拉中学教英语和历史。她变化不大，还跟当初那个健壮的毕业生一个样儿。粉红色眼镜框后面的一对患近视的灰眼睛依然坦率而怜悯地瞧着你。她依然梳着甘泪卿①的发型，把厚厚的头发盘在脑袋上。柔软的脖子上那个伤疤还在。但是胖手上出现了一个小钻石订婚戒指，她带着忸怩的骄傲显露给普宁看，他呢，暗自感到一阵愁伤。他想起有一阵子他蛮可以追求她——要是她头脑里没有保姆那样的思路，这一点她至今也没改掉，他确实会向她求爱的。她现在还能照一种“她说——我说——她说”的方式讲个挺长的故事。无论如何您也没法叫她别去相信她喜爱的妇女杂志所宣扬的那套学问和小聪明。她仍然耍弄那个古怪的小把戏——在普宁小小的社交圈子里还有两三个小家子气的年轻妇女也喜欢那一套——那就是您提醒她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时，她就会在您的衣袖上迟迟疑疑地拍一下，以表示承认或者毋宁说是反击：您会说，“贝蒂，你忘了还那本书啦”，或者“贝蒂，我还当你说过一辈子不结婚呢”，她在作出具体回答之前，就会来一下那个假正经的动作，同一瞬间又缩回她那碰到您手腕的胖乎乎的手指头。
“他是个生物化学家，眼下在匹兹堡①工作，”贝蒂一边说，一边帮助普宁把抹了黄油的法国面包片摆在一罐新鲜而滑溜溜的灰色鱼子酱周围，还洗干净三大串葡萄。另外还有一大盘拼盘啦，真正德国稞麦粗面包啦，一碟加了特种佐料、搭配泡菜和青豆的冷虾啦，番茄酱拌的小红肠啦，热pi-roznki②（蘑菇馅饼、肉馅饼、白菜馅饼）啦，外加四种干果和各种好吃的东方甜食。饮料包括威士忌（贝蒂送的礼）、ryabinovka③（一种花椒浆果酒）、白兰地加石榴汁的鸡尾酒，当然还有普宁的五味酒，一种由冰镇的法国葡萄酒、葡萄柚汁和樱桃酒搀和的令人容易陶醉的烈酒，这位一本正经的主人已经把它们倒在一个带有涡旋罗纹和百合花底花纹的海蓝色耀眼的玻璃大碗里搅起来。
“唷，多漂亮的碗啊！”贝蒂喊道。
普宁用满意的惊奇目光瞥了一眼那个碗，仿佛头一次看到它似的。他说这是维克多送的礼物。对了，他现在好吗？他喜欢圣?巴托学校吗？他认为还可以。他初夏是在加利福尼亚跟他妈一起度过的，后来又在一个约塞米蒂饭店里干了两个月的活儿。一个什么？一家加利福尼亚山间的饭店。嗯，他后来又回到学校，忽然寄来了这件礼物。
这个碗到来那一天，甭说多巧了，正好是普宁清点椅子，准备大摆宴席那一天。它是用一只大盒子，里面又是一层盒子，再加第三层盒子包装后寄来的，其中塞满了一大堆乱纸和木屑，一打开来就弄得厨房里哪儿哪儿都是，真象过狂欢节撒花纸那样。那个涌现出来的碗，在收礼人脑子里产生的头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彩色缤纷的形象，一个模糊的美丽的东西，从巨大的象征力量反映了送礼人可爱的性格，以致它实质上的特性仿佛反倒溶解在那纯洁的内心的火焰中了，可是一经不了解它那真正可贵之处的局外人的称赞，便突然一劳永逸地跃为灿烂的实体了。
这所小房子里回响着一阵音乐般丁零零的按铃声，克莱门茨夫妇带着一瓶法国香槟酒，捧着一束大丽花走进来。
深蓝眼睛、长睫毛、短头发的琼穿一套比校内其他任何一位教员的妻子所能设计出来的衣服都要时髦的、旧的黑绸衣服；看到秃顶的好老头儿铁姆?普宁低头轻轻亲吻琼那只轻盈的手，总叫人觉得是件乐事，她在所有温代尔女士们当中是唯一知道让一位俄国绅士亲吻时该把手抬多高。
越来越胖的劳仑斯，身穿漂亮的灰色法兰绒西服，刚一坐进那把安乐椅，就顺手抄起手边上的一本书，一看原来是本英俄——俄英袖珍辞典。他一只手拿着眼镜，朝旁边望去，尽量想一想几个他一直想查而现在却又记不起来的词，那副样儿，尽管年轻一点，使他非常象约翰?凡?爱克那幅画儿上的凡?德尔贝莱神甫，颚骨宽阔，头发蓬松，那位好神甫正由一个装扮成圣乔治的监督人指点他注意一个慌张失措的圣贞女，从而在她面前露出一副发呆的神情。一切都历历在目——双眉紧锁的脑门子啦、悲伤而沉思的目光啦、脸蛋上的皱褶啦、薄薄的嘴唇啦，甚至连左边脸上那个疣子也原封没动。
克莱门茨夫妇还没坐定，贝蒂又开门让进那位对鸟形蛋糕感兴趣的先生。普宁正要称呼他“温教授”，琼——也许颇为遗憾——却打一断了他的介绍，说道，“哦，我们认识托马斯！谁不认识托姆呢？”铁姆?普宁回进厨房，贝蒂向大家敬了保加利亚烟卷儿。
“托马斯，我还当，”克莱门茨架着他那肥胖的腿，说，“你到哈瓦那采访那些爬棕榈树的渔民去了呢？”
“唔，我准备下半年去，”托马斯博士说。“当然，大部分现场工作已由别人完成了。”
“不过，得到那笔补助奖金还是挺不赖，对不？”
“在我们这一行里，”托马斯心安理得地答道，“我们得做许多艰苦的旅行啊。真格的，我很可能要蹚下去，一直到达向风群岛①。如果，”他苦笑一声，“麦卡锡参议员不对国外旅行采取严厉措施的话，就好办了。”
“他得到一笔一万元的补助金咧，”琼告诉贝蒂，后者脸上立刻做了个请安的表情，这个特殊的怪相就是把下巴和下嘴唇绷紧，慢慢点一下头，贝蒂这类人在和自己的上司共进午餐，见到一位上了《名人录》的人物，或者会见一位公爵夫人这种了不起的场合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那种恭敬、庆贺和有点敬畏的神情。
赛耶夫妇开一辆崭新的小旅行汽车来到，送给主人用一个漂亮盒子装的薄荷糖。哈根博士是徒步来的，得意地高举着一瓶伏特加酒。
“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兴高采烈的哈根说。
“哈根博士，”托马斯一面握手，一面对他说。“我希望那位参议员没看见您手里拿着那个玩意儿在街上走来走去。”
这位心地善良的博士从去年起明显地见老了，不过还象往常那样壮实，宽肩膀，方下巴，方鼻孔，狮子似的眉宇，一头象灌木那样修剪过的、长方刷子似的灰白头发。他穿一套黑西服，里面穿件尼龙白衬衫，打一条带有红色闪电花16①向风群岛为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
16纹的黑领带。哈根夫人因为临时犯了她那可怕的周期性偏头痛不能来了，真抱歉。
普宁招待大家喝鸡尾酒，“或者管它叫火烈鸟尾酒，特别是对鸟类学家来说，也许更合适些，”他妙趣横生地说。
“谢谢！”赛耶夫人接过酒杯时一边唱歌似地说，一边扬起她那长条的眉毛，表示一种文雅的探询，其中搀和着惊奇、谦虚和愉快的意思。她是一位漂亮、五官端正、粉红脸膛的四十来岁的妇女，一口珍珠般的小白牙，金色波浪鬈发，她是时髦而自在的琼。克莱门茨的外地的表亲，走遍了全世界，连土耳其和埃及都到过，嫁给了温代尔学府里最古怪而最不象学者的学者。这里也应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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