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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言
我国桥梁之种类就今日已知者，依其外观及结构性质，可别为三类，曰：“梁式之桥”，曰：“拱桥”，曰：“绳桥”。
梁式之桥
“梁式之桥”在国内最为普通，其发达之期似亦较早。唯秦以前典籍谓“桥”为“梁”，或“徒杠”，无桥之称。据《说文》：“梁，水桥也。徒，步行也。杠，横木也。”疑其始架木水上，横亘如梁，若今乡曲之独木桥，仅供步行之用，故有是名（图版1［甲］）。后世之桥种类虽繁，然除“拱桥”、“绳桥”二种外，要皆自此简单之木梁发达而成。逮《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桥”，乃“桥”字见于记载之始。惜原文简略，不审其为“徒杠”？抑其宽度足以济车马，如《孟子》所云之“舆梁”？以《说文》“桥，水梁也”释之，似其结构方法亦属于“梁式之桥”。
图版1［甲］ 浙江溪口桥
如前所述，“梁式之桥”，其出发点较为简单。然后世人文演进，桥之需要益繁。每以材料之异同，与河身广狭深浅，不一其度，致桥之式样随宜变化，日臻复杂。其种类可得论举者，大体可区为六种。
（一）木桥
“梁式之桥”最初殆为木构。但木梁之长为材料强度所支配，不能过大。故河面宽者势必增加桥之间数，以补其缺点。各间之间在未用石墩以前，殆结舟为“浮梁”，或立柱为架，以承受梁之两端，使各间之梁衔接为一。除“浮梁”另于下节叙述外，桥柱之种类，因构材不同，又有木柱、石柱二种之别。以结构演进之顺序言，桥之用木柱者，施工集料较为简便，其发生时期亦应较早。其次乃并用木、石二种之柱；然后始有纯粹之石柱桥。故疑《史记·苏秦传》所述“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乃指木柱之桥言也。自是以后，文献所载，历代相沿，至于近世，犹未全废。如《唐三典》谓“天下……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及《旧唐书》、《新唐书》李昭德传：“利涉桥岁为洛水冲注，常劳治葺；昭德创意，累石代柱。”与《西安府志》载“广济桥，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知县王九皋重建。造木桥长亘里许，为百空，高三丈余，阔二丈”，皆其最著者。桥之两侧，饰勾栏者最为普通。或更施榱栋，覆以亭或桥屋，形如阁道，往往见于宋、元人画中（图版1［乙］）。亦有桥上设商廛，如南宋杭州丰乐桥，建楼其上，为朝士会饮之地。流风所被，遂至“飞桥”、“拱桥”、“绳桥”等，亦类有桥屋，不能不谓为木桥之影响也。惟现存实物属此式者，多以木、石混合为之，其纯粹用木柱、木梁而兼有桥屋者，为数较少矣。
图版1［乙］ 故宫藏宋李嵩《水殿纳凉图》
（二）石桥
“梁式之桥”以石缔构者，自石梁以下部分，有石柱与石墩二种不同之方式。石柱之制，见《关中记》：“秦渭桥……北首，叠石水中，谓之石柱桥”；及《唐六典》：“天下……石柱之桥四，雒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疑其式样，系模仿木柱之桥，故称石柱，而不云石墩。今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前之“鱼沼飞梁”桥，即属此式。石墩之法，据《尔雅·释宫》：“石杠谓之徛”。郭璞注曰：“聚石水中以为步渡，彴也”。邢昺疏引《广雅》，谓：“彴，步桥也”。似其初山溪小涧，布石水中，以为步渡，尚无石梁之设。今其法犹往往见于四川各处，殆即“彴”之遗制。而雅州雅江桥（图版2［甲］），盛鹅卵石于篾篓中以代墩，其性质位于彴与石墩之间，足为石墩发达过程中之参考。至于石墩之使用，《水经注·穀水条》载洛阳建春门石桥铭文：“阳嘉四年（公元135年）乙酉壬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所云“敦”，是否即“墩”之误植，无由辩证。其正式见于记载者，当以《元和志》：“洛阳天津桥建于隋大业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为最先。其后武后时，李昭德重修洛阳利涉桥，亦累石代柱，复锐其前以分水势，遂开今日“分水金刚墙”之先河。而宋太祖建隆间（公元960——962年），向拱治西京天津桥，甃巨石为脚，以铁鼓络石纵缝，太祖至降诏褒美，具见《宋史·河渠志》。唯铁鼓之法，前乎此者，曾见于隋李春所建赵县大石桥，似非创于向拱。但是桥无墩，其用于桥墩，或自拱始，未可知也。故李、向二氏，于桥墩结构法之改善，厥功颇伟，不愧为岿然巨匠。自此以后，石墩之法，遍用于“梁式之桥”与“拱桥”，而石柱用者渐稀，几什不一睹矣。
图版2［甲］ 四川雅州雅江桥（自鲍希曼《中国风景》转载）
柱与墩上架石梁之法，自汉、晋以来亦已盛行。如《初学记》载：“汉作灞桥，以石为梁”；与《水经注·穀水条》：“洛阳建春门石梁，治石工密”，其例不遑枚数。今此式之桥因结构简单，随处皆可发现（图版2［乙］）。其最巨者，当推宋蔡襄所建之泉州洛阳桥（图版3［甲］），长三百六十余丈，为国内首屈一指。石梁之上更施桥屋者，应属于木、石混合一类，另于下节述之。
图版2［乙］ 四川汉州桥
图版3［甲］ 福建泉州洛阳桥
（三）木、石混合桥
前节所述，秦、汉之际，已有石柱、石梁之桥，在我国桥梁史中，不可不谓为划期之进展。然石桥结构比较繁重，物力、人工俱难期其普及，于是随事实要求，又产生木、石混合之桥。其最先见于纪录者，为一桥之内混用木、石二种之柱。如《关中记》载：“渭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冯翊立之。桥之北首垒石水中，谓之石柱桥。董卓入关焚此桥。”足征桥之石柱仅限于北首一处，其余梁、柱仍为木构，故有董卓之焚。今四川灌县之竹索桥，即混用木柱与石墩于一桥之内。其次则为石梁之上加木构之桥屋，如汉之灞桥以石为梁，见前述《初学记》。而《汉书·王莽传》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灞桥焚，自东往西，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莽恶之，更名长存桥。则此石构桥身之上，必更有木造之结构或桥屋，故焚烧尽一昼夜，史籍以灾称也。然此式之桥，除适用、美观及经济诸点外，亦有利用桥屋重量，以抵抗洪涛之冲击者。如《闽部疏》谓：“闽中桥梁甲天下，虽山坳细涧，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榱栋，都极壮丽。初谓山间木石易办，已乃知非得已，盖闽水怒而善奔，故以数十重重木压之”，即其一例。他若易普通石柱为石轴式之柱，其上架木梁，铺板，筑土，覆石，便车马往来者，则有本文所述之普济、灞、浐、丰四桥。而川、黔、湘、闽诸省，多于山溪绝涧，结石为墩，施托木数层，架木梁其上（图版3［乙］），颇类下述之飞桥。或更于木梁上构筑桥屋，宛如古之阁道，为状甚美。而简单者，如颐和园之荇桥，仅覆亭其上（图版4［甲］）。其余因地因材，随宜演变，式样极多，在各种梁桥中，其支裔当推为最众矣。
图版3［乙］ 湖南醴陵县桥
图版4［甲］ 北京颐和园荇桥
（四）铁柱桥
木、铁混合之桥，属于“梁式之桥”者甚鲜。有之，则惟江西浮梁县之铁柱桥一例。据《浮梁县志》，桥在浮梁东五十里臧湾。宋时，里人臧洪范铁柱十二，架木为桥，至宋末毁于兵燹。为此式惟一之记载。
（五）浮桥
桥之结构，遇河面过宽，及河身过深，或河流涨落不定者，非寻常木、石之柱架与石墩所能济事，遂有“浮桥”之产生。据《诗经·大雅》：“亲迎于渭，造梁于舟”；及《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针奔晋，造舟于河”；知周礼已有其法。唯“浮桥”之构造，秦、汉以前者，无由追索。自汉以后，据文献所载，大都联舟铺板，以舟代柱或墩，故亦称为“浮航”，或“浮桁”。又复系舟于缆，防为洪流所冲荡（图版4［乙］），如《晋书·五行志》：“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六月，京师大水……朱雀大航缆断，三艘流入大江”，为缆之记载最早者。缆之制，据《元和志》：“天津桥在河南县北四里，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初造，以铁锁维舟，钩连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及唐开元间（公元713——741年）重建之蒲津桥，与明正德间（公元1506——1521年）重修桂林永济桥等，皆用铁索为之。亦有用竹索或草缆者，见张仲素《河桥竹索赋》，及《宋史》谢德权传：“咸阳浮桥坏，转运使宋大初命德权规划，乃筑土实岸，聚石为仓，用河中铁牛之制，缆以竹索”；与《皇朝舆地通考》所述甘肃狄道州永宁桥“明初……造舟十二，维以铁缆、草缆各二”，是已。其铁牛一物系用以镇缆，或以石鳖，或以铁锚，其制不一。而桥与岸之间再以筏与板联之。建柱水中固以楗筏，随水涨落，使与两岸低昂相续。水面广者，又于中流建中济石。两岸复立木柱、铁柱、铁牛、铁山、石囷、石狮、石浮图之属以系缆，更以石堤护之。如《晋书·成都王颖传》：“造浮桥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系桥，名曰：石鳖。”《水经注》卷五·河水条：“赵建武中，造浮桥于津（延津）上，采石为中济石。”唐张说《蒲津桥赞》：“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锻为连锁，熔为伏牛，锁以持航，牛以系缆。”唐仲友《修中津桥记》：“为桥二十有五节，旁翼以栏，载以五十舟，舟置一锭。桥不及岸十五寻，为六筏，维以柱二十，固以楗筏，随潮与桥岸低昂，续以板四，锻铁为四锁以固桥。纽竹为缆，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维舟，其八以挟桥，其四以为水备，其二十有六以系筏，系锁以石囷四，系缆以石狮十有一，石浮图二。”包裕《永济桥记》：“造舟五十，铸铁柱四，各长丈八尺，埋峙岸浒，半入地中，铸铁缆二，各长百丈余，横亘舟上，索舟于缆，索缆于柱，镇铁锚于水以固舟，甃石块于堤以固岸。”及《图书集成》蒲州河桥条：“唐开元十二年铸八牛，东、西岸各四牛，以铁人策之，其牛并铁柱入地丈余，前后铁柱三十六，铁山四，夹两岸以维浮梁。”其例甚多，不能毕举。大抵古代之桥，河面宽者木柱、石墩之术俱穷，故浮桥之数量颇众，其记载亦丰。自汉以来，重要之桥每于两端树桓表，设津吏司启闭、察奸宄。而唐代浮桥巨者，类以国工修之。若《旧唐书·职官志》谓：“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则蒲津、大阳、河阳，雒则孝义”是也。后世虽易舟为石墩，而墩之形状，锐前杀后，似脱胎于舟。甚至如闽省之桥，其墩缕琢往往若舟式（图版5［甲］），其未能忘情旧习，尤为明证。
图版4［乙］ 广西桂林漓江浮桥
图版5［甲］ 福建漳州桥
（六）飞桥
飞桥之结构不用柱及墩，而自两岸施挑梁层叠相次。至中，以横梁及板联为一体。挑梁之配列有两种。一为水平形，即前述木、石混合桥之托木（图版3［乙］），置于桥墩上者，其出跳不能过长，故仅用于桥之开间小者。一为斜列状，外端稍高，其性质在挑梁与斜撑之间，宜于开间较大之桥。本文所谓“飞桥”，大都属于后者。据《沙州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一百五十岁，两岸垒石作其陛，节节相次，大木纵横更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又《秦州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公元405——418年），乞佛于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成。”知南北朝时，“飞桥”已盛行于西北一带。其后宋仁宗明道中（公元1032——1033年），夏竦知青州，用牢城废卒言，仿其法为桥。庆历间，陈希亮复效其制，建之宿州。见《渑水燕谈录》：“青州城四面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巧思，叠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至今五十余年不坏。庆历中，陈希亮守宿，以汴桥坏，率常损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飞桥，至今汾、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曰：虹桥。”其事又见《宋史·陈希亮传》：“希亮知宿州，州跨汴为梁，水与桥争，常坏舟，希亮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诏赐缣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为飞桥。”今豫、皖一带，是否尚存其法，虽属不明。而甘肃、青海及西康、云南一带，犹沿用之。图版5［乙］所示西康之飞桥，两岸垒石为脚，以大木纵横相压，几如《沙州志》所述，最足珍异。图版6［甲］，亦复类似，唯开间稍小。图版6［乙］与图版7［甲］，皆施桥屋其上，又树枋楔于桥两端；或以斜撑补挑梁载重力之不足；似均受内地木桥之影响也。
图版5［乙］ 西康木里土司桥
图版6［甲］ 青海西宁县扎麻隆附近桥
图版6［乙］ 甘青道中享堂桥
图版7［甲］ 云南墨江桥
拱桥
我国“拱桥”之产生，文献与实物俱无佐证，是否受外来影响，今尚不明。据《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条：“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涧有石梁，即旅人桥。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一月初就功。”殆为“拱桥”最初之记载。惟近岁洛阳发见周末韩君墓，墓门有石拱，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一号《韩君墓发见略记》。而旅顺附近南山里与朝鲜乐浪诸汉墓之羡门，皆有圆拱。颇疑拱之用干桥梁，或更早于晋太康七里涧桥，未可知也。“拱桥”之构材，用石者最多，砖甓者次之。其种类依拱之形式，有五边形拱、圆拱、瓣拱、平拱、尖拱、椭圆形拱、抛物线拱数种。五边形者（图版7［乙］），似于石梁之下两端再加斜撑，遂成此状。其性质位于“梁式之桥”与“拱桥”二者之间，与宋式城门类似。疑为未有圆拱以前之构造法，而遗留于后日者。圆拱之桥国内较为普通，其最长者当推明代周忱所建苏州宝带桥（图版8［甲］，多至五十余瓮。惟实例所示，圆拱之下用分水金刚墙与否，殊不一律。北平官式建筑圆拱桥之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刊行之《营造算法》第九章《桥座做法》。惜原文无图，不无难解，异日当另为一文，附图释于后，载入此刊，以供参考。此外苏、常一带之桥，有于圆拱下加反圆拱者，上下相联若管状，最为特别。而力学上之解释，亦极稳固。在国内桥梁中，可谓别开生面者矣。瓣拱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中之涌金桥，一般用者绝少。以北平门券结构推之，似瓣拱仅限于桥之表面，其内仍为普通圆券。弧拱桥系圆拱弧线之一部分。现存代表作品当推赵县之永济桥。桥为隋巨匠李春建，其开间之巨与年代古远，为国内现存诸桥冠，详见梁思成先生所著《赵县大石桥》一文，兹不复赘。抛物线拱之桥，见于山西。尖拱桥亦多存于北方（图版8［乙］），长江以南，用者较稀。椭圆形拱偶见于苏州（图版9［甲］），疑其导源于圆拱，非蓄意为之也。
图版7［乙］ 浙江五泄山桥
图版8［甲］ 江苏吴县宝带桥
图版8［乙］ 陕西三原县桥
图版9［甲］ 江苏苏州市某桥（自《Civil Engineering》转载）
拱桥之结构，有于拱之两侧或二拱之间，为节省材料与减轻桥之重量，另辟小拱一处或二处。实例曾见于赵县大石桥、小石桥，及浙江余杭之苕溪桥（图版9［乙］）。以已知之例证之，似其法未受西方之影响也。拱石之间络以铁鼓，使邻接之石，接合严密者，最为普通。但亦有于拱石上琢石榫，犬牙相衔，如江西庐山之栖贤寺桥。桥上两侧多护以栏楯。其建亭或桥屋，商廛其上（图版8［乙］、图版9［乙］、图版10［甲］），则同化于木桥之式样无疑也。
图版9［乙］ 浙江余杭县苕溪桥
图版10［甲］ 浙江仙霞关桥
绳桥
“绳桥”之制，大都因山溪深谷奔流急湍，不可立桥柱、桥墩者，乃悬长绠为渡，今犹盛用于陕、川、黔、滇及西康诸省。其简单者，以木筒贯藤索或竹索。人过则缚以筒，游索往来，相牵为渡（图版10［乙］）。次如四川灌县之竹索桥，立木架四座于溪间，更于中流累石墩一处，其开间大者约达二百尺。结巨索数行于架及墩上，悬桥于索，铺板其上，复利用两侧之索兼为栏楯（图版11［甲］）。此外记载结构法最详者，当推《图书集成》所载四川汶川县之铃绳桥：“其法用细竹为心，外裹以篾丝，长四十八丈，索用三股合为一股，一尺五寸为圆（嘉庆《大清一统志》，谓：绳围一尺五寸）板宽八尺，左、右各四绳木，挂为栏以翼之。挂底横木以扶底，底绳用一十四绳，上铺密板，可渡牛马。东、西两头各五十步，平立两大木柱为架，长可六丈，名将军柱，桥绳俱由架上铺过，使不下坠。东、西建层楼，楼之下各有立柱、转柱；立柱以系绳，转柱以绞绳。”盖竹索非铁可比，桥过长者必于两端立木架承之，再辅以立柱、转柱等，俱为旧时结构、施工不可缺遗之要素。亦有将两端之屋分为上、下二层者，下系竹索，上累巨石压之（图版11［乙］）。再次为铁索桥，冶铁索十余条或二三十条，悬于两山岩石间，用木绞使直，铺板其上，如西康之泸定（图版12［甲］），滇之元江（图版12［乙］），黔之盘江，皆为人所习知。盘江桥系明代朱家民建，其概略见田雯《黔书》：“冶铁为三十有六，长数百丈，贯两崖之石而悬之，覆以板……择材之巨者数百，排比之，卧于两涯水次，镇以巨石，柱以强干，层垒而加，参差以出，其本使固，及两木之末，不属者仅三十尺有四，则又选围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后行者可方轨联。”其余桥之小者，若无崖石可凭借，则夹岸叠石为驳岸，再建屋其上，以资镇压。而最小者，仅系铁索于石柱，或并栏楯无之（图版16［甲］）。桥上亦有覆桥屋如木桥形状，见赵翼所著之《粤滇杂记》，惟为数较少耳。
图版10［乙］ 四川绳桥
图版11［甲］ 四川灌县竹索桥
图版11［乙］ 某竹索桥两端之桥屋（自《Civil Engineering》转载）
图版12［甲］ 西康泸定桥
图版12［乙］ 云南元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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