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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略如前述。若其前殿之状，则外有殿门，颜师古谓即端门（见前述殿正门注）。门内有庭（《汉书》叔孙通传：“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庭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其面积至广（《后汉书》礼仪志·岁首大朝·注，引蔡质《汉官仪》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德阳殿周旋容万人。”因东汉正朝之德阳殿，推未央前殿亦如是也），置钟（《后汉书》董卓传：“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注曰：“钟，以铜为之，故贾山上书云，悬石铸钟。”又顺帝纪：“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按贾山西汉人，以德阳殿推之，亦知有钟）。设中道，仅乘舆及令使、司隶校尉得行之（《后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注，引蔡质《汉官仪》曰：“入宫开中道，称使者。”）。朝会陈车骑，设兵，张旗志，功臣、列侯、诸将军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陈东方，西乡（《汉书》叔孙通传）。其北则为前殿，汉之大朝正殿也。殿居庭中，故又有东庭、西庭（《后汉书》灵帝纪：“有黑气堕北宫温明殿东庭中。”以东汉诸制遵西汉旧规，故推其如是）。其周有垣，亦曰：阁（《汉书》王莽传：“烈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有东门（《汉书》五行志·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郑通里男子王褒，入殿东门，上前殿。”师古曰“入殿之东门也”，有门必有垣可知），后闼（《后汉书》张步传：“即带剑至宣德后闼。”注：“未央宫有宣德殿。”闼，宫中门也。以宣德推前殿如是），其西侧亦当有门（《汉书》王商传：“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丞相商座未央庭中，单于前拜谒商。”师古曰：“单于将见天子，而经未央庭中过也。”按《汉书》元后传：“土山渐台西白虎”，则白虎殿在前殿西，有门可知。又《后汉书》桓帝纪：“德阳殿西阁黄门北寺火。”阁，门也），而前殿必非孤立庭中，其前、后、左、右当有殿、阁拥簇，如今清宫太和殿之状。《黄图》谓东有宣明、广明二殿，西有昆德、玉堂二殿，或俱在周垣之内，亦难度知。又以东汉之例推之，殿、阁间或有廊庑联络（《后汉书》马援传·注：“时上在宣德殿南庑下。南庑，殿南之门侧廊屋也”）。此前殿周围情况略可推知者也。
图9 朝鲜景福宫交泰殿之阶（自朝鲜古迹图谱重摄）
殿之基有二，下曰：坛陛，上曰：阶。未央诸宫皆截土山为基，坛必甚高，其表面或如东汉德阳殿以石饰之（《后汉书》礼仪志·岁首大朝·注：“德阳殿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坛之角石曰：隅，侧石曰：廉（《仪礼》乡饮酒：“设席于堂廉东上。”郑注：“侧边曰：廉。”又《汉书》贾谊传：“廉远地则堂高。”师古曰：“侧隅也”），或作磏，从石，亦为石砌之证。故张衡谓之“设切厓隒。有陛，其数不一（《汉书》叔孙通传：“殿下郎挟陛，陛数百人”），颇难擅拟。以愚意测之，正面或为二陛，如汉赋云“左磩右平”，磩者阶齿，平者若坡（见张衡《西京赋》）。因汉承周制，堂、殿皆有东、西阶（堂有二阶，见前《两汉第宅》杂观条，殿阶详后），则陛亦应有东、西之别。在东为左，在西为右，古习以西为尊，故平者居右，便辇车升降，似无后世中、左、右三道之设也。其东、西、北三面亦当陛（《后汉书》礼仪志·冬至仪：“以皂囊送西陛。”）坛陛之上有栏槛环绕（《史记》滑稽列传：“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执楯立于陛侧者也）。其上有平台曰：中庭，以朱涂之（《汉书》外戚传·赵皇后条：“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又班固《西都赋》：“玉阶彤庭”）。次为阶，殿本身之基台也。其升降亦如古之东、西二阶（《汉书》王莽传：“莽亲迎于前殿二阶间”），故大丧及即位奉册礼，三公、太尉升自阼阶（《后汉书》礼仪志·大丧礼：“三公升自阼阶，即位仪，太尉升自阼阶。阼阶，东阶也”），其制至唐初犹有存者（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西安大雁塔门楣雕刻）。阶三层（张衡《西京赋》：“重轩三阶”），左楯右平，齿各九级（见《西京赋》注）。阶之结构，下必以石，故班氏谓之玉阶（班固《西都赋》：“玉阶彤庭”），但其上当为木构，非若后世殿阁须弥座皆石砌也。紫江朱桂辛先生谓：“古代殿阶如今东瀛之状，以木柱为足而虚其下，惟木质易腐，后世易木为石，再进为须弥座。今朝鲜宫殿之阶，下累石座二层，上置小石柱，为过渡时代之构造。”（图9）窃意此论甚当，盖古俗以席布地为坐，西汉朝会，惟皇帝坐床上，余皆铺幅席，前设筵（见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引《御览》），苟累土砌石为座，则潮湿依土上升，焉适席坐之用。故阶下层为石，为砖，为土，虽不拘一格，然其础礩之上，必构木为架以受床席（图10）。即易为砖石之柱，亦必空窈通风。故墨子云“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湿润”，非徒壮观瞻，别尊卑，从可知也。后汉已有胡床（见《后汉书》卷二十三·五行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其后六朝之际，胡坐盛行。（《世说》：“庾亮据胡床，与诸贤土谈论竟夕。”又《梁书》侯景传：“置筌蹄，垂脚坐。”）隋改胡床为交床（《大业杂记》），唐穆宗时复改为绳床（见《演繁露》）[2]，席坐之风乃绝。宋·李诫《营造法式》所图堂殿，遂皆为须弥座。故愚意阶制之变迁，与席坐之兴废互为因果，其时期虽难确定，当在六朝、隋、唐之间焉。阶上周殿皆设栏楯，其版曰：槛（《汉书》史丹传：“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取鼓。”师古曰：“槛，版也。”又外戚传·冯昭仪条：“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横木曰：衡（《汉书》爰盎传，“百金之子不骑衡”），即宋之寻仗，殆以木为之，但东汉有以铜制者（《后汉书》董卓传·注：“太史灵台及永安侯铜栏楯，卓亦取之”），或袭西汉之法，未可知也。
图10 朝鲜嵩阳书院讲堂之阶（自朝鲜古迹图谱重摄）
图11 日本古代寝殿平面图（自《宫殿调度图解》重录）
前殿之平面比例，《黄图》谓东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今以清营造尺与汉虑尺较之，后者约短四分之一强（吴氏《秦、汉权衡度量实验考》载汉虑铜尺，合乾隆六年工部营造尺七寸三分八厘），汉初之尺当视此更短（吴氏周代黄钟律琯尺较虑尺更短，详后。又我国历代尺度，由短而长，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则汉初之尺应在二者之间）。再就前殿包容多数厢、室之点而言，《黄图》所云，或距事实未远（详后节）。而诸书所记秦、汉各殿，多为长方形，亦皆一致。如阿房前殿（《史记》谓：“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长乐前殿（《三辅黄图》引《宫殿疏》：“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杼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鲁恭王灵光殿（《汉书》谓：东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东汉德阳殿（《后汉书》谓：东西三十七丈四尺，南北七丈）。诸殿之广与深约为5：1至5：3之间，与清太和、保和二殿大体略合（太和殿东西60.75米，南北30.93米；保和殿东西46.76米，南北20.82米；为5：2.5及5：2.2）。盖殿过深则柁梁之材难得，且屋顶高大逾恒，轻重倒置，亦非宜于建筑均衡之美。故夏、周九七之比（《周礼》考工记：夏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注：夏度以步，每步五尺，堂修十四步，计七十尺，广益以修之四分之一，即十七步半，合八十七尺半。又周人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每筵九尺，计广八十一尺，修六十一尺），仅见于古代规模狭小之殿（吴大澄《秦、汉权衡度量实验考》所收周黄钟律琯尺，合乾隆六年营造尺六寸七分六厘，即0.217米），不适后代皇帝夸张威慑之工具，固甚明显。同时殿之平面配置，自略近方形之九七比例，进为狭长之形，其途径亦昭然若揭。而西汉前殿之内，亦非若今太和、保和诸殿，廓然空洞，了无区隔。何者，西汉去古未远，旧制未沫，如东厢（《汉书》晁错传：“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西厢（《汉书》王莽传：“见于王路室者，张于西厢”，王路室即未央前殿，莽更此名），即其最著之例。又有房（《史记》孝武纪：夏有芝生殿房中，若见有光云，乃下诏曰：“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勿复有作。”以甘泉前殿推未央前殿亦如是），有室（《汉书》叔孙通传：“于是皇帝辇出房。”又见《后汉书》公孙述传），室有牖（《后汉书》礼仪志·大丧仪·注，引《汉旧仪》曰：“高祖崩三日，小敛室中牖下，作栗木主置牖中，望外……七日大敛棺，以黍饭、羊舌，祭之牖中”），俱如古制。余有非常室（《汉书》五行志：“成帝绥和二年，郑通里男子王褒，衣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如淳注曰：“殿上室名”），及后阁，后阁者更衣之所，似在殿之北部（《汉书》王莽传：“烈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顾前殿东西狭长，各室虽以帷幕分划（见非常室注），而区布之法不明，非常室之位置，亦难决定。以愚意揣之，各室之长短宽狭，必非一一悉如旧规（《说文》：“厢，廊也。”《玉篇》：“厢为东、西序。”盖汉以东、西廊为厢，夹堂室，与古稍异，见金鹗《求古堂礼说》）。故周制逐渐消灭，其故非一，而殿平面比例之变迁，不失其一也。就中流传最久者无如东、西二厢，不仅东汉如是（《后汉书》虞诩传：“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厢”），自东晋（陈翙《邺中记》：“石虎正会殿前，有白龙樽；作金龙于东厢，西向”），南齐（《齐书》五行志：“永元三年二月乾和殿西厢火”），下迄隋初（《隋书》经籍志：“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犹存其法。唐、宋以降，厢夹之名，阒然无闻。然东瀛古代之殿，亦有东、西厢之称（图11），此或南北朝及隋、唐之际，自新罗、高句丽流传异域者。至于清太和殿之东、西夹室，即汉夹堂之廊，其为追仿旧法，又无疑也。
汉东、西厢如许叔慎所云，虽与《礼经》位于东、西夹前者稍异，然其面积颇大，非如后世狭隘之廊也。据《黄图》引《宫殿疏》，“长乐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杼中三十丈，深二十丈”，其东西之阔与未央前殿略同。按杼即序，亦即厢（《说文》：“厢，廊也，廊，东、西序也”），则堂阔三十五丈，厢阔七丈三尺五寸，厢约为堂阔五分之一，殿七分之一，益以南北十二丈，亦可云巨矣。愚初颇疑其广阔失当，不足尽信。嗣知两汉之厢，其用途亦异于后世之廊，盖东厢者，群臣白事之室（《汉官旧仪》：“丞相府西曹六人，其五人往来白事东厢，为侍中，一人留府”），待驾之所（《汉书》王莽传：“太后诏谒者引莽待殿东厢”），间亦召见臣工于是（《汉书》董贤传：“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而太子视膳（《后汉书》班彪传：“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卫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厢省视膳食”），乃岁旱天子祈雨，亦于东厢为之（《后汉书》周举传，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偒，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则东厢为汉诸帝处决政务之便殿，亦为侍膳之室，附设于殿内者。故秦、汉前殿，系聚合正殿、便殿及其他附设室于一处，非若明、清正朝大殿，只供朝觐之用，宜其规模宏巨，非后世所有也。至于长乐前殿两杼间之阔，以虑尺计之，合乾隆六年营造尺二十二丈一尺四寸，即64.43米，与今太和殿略同，如获汉初之尺较之，其差当益接近。故二者之差，仅为东、西厢之阔，苟后者增建二厢，其阔即与长乐前殿等矣。又就进深言之，虑尺十二丈，合前述营造尺八丈八尺五寸六分，约27米，较太和殿略小。而未央前殿，深十五丈，依虑尺言，合营造尺十一丈七寸，即33.74米，大于太和殿仅二米余，然则《宫殿疏》所述，亦非全出事理之外也。他若东厢之在寝殿者，乃正寝之东、西室（《汉书》周昌传：“吕后侧耳于东厢听。”师古曰：“正寝之东、西室皆曰：厢，言形以厢箧之形”），可自此直达卧内，为出入之道（《汉书》金日?传：“何罗褏白刃由东厢上，见日?，色变，直趋卧内，欲入……日?捽胡投何罗殿下”）。宛若今五间或七间之厅，其夹堂之侧房，即东、西二厢。但东厢以外，诸书言西厢者甚少，仅王莽传：“皇太子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茵舆行，见王路堂者，张于西厢。”（《汉书》卷九十九·下），则临病后朝见，特设帐于西厢，必为清静闲宴之地无疑，故厢内又有西清之称（扬雄《甘泉赋》：“溶万后于西清。”师古曰：“西清，西厢清闲之处也。”又见司马相如《上林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由是观之，非常室或在西厢之内，亦难言也。
建筑中同名异物，数见不鲜，然无繁复难辨如“轩”者。盖小室曰：轩，楼板曰：轩（《楚辞》：“缕槛层轩。”王逸曰：“轩，楼板也”），长廊有窗者亦曰：轩（张衡《蜀都赋》：“开高轩以临山。”注：“堂左、右长廊之有窗者”），其义不一。若汉制天子临轩，则为殿堂前檐特起，曲椽无脊，若今卷棚式及南方“和尚领”之状，故天子不御正座而御平台者曰：临轩。考轩之起源，出自车制。《说文》曲辀轓车谓之轩；轓即藩，车两侧之屏蔽，编竹为之。轓上隆屈若弓者，曰：盖轑，楚以外谓之“篷”（见《方言》，《释名》，及戴东原《考工记图》）。惟轓与盖轑限于车身之长，无以庇御者，乃复于车前为屈篷前出，曰：轩。夫人、卿大夫所御者也（《左传》：“归夫人鱼轩。”又云：“鹤有乘轩者”）。其轩亦有高出盖轑者，故《诗云》：“戎车既安，如轾如轩。”注曰：“轩车却而后也。”至若建筑物之有轩，其初仅于檐下垂板以蔽风雨，其板自檐端引下，以斜撑支于柱之外侧，称为：“引檐”（见李诫《营造法式》卷六·小木作。又日本法隆寺檐下亦如是）。惟引檐呰弱易毁，且外观简陋，非宜于庄严堂殿，故于殿前设廊，隆屈如车轩之状，亦谓之轩。今南方寺庙、住宅厅堂之前廊，上施曲椽如弓，覆薄板，苏、常间称为“鹤颈轩”，其名其状，皆与古合，可云信而有征者也。若西汉前殿之轩，复霤重叠，《西京赋》谓为“重轩三阶”，已非引檐可比。而曹氏父子营邺者，周殿为轩，又不仅限于南面（左思《魏都赋》：“周轩中天”），其结构似更趋繁复矣。
殿有户，户外为帘（《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条：“严持箧书置饰室南帘去，帝与昭仪坐，使客子解箧缄。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因饰室推前殿亦如是），故太后临朝谓之“垂帘”，所以障蔽内、外也。殿内铺席为坐（见前注），然未央宫殿有设地毡者，度前殿或亦如之（《西京杂记》：“温室规地以罽宾氍毹。”温室，未央内庭之殿名也。又《汉书》王吉传：“广厦之下，细旃之上”）。御座则设床上（见前注），以帐为饰，曰：武帐（《汉书》霍光传：“皇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群臣以次上殿”）。帐有帏（《汉书》汲黯传：“上尝坐武帐，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置五兵于中，故名（汲黯传·孟康注曰：“今御武帐置兵阑、五兵于帐中也”）。武帝时帐有甲、乙之别（《汉书》西域传：“兴造甲、乙之帐。”注曰：“以甲、乙次第名之也。”东方朔传：“陛下诚能推甲、乙之帐，焚之四通之衢。”又见同书卷七十二·禹贡传。《西京杂记》则云：“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杂错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居”）。六朝之际，史籍言帐者不一（《南史》宋高帝纪：内殿施黄纱帐。又见梁武帝纪，张贵妃传等），疑与席坐之习相终始也。西汉朝会除便面（用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亦称“屏面”。见《汉书》王莽传及张敞传），御座前亦设屏。屏者，临见屏气之处（《风俗通》，示臣临见自整屏气处也。《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条：“须臾开户，滹客子偏兼使缄封箧及绿绨方底，推置屏风东。”又《汉书》叙传“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以孟尝君传推之，座后亦当有屏（《史记》孟尝君传：“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尝有侍史，主记君与客语”）。至若殿内各室以帷幕分隔，非皆一一有壁（见前述非常室），且得随时悬幕为房室，似极自由（见《两汉官署》引谢夷吾传）。帷皆有组绶，所以系帷，并垂以为饰，悉席坐建筑之特点，似非后世所有也。而西汉之墙，亦有壁衣（《汉书》贾谊传：“美者黼绣，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班氏谓为“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此或同处殿内，与帷幕具连带关系者欤？
《三辅黄图》谓：“未央前殿至孝武时，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又谓“雕楹玉磶。”其柱上之梁曰：虹梁（张衡《西京赋》：“抗应龙之虹梁。”梁·李善注曰：“形似龙而曲如虹也”），《尔雅》：“杗廇谓之梁”，《毛传》：罶，曲梁也。廇、罶音近，故云：杗廇。其后刻木以象古制，如黄以周之释克，则系有意为之（见黄氏《经说略》）。故汉之应龙，殆亦雕饰之属，非天然曲木甚明。今清宫建筑虽无此制，而南中月梁承唐、宋余绪，犹存旧时面影也。其浮柱、槺、棼、极、桴、榱、数者，后人诠释綦详，今无再及。独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叙斗拱之状，自下而上，曰：栌，曰：枅，曰：栭，曰：枝牚，程序甚清（“层栌磥垝以岌峨，曲枅要绍而环句，芝栭攒罗以戢孴，枝牚杈枒而斜据，傍夭以横出，互黝纤而搏负，下岪蔚以璀错，上崎嶬而重注，捷猎鳞集，支离分赴，纵横骆驿，各有所趣”），而李明仲以枝牚为脊槫间之斜柱（见李诫《营造法式》卷一·总释·上），私意引为未当。盖原文首言结构层次，次状其纵横丛聚之形，文义极为明晰。故栌为座斗，枅为拱、翘，栭为拱上升、斗，栭上斜据者宜属之下昂，未可训为槫间之斜柱，按之构造方则，似应若此也。他若殿中藻井，此当栋下（张衡《西京赋》：“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注曰：“藻井当栋，交木为之，如井干也”）。依南北朝石窟之天顶言，中央或为方井斜上，覆以平顶，后世殿阁中斗八，即自此演进者。但云冈石窟偶有方形小井中镌莲瓣，西汉栋下藻井之四周，是否配列小井如近世之状，尚难悬断耳。其井内以菱藻、荷渠为饰，则基于厌胜之说（《灵光殿赋》：“圜渊方井，反植荷渠。”又《风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象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厌火也”）。此在术士、巫蛊盛行之西汉，藻井以外，鸱尾亦其一端，固无足异（《墨客挥犀》谓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宜为其象以禳之，始有此饰）。惟《论语》：“山节藻棁”，已有先例，非自两汉始也。
汉人每言壁带（《汉书》外戚传·赵皇后条：“白玉阶壁带。”又同书翼奉传：“二年戊午，地大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庙殿壁木饰”），颜师古谓为“壁之横木，露出如带”，疑即各柱间之梁枋也。壁带之上，往往饰以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数者（见赵皇后条），按釭者车轮之毂，空其中以受轴，其形圆，以金为之，釭中杂错玉璧、明珠、翠羽之属（见前条晋灼及颜师古注。又《黄图》未央前殿，“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然”），故又云：列钱（班固《西都赋》：“金釭衔璧，是为列钱。”注曰：“行列似钱也”）。余如华榱、璧珰（见《黄图》未央前殿条。又班固《西京赋》：“裁金璧以饰珰。”韦昭曰：裁金为璧，以当榱头），铜切冒，黄金涂（外戚传·赵皇后条：“切皆铜沓冒，黄金涂。”师古曰：切，门限也）。金铺（司马相如《长门赋》：“挤玉户以撼金铺兮。”以金为户之铺首也），琉璃窗（《西京杂记》：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也”），俱以金玉、珍异为饰。梁、柱之端，则束以带环，防木之溃裂（《后汉书》礼仪志·注：“德阳殿一柱三带”）。后世物力不逮，惟以彩画模傚旧时形象，如明、清梁、枋彩画之箍头，即其遗制。而朝鲜宫殿之柱端（见《朝鲜古迹图谱》），且有实物存焉。至西汉彩画，董贤宅（《西京杂记》：“柱壁皆画云气花卉，山灵鬼怪”），及《灵光殿赋》（“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所言，多取材自然物（《灵光殿赋》言：“飞禽走兽，奔虎虬龙，朱鸟腾虵，白鹿蟠螭，狡兔猨狖，玄态胡人，神仙玉女，其类不一”），尚存《礼记》棁画侏儒之习。而当时壁画，以胡粉为地，界以青紫，颇与彩画类似（《汉代风俗制度史》引蔡质《汉官典质》：“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涂殿，紫青界之，画古烈士重行、书赞云”），疑古之画工皆能为此二者，若麒麟阁（《汉书》苏武传：“宣帝图画功臣像于此”），甲馆画堂（《汉书》元后传：“生成帝于甲馆画堂”），画室（《汉书》霍光传：“止画室中不入”），西阁（《汉书》杨敞传：“上观西阁上画人”），及广川王殿门（《汉书》广川惠王传：“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又云：“画工画望卿舍。”望卿，王姬也），青汉壁画之例。东汉武梁祠诸石刻，即胎息于此。然则段成式言唐寺院地狱诸图，亦仅易旧日帝王、忠臣、孝子、贤妇等像，为释梵诸部，不足异也。
汉宫殿屋顶多为重檐（《汉书》张敞传：“围守王宫，得之殿屋重轑中。”苏林曰：“重轑，重棼也。”以王宫推宫殿如是），四注（《周礼》考工记：“四阿重屋。”郑注曰：“四阿若今四注屋也”），与东汉石刻所示者一致，独无云冈石窟九脊殿之例，然未能断西汉即无此制也。其时反宇（班固《西都赋》：“上反宇以盖载。”张衡《西京赋》“反宇业业”），飞檐（《西京赋》“飞檐”），亦见于记录，则屋角上翘必同时发生，盖为反宇结构当然之结果，未必蓄意为之。伊东博士据东魏石刻，谓裹角之法始于南北朝（见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此在近世学者无证不信之习惯，未能目为不当，但班、张二赋外，如何宴《景福殿赋》（“飞櫩翼以轩翥，反宇以高骧”），陆翙《邺中记》（“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咸言反字，似不能概置文献于不顾也。汉世之瓦当（即寿头），有作半圆体者，然以圆形居多，适与燕故都出土皆半圆者相反，似汉受秦之影响（秦瓦当多作圆形，见《秦、汉瓦当文》诸文），与周稍异，而诸书所收周、秦、汉诸例，皆无勾滴（即滴水），疑当时尚无此物。又据何叙甫先生所藏汉瓦当，及于燕故都发掘出土之瓦当，其花纹、文字凹处，偶有朱丹粘附其间，丹下亦有涂白垩为地者，则因当时陶器无釉，仅以刷色为饰故耳。汉宫殿脊甍之状，今迄无可考，惟四注之屋，自侧面视之，二垂脊凸起若棱，反宇之瓦凹陷若觚，觚棱之称，或即缘此而生，殊未可知。孝武时甍上置鸱尾（见前注）、铜凤（《黄图》引《汉书》：“建章宫玉堂殿，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凤若翔”），东汉石刻及魏武铜爵台亦皆如是。自北周武帝毁邺中三台后，仅一见于唐武后营东都明堂，其后即已绝迹。惟鸱尾流行最久，且传播异域，而辽代脊饰，据梁思成先生《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知为古代鸱尾与宋以后兽吻间过渡之物，则西汉术士厌火之具，其影响竟及今日，亦可云异数矣。
图12
李诫《营造法式》卷三十一·大木作制度图样内，柱下有平板曰：，置于础石上，其寸法见同书卷五（“凡造柱下，径周各出柱三分，厚十分，下三分为平，其上并为欹，上径四周各杀三分，令与柱身通上匀平”），惟未言及用途。窃意者，柱下之防湿层也，以扁若板，木之纤维亦保持水平状态，湿润缘础上升者，其侵入水平纤维，恒较垂直者稍难，而体腐朽，得随时撤换，不致累及柱身，故古以铜为柱，职是故耳（《战国策》：“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民国丁卯夏，愚于苏州燕家滨友人柳士英君宅中，见其厅堂结构古陋，柱下之赫然呈于目前，询知宅属华姓，建筑年代不明。嗣周元甫君以影片见贻（图12），虽其下无础，且之形状比例，亦未与《营造法式》吻合，然自绍兴间王?重刊此书于平江以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二期，叶遐庵先生《绍兴重刊〈营造法式〉者之历史与旁证》），历时约八百载，旧法犹存一二，不失宋代建筑变迁之一参考也。
辨《辍耕录》“记宋宫殿”之误
陶氏《辍耕录》卷十八，以杨奂《汴故宫记》与陈随应《南渡行宫记》二文，合题为《记宋宫室》。愚尝以《宋史·地理志》汴京宫阙制度与杨记对校，知杨氏所云汴故宫，乃指金之南京言，非宋汴京也。按宋靖康之变，艮岳摧残过半（《宋史》地理志·艮岳·注引《容斋三笔》：“金人再至，围城日久，钦宗命取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拆之汴河，听其所之。拆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筚篱。又取大鹿数百千头杀之，以?卫士。”）。其后海陵营中都，凡屏扆窗牖，均掠自汴京，则当时宋大内仅存躯壳，荒废可知。嗣海陵贞元元年，以宋汴京为南京。三年五月，南京大内灾，此仅存躯壳，亦付诸一炬。其年冬，命宰臣张浩及敬嗣晖、梁珫等营南京宫室，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后毁，务极华丽，事具《金史》海陵本纪（光绪《顺天府志》引此段于金中都·宫殿条，亦误），则金南京已非宋汴京之旧甚明。今以杨记校宋史，其外庭诸门、殿大体符合，似依宋宫故基建造者。惟内庭自仁安殿以北，繁简不一，原籍具在，不难覆按。又据《元史》杨奂本传（《辍耕录》奂作焕，亦误），奂以太宗十年戊戌试进士第一，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记文谓己亥按部至汴，即及第之次年，时距金亡国五载，其云汴长吏宴于废宫之长生殿，应为金南京宫苑，故原文仅称废宫，未言宋故宫。陶氏殆以金南京宫阙配置，大体袭宋宫之旧，故与陈氏《南度行宫记》混置一处欤？
古代之温度
西汉宫有凌室、织室、蚕室。又有以人力增高室内温度，助植物之发育，若近世西方之温室者。据《汉书》召信臣传：“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難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此殆密闭室内，与外隔断，难難火温之，略与蚕室同一情状。惟是否自地坑生火，如暖殿构造，尚属不明。
柱跗
《隋书》宇文恺传述宋、齐明堂一节，谓：“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按柱下设础，防湿润上升，其法由来已久，此则深入土内，与常制异，颇疑“跗”为柎之误。盖柎与桴通，方木也。六朝之际，犹行席坐，席下木架必承以巨木，而墙壁下亦往往有柎，如今之下槛。安乐于陈亡之后，兵燹之余，观明堂故基于瓦砾荆棘中，故云入地一丈耳。
西汉陵寝
三代以前无墓祭，王者之葬，封树而已（《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其始仅云墓（《左传》：“淆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春秋以降，因山丘高大，曰：邱（楚昭王昭邱，赵武灵王灵邱），曰：陵（《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又悼武王永陵，孝文王寿陵，其例不一），要皆有坟无寝。自始皇治骊山，穿三泉，下铜以致椁，上崇山坟（《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汉书》刘向传），秉事死如生之义。又建寝园（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游馆（《汉书》刘向传），象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周城二重（《舆地备考》：陵内城周五城，外城周十二里），故陵寝之名始于秦。西汉因袭秦制，其天子即位之明年，将作大匠营陵（见《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略》；又《汉书》武帝纪：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置茂陵邑，即登极次年，与此符合）。起园邑，缭以城垣（《汉书》高后纪，城长陵注引《黄图》云：“长陵城周七里一百八十步。”又景帝纪五年作阳陵邑，及武帝纪置茂陵条），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及郡国高赀、富豪实之（《汉书》地理志：“汉兴，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又武帝纪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及同纪太始元年，宣帝纪本始元年，元康元年诸条），为造宅第（《汉书》宣帝纪：“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宅第。”应邵曰：“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赐田钱（《汉书》景帝纪：五年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武帝纪：“建元三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设官寺（见《三辅黄图》长陵条），发近郡卒、将军、尉、侯（见《后汉书》礼仪志·注引《皇览》），庞大与郡邑无殊（《三辅黄图》引《三辅旧事》：“武帝于槐里茂乡，徙户一万六千置茂陵。”《汉书》成帝纪：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孟坚谓为三选七迁，充奉陵邑，欲以彊干弱枝者是也。陵地用地七顷。其圹曰：方中，占地一顷，深十三丈（《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略》），筑为方城（见前注引《皇览》）。玄室曰：明中，高一丈七尺（见前注引《三辅黄图》），纳梓宫于内。棺外累黄肠题凑，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见前注），与近世地宫之制稍异（清·延昌《惠陵工程全案》称：“同治惠陵自明楼下方城楼隧道北上，至哑叭院，院北壁中央有琉璃影壁，壁后即地宫隧道，次头层门，次明堂，次二层门，次穿堂，次三层门，门内为金券，设石宝床五，中床安梓宫于上。自石宝床北口至方城南口，深二十三丈四尺二寸，皆南向门”）。岂西汉宫阙、寝庙下逮丞相府咸四向辟门，明中亦有四门之设，殊为莫解。门内错浑杂物，扦漆、缯绮、米谷、车马、虎豹、禽兽（见《后汉书》礼仪志·注引《皇览》），武帝飨年久长，尤多藏金钱财物，又瘗鸟、兽、鱼、鳖凡百有九十类，至不复容。赤眉之役，取陵中物不能减半，其奢靡当为汉诸陵冠（见《汉书》贡禹传及《晋书》索传。中央研究院1932年发掘河南濬县周墓，有车马、戈矛、斧戟诸物，其马坑巨者有马骸六十余具，足征古代殉葬之风甚盛）。其外有陟车石，外方立（《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略》）；陟，登也。疑羡门之限甚高（按近代陵寝羡门后，有大圆石二，下凿沟，成坡状，门闭则石循沟滑下塞户后，限受圆石及扉之重，故高巨逾常），故限外设石，便大行载车之升降，惟“方立”不明，未审何指。有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略》，伏弩之说与始皇骊山同（《史记》始皇本纪：“令匠做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依骊山之例言，宜为方中之中羡门（《史记》秦始皇本纪：“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伏火亦见定陶丁后冢（《汉书》外戚传：“王莽发丁后冢，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第事涉诞怪，俱难证实。又有便房，自来释者不一其说，刘敞谓为梓宫题凑间物，宋祁曰小柏室，服虔云藏中之便坐（见《汉书》霍光传·注）。据便房之义言，似以服说为近。惟方中辽阔，为室非一，其分位迄无可考。案《后汉书》礼仪志·大丧礼：“皇帝进跪临羡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注引《续汉书》曰：“明帝崩，司徒鲍昱典丧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宫，还至羡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头言：礼，天子鸿洞以赠，所以重郊庙也，陛下奈何冒危险，不以义割哀。”则鸿洞之上有房，天子所以凭户投赠，鲍昱谏章帝欲之下之所也（《后汉书》礼仪志·大丧礼：东园武士奉下车。司徒跪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车入房）。洞次为羡道，再次复有房，东园匠藏赠于是。以便坐非正室，不应居羡道之北、明中之前，宜在其左、右或后部。故疑此房为明中外室之一，若清陵地宫之有明堂也（见前注《惠陵工程全案》）。明中诸室之结构，《汉书》贾山传谓秦骊山合采金石，治铜锢其内，文帝亦有石椁之叹（《汉书》张释之传，文帝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又《后汉书》明帝纪：“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椁犹如是，方中诸室，必以石构无疑。惟羡道、明中之上，如乐浪诸墓覆以半圆形发券及水平层抛物线之穹窿，抑以斗八式之梁，重叠其上，如高句丽古坟之状，则非俟捊掘，不能穷其究竟也。
方中之上，累土为坟曰：方上（《汉书》赵广汉传：“新丰杜建为京兆椽，护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圹臧上也”），《三辅黄图》谓高帝长陵东西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景帝阳陵方百二十步，高十丈。以较日人关野贞及法人色伽兰调查者，差违殊甚（关野、伊东、塚本三氏合著之《支那建筑解说·上卷》称，惠帝安陵东西百九十一尺，南北百八十六尺，高约四十尺；景帝阳陵每边宽二百三十尺，高四十六尺；元帝渭陵东西七百二十五尺，南北七百九十五尺，高九十尺。又冯承钧译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云昭帝平陵每边宽二百米；宣帝杜陵长一百六十米，宽一百五十米）。惟诸陵平面，除高祖长陵与薄太后南陵作六角形外[3]，余为方形，或近于方形，方上之名当基于此（图13）。坟之外观为截头平顶之方锥体，略似埃及金字塔而截去其上部。就中元帝渭陵视金字塔面积尤大，有方台三重，下部东西广二百二十尺，南北袤百九十五尺，其上更有低坛二级（图13、14）。按周、秦遗迹如成王陵及始皇陵，平面胥作方形（成王陵东西二百七十尺，南北二百六十三尺，高约五十尺。始皇陵每边长一千零三十尺）。文王陵亦近于方形（文王陵东西三百七十五尺，南北三百二十尺；顶东西一百五十尺，南北一百四十五尺；高约六十尺）。始皇陵之外观，且为方台三层。则汉诸陵采用周、秦旧型，当无疑义（以上见《支那建筑上卷·解说》及伊东忠太之《支那建筑史》。又色伽兰调查始皇陵，每边长三百五十米，高六十米，陵土之体积约五十万立方米，为世界最巨之坟）。其流风所被远及邻国，如高句丽时代将军坟与乐浪张抚夷墓，佥为方形。前者以巨石作七级方坛，尤为最显著之例（将军坟在辽宁辑安县好大王碑侧。张抚夷曾为带方郡太守，带方郡即乐浪郡南部，公孙康时置，后隶于魏，晋愍帝建兴中并高句丽，见关野贞《朝鲜美术史》）。考《尔雅》：“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注谓：“成，层也，江东呼土高堆为敦。”严元照引《诗》“至于顿邱”，字异音同（见严氏《尔雅匡名》），足证敦丘即顿邱，亦即今江、浙俗称之墩。又依前述昭丘、灵丘言，丘者坟也，古作丠（见《尔雅匡名》引《释文》）从一从北。一，地也，北，象层叠之状，位于地上，与秦、汉诸陵外观一致。故丘即陵，《尔雅》所云数等之丘，乃古代陵墓之形体，许氏《说文》训北，为二人相背之形，似未穷诘丘之实状也。至于丘三层为昆仑丘，见《水经注》河源条（《水经注》：“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增城，一名天庭。”）。其说杂摭汉人浮词（《淮南子》坠形训：“掘昆仑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又见严忌《哀时命》及刘向《九叹》），而导源远在周季（《史记》大宛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禹贡》：“织皮昆仑。”《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又“邅吾道乎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自来稗史杂家每乐道之（《山海经》：“昆仑之墟方八百里。”《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顾古人“昆仑”二字，大抵泛指极西而言（《禹贡》孔疏：“昆仑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史记》夏本纪·注：“昆仑在临羌西”，又云：“敦煌广至县有昆仑障”），其缘饰附会之说，概不可信（《史记》大宛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所足异者，古代巴比伦之塔庙（Ziggurate）亦为方形层叠之状（图15），以较秦、汉诸陵，不无类似。而《周礼》坛壝之制（《周礼》司仪：“为坛三成。”疏曰：“言丘上更有一丘相重累者”），其性质用途、形体，俱与塔庙不乏会通之点。此岂出之偶合，不能谓丘坛之形，即与西陲诸邦有关，抑东西交通不始于汉武之通西域，穆满、群玉之游，初非谰语耶。附记于此，供留心古制者之推求焉。
图13 西汉诸陵平面图（自《支那建筑史》重录） 图14 渭陵（自《支那建筑史》重录） 图15 古代巴比伦之塔庙（自《佛勒卡建筑史》重录）
方上之外形，略如前述，其覆土之际，每杂用沙（《汉书》田延年传：“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辆，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及炭、苇诸物（前传：“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延年作方：商贾或豫收方上不详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臣民所当为，请没入县官。”孟康曰：“死者归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此数者依物性释之，炭吸水，夹置土中，能防水之下浸。苇亦避湿物，用以实圹，见《周礼》（《周礼》地官·稻人：“丧纪，共其苇事。”郑注：“苇以闉圹，御湿之物”）。沙以和泥与石灰，供圹壁外三合土，及内部涂饰之用，见朝鲜古墓（《朝鲜美术史》）。而愚尤疑方上累土，必以夯筑为之。盖秦、汉诸陵高巨逾恒，土性下溃，非坚筑无以凝固。但土作首重泄水，版筑之垣，版底每置碎砖石，或稻苇，其上铺沙、实土，所以利宣泄也。近岁北平研究院发掘燕故都台基，土内犹存残苇。以工程构造论，台与方上同为累土，周、汉相去未远，其法宜无殊致。且平陵运沙牛车三万辆，炭葺之价至数千万钱，数量之钜，至可惊骇，非仅以填塞羡门、羡道，又可想象而得也。
图16 东汉鲁王墓石像（自《支那建筑史》重录）
史称骊山树草木以象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高祖陵及东汉诸陵亦有陵树（《后汉书》阴皇后纪：“上陵日，降甘露于陵树。”又，同书虞延传：“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小黄，有陵树”），度关中诸陵当亦如之。惟色伽兰谓茂陵以大石被覆，今犹见其碎片，岂与高句丽将军坟同一构造耶。方上之外，缭以周垣（《汉书》王莽传：“以墨色圬渭陵、延陵周垣”），为门四出（《三辅黄图》：“为陵垣门四出”），门距方上百尺至百四十尺不等（《支那建筑》上卷解说：“惠帝安陵四面有双阙遗址，距方上约上百尺；景帝阳陵约百四十尺”），门有阙（《汉书》五行志：“永光四年，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永始元年，戾后园南阙灾。”“四年，孝文霸陵东阙南方灾。”又，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武帝茂陵四周方垣中，各开一门，各门神道之口，建有石阙。成帝延陵外垣今尚可见，垣外皆有双堆，疑为阙址。又见《支那建筑》上卷·解说：所载安陵、阳陵）（图13）。色氏谓为石造，以霍光传推之，当为三出式（《汉书》霍光传：“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起三出阙，筑神道。”今按武氏阙、嵩山三阙及川中梓潼、绵阳诸阙皆二出。显奢僭逾制，史臣特书之。故疑三出为陵制，非人臣所有）。阙外神道列石像（见《中国西部考古记》茂陵条），依东汉鲁王墓石人，像皆题名，象生前之仪卫（图16）（《金石索》：“鲁王墓前二石人，在曲阜张屈庄，乾隆间阮元按试曲阜，移置儒学内矍相圃，一高汉尺一丈一寸许，题‘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今仆’；一高汉尺九尺三寸许，题‘府门之卒’。”《西汉金石记》谓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郡为乐安，定为东汉石刻）。唐昭陵六骏像，其飒露紫一躯，刻邱行恭拔箭状，殆其遗制。又有麒麟、辟邪、象、马之属（《图书集成》陵寝部引《封氏闻见记》：“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又《西京杂记》：“青梧观前有石麒麟二枚，刻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头高一丈三尺”），石马见霍去病冢，惟麒麟、辟邪二者之状不明。史籍每称六朝陵墓有麒麟（《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乃徙其表、阙、麒麟于东岗上，麒麟及阙形势甚巧”），今存者皆附翼之狮，与东汉雅州高颐墓一致，未能谓翼狮即麒麟，更不能断汉陵之麒麟、辟邪亦如是也。阙外有司马门（《汉书》五行志：“园陵小于朝庭，阙在司马门中。”又成帝纪：“永始元年诏，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工”），四向皆然。汉制后宫自五官以下，皆陪葬门外（《汉书》外戚传：“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服虔曰：“陵上司马门之外也”），而勋臣每葬东司马门左近（《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二年，遣使以中牢祀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注引《东观汉记》曰：“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霍光墓在茂陵东司马门道南四里。”又同书和帝纪注：“曹参墓在长陵帝道北，近萧何冢”）。其将军、尉、侯诸官寺，据东汉之例，疑在陵之东园（《后汉书》礼仪志·注：“寝殿、园省在东园”），吏舍又在其北（前注：“寺吏舍在殿北”），故陵监所止曰：东署焉（《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六年四月康陵东署火。”陵监即陵食监，又云食官令，见同书百官志）。
《后汉书》礼仪志谓：“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庙以藏主，祭以四时。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然汉诸陵自寝殿外，复有庙，其制盖侈于秦矣（《汉书》玄成传：“自高祖下，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其寝为陵之正殿，设钟，有东、西阶、厢及堂（堂设神坐，见下注），殆与前殿同制（《后汉书》礼仪志·上陵礼：“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阶，拜神坐，退会东厢，西向”）。殿内又有房室，盖汉制日祭于寝，四上食（《三辅黄图》卷五），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具（见《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及同书祭祀志·宗庙条），无房室则无以设床帐（《后汉书》阴皇后纪：“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泣，令易脂泽装具”），理被枕耳。有便殿（《汉书》高后纪，城长陵注，引《三辅黄图》：“便殿、掖庭皆在其中。”武帝纪：“建元六年，高园便殿火”）。内有堂，时祭于是（《汉书》玄成传：“园中各有寝、便殿，时祭于便殿”）。有室，藏乘舆、衣物（《汉书》王莽传：“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扆臧在室匣中者出，自树立外堂上”）。又有更衣别室，疑亦在殿内（《后汉书》明帝纪：“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此二者位置，史无明文，但始皇之寝在墓侧（见前），东汉诸寝在东园，明帝尤节约，遗诏只于陵东北作庑，财供祠祀（《后汉书》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庑长三丈五尺，外为小厨”），似汉世寝殿多在陵东也。其后宫贵人奉陵者为数至伙（《汉书》禹贡传：“诸陵园女亡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也。”又《后汉书》邓皇后纪：“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赢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核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遣免者五六百人”），皆居掖庭（见《三辅黄图》），宜在寝、便殿之后或其附近。惟果园、鹿苑（见《三辅黄图》惠帝安陵条）、鹤馆（《汉书》元帝纪：“初元三年茂陵白鹤馆灾”），未审何属。而诸陵之庙，有阙（《汉书》五行志：成帝鸿嘉三年，“孝景庙北阙灾”）及殿门（《汉书》平帝元始五年，“高皇帝原庙殿门灾”。哀帝元寿元年，“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正殿（《汉书》昭帝元凤四年，“孝文庙正殿灾”），规模颇宏巨，玄成传谓在陵旁，则非若东汉石殿位于方上之前甚明。依事实言，垣与方上之间面积颇狭，亦难容纳（见前引《支那建筑·上卷解说》）。惟寝、庙二者并列陵东侧，抑分踞陵之左、右，悉无考焉。
东汉陵寝
东汉诸陵在今洛阳附近，典籍所载，大抵追效西京旧法。惟自新莽地皇间，迄于建武中季，兵革相寻，几达廿载。光武起身行间，察民间疾苦，知天下之疲耗，步文帝后尘，务求俭约，省薄陵坟，废郭邑之制，裁令流水而已（见《后汉书》光武帝纪）。其后章帝欲为原陵、显节陵立县邑未果（见《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终汉之世，遂以为法。其坟皆方形，大小不等（《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光武帝原陵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明帝显节陵方三百步，高八丈。章帝敬陵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和帝慎陵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殇帝康陵方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安帝恭陵方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顺帝宪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冲帝怀陵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质帝静陵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桓帝宣陵及灵帝文陵各方三百步，高十二丈。献帝禅陵不起坟。”）。就中殇、冲二帝在位日浅，附葬慎陵、宪陵茔内（见《后汉书》安帝纪·注，及李固传），体制较卑。方上之形，以孝德皇甘陵言，亦为层叠之状，疑与西汉诸陵无异。（《水经注》卷五：“汉安帝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废为王，薨于此，乃葬其地，尊陵曰：甘陵。陵在渎北，丘坟高巨，虽中经发坏，犹若层陵矣。”）方上之外，惟光武原陵为垣门四出，余陵无垣，代以行马，内设钟，建石殿（见《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按石殿即石室，位于方上前，汉世士大夫墓多如是（山东肥城孝山堂石室及《水经注》司马迁、子夏诸石室，不遑枚数）。北魏文明太皇太后陵亦然（《水经注》卷十三·?水条：“方山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缕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蚨，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闇日。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图之西有斋堂。南门表二石阙。”又《北魏书》孝文帝太和五年，建永固石室于方山，立碑于石室之庭，自大和五年起工，凡八年始成云），殆后世享殿、祾恩殿之权舆也。其寝殿、园省在东园，疑即陵之东侧；北为寺吏舍（《后汉书》礼仪·注引《古今注》）。史称恭陵有百丈庑，当亦属园寝之内（《后汉书》顺帝阳嘉元年，“恭陵百丈庑灾”）。但原、怀、静三陵寝殿，在垣行马内，因寝为庙，其制较简。而宪陵吏舍独在寝殿东，与他陵异。似因地制宜，因时辨用，不拘一格也（《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其垣与行马各具四阙（《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五年“恭陵东阙火”），及司马门（见《古今注》）。原陵又有长寿门（《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四年“原陵长寿门火”）。依史文“灾”字之义诠释，门阙当为木构，但后者与西汉诸陵不合，颇疑有误。地宫之制，《后汉书》亦称方中，宜与西汉大体仿佛。今约略可知者，仅献帝禅陵最陋，其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五尺耳（见《古今注》）。
［本文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1932年9月）及第四期（1932年12月），后经笔者修改。］
注解：
[1] ［整理者注］：“席坐之习，又见《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三国志》·魏志·管宁传注；《梁书》卷三十三·长沙嗣王业传；《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等。登床用榻登，亦作毾?。见《释名》卷六及《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天竺国条。”
[2] ［作者眉批］：“胡床又见《后汉书》卷二十三·五行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及同书卷十六·苏则传；《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及同王导书传、戴若思传、庾亮传、桓伊传、张轨传、苏峻传；《魏书》裴叔业传、尔朱彦伯传、秃发乌孤传；《北齐书》神武纪·下，武成胡后传；《南齐书》柳生隆传、荀伯玉传、张岱传、刘传、韦放传、王僧辩传；《隋书》尔朱敞传，郑善果母传等。”绳床又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二·唐纪·穆宗条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3] ［整理者注］：此说恐有误，不知当时何所依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