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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酪，”她说。“请上奶酪。”
“哪种奶酪？”
“都拿上来，让我们看看，”上校说。
团长离开后，上校问道：“你怎么了，女儿？”
“没什么。一点都没什么。我一直好好的。”
“你最好别再这么走神了，我们可没有多少时间这么奢侈。”
“是的，我同意。我们专心吃奶酪吧。”
“我不必把它当成玉米棒子芯吧？”
“不，”她说。她不懂这句口语，但却准确地理解了它的含义，因为她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把你的右手放到口袋里去。”
“好，”上校说。“我放。”
他把右手放进口袋，碰到了那样东西。他先用指尖摸摸它，后来又用手指摸，最后用残废了的手掌摸着它。
“请原谅，”她说。“现在我们又开始享受快乐的时光。我们要满心欢喜地好好享用奶酪。”
“好极了，”上校说。“不知道他们有些什么奶酪？”
“给我讲讲你最后那次打仗的事，”姑娘说。“然后我们迎着寒风去乘凤尾船。”
“那不太有趣味，”上校说。“当然，对我们来说，这种事总是有趣的。不过，这次战争中只有三个，或许是四个阶段真正使我觉得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同遭到重创的敌人作战，他们的通讯已被破坏，官方报纸说我们歼灭了几个师，可那是徒有虚名的师。根本不是真正的师。他们还没来得及迎战，就被我们的战术航空机消灭了。只有在诺曼底作战时困难重重，因为地势对我们不利。我们要为乔治·巴顿的装甲部队顺利通过打开一个突破口，并坚守在突破口两侧。”
“你们是怎样为装甲部队攻下突破口的？请给我说说。”
“首先要攻占一座叫圣洛的城市，那是通往四面八方主要干道的咽喉，然后再占领周围的城镇和农村，以确保交通畅通。敌人有一条主要防线，可是他们无力调遣兵力集中反击，因为我们的战斗轰炸机把他们堵截在半途中。你听得腻味吗？我可觉得厌烦透了。”
“我不觉得厌烦，我以前从没听人说得这么明白。”
“谢谢你，”上校说。“你当真想多了解些可怕的实情吗？”
“请说下去，”她说。“我爱你，你知道，我想跟你一起分担。”
“没人能为别人分担这种行当，”上校告诉她。“我只是在给你说这些事的过程。我可以在叙述中穿插些事例，让你听起来觉得有点趣味，觉得真像那么回事。”
“那就请加上些吧。”
“攻占巴黎实在算不了什么，”上校说。“只是一次感情上的经历，而不是正规的军事行动。我们打死了一些打字员，捣毁了几处德国人留下的掩蔽工事，他们在撤退时总是用这些工事做掩护。我猜测，那些德国人认定今后不会再需要那么多文职办公人员，因此把他们留下当士兵使用。”
“难道攻占巴黎不是一件伟大的事吗？”
“勒克莱尔[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1902—1947），法国将军和战斗英雄，1944年参加诺曼底登陆，同年8月与戴高乐胜利进入巴黎，曾获“巴黎解放者”的荣誉。]手下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三、四流的蠢货，打了许许多多发子弹以显示这次行动了不起，那些子弹全都是我们供给的。实际上没什么了不起。为了庆祝他们的死，我曾喝过一大瓶1942年产的佩里埃-儒埃。”
“你参加战斗了吗？”
“是的，”上校说。“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的。”
“这件事没给你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吗？不管怎么说，那是巴黎，并不是每个人都占领过它。”
“法国人自己在四天前就占领了它。但是我们称之为SHAEF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却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司令部包括后方所有的军事政治家，他们佩戴着画有火焰图案的徽章，而我们徽章上则是四叶红花草，这既作为标识，也为了祈求好运气。这个宏大计划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包围这座城市。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攻下它。
“同时我们还在等待可能到来的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或元帅，他没能堵住法莱斯[法国西北部卡尔瓦多斯省集市城镇，1944年盟军收复法国时曾在该地激战，后因此而闻名。]的突破口，因此向前挺进十分困难，最终没有按时到达。”
“你们一定盼着他来，”姑娘说。
“哦，是的，”上校说。“极其盼望。”
“难道真的没有崇高的或者真正令人高兴的事吗？”
“当然有，”上校对她说。“我们从巴默东打起，接着抵达圣克鲁门，穿过那些我所熟悉和喜爱的街道向前挺进，我们的人一个也没死，我们还尽量不使城市遭到破坏。我们在星辰饭店抓获了埃尔莎·马克斯韦尔[埃尔莎·马克斯韦尔（1883—1963），美国报刊撰稿人、社会名流，以在上流社会频频举办社交聚会而闻名。]的男管家。那是一次非常复杂的行动。有人告发他是日本人的杀手。实在是件新鲜事。据说几个巴黎人就是被他杀死的。于是我们派了三个人，爬上他隐蔽藏身的屋顶去抓他，后来才弄清他是个印度支那青年。”
“我开始有点儿明白了。可是这令人觉得沮丧。”
“那些事总是令人沮丧。不过，你不必对我们这个行当的事情动真情。”
“难道你认为，在大战略家的时代也是如此吗？”
“我确信还要糟。”
“但是你的手受了伤很光荣，对吗？”
“是的，非常光荣。是在一个寸草不生的山冈上受的伤。”
“让我摸摸它，”她说。
“小心手心那儿，”上校说。“它被射穿了，伤口一直裂着。”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姑娘说。“我是认真说的。这样可以让不少人了解这些事情。”
“不，”上校表示不赞同。“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再说，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任何善于编造的作家都会比亲身经历者写得更令人信服。”
“可是有些军人却写了。”
“是的，萨克森伯爵[萨克森伯爵（1696—1750），法国将军和军事理论家，著有战争学著作《我的梦想》。]，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第三代国王，在摧毁神圣罗马帝国方面起过主要作用，著有论文《反对权术主义》。]，苏秦先生[中国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还有我们时代的。”
“你很顺口就用了‘我们’这个词。不过我喜欢。”
“许多当代的军人不也写了吗？”
“是有许多。可是你读它们吗？”
“不读。我读的书大部分是古典作品，也读画报中的社会丑闻。还有你的信。”
“把信烧了，”上校说。“它们毫无价值。”
“求你，别这么粗鲁。”
“我不了。能讲些什么使你不厌烦的事儿呢？”
“说说你当将军的事吧。”
“噢，这个，”他说，向团长打了个手势，要他拿瓶香槟来。他要的是1942年产的罗德雷牌的，他喜欢这种酒。
“那时当将军的住在一个活动房里，他的参谋长也住在活动房里。将军有波旁威士忌，而别人则没有。将军手下的处长们住在指挥所里。我本可以跟你讲讲他们，但你会觉得枯燥无味，我还可以告诉你有关一处，二处，三处，四处和五处[分别代表人事处、情报处、训练作战处和后勤处等。]的事情，德国佬那边还有六处，可是这些都会使你听了心烦。此外，将军还有一张罩着塑料布的地图，那上面标着三个团的所在位置，每个团由三个营组成，这些全用色笔标出。
“图上还标出了各种分界线，这样各营在规定区域以外活动时，就不会彼此误伤。每个营有五个连，各个连应该都是优秀的，可实际上有好的也有差的。将军手下还有师属炮兵营、坦克营和许多后备部队。地图上的那些坐标反映了他的全部生活。”
团长来为他斟罗德雷牌的香槟时，他停了一下。
“集团军，”他没好声气地把这个词译成了意大利语，“cuerpo d’Armata指示你该干什么，然后你得决定如何去干。你口授命令，但大多数情况是通过电话传达。你把你器重的那些人折磨得要死，逼他们去做显然无法做到的事，但这是命令。为了执行命令，你不得不费尽心思，每天起早摸黑地干。”
“你就不想把这些写出来吗？即使只为了让我高兴？”
“不，”上校说。“那些敏感而又狂热的年轻人，只参加了一天或三、四天战斗，以后就凭着初步的印象写起书来。那些书写得不错，里面的事也有根有据，不过要是你自己打过仗，你就会觉得那些书枯燥无聊。另外一些人根本没打过仗，却靠写书发了横财。他们跑到后方去发布战地消息，这些消息几乎没有一个准确，但是却传播得很快。那些待在后方的职业作家，从来没去过前线，对打仗的事屁也不懂，可写起书来却好像他们经历过枪林弹雨。我不知道该把这种罪行归入哪一类。
“还有一个相当油滑的海军上尉，连单桅帆船都不会指挥，却写了大战的内幕情况。每个人或迟或早都有可能写书。我们也许会读到一本好书。可是我不写，女儿。”
他做了个手势，示意团长给他斟酒。
“团长，”他说。“你喜欢打仗吗？”
“不。”
“可是我们打过仗。”
“是的。打过很多。”
“你身体怎样？”
“除了溃疡和心脏稍微有些不适外，一切都很好。”
“哦，”上校说，感到心脏直往上悬，喉头一阵窒息。“你只对我说过有溃疡。”
“现在你知道了，”团长说，还没说完脸上就露出了他那特有的明朗可亲的笑容，那笑容同太阳升起一样实在。
“发作过多少次？”
团长伸出两个手指，就像一个人很有信心地进行猜测时会做的那样，也像是在默不出声地打赌。
“我比你领先了点，”上校说。“不过我们都别被它吓倒。问问唐纳·雷娜塔，是不是还想要点这么好的葡萄酒。”
“你没告诉我你又发过病了，”姑娘说。“你应该告诉我。”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我身体一直好好的。”
“你不觉得这是因为我的缘故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过来跟你在一起，照顾你。”
“只不过是一块肌肉出了点差错，”上校说。“一块主要的肌肉。它工作正常，就像劳力士牌的蚝型表一样准确完好，恒久不变，令人头疼的是，当它发生故障时，你却无法送它到代理商那儿去修理，它何时停止工作，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死了。”
“请别再说了。”
“是你问我的，”上校说。
“那个像漫画里画的麻脸呢？他没有这种病吗？”
“当然没有，”上校告诉她。“假如他是个平庸的作家，他会长生不老。”
“可你不是作家。你怎么知道这些？”
“对，”上校说。“这是上帝的恩惠。可我也读过一些书。当我们没结婚时，总有很多时间读书。读过的书或许没有一个国家的商船那么多，但也不少。我能把一种作家同另一种作家区分开，我可以告诉你，平庸的作家总是长命百岁。他们应该领取长寿奖金。”
“你能跟我说些逸闻趣事吗？别再提那些事了，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我能跟你说上几百件。件件属实。”
“只要告诉我一件。然后我们把酒喝完去坐凤尾船。”
“那样你不会觉得冷吗？”
“哦，肯定不会。”
“我不知道该给你讲什么，”上校说。“有关打仗的每件事，在没打过仗的人听来，总会觉得没意思。除非编些骗人的故事。”
“我想听听攻占巴黎的事。”
“为什么？是因为我曾说过，你很像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后被处死于断头台。]在囚车里的样子吗？”
“不，那可是对我的抬举。我知道我和她的侧面有点儿像，但我从没坐过囚车。我喜欢听攻打巴黎的事。当你爱上了一个人，而他又是你心目中的英雄时，你就想知道跟他有关的所有事情和地方。”
“请把你的脸侧过去，”上校说。“我讲给你听。团长，那只可怜的瓶子里还有酒吗？”
“没有了，”团长答道。
“再拿一瓶来。”
“我已经冰好了一瓶。”
“很好，拿上来吧。现在接着说，女儿。我们在克拉马特和勒克莱尔将军的部队分手，他们向蒙特鲁日和奥尔良门进军，我们直接向巴默东挺进并且保护圣克鲁门的桥梁。这样说太专业化了，你不觉得枯燥吗？”
“不。”
“有张地图看着讲就更好。”
“继续说吧。”
“我们保住了桥梁，在河对岸建了桥头堡，把那些守桥的德国人不管是死是活全都扔进了塞纳河。”他停了一下。“当然，他们只作了象征性的防守。他们本该把桥炸掉。我们把所有的德国人都扔进了塞纳河。我相信，他们几乎都是办公室工作人员。”
“说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接到报告，说德国人在许多地方加强了防御工事，在芒特-瓦莱里安放置了大炮，坦克在街道上来回巡逻。这些消息有一部分是确实的。上面指示我们不要急于挺进，因为将由勒克莱尔将军攻占这座城市。我执行了这个命令，尽可能以缓慢的速度前进。”
“你是怎么做的？”
“推迟两个小时进攻，喝点香槟；管它是爱国者、通敌者还是热心者送来的，一概收下。”
“难道没有什么伟大恢宏的场面，就像书里描写的那样？”
“当然有，那是城市本身。人们喜气洋洋，年老的将官们穿上存放多年的军服走在马路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因为不用再打仗了。”
“一点儿也没打过仗吗？”
“只打过三次。都不激烈。”
“攻占这么一座城市，难道只打了三次？”
“女儿，我们从朗布依埃到这座城市一共打了十二次，不过只有两次称得上是打仗。一次在图休勒诺布尔，另一次在勒比克。其余的只不过是一盘菜上的调料。要是不算那两个地方，我根本无需打仗。”
“告诉我一些关于战争的真实情况。”
“对我说你爱我。”
“我爱你，”姑娘说。“如果你乐意，可以在小报上公开发表。我爱你结实挺直的身躯和那双奇特的眼睛，虽然它们发怒时总让我感到害怕。我爱你那只手和其他所有的伤痕。”
“我最好还是讲些好听的事，”上校说。“首先我要告诉你，我爱你，句号。”
“你为什么不买些好的玻璃器皿？”姑娘突然问道。“我们可以一起去一趟穆拉诺。”
“我对玻璃器皿一点也不懂。”
“我可以教你，那很有趣。”
“我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不需要好的玻璃器皿。”
“你退职后定居在此地时用得着。”
“我们可以到那时再买。”
“我希望现在就买。”
“就依你。但是明天我要去打鸭子，今天又很晚了。”
“我能和你一起去打鸭子吗？”
“只要阿尔瓦里托肯邀请你。”
“我能让他邀请我。”
“我不太相信。”
“对你女儿的话表示不相信，这可不礼貌，因为她是个成年人了，是不会说谎的。”
“好吧，女儿，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谢谢你。为了这一点，我就不去了，免得添麻烦。我留在威尼斯，和妈妈、姨妈，还有外婆一起去做弥撒，然后去探望穷人。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我要尽很多责任。”
“我总是纳闷你在做些什么。”
“我做的就是这些。还有，让女仆给我洗头，修手指甲和脚趾甲。”
“你不能做这些了，因为星期天要打猎。”
“那我就放在星期一做。星期天把所有的画报看一遍，包括那些有暴力内容的。”
“那上面或许还有伯格曼小姐的照片。你还希望长得像她吗？”
“再也不了，”姑娘说。“我只希望像我自己，而且还要更好些，我希望你爱我。”
“还有，”她突然毫不掩饰地说，“我希望能像你。今天晚上我能像你一点儿吗？”
“当然能，”上校说。“我们现在在哪座城市？”
“威尼斯，”她说。“我认为它是最好的城市。”
“我完全赞同。谢谢你没再要我讲战争中的事情。”
“哦，不过以后你还必须讲给我听。”
“必须？”上校说，那双奇特的眼睛里闪射出凶狠果敢的光，清晰得如同盖着伪装的坦克炮口直对着你瞄准。
“你是说必须吗，女儿？”
“我说了。但我没有你想的那种意思。或者，如果我说错了，请你原谅。我的意思是以后请你给我讲些真实的情况，要是有我不懂的事，就给我解释一下，行吗？”
“如果你想用‘必须’这个词儿，你就用吧，女儿。让它见鬼去吧。”
他笑了，眼睛又像平日一样和善可亲，然而他知道，这双眼睛并不太和善。可他现在对此已无能为力，只有尽量对他最后的、真正的和唯一的爱和善些。
“其实我并不介意，女儿。请相信我。我对发号施令的事很熟悉。在你这个年纪时，我常从发号施令中获得快感。”
“但是我不想发号施令，”姑娘说。尽管她下决心不哭，可眼睛里还是噙满了泪水。“我只想侍候你。”
“我明白。但你也乐意下命令。这没什么错。像我们这种人都会这样。”
“谢谢你说‘像我们这种人’。”
“这么说并不难，”上校说。“女儿，”他又添了一句。
就在这时，门厅总管走到桌子前说道：“对不起，上校。外面来了一个人，我相信，小姐，是您的仆人。他拿着一个大包裹，说是给上校的。我不知该把它放在存放室还是把它送到您的房间去？”
“送到我房间去，”上校说。
“劳驾，”姑娘说。“能不能拿到这儿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不介意有旁人在场，是吗？”
“把它打开，送到这儿来。”
“好的。”
“过后你再小心些把它送到我房间去，重新包好，包得严实点，明天中午我要带走。”
“好的，上校。”
“你因为要看一看它而激动吗？”姑娘问。
“非常激动，”上校说。“团长，请再来瓶罗德雷，端张椅子放在合适的位置，好让我们细细欣赏那幅画像。我们都是绘画艺术的爱好者。”
“没有冰镇的罗德雷了，”团长说。“如果您愿意要点佩里埃-儒埃——”
“拿来吧，”上校说。接着又添了一句：“劳驾。”
“我不会像乔治·巴顿那样讲话，”上校说。“我认为没必要。而且他也死了。”
“可怜的人。”
“是的，他的一生都很可怜，虽然他有很多钱，还有很多装甲坦克。”
“你不喜欢装甲坦克？”
“是的，也不喜欢坐在里面的大多数人。装甲车把人变成了恃强凌弱者，这是走向怯懦的第一步；我说的是真正的怯弱。或许这是难以理解的自闭恐怖症。”
然后他看了看姑娘，笑了。他后悔对她说了她无法理解的事，就像把一个在海滩浅水区游泳的人拉进了深水区；他想竭力消除她的疑惑。
“原谅我，女儿。我说的许多话都不公正。但是比起你在那些将军回忆录里读到的东西却要真实得多。当一个人获得一颗或更多的星以后，真理对于他便难以企及，如同我们的祖先难以找到圣杯一样。”
“可你也当过将军啊。”
“时间并不长，”上校说。“那些上尉们，”这位前任将军说，“他们知道确切的真理，而且多半能讲给你听。如果他们不能，你可以把他们撤离岗位。”
“要是我撒谎，你也要把我撤走吗？”
“那要看你撒的什么谎。”
“我在哪方面都不想撒谎。我不愿意被撤走。这事听起来挺可怕。”
“是的，”上校说，“你把他们送走，让他们带上十一份不同的文件，那上面写着撤职的原因，每一份上都有你的签名。”
“你撤过很多人的职吗？”
“相当多。”
门厅总管拿着一幅镶在大画框里的画像走进餐厅，他那模样很像一条张着大帆的船。
“拿两张椅子来，”上校对二等侍者说，“放在这儿。小心别碰着画布。扶着画框，别让它滑下来。”
然后他对姑娘说，“我们得换只画框。”
“我知道，”她说。“这只不是我挑的。你别要这只画框，下星期我们去选只好的。现在看看这幅画，别看画框。看看它画得像不像我。”
这是一幅画得很美的肖像，既不冷峻，也不媚俗，不追随传统程式，也不模仿现代派。如果丁托列托还活着，你就希望他用这种方法画你的姑娘，如果他不在了，你就会找委拉斯开兹[D.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著名画家。]画。但这幅画也不是他们俩的风格。它就是一幅纯粹的光彩照人的肖像画，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时能够见到这样的画。
“太美了，”上校说。“确实非常可爱。”
门厅总管和二等侍者扶着画，也从画框的两边侧着身子看。团长对画赞叹不已。隔着两张桌子的美国人也在看，用他那双新闻记者的眼睛审视着，想弄清是谁画的画。画像的背面对着其余的就餐者。
“太妙了，”上校说，“这样的东西可不能送给我。”
“我已经送了，”姑娘说，“我肯定我的头发从没长得盖过肩。”
“我认为很可能这么长过。”
“假如你喜欢，我要尽力把它留得这么长。”
“试试吧，”上校说。“你这个美丽绝伦的人儿。我非常爱你，你和画像上的你。”
“假如你愿意，可以把这话讲给侍者们听。我肯定他们绝不会感到震惊。”
“把画拿到楼上我的房间去，”上校对门厅总管说。“非常感谢你把画拿到这儿来。如果价钱合适，我准备买下它。”
“价钱公道，”姑娘对他说。“我们能否请他们把画连椅子一块儿往那边挪挪，让你的同胞好好观赏一下？团长可以告诉他画家的地址，他还能去画室参观。”
“这幅肖像实在太美了，”团长说。“不过应当送到房间里去。不该让罗德雷或佩里埃-儒埃来评论。”
“拿到我的房间去，劳驾了。”
“你说‘劳驾了’前面该停顿一下。”
“谢谢你，”上校说，“我被这幅画深深地打动，不能完全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了。”
“让我们都不要负责。”
“我赞成，”上校说。“团长是个非常负责的人。他一直如此。”
“不，”姑娘说。“我认为他那样说不单是出于责任心，而且也出于某种恶意。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有心怀恶意的时候。我想他也许不愿意那个人用记者的眼光审视幸福美好的东西。”
“管它是什么呢。”
“我从你那儿学会了这句话，现在你又从我这儿学了回去。”
“事情常常如此。”上校说，“你在波士顿赚到的，在芝加哥失掉。”
“我一点也不懂这话。”
“解释起来太难了，”上校说。接着又说道，“不，当然不是这样。把事情弄明白是我的主要职责。让太难解释这种鬼话滚一边去。我的意思是，这就像职业足球赛，足球，你在米兰赢了，却在都灵输了。”
“我不怎么喜欢足球。”
“我也是，”上校说。“尤其不喜欢陆军队和海军队的比赛；那些职务很高的高级军官总喜欢说些美国足球术语，这样他们就彼此都明白在谈些什么。”
“我想今晚我们会过得很愉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会发生什么。”
“我们要不要把这瓶刚拿来的酒带到船上去？”
“要，”姑娘说。“不过得带那种深的酒杯。我会告诉团长。我们去拿了外衣就走。”
“好，我吃点药，再签一下账单，随后就走。”
“我真希望能代替你吃药。”
“我很庆幸不是这样，”上校说。“我们是自己去挑一只凤尾船呢，还是让他们去叫一只到码头上来？”
“让我们试试运气，就请他们叫艘船到码头来。我们会有什么损失吗？”
“我猜不会。大概什么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