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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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大师”坡的评价与他自己极相似：“坡谈到了心理冒险，非凡的思想冒险，他称那种把人带至深渊边缘并迫他凝视深渊的力量为‘乖戾的魔鬼’。魔鬼对这场试验的热情不会停止，而坡总处在机会的边缘，在极限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尔扎诺夫斯基在莫斯科靠演讲、翻译和写文章勉强维持生活，他仍在寻求出版机会：“我感觉自己像竞技场上的安达卢西亚公牛：对决还是不对决，取决于斗牛士的剑，但它决定对决并推进：另外3本书。”我们对科尔扎诺夫斯基了解越多，就越能理解他的编纂者瓦迪姆·佩尔穆特所说的：“他与普拉托诺夫、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其他作家一样，其思想、才华和良知不允许他们去为不义唱赞歌，或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去为它辩护，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因此不可能有妥协，那意味着侮辱、损害一个作家的尊严。”

    1946—1948年，科尔扎诺夫斯基翻译了很多波兰诗歌，并完成短篇小说《受伤的莫斯科》第一部分《莫斯科：战争第一年》。但是情况没有任何改观，无论是应对生活还是为梦想战斗，他都举步维艰，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后几年，他几乎停止写作，过着孤独的生活，沉默寡言，避免与人接触。有人形容他是“内心已死”，如一个“来自虚无的人”。挚友泰洛夫担心地问他：“谁是你的主要对手？毕竟我还认识人，也许……”“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我的对手就是我自己，我像个流浪旷野的人，我是自己的负担。”他开始酗酒，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时，他自嘲道：“为了对现实保持清醒。”1950年，科尔扎诺夫斯基突然中风，失去阅读能力。据他的妻子回忆：“5月1日的莫斯科，难得的温暖，晴。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换上轻装夏衣的路人。科尔扎诺夫斯基坐在桌旁的扶手椅上，翻阅我读过的杂志。突然，我心头一震，抬头看见他坐着，脸色苍白，如结了冰，头向后仰在椅背上。‘你怎么了？’他说：‘我听不懂……我什么都听不懂……黑乌鸦……黑乌鸦。’10月底，他突发脑出血。在他清醒的时候，我问他：‘你想活下去吗？’他回答：‘我不知道，可能吧。如果情况没那么糟。’然后他又平静地说：‘我觉得，我的灵魂被撕裂了。’”1950年12月28日，大约下午4点钟，科尔扎诺夫斯基去世。之前的一天，一位值班女医生去看望他，他努力地保持意识清醒，知道自己是个作家，但无法表达完整的想法。当被问及他是否热爱普希金时，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我……普希金……”这是陪伴他30年的妻子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em>    就让荨麻在我之上高高生长

    让它刺痛每个人，如同我被一个念头刺痛：

    也许，大地坚硬，一如既往

    ——《给自己的墓志铭》（1940）

    </em>

    《骷髅自传》收录了科尔扎诺夫斯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的11短篇小说，可以说，它们源自他在哲学与文学之间来回思考的双旋涡。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小说涉及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等哲人，但他并没有将小说当作引入哲学的“容器”，而是将看似日常的问题转化至认识论的层面，将心理动机的可能性编织入情节。他试图借助故事展现认知的过程、感知的不完整性；他运用出乎意料的情节转折、巧妙的文字游戏和语义联想以拓展、深化主题。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小说错综复杂，常常是故事嵌套故事，明暗线索交织并行，主题变化多端：可以是愉悦的（《逃逸的手指》），可以是斯威夫特式讽刺的（《黄煤》），还可以是历史学的（《邮戳：莫斯科》）。他笔下的主角有学者、作家、哲人、艺术家、科学家，也有怪人、手指、银币、蟾蜍，甚至还有好交际的死人，等等。他善用复杂的技巧去编织诡异故事，他让人置身其中的可以是梦、幻觉（《在瞳孔中》），也可以是发生在真实世界以外的形而上学事件（《咬不到的胳膊肘》《否者之地》）。同时，他还创造出一系列稀奇古怪的形象，使经验现实与心理现实交错反应——在他这里，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一切都经过了严密的数学式精算，但又被艺术地淬炼过。他很清楚，“在我们伟大的时代，算术已无能为力，我们需要从零到无穷大的积分，我们需要相对论，需要大胆的辩证法”。

    科尔扎诺夫斯基以其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了他绝无仅有的“超小说”，既有爱伦·坡、詹姆斯、卡夫卡、布尔加科夫的诡异，也有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的奇想，它还唤起了更早一些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和霍夫曼的傀儡、机械人性，也即“人造性”而非宗教意义上的“受造性”。可以说，科尔扎诺夫斯基以种子的方式包含了20世纪的形而上学小说，这是一种无限接近小说的小说，一种崩塌了大脑与世界之界限的小说，它探索的不仅是形式特别的虚构，它更跃入虚构之为虚构的平面。如果小说的虚构性是建立在摹仿即相似性的基础上，以便让读者暂时放下对“编造”的怀疑，那么科尔扎诺夫斯基则把小说抛入对虚构性本身的模拟，也即从“摹仿”主导下的文本时空统一体内分离出的无限差别演绎的“角色的国度”。阅读他的文字如同进入一个巨大的思想实验场，演绎着具象与抽象，睡眠与清醒，真实与虚幻，他借助词语建立起来的多维的艺术化“现实”清晰地带出一种“准真实体验”。沉浸于他的技艺与表演，我们不但需要高度专注，还得穷尽我们的想象力以跟上主题的推进。读者的大脑在处理他创造出的幻影时，会明显感受到某种非同寻常的压迫与张力——这乃是由一位最出色的“题材猎手”引领的一场颅内冒险。

    科尔扎诺夫斯基常在他的写作中插入神话、引用各个时期的文化典故、新的意象，并重新审视、缔造它们，使其不仅从形式上获得了现代感，也从思想语境里瓦解着现实版的神话，重新定义所谓的真实。在他的作品中，有时一个词语或术语被拟人化，获得主体性，比如他讨论关于“如果”这个词：

    <em>    “如果”再也戏弄不了我。我太了解他了，那个普遍性的捣乱鬼、小丑。摆出一副“巨大可能性”的姿态，他对擅于嘲弄人的拉伯雷开个玩笑，邀请他赴“死后之约”，拉伯雷居然相信了他。

    </em>

    这里的“如果”明显是在回应德国哲学家汉斯·费英格在其著作《如果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s if’）中提出的一种观点：人类为了在非理性的、无序的世界中生存下去，会甘于接受虚构与谎言。这种“如果哲学”显然受康德的知识是局限于现象而不可能达到自在之物的观点的影响。科尔扎诺夫斯基在《邮戳：莫斯科》中再次戏谑时局道：“年轻的朋友啊，当康德说棍子是一个自在之物时，不要信他，不，棍子是为他人准备的。”在他的小说里，各种易被忽视的词语的“接缝”都可以被文学化，它们是存在之可能性的意外储备，以极度压缩的形式隐匿在语言的褶皱里，一遇到机会就挣脱羁绊与界限，扭曲尺度与标准，甚至还能召唤不存在的东西，只要它们能够携带思想进入文本。阅读科尔扎诺夫斯基需要特殊的精神品质，需要识别众多暗流、旋涡以及各种特殊形态与事态的突然在场。他的文字所包含的暗蚀的激情，细微而坚韧地抵御着貌似强大的历史暴力。的确。“人脑比天空更远……比大海更深……恰好等于上帝的重量”（狄金森），写作风格的个性化正是对头脑之禁锢最有效的抵抗。如果这本书仅被当作对某个特定时期的思考或对哲学的探索，抑或被简单地归入心理、奇幻、荒诞文类，那就错了。关于此书的“真实”，还是引用他自己的话：“更准确点说，当曲线理论中那些假想的线相交时，就会产生一个真实的点。诚然，这个点的‘真实性’很特异，它出自虚构。我的情况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