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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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    “天才：知道如何变成引起雪崩的雪球。”

    ——科尔扎诺夫斯基

    </em>

    文学史上散播着一些被忽视、误解、遗忘的人，而科尔扎诺夫斯基更像一个被“删除”的作家与文化哲学家。这位堪与卡夫卡、博尔赫斯、爱伦·坡、加缪、黑塞等人比肩的奇想大师，仿若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他既活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也活在他的思想之维，他在两者的相互投射里探寻、思考并创作。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写下了三千多页的作品，生前却未能出版一本书。这些文字的主题是对未知事物与人类意识深处之活动的探索，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进行的想象性实验，因与当时主流文学观（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相背离而被判定为“不合时宜”。对于当时“普里希别耶夫[普里希别耶夫：契诃夫讽刺小说《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中的角色，旧制度的维护者。]”式的审查人员，他恣意多变的基调、复杂的歧义指向和隐晦尖锐的讽喻无疑是一种“冒犯”。尽管他的小说具有高度原创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但他的命运与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奥列沙（Yuri Olesha）、普拉托诺夫（Andrei Platonov）等作家惊人地相似——作品不可出版。一直到1988年，他的作品才得以陆续推出。这位倾其一生与“文学厄运”搏斗的作家并没有留下多少个人信息，我们只能从一些散乱的断片中去寻找他。

    1887年2月11日，科尔扎诺夫斯基出生于基辅的一个波兰移民家庭；1907年，进入基辅大学主修法律，同时学习古典语言学、数学、天文学与历史等课程；1912年，他开始游历欧洲，在基辅的报纸上发表意大利旅行笔记。在这个时期，年轻而纯粹的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学习重心是哲学，就像他笔下的某个人物：“和许多非凡的头脑一样，这些年来，他患有叔本华主义的黑色哲学天花。”1912年，他在《神学预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爱作为一种认识论》的论文；1913年，他的诗《海涅之墓》发表于《骑士》杂志。从法学院毕业后，他成为基辅地方法院的助理律师，但很快革命的巨浪冲垮整个旧政治和法律体系，他转至利森克国家音乐剧院、戏剧学院和一个犹太戏剧工作室任教。1918年，科尔扎诺夫斯基被招募入基辅红军。据他的朋友、作家姆斯蒂斯拉夫斯基（Sergei Dmitrievich Mstislavsky）回忆：1918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红军专员的姆斯蒂斯拉夫斯基在夜间查岗时，看见一个又瘦又高的士兵把步枪靠在墙上，一边踱步，一边独自大声嘟哝，姆斯蒂斯拉夫斯基小心翼翼地靠近他，吃惊地发现：他竟然在背诵……维吉尔的原文！

    1919年，32岁的科尔扎诺夫斯基自称“人生过半”，发表小说《雅各比和“据说”》（Jakoby and Iakoby），开启了他哲学化的文学写作生涯。在这篇故事里，德国哲学家雅各比与俄语单词iakoby（“据说”）展开了一场虚拟对话，他后来的小说也延续了让词语、次薄事物获得符号学生命的手法。那段时期，在基辅剧场、文学沙龙里经常看到科尔扎诺夫斯基的身影，沃格辛、别雷曾到场聆听他朗读，著名作家亚历山大·格林偶然在《俄罗斯》杂志上读到了他的历史哲学小说《邮戳：莫斯科》，于是记住了这位小说家的名字，一年后两人相遇，格林高兴地邀请他去家中做客。

    1922年，科尔扎诺夫斯基带着一个犹太戏剧工作室前往莫斯科，那正是俄国文学爆炸的发酵与转折时期——多个流派并存的白银时代末期，压制艺术和言论的势力正在形成，但还未波及这种繁荣。在莫斯科，朋友们为科尔扎诺夫斯基找了个住处：一个6平方米房间，有一张带床垫的木制双层床、一张带有两个抽屉的未上漆的书桌、一把硬座扶手椅和一个书架。从此，他一直住在这里，直到去世前。在莫斯科，科尔扎诺夫斯基忙于演讲，写剧本、电影和动画片脚本，搞文学评论，翻译，同时创作中短篇小说、散文。科尔扎诺夫斯基渊博精深的学识和超常的记忆力总令人惊诧，尽管他在莫斯科的小房间里并没有多少藏书，但他精通戏剧和音乐理论、文学理论、哲学，他的知识扩展到物理学、矿物学、生物学和语言学，他对佛教、吠陀经、拜火教、中国古代哲学和历史也有颇深研究。他也是俄国最早研究创造心理学与文化哲学的学者之一，能熟练使用好几种语言，还继承了母亲的音乐天赋，沉迷于贝多芬和肖邦的作品。据他妻子安娜·巴乌舍科回忆，在演讲或授课时，他从不使用书籍或笔记，但若有必要，他能准确引用整页文本。科尔扎诺夫斯基似乎在30岁之前就完成了丰富的知识积累，他之后的写作是在语言中进行的知识实践与哲学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起，科尔扎诺夫斯基就陷入了一种“厄运”般的、程式化的拒绝。1924年，已经接受了他的童话《神童奇想》的出版社倒闭。1925年，小说《邮戳：莫斯科》发表在《俄罗斯》杂志上，列日涅夫还接受了他的短篇《一具尸体的自传》，这似乎是一个突破，但没过多久，杂志突然被缩减，列日涅夫离职，那篇小说再没能发表。“我的‘尸体’一直等着能有个体面的葬礼。”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刚打开一道缝的文学之门又紧闭了。1928—1929年，他的几个独特的短篇被拒，一个电影剧本和一个喜剧剧本都没能找到赞助商。1933年，他的“学术版”莎士比亚作品集被取消出版。他钟爱的剧本《新格列佛》经数年反复修改，送审了几个版本后，仍遭到猛烈攻击，最终在未署名的情况下发行。他的剧本《牧师和中尉》辗转于几家剧院，没有一家愿意上演。同年，准备在国家出版社发行的故事集被叫停，数家剧院拒绝了他的悲喜剧《第三人》。他的短篇《咬不到的胳膊肘》（最接近卡夫卡风格的故事之一）本打算在1941年与另一本故事集一起出版，但是很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位朋友在一封信中对他说：“您被淘汰了，并不是因为您缺乏能力或见识，而是因为您天性中那些更高贵的属性。”当有人建议他为了事业而将思想转向“正确方向”时，他说：“思想家不是正确思考的人，而是忠实于思想的人。”科尔扎诺夫斯基以他高贵的天真申诉，写信给当时的官员、总编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希望他们能“亲自读一读作品”，但没有任何回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莫斯科“分流”清理首都，在此背景下的短篇小说《接缝》中，科尔扎诺夫斯基写道：“据说，在莫斯科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并被驱逐出这座城市的人被宣判为‘负1’。没有人对我判刑：0—1。我依然在这里，在首都的混乱和骚动中。可是我完全清醒地意识到：我已永远地、不可逆转地从一切事务、所有的欢乐、所有的真实中被驱逐了。”他被认定为“无业分子”，险遭驱逐。警察局给他3天时间“提供书面证明”，证明他是作家，否则将被逐出莫斯科。他的朋友们在两天内收集了10个著名作家的签名，并迅速印刷了一本《标题诗学》的小册子才帮他渡过难关。这本34页的小册子也是他生前唯一的印刷品，它论述了一个中立话题：标题创作的艺术。另一次危机是因他参加托洛茨基的姐姐奥尔加·达薇多芙娃主持的一个文学沙龙引起的，看着周围的人被捕、流放或死去，科尔扎诺夫斯基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提前将手稿交给亲戚朋友保藏，每晚都在等待“内务部的访客”。也许他名气不足，缺乏官方认可，这恰好救了他，帮他躲过一劫。他仍坚持写作：“我就像法布尔描述的那些野蜜蜂中的一个，即使它们的蜂巢上被戳个洞，它们也会继续酿蜜，蜂蜜从洞里流走，然而这些傻瓜继续酿更多的蜜。”巴乌舍科回忆：“科尔扎诺夫斯基感觉自己像个失败的球员，一个失败者的角色让他感到羞耻。”他自己说：“我像个幽灵，文学的幽灵，但我一点都不可怕。”

    1939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埃德加·爱伦·坡逝世90周年记》的文章，这也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中对“悖论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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