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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笑了。她不怎么在乎他说了什么，只要听见他的声音，她就觉得悦耳。他要是把《惠特克年鉴》[由英国出版家约瑟夫·惠特克（1820—1895）于1868年创刊，被誉为英国最好的年鉴和微型百科全书。]从头到尾大声朗读一遍（对了，这种事他完全做得出来），她也会津津有味地听完。就格洛弗小姐对新婚男女的理解，爱德华可比伯莎像样多了。
“他是个好男人。”后来，格洛弗小姐对哥哥说，这时他们正在吃晚餐，吃的是凉掉的羊肉，两人庄重地坐在一张长桌的两端。
“没错，”牧师用他疲倦但有耐性的声音回答，“我认为他会是个好丈夫。”
格洛弗先生是忍耐的化身，这一点让莱伊小姐有些厌烦，她喜欢有锐气的男人，而格洛弗先生一丁点锐气也没有。他对什么都逆来顺受：饭不好吃，他忍了；人性反常，他忍了；不奉国教者存在，他（几乎）忍了；薪水微薄，他忍了；把他逼死，他都能忍。莱伊小姐说过，他就像那些西班牙的驴子，没精打采地驮着死沉的重物，排成一串蹒跚而行——忍，能忍，真能忍。可驴子也没有格洛弗先生能忍，驴子有时候会尥蹶子，而这位利纳姆的教区牧师打死也不会。
“我真的希望这场婚姻顺顺利利，查尔斯。”格洛弗小姐说。
“我希望如此，”他回答，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问了吗，他们明天去做礼拜吗？”他拿了些土豆泥吃，发现又是烧焦的，这一点他忍了很久。土豆总是烧焦，他却忍气吞声。
“噢，我给忘得一干二净，”妹妹回答，“但我想他俩一定会去。爱德华·克拉多克平常总会来。”
格洛弗先生不答腔，直到吃完饭，两人再没说一句话。刚吃完饭，牧师就进了书房，把次日的布道准备好，而格洛弗小姐从篮子里拿出她哥哥的毛线短袜，开始补袜子。她织了一个多小时，心里一面想着克拉多克夫妇。她每次见完克拉多克，就越发喜欢他了，她感觉这个男人值得信任。一开始她不赞成这门婚事，现在她有些责备自己，那样不合基督教教义。她自问，该不该向伯莎和克拉多克道歉。一想到做这种丢面子的事，她就想得入神。可伯莎跟别的姑娘不同，想到她，格洛弗小姐越想越慌乱。
这时，时钟响起滴答声，要报时了，她抬头望了一眼，离十点只差五分钟。
“没想到这么晚了。”
她站起身，整整齐齐地收拾好针线活，从簧风琴顶上拿下《圣经》和上面的大部头祈祷书，把两本书放在了桌子的一头。她替哥哥端了把椅子，耐心坐着等他来。时钟敲响，她听见书房的房门打开，牧师走了进来。他一言不发，朝那两本书走去，坐下来，把《圣经》翻到他要读的地方。
“好了吗？”她问。
他抬眼从眼镜上方看了看。“好了。”
格洛弗小姐探身向前，打响铃，仆人拿着一篮子鸡蛋来了，她接过来放在桌上。格洛弗先生看着她，等她在椅子上坐定后，才开始选读经文。结束后，仆人点了两根蜡烛，向两人道了晚安。格洛弗小姐数了数鸡蛋。
“今天有几个？”牧师问。
“七个。”她说着，把鸡蛋一个个标上日期，把数字记在专门的本子上。
“好了吗？”这回是格洛弗先生问的。
“好了，查尔斯。”她说着，拿起一根蜡烛。
他灭了灯，拿着另一根蜡烛随她上楼。她在房门口停下，向他道了晚安；他冷冷地吻了她的额头，两人各自进了屋。
星期天的早晨，乡间的宅第里总是一阵忙乱。空气中有种星期天独有的气氛，一种警觉和期待的状态。做礼拜的准备工作虽然年复一年，每个星期都在循环往复，但依旧让人无法泰然处之。空气中干净的亚麻布的气味一闻便知，所有人都非常拘谨，甚至有些局促不安。家中成员互相询问是否准备妥当，纷纷寻找祈祷书。女士们从不及时梳妆完毕，临了只好一边匆匆出门，一边扣手套。男士们怒气冲冲地直跺脚，不停地掏怀表看时间。爱德华自然是身穿燕尾服，头戴高顶礼帽——乡绅去做礼拜，这身行头非常合适，没人比爱德华更注重规矩。他身板挺得笔直，表现出人们认为这种场合应有的稍显刻意的庄重。
“我们要迟到了，伯莎，”他说，“会很难堪的，这还是我们婚后第一次去做礼拜。”
“亲爱的，”伯莎说，“你大可以笃定，就算格洛弗先生轻率地先行开场，对于会众来说，只有我俩到场，仪式才算真正开始。”
他们乘坐一辆老式的四轮单马马车，这种马车只用于去做礼拜或赴晚宴。消息马上从门廊处闲荡的人那儿传进了教堂内教徒的耳朵里。克拉多克先生和太太从走道走向属于他们的前排长椅，顿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和一阵窃窃私语。
“他看起来自在得很，对吧？”几个本地人嘀咕道——爱德华的表现比他妻子的表现更让他们感兴趣，因为他妻子对他们来说高不可攀，几乎算是个陌生人。
伯莎翩然而行，仪态端庄，丝毫不理会注视着她的一双双眼睛。她对自己的外表很满意，对俊美的丈夫也深感自豪。布兰德顿太太——克拉多克那位伴郎的母亲——把镜片扶稳，盯着他俩看，这是乡村贵妇的习惯。布兰德顿太太的这种气质具有浓重的乡间风格；她小个子，头发灰白，爱咯咯笑，嗓门又尖又嘶哑，净说些蠢话，戴了顶从巴黎直接拿来的过于稚气的女帽。她是个贵妇人，这自然是不得了的身份。她对此引以为豪（颇为高贵地表现出来），嘴边总挂着那句“上流人士终归是上流人士”。你要是哪天忽然反应过来，就会明白，这句话意味深长。
“待会儿，我打算去找克拉多克夫妇聊聊，”她小声对儿子说，“这对利纳姆的居民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不知可怜的伯莎有没有感觉到。”
布兰德顿太太妄自尊大到近乎超凡脱俗的境界。她从不会想到，有谁能心肠坏到怨恨她施与恩惠。她施舍是出于好意——给穷人送汤和果酱，甚至会让自己的厨子去给生病的穷人读《圣经》；除此之外，她还给各色人等出各种主意。她原本想亲自去的，只是她强烈反对与下层社会打成一片，这会让他们没规没矩，经常不懂礼貌。布兰德顿太太毫不动摇地认为，她和她那个阶层的人是上帝用不同的黏土做成的，有别于普通人。但她身为有教养的贵妇人，不会当着普通人的面说穿这一点；当然，除非他们自己摆架子，这时她就觉得把话挑明对他们有好处。论出身、家业或才智，布兰德顿太太没有任何显著的优势，却从不怀疑自己指点事务和潮流的权利，就连邻居的思维方式她也要管。她全凭一股自负的气场，使他们臣服于她的专横之下三十年，一面憎恨她，一面又将她请客吃顿寒酸的饭当成什么好事。
至于该如何对待克拉多克夫妇，布兰德顿太太心里权衡过一番。
“不知道我有没有责任拆散他俩，”她说，“爱德华·克拉多克绝不是莱伊家的大小姐该嫁的那种男人。可是这附近名门世家太少，而且谁跟谁结婚，放在二十年前，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年头，就连最上层的社会也血统混杂。或许，我还是大发慈悲为好！”
布兰德顿太太一想到莱伊家需要她的支持，就有些得意——请她儿子当伴郎就证明了这点。
“上流人士终归是上流人士，这是事实。如今，满大街都是猪肉贩子和做家具的，上流人士必须互相扶持。”
礼拜仪式过后，趁教区居民都在教堂庭院四下站着，布兰德顿太太朝克拉多克夫妇翩然走去，后头跟着亚瑟，接着用她又尖又哑的嗓门跟爱德华聊了起来。她一面密切留意周围的利纳姆居民，确保她的举止得到充分的注意，一面拿出贵妇人对待一个出身不太好的男人应有的样子，跟克拉多克说着话。克拉多克自然是十分高兴，受宠若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