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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地泉,我把出国手续办好,一切应办之事,都准备妥帖,动身的时候,石筱山等许多朋友前来送行。他们对于我的远远离去,都十分难过,以为怎么如此匆促,说走就走呢?我说:

    “目前这个战事是无边无沿的。我一走之后,也许可以斧底抽薪,让他们少些兴头。从我自身着想,我也必得到国外去看看,增长些见识学问,回来之后,再同大家一块儿好好地奋斗。”

    从平地泉出发,走的是张家口到库伦的大路。是公路,固然平坦康庄;不是路,也一般的平坦康庄。途中未遇一条河,也少见一株小树,三千里路全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辽阔平原。过戈壁沙漠,车行极是舒坦,途中常见一种野羊,活泼肥大,万千成群往往和汽车赛跑,别地从未见过。牛群马群亦最常见,还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这一带没有房屋,所见唯有一种帐篷,即是毡幕。稍有高坡的地方,即堆以石头,挂以红布,蒙古语名为“乌数”,意即是所供奉的神祇。因为他们的文明,还没有达到雕刻偶像的程度,故只有如此简单地供奉之。快到库伦的时候,经过汗山,想来大约即是可汗之汗。这一座山长约四十里,高约六七里。山上生满蓊郁苍翠的树木,都是几搂粗的大树。我看见这里忽然有这么多的大树,觉得很奇怪,就向当地百姓探问缘故。据云,昔康熙亲征蒙古,有一次打了败仗,就到这山上的树林里藏着,等候援兵。后来援兵来到,击败蒙兵,遂得奏平定朔漠之功。为要纪念这段史迹,清廷特以蒙古某王子为守林的官,年薪四十八万两,专门请他保护这山上的林木,不许百姓砍伐。数百年来相沿成习,树木迄无损害,所以才有今日的这种样儿。可见并不是这一带的气候土质不能长树,沿途所以缺乏林木者,恐怕还是人事的关系。漠北这一带,历代以来,都是战场。史记载,汉高祖困于白登,白登即在今日大同附近。由汉晋宋至元以迄明清,无代不于此间有杀伐之事。居民死于战祸,房也烧光,树也伐尽,又加百姓对树木不知保护,不知种植,树木自然有绝迹之势了。所以我说漠北少树,还是人祸使然,和气候土壤没有多少相干。过汗山时,见山上冒烟,知是树林着火。据说,这火往往经年不灭,因为一种迷信的关系,人民都不肯上山去救。似此情形,这里绝无仅有的一座树林,也有不保之虞了。

    离库伦还有几十里路,即遇蒙古国民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我下车一一握手道谢,同行到库伦城内,被招待住在他们蒙古政府所预备的一所房子里。那是一所木头建筑的洋房,装有地板和壁炉。那壁炉是用厚灰泥涂成,烧的很好的松木劈柴,名为“柈子”。室内阳光充足,温度也很适宜。

    这次在蒙古共住三十多天,于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个大略的考察,现在所留的印象如下:

    第一关于政治,是采用一党专政的政治,政治实权握于蒙古国民党之手。我居留库伦的时期,和他们的委员长及其他中央要员过从很密。一般地说,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的朝气。有一次他们党政两方举行联席会议,特意邀我去参加。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结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于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四点,讨论的问题很多,发言者很是踊跃。在这八个钟头中间,大家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而已。据说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简朴。问他们何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时期,民力有限,唯有努力撙节,始可成功。”这使我想到大禹治水,菲饮食卑宫室的故事,不禁非常感动。这种精神在今日的我国尚缺乏得很,我们应当惭愧的。

    政府对于建设,此时已颇有成绩。只就房屋一项而论,满清统治了蒙古数百年,除了建筑几座愚民的工具——庙宇,便是一些窄狭黑暗的土房,此外再无建设可言。蒙古国民党当政后,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为平民建筑了够用的整齐木房,平时可供舒适地居住,有事时又可用作人民的会场。

    此时他们已经摆脱了中国的统治,而实行独立。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长此分裂,殊可惋惜。我问他们的独立是否可以取消,他们回答是独立可以取消,但须中国有真正的人民政府出现。后来我在赴莫斯科途中的一个车站上,遇到一个赴俄参观的西藏代表。他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足见蒙藏脱离中国而独立,固然各有其政治背景,但我国政治未上轨道,不足以获得蒙藏人民的信赖,却是个主要的内在因素。这一点,实在值得我们警惕和勉励。

    其次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唯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听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

    “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就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

    其时蒙古喇嘛教领袖即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过去,活佛的地位等于专制时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夺之权都归他一人掌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顾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属要来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属中有年轻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权强她留在宫内,与他们做“欢喜佛”。王公们一则忧于他的淫威,二则恐怕也已积久成习,视为当然,对此横行,丝毫不加反抗。这位活佛因淫欲无度,不但患有花柳病,烂塌了鼻子,而且闹得身体虚弱达于极点,两眼渐致失明,甚至坐着不动时,也须人扶持。

    库伦附近的大庙,我都曾参观过。活佛的宫里那时出卖各项东西。我买了两个大菜碗,是江西瓷的,每个价只一元。宫里每个屋子都污秽凌乱,处处表现着愚民害民的作风,无半点知识可言,无半点新气象可言。座前有一种特为朝拜者设备的磕头的板垫,前高后低。磕头时突然地向地一扑,站起来,又突然一扑,大约是五体投地的意思。我觉得如此做体操,于身体倒有些益处。又有“转经藏”玄虚妄诞,更为可笑。

    革命后的蒙古政府对社会旧有制度及习尚,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一方面打倒了活佛的权威,一方面努力于破除迷信的工作。社会上顽固分子,即喇嘛阶级,虽然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但大多数青年都已不受其害,其中为喇嘛者,亦多已还俗,各理生业。同时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我们中国凡事都讲中庸,谈改革亦是因循迁就,结果变成妥协,谋国者慎重考虑以将事,不愿过于急进致引起旧社会之反感。这种苦心,我们自当体谅。但是为使旧势力安定,而致社会上之垃杂污秽一仍其旧,则青年主人们必以为谋国者无改革之心,新的中国将永无出现之日。这是失策的,此种权衡,却万不可大意。清汤斌在南京只留文武庙,其余一切佛道寺庙一概废除,这种好的精神,至今反而少见。我国自革命以来只有广西还做出不坏的成绩,其余各地,都比不上。曾文正公言求学之道如炖肉然,一上来当以猛火烧之,基础立后,再以细火慢慢地烧,我以为谈改革、谈革命,亦是同样的道理。那时是民国十四年,此十余年间,蒙古的情形想必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军事方面,蒙古行的是征兵制,现役兵当时有步兵两旅,骑兵四旅,军械崭新,服装整齐,与俄军大致相同。聘有俄国顾问,训练时从旁指导。士兵教育很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与民族精神的发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丰功伟绩,在每个士兵头脑里都打入深刻印象。所唱军歌音调迟缓雄壮,歌词亦皆系对于民族英烈的颂扬。其步法缓慢庄重,亦殊足表现蒙古人的精神。那时的陆军部长是一位旧王公,有一位将军则为新国民党。我住处的岗兵皆蒙古青年,与之谈话,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准颇高。

    蒙古风俗以骑马为最可取。马是蒙古人民主要财产,家家都养着很多的马。蒙古的马草与内地不同,一二尺长的将干的马草,以手握之,缩成一团,一放手,便又照原样舒开。因为有这么良好的草饲养,所以蒙古的马都特别雄壮。蒙古人无论男女都是骑马的好手,当草丰马肥的时候,一个个强健的男女在广漠的草原上驰骋如飞,很有一种古骑士的风味。他们因为善骑,日常生活多在野外,少在屋中。看望亲友,办理事情,这家到那家,二三百里往来都是骑马;跳上马背,一鞭如飞,极是有趣。我在蒙古街上看见朋友相遇,一边谈着话,一边就蹲下大便,无论男女都是如此。虽然他们都穿着长袍,蹲在地上解手,别人看不出来,但总不雅观。初时颇以为怪,后来我想到这种习惯,怕即是野外生活所养成,因为野外是找不到厕所的。

    因为马多,蒙古人都喝“马奶”,客来了,也先以马奶相敬,并且还有人欢喜喝发酵后味道变酸的马奶。近来从俄国留学回去的青年男女渐多,这种不合卫生的习惯,想必也可以革除了。

    蒙古人吃肉的办法也很新奇。他们把一块一块切碎的肉放在煮沸的水里轻轻地涮一涮,拿出来就往嘴里塞,那些半生不熟的肉上有时竟还带着鲜血。他们以肉为主要食粮,当兵的也每人每日发给二三十两肉,往往手持大段带骨的肉,在开水中涮一涮,带着血吃,而把一二两面包当咸菜吃。大概整天吃肉的缘故,所以牙齿都特别好。据说蒙古人的牙齿在世界上可居第一位,张家口、河南次之,江浙又次之,美国人的牙齿最坏。他们这样地拼命吃肉,故而吃茶便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一件大事。吃完饭后,便要痛饮一番熬煮得发红发黑的浓茶。一次二三两,连茶叶一并吃掉。据他们说饭后不喝茶一定要生病;他们认为喝茶有医药的功用。他们喝的茶都是汉口、九江等地运去的茶砖。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目今我国的茶在世界上地位日渐低落,我们应以科学的方法设法改良,加工精制,以挽回既失的利益。

    我在蒙古居留期间,食的方面还没有感到很大的不便,但吃水却成为一个问题。库伦人都是吃河水,河水虽很清,但至为污秽。除此种河水而外,再无他种水可吃,虽经滤清,总不能滤净。现在库伦的街市河渠,经新政府的整治当已清洁多了,但吃水一事,还须谋改良。

    蒙古人喜欢穿绸缎,尤其喜欢穿红黄紫三种颜色。绸缎皆我们内地出品,在此销路至旺。过去我们中国的绸缎驰名世界,唯以固步自封,不知改良,至今出口数量显然已大大减少,就是中国的老爷、太太、小姐们也多喜用外国的人造丝及毛织品了。这是可悲的现象。我们应该努力提倡国货,还须力谋丝绸质料的改良。我想以中国蚕丝的优美,不难恢复原有地位。

    蒙古人住的房子,叫做“蒙古包”。有全毡的,有半毡的,也有不是毡的。大者能容一千多人。平民的房子里不很清洁,富有者则尚齐整。室中多设炕桌,亦坐亦卧。这与日本的习尚有点相似。于是日本人就借此造谣,说蒙古族和他们是同胞弟兄,和中国人则同曾祖,所以他们反倒亲些。又蒙古民歌声调悠扬缓慢,日本人亦说和日本民歌相同;我听着倒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秧歌。蒙古人家门口多悬挂写有经文的各色布条,屋内置有藏着经卷的能转动的圆箱,往来的人推转一下,即如读经一遍,希望借此得到他们所祈求的幸福。

    他们的丧葬最为奇特,人死之后,不和内地人似的很隆重地用衣棺装殓,却把死尸抛在野地里,让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尸,他们就认为极不名誉的事,即须念经求忏,不是说他本人不好,便是说他祖宗有损阴德。在我们内地,有树木可制棺材,有广大的土地可资埋葬,亦有埋于石岩中,投于水中及山沟中者;蒙古无树木,又没深山大水,天气严寒,土地凝冻深入五、六尺,要挖掘,亦挖掘不动,故造成这种丧葬之俗。新政府成立,设法运输木料,然仍不能为棺椁之用。苏联有广大的火葬场,谁家死了人,先盛以薄板棺木,而后抬入火葬场中焚化之。葬场形如坟塞,棺入其中,点火即燃,几分钟内化为灰烬,将骨灰盛木匣中,上立号码嵌像片,置于木龛中,同时开追悼会哀悼死者。我以为这种办法,较之看风水固佳,就是比埋在土中,占了有用之土,亦进步多了。蒙古有此丧葬怪俗,所以蒙古的野狗极是凶恶,若人醉卧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险。闻苏联朋友谈及,曾有二俄人酒醉后回家,为时已晚,走至野外边遇野狗,即被抓倒吃掉。这种野狗到处多是,皆是吃人肉的专家。因为他们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儿来了。

    蒙古政府充满新兴的气象,握政权的人大都是有朝气的青年。年轻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听说和他同往俄国留学的同学,一行七、八个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现时在蒙古政府服务的缺泼林,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具有崭新的头脑,勇气勃勃,在俄国学成归国后,便领导起国民党干了这一番在蒙古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大业,真是值得人们钦佩。

    丹巴多尔基在民众中的信仰,后来大大不如从前了。原因是他错娶了一个由北平到库伦演戏的女戏子为妻。此女子奢华浪漫,在新蒙古社会中无人看得过去,以为她绝非正经人。这事仅关个人的私德,本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但社会上一般人的看法,与当事人的观感却不相同。当事人或者认为婚姻自由,别人无权过问,可是一般人则以为其品行浪漫,行为有亏,于是在政治上减少了人民对于他的信仰。一个大有可为的革命青年,逐渐地竟变成一个不能施展的人物。有些人说丹巴多尔基对于主义的信仰以及其革命的精神,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不知是真相如此,抑或是一般人因他的婚姻问题对他减低了信仰而生的批评。

    库伦是个被压迫民族的聚会处所。这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领袖,时常集会讨论反帝的一类事情。社会一切活动,都多少与革命有关。有一次那儿开了个联欢会,在会场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国际之夜》的新剧,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联欢会上游艺项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样都有。出演者包括了东方每个民族,有安南、缅甸、新疆、西藏、阿尔泰、内蒙古、印度、高丽、台湾等处人。他们以其本乡本土的技艺,在那里大显身手。故每个节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从未见过听过。有两位阿尔泰女子,都只二十岁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动,活跃之极,种种姿态,都足可活泼血脉,健强身体,与我们国术的用意是相同的。会场之外有一大房间,出卖茶点,饮食洁净,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团和气。可是没有一个人不对帝国主义者摩拳擦掌,每一谈及,则咬牙切齿。帝国主义者张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脚下的被压迫者则无时无刻不谋打倒之、推翻之,以争取自由与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们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会甘心的。想到这夜的经过,的确是一个充满快乐与希望的民族联欢会。

    在库伦驻有俄国公使,为铁匠出身,个儿高大,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外交家。我有几次和他讨论关于苏联的政治组织及制度宪法等项的问题,他按照苏联地图及苏联组织系统图等等替我讲了三四天,详说革命前及以后情形,使我获益不少。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菜很丰盛,养料极有讲究,每次都是由他和他的太太陪着。有一天我要求参观他们的厨房和卧室,他不好拒绝,我在厨房中看见一位老婆婆,系着围裙,忙着操作。我问是何人,说是他老太太。我看她穿的衣服比他太太差得很多,面色也不如他太太丰满。同时我在另一位住在库伦专门帮助中国革命政府输送军火的苏联朋友的家里吃饭,也遇见同样的现象。这里给我很不好的印象。太太年轻好看,就摆出来陪客;老娘年迈,有了皱纹,就藏之房中,使之操作。这真是“东家短,西家长,娶了媳妇不要娘”了。我以为无论如何,婆婆总比媳妇年老,年轻人在厨房里做饭,当比年老的敏捷而能胜任。如果说太太陪着客人吃饭是一种礼貌,那么做完饭后再换衣服来陪客人也不算是件失礼的事。听说西欧,尤其德俄等国的普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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