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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贿选政府，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实现和平统一的主张。但因在军事胜利之中，没有能够建立革命政府，结果仅是给予当时最凶恶的军阀曹锟、吴佩孚一个致命的打击，或能减去异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之外，这次革命的意义已在奉系军阀与皖系政客为私人势利的合作之下断送了！
段祺瑞这回初到北京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疮和虱子割尽除绝，使国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谁知上台不久，就证实了：不但旧有的虱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虫；不但大疮未剖，反倒加了疥疮。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全都来了，成天抢官、抢权、分赃打吵，闹得昏天黑地。同时他又宣言“外崇国信”，承认金佛郎案，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以与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相对抗；一面召集善后会议，俾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分赃攫利，以与中山先生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种种乖谬措施，总要使中山先生纵肯毅然来到北方，亦无法进行其为国为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着前途一团漆黑，没半点光明的气象，遂决定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极。此地在民国六年讨阀复辟之前我曾住过，前面已约略提及。天台山不甚高，路是缓缓通上去，虽不阔，亦不陡，走着不感吃力；东北上直通到香山。庙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间，所有门窗都以硃红油漆，很是美观。和尚有三个，一个老和尚，一个大和尚，一个小和尚。老和尚规矩甚严，起居功课都有定时，闲时不许下山，两个徒弟都很受约束。庙中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亲戚，还都朴实勤劳。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见很是欢洽。那天在后面山上，看见石工凿石，我问他什么，老和尚却不肯说。后来大和尚告诉我，说是老和尚做的坟墓。我觉得好笑，心想这和尚真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罗汉，又要留恋躯体。庙后有一个老爷庙，或称老佛爷庙，殿门关着。叫他打开看看，回说每年三月三日方开，平时不开。这么一说，引起我的好奇，越要打开看个究竟。后来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干巴肉胎，头歪歪地望着北京。问这是什么人，和尚附在我耳边低声说：“这是顺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捣鬼，不知从哪里打听得顺治有出家之说，就造出谣言，愚弄百姓。山后就是过街塔，居民极苦，住屋破败不堪。那时天气已经很冷，家家都无棉被，只拾柴火，把炕烧热睡觉。找他们谈谈，无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到乡间看看，百姓的困苦，是想象不出来的。
我在天台山住着，原是不打算见客的。但每天来访的人陆续不断，我也不能拒绝。其中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的朋友都有。他们怀着不同的意见，同我提出不同的主张，都是劝我不要消极。邓宝珊、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等来访谈的次数最多。他们来时，我总在带着兵们在山上开垦，一段段都开成二丈长三丈阔的土地，极是肥美。他们见我干这个，引为稀奇之事。我说：“这样好的地，和尚却弃而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我现在开出来，给他们看看。”黄膺白先生也常常来。我和他谈，我想到外国去走一趟，考察考察，长些见识，回来说话做事，也可有个准儿。黄先生却不赞成，说如今不是时候，其他国民党朋友都不同意，部属也常来相见，鹿瑞伯每来请示今后的做法，我总是告诉他说：
“你们第一要听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协和先生多多见面谈话，还有胡笠僧、孙禹行诸位，必须常通声气，结合在一起。这三件是大事，其余你们商量着办就是。”
我每天按时读书，读的是《书经》、《诗经》，以及群书志要一类，严格地说多是一些废书，不切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
后来段祺瑞派人来告诉我，说我们的部队都已另新编制好，任我为西北边防督办，请我到张家口去。本来我为陆军检阅使即兼有西北边防督办的这个名义，现在只留下这个，陆军检阅使的名义便无形中取消了。察绥一带虽是苦寒之地，但那时我却极乐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铭和吴稚晖、孙哲生等先生屡次到山上劝我不要消极，其他各方也函电交促，劝我出山，而我出国游历的计划亦为各方劝阻不能实现。第二，我厌恶这个政治中心一乌烟瘴气的北京，极想远远地离开，效法张留侯退居留坝的办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区域里，一则可以藏拙，二则或者更适宜于我的避免参加内战的心愿。主意既定，即离开天台山。这时候天气很冷，大约是民国十四年的春初吧。
下山以后，先料理军队的事。那时我们国民军第一军共改编为六师：李鸣钟一师，鹿钟麟一师，刘郁芬一师，张之江一师，宋哲元一师，郑金声一师。这原先是五个旅，扩充成师；外加郑金声一师。我的治军理想，原是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但西北幅员太广，不有足够的兵额，即难于分配。如甘肃，必得有一师方可维持无虞；察哈尔、绥远亦各需一师。鹿钟麟时为北京卫戍司令，非有一师之众不能胜任，而南苑驻防的队伍亦不容太少。六师之外，石敬亭、石友三各编为一混成旅，外加炮兵两旅，交通队一团。人数约在十五万左右。人数既已扩充，长官士兵的教育不能不加紧努力。特组织了军官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铁甲车团等教育机构。更于南苑设训练处，内分步骑、炮工、辎重等科，任熊斌为总监，刘骥为参谋长，曹浩森为副参谋长，钮惕生为总参议，分负考察监督之责。
这些编制上的更张，当然由陆军部决定。那时陆军部部长吴子堂，属于奉系的人物。吴子堂一心要和我们的国民军作对，在陆军部会议的第一天，他即提议取消国民军的名称。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刘定五先生为国民军代麦，刘坐段右，吴坐段左。吴最先起立发言，说同为国家军队，不当另立名目，国民军名义现还听其留着，究竟有何用处？……说了许多拐弯话。刘定五先生听不入耳，当即予以驳斥。刘说：
“今天多么重要的会议，有许多经纶大事须得商决，为什么一上来就抓个名义不名义的题目和国民军捣鬼？国民军的名义自有其光荣的意义，应当尊重保留的。没有国民军，这回哪来的段执政？是谁打倒曹、吴的？是谁驱走满清皇帝的？若必取有子不要母的办法，国家的纪律如何伸张？你们上次捣鬼已经把段先生捣得要不得，现在你还要捣鬼，你和段先生究竟有什么仇恨？”
于是指骂他不像一个部长，简直是奉军的马弁，吵得个不亦乐乎。段先生见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内室里去喝茶，说：“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们还是喝茶好。”第一天会议，即如此结束。但国民军的名义毕竟还是取消了。自此改编如前，统称为西北军。这次吴子堂一上台就拿国民军开刀，实种下了后来的恶根。
我既为西北边防督办，以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不久，又发表我兼任甘肃督办，我乃派刘郁芬代理之；又派蒋鸿遇为帮办，开驻宁夏，并保举薛笃弼为甘肃省长。任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
我到了张家口，第一件积极办理的事情，便是修筑由包头到宁夏的汽车路。这条路沿着黄河，极是荒僻难走，土匪随处出没。沿路有一种雉鸡草，丛生，非常高大，都是几千年来任其留着，从来没有除过。白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艰难。当时派石友三带着一旅人任其事，费了极大劲，吃了极大的苦，直闹了四五个月才算竣工。与此同时，我又呈请任命王铁珊先生为包宁铁路督办，打算把包宁间的铁路也修筑起来。王铁老的为人，清廉不苟，督办此事，最为合宜。可是王过去曾参过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表面对之极表恭敬，称为深庆得人，而实际则恨之刺骨，处处掣肘，什么也不叫办，什么也办不动。铁珊先生和我叹息道：“你派我做这个事，恰好派错了人了。”这一条重要的铁路，竟因此没有动工。我老以为个人的事和国家的事无关，然而结果如此，可见我知道得太少了。人心真是不可解。中国的政事，恐怕大半坏在这个人事的关系上。应当是对事不对人，而实际则恰好相反，偏是对人不对事。这种病根随处可见，到而今也不能免。
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对于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处境艰难、部队那样困苦的时候，他还节省出一笔款项来，在上堡地方建筑一座铁桥。原先那是一座木桥，夏季水涨，车马行人往往出险，铁桥筑成，化险为夷，旅行大感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张家口住着，曾修筑一个新村，由冯治安、张自忠两人负责，带着他们的队伍修筑的。此外又盖好了一个诚洁旅舍，因为这里来往的旅客很多，平时他们都住俄国饭店，价钱极是昂贵，我为减轻他们的消耗，特筑这个旅舍为他们食宿之地。
这时各方面的朋友都三三五五地来看我，大约国民党朋友来得最多。许多阔别多年的，许多闻名而未见过的，这时都得到会晤的机会。那时所谓新兴社会科学，只在萌芽。三民主义在旧政治的压迫之下，也未普遍地公开于世，因此社会人民对于新兴社会政治的知识，都很简陋。我那时读书，尚未脱传统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许多术语和名词，我简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深入我的脑筋，使我对于党派的组织不免怀着成见。记得有一次于右任先生来看我，他和我详谈政党政治的道理。我们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故我不揣谫陋，老实说出我的意见。我说：“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我是竭诚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我也是拥护的。但是国家政治，总还是选贤与能的好，若定要结党成派，在我看来，总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现在还不能赞同。”于先生不和我驳辩，只笑着说：“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请你入党。”这以前，在天台山时，有一次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来看我，谈起打倒帝国主义的名词，我也提出了质问。我说：“常听到说打倒帝国主义，我总觉得纳闷。人家欺凌吾国，我们反抗它，这是应当的；但是何必还要进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我那时的知识有多高？连帝国主义名词的概念尚不懂得！当时吴、汪二位都对我掩口而笑，现在想来，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每次都由陈友仁先生①担任翻译。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等一类问题。我和他们说，中国的目的只是争取自由平等，谁能赞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谈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因此我请他们二位介绍，从苏联请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分在我们训练班中任教。两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革命。他们来后，几时觉得不适宜，即几时辞去。随来随去，没有拘束。有位总顾问，中国名字叫做任江，曾参加欧战。同时又在我们干部中选派了数十个学生赴俄留学，此时鲍、加二位与中山先生也来往颇密，这自然是因为中山先生主张并倡导三大政策的缘故。
①陈友仁（1875-1944）原籍广东顺德，出身于美洲牙买加岛华侨家庭。早年在英国读书，并在伦敦做律师。1913年回国，任北京英文《京报》总编辑，曾被袁世凯逮捕。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孙逝世后，在北京创办英文《民报》。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赴欧游历。1932年，又一度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因主张抗战，被迫去职。1934年，参加由李济深等在福建组织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赴法，1937年后闲居香港。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被拘捕，强迫移居上海。1944年病逝。
这时由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山先生的胃癌病渐渐地加重了。当时我离开北京到张家口时是通电辞职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只请李德全带着我的亲笔信约汪兆铭太太陈璧君去谒见。这时中山先生送给我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我便全数分发给各部队，令官兵列为正课，悉心研读。在教导团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义一课，按时读给学生们听，使彼此都能获益。此外，我也经常规定时间召集重要的官长在一起，一段一段地轮流挨着读。对中山先生学说和主义，我们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层的有系统的全部认识和了解，大家对整个的政治思想才开始有了体系。当时我们全体官兵那一种欢欣鼓舞、兴奋难制的情形，实非笔墨所可形容的。此时我自承已为一党外的中山主义的信徒，全体官兵亦莫不如此。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传来，官兵们无不震痛。国民军全体皆缠黑布，持服七日，以志哀悼。自官长以至目兵伙夫，皆无例外，又通令各部队，以三民主义为官兵必修之课，以加紧收灌输之效。北平方面，我致鹿钟鳞，说国民军部队，即是中山先生的部队，云云，故关于丧事一切保护守卫之事，皆鹿负责率部照料。有一次，孙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国民党朋友来到张家口，我特设宴欢迎他们。在致辞的时候，一说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阵心痛，热泪簌簌地落下。过后朋友都很诧异地说：
“冯先生和中山先生并未见过面，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确，我景仰中山先生几已二十年，信使往还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没有得着见他面的机会。这正是我私心中引憾的一点。可是我从敬仰中对他所生的一种敬爱之情，决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长在一起，从他跟前我得到启示与鼓励，使我循走大路，不致陨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当时淫佚骄奢殃民祸国的北洋军阀集团中，他竟能深刻地认识了坚强挺立的我，累次派人来，送信来，予我以种种的指导和鼓励。尤其一次专派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征求我的同意，并叫我加以增减，这种知遇之感与特别瞧得起之情，是叫我没法不深深感激、而永远不能忘记的。现在一代的伟人死了，特别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伤痛、不流泪呢？
张家口接近外蒙，相距不远。外蒙国民党也常派人到张家口来看我。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先生和他们的陆军部长都曾来我处访谈过。有一次，我和他们说，外蒙古长久独立着，和中国不生关系，恐怕总是不好的，为整个中华民族计，为蒙族自身计，我以为应该早日取消独立，归复祖国。他们反问我道：
“你对于目前中国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不是都能满意呢？”
我说：“那当然不满意！”
接着，他们笑着说：“你自己看着就不满意，我们怎么愿意拥护呢？若是中央政府真有好的气象，我们自然自动地取消独立。我们取消独立的条件是很简单的，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真做到清廉，真正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信约！”
这以前在南苑的时候，有一次我招待外蒙代表巴丹增先生，他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这时班禅到了北京。内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来北京去参见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两千也有。每一批经过张家口，我都预备车辆护送。蒙古的王公们依旧保持着满清时代的体制，随侍的奴仆受着非人的压迫和虐待。和清末时如那次我在朝阳所见的情形没有两样。我看了这种情形，心里非常难过，觉得是中华民国领域内的一个怪现象，正像溥仪前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样。当时曾向段执政拍去一通长电建议取消王公制度，伸张人权平等的原则。但是这与他本人的权力毫无关系，自然未蒙采纳。
自首都革命而后，强顽的直系军阀势力被摧毁，同时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汹涌澎湃起来了。全国一尤其觉醒了的中下层社会，无形在久压之下慢慢抬起头来。一时民众运动空前的活跃，全国民气空前的高涨。到这年一民国十四年，划时代的五卅惨案终于在上海爆发了。这回帝国主义者赤裸裸地显露了他们凶恶狰狞的面目，把我国的工人学生群众残酷地加以屠杀。这暴行，引起了全国民众不可遏制的愤怒，促使全国民众一致的觉醒，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各业商人也一律实行罢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到处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我对这次事件的反应，曾有一通电致全世界基督教徒，吁请他们主持正义，予中国民众以援助。因为我知道大多数教会里纯正的英美朋友都是同情我们的。一面在张家口召开反帝示威的民众大会，以与全国的反帝运动相应和。同时更成立了干部学校，在北京创办了今是学校，以收容那些因参加此次运动而被学校（尤其基督教会学校）开除的大中学学生（这些青年学生，后来资送到英美德俄各国留学的很多；也有送入陆大的，大半都有很好的造诣，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我的这些举动与当时压迫民众甘当帝国主义者鹰犬的军阀们的行动成为明显的对照。帝国主义者因此对于张家口的活动十分注意，对我尤极仇视，竭力造作种种谣言，挑拨离间，企图予我们以打击。为要使社会不致受愚，并宣传革命的理论，我特敦请陈友仁先生在北京办了一个《民报》，中英文都有，主张与态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遗教为依据，以达成反帝的任务。此举即是当时与国民党相结合的一个步骤。
帝国主义者对于我的攻击造谣，可谓无奇不有。比如有一个名叫布施胜治的日本小子，这时写了一本书，说我已与苏俄订立密约。这密约多少章多少节，若干条若干款，都写得清清楚楚，简直是千真万确，实有其事。这个谣言竟使国内国外很起了一番波动。后来民国十七年我到了南京，这小子跑来见我。我问他说：
“那时你对我捏造那种谣言，今天还有脸来见我吗？”
“请你原谅，是人家以两万元代价雇我写的，看在金钱面上，我不能不写。”说着，他尚对我深深地鞠躬。
“你真是把读书人的脸丢完了！”我恨恨地说。
他却微笑着，满不在乎，完全是那种无恐的浪人神气。我本想多教训他几句，又觉得大可不必了。
我除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而外，还有几件直接打击外人在华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们仇视我的原因。有一位英国人，在察绥一带创办一个合记公司，专门经管牧畜，养的羊最多，约有二十万只，都很高大雄壮。牧羊者全是雇用的中国人，每人领牧二百头，六人设一个头目，六个头目以上再设个大头目。使用中国人的劳力，占有中国人的土地，吃着中国人的水草，却大赚其中国人的钱。这种不法的举动，究竟有什么根据？究竟什么条约上给予他这种特权？但多年以来，却无人过问。以往中国官厅不是不知，而是慑于外人之势，不敢干涉。我到张家口后，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后来他公司里有一华籍职员，向居重要位置，但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为五卅事起，激于义愤，乃自动地来我处，将此事秘密告发。我派人调查属实，即毅然把他们的羊全部没收。此事大出该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控告到外交部。但并无任何条约的根据，他们的使馆也没话可说，只好自认晦气。这回所没收的羊，肉皆给士兵们吃了，皮则全数制为军衣。
京绥路上改革货运办法，也是得罪外人的一件事。原先京绥路上货运的惯例，凡是外国商人运货，只须拿着货运联单，向税关纳税一次，即直达目的地，不用再纳；华商则遇关必纳，层出不穷，手续极为繁难。这是一点，再则外商仗着洋威，不知凭什么就获得货运的优先权，有货尽先运出；华商的货物却在站上堆积如山，许多日子运不出去，若一旦被雨，便不免霉烂毁坏，损失不赀。我查知了这些情由，深觉不平，即找路局负责者，与之另定规例，一反其道，尽先输运中国人的货物，把外商之货屈居其次。结果是翻了过来：华商的货物先一车一车地运走，而外人的货却滞阻不能畅运了。我以为此事办得最为合理。因为一则京绥路是中国的铁路，中国人自当享有优先权；二则中国国民经济，处处受外商压迫，不能抬头，国家理当尽力扶助提倡，以挽权利，而塞漏巵。外国商人对于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能管他了。
有一次，有个日本武官要到赐儿山游历，托人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答复是准许他去。他从赐儿山游历回来，又来见我。我问他说：
“你这次游历，有什么感想没有？”
不料他很轻薄地回答道：“我见到赐儿山一带的情形和几十年前的高丽差不多，因为那时高丽的山多半没有树，这赐儿山一带，也是没有树！”
我听他这话，是有意要在我面上侮辱我国，居心可恶，不能容忍，我便说：
“最近我有几个朋友从日本回来，和我谈起来，总说日本简直是个妓女国家。我倒不很相信。那几个朋友之中，有的寓所和你家是街坊，并且还和你家中人熟识，他也见过你母亲，说你母亲长得很好看，和窑姐儿差不多！”我怕他不懂我的意思，又补上说，“你母亲现在和妓女完全一样，虽然我知道她不是！”
我说了这几句话，翻译却不肯照译，说：“这不得罪人吗？”我说：“他有意侮辱我们国家，我们就怕得罪了他吗？何况我们不是为自己得罪他，我们是为国家得罪他，我们也不是愿意得罪他，实在不如此，即自己良心难安。”
终于逼着翻译照着译了。那武官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因为我说赐儿山和高丽一样呢？”
“是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结果他很不痛快地走了。后来许多人来劝我，说我不当这样结怨于日本人。还有一位驻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包士杰特别为此事来找我辩论，说我对日人此语未免太过。我说：“你没有深思一番，若曾深思，必嫌我的话还说得不够。三国上述诸葛亮舌战群儒，薛琮谓刘玄德乃织席贩履之徒，出身微贱，而孟德为曹相之后，系出贵冑云云。诸葛亮闻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还牙。薛琮骂刘备，诸葛亮为何生气？金圣叹批道：‘对奴骂主。’辱其所事之主，尚且不许；人家侮辱咱们国家，咱们若是甘而受之，对得起咱们的国家人民么？你不懂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礼尚往来的道理，如何办得外交？”这样不客气地说了一顿，当时唐悦良亦在座。
还有位日本驻张家口的领事，也是一个狂妄荒诞的家伙。有一天唐悦良和包士杰两人满头是汗，气喘喘地跑来见我。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地慌忙。他俩说：
“刚才我们同日本领事在一块儿吃饭，他喝醉了酒，发起脾气来，把我们辱骂一顿，骂得很是不堪。特意跑来向督办报告。”
我说：“你们说的这话真是特别得很！他只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人，骂也没有你们嘴多，打也没有你们手多。若出了事，我替你们担当。为什么白白地受他一场骂，丧自己的颜面，辱国家体统呢？现在你们要赶快回去，还骂他一顿回来，否则你们没脸子来见我！”
他二人听我如此说，果然回转去，骂了那荒唐领事一顿，那领事也只好瞪着眼，没有办法。外交官代表国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随便丧礼失言，如何要得？日本政府选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国，都是这一流无品无学的人物，想见他们国家的政治文化并不见得怎样高明！
这位日本领事因为驻在张家口，和我们少不得常有来往。他使唤他女人如畜生，常和我说他的女人很会唱歌，叫他女人抱了琴出来，唱歌给我们听。每有客至，他女人亦必跪地相迎，那种种卑贱神态，完全和奴隶一样，真令人看着难过！“爹千斤，妈二两”，日本女子受男子这样的压迫与蹂躏，我看他们文化比起中国来，差得太远了，这简直是野蛮国家的现象。我常常可怜日本女子，想着他们何时才能脱离男子的压迫，跳出奴隶的地位，享受人的权利呢？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认识了帝国主义说教者的嘴脸，使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些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当残酷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对于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义的呼吁，既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什么有力的反响。后来有一位加拿大人名叫古约翰的来看我。他是我的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时就已相识，每年都要见面几次。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惨案的事，我问他说：“您说英国人在中国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
“那些乱党胡闹，怎么不应该开枪打？”他毫不迟疑地这样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愤，向他说道：
“古先生你再说一次！我要求你不要说英国人的话，我也不说中国人的话，你我都是上帝的儿子，今天咱们说一句上帝儿子的话；英国巡捕拿着枪向中国徒手工人学生胡乱射击，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你凭着良心再回答我一次！”
他说：“他们都是乱党，开枪是对的！”
我就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我说：“我和你相识了这些年我可错认了你！我倒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不是生错在胳膊窝？”说着，我就拉开他的胸口，在上面推了几推：“我要把你的良心推到中间来，你再说一次！”于是我就沉下脸，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道：“你这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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