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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炘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主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似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这期间，还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请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当地民众对于泅水的兴趣。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一个民族的强弱，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给予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以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他说：“您若能出些本钱，让我们把枪弹领来，怕不把这批混小子揍得干干净净！”
说的时候脸红耳热，气得嘴舌只打颤。我说，只要你办得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把枪弹领来。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自民国六、七年间，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皖的两员大将徐又铮和靳云鹏，横行恣纵，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作种种扩张自己的势力，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参战军，由徐又铮、曲同丰统率。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由段自兼，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其实所谓边防军、西北军，统是扩张自己，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另一方面则尽力消减异己的部队，始则不按期发饷，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再减而为六成、四成。越是认真训练，纪律良好的部队，越是不发饷，以使之消灭；而那种收容土匪、鱼肉百姓的部队，反倒特别优待。这都显然是有所用心的。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凡稍碍他们眼的人，必除之而后甘心。如徐又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并不免其职，亦不宣布其罪状，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这种种做法，狰狞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胡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当护法之战时，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直打到衡州。若论功行赏，湘督一席自应由吴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发表了张敬尧为湘督。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吴佩孚本人因大为不满，其他将领亦很抱不平。孙总理中山先生看透这一形势，故赠吴佩孚六十万毫洋。吴即撤兵北上，七月间即对皖派开仗。
直皖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方面是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一些训练较好的军队，不能以之对外为解放民族保卫国家的义战，即就此轻轻毁坏牺牲，一些有良心热血的好将领，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而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说是国家民族之福。这一批恶劣的军阀官僚们，若不这样地彼此残杀，自相消灭，国家将至何时始能上轨道？人民将至何时始得免于厄运？
直皖战争即在北方发生，南方军赵恒惕、谭延闿即率部进攻长沙，至此，无恶不作的湘督张敬尧始抱头逃窜。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他用人的标准有三：一是本家，二是亲戚，三是同乡。所谓“二帅”、“三帅”、“舅帅”、“姨帅”之类，充满了督军府，布满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谚道：“会说霍邱话，就把洋刀挂。”实非夸张之词。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无廉无耻，无法无天，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恣意搜刮以供淫乐。所统军队，比土匪还坏，对民众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反正没有顾忌，没有约束。我在常德看着种种的乌烟瘴气，没法能够忍受，曾和吴佩孚左一电右一电地打给段先生，请他设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非为。可是我们越是说，却越使段先生怀恨，而张敬尧也越发恣纵。
张敬尧把湖南人民害得太苦太毒了，无人不对他咬牙切齿地痛恨。有的杀猪宰羊，以为劳军，等那些土匪官兵吃喝的醉了，人民就用菜刀、铁铲之类一一砍杀，往往一次杀死四五人。害民的军队得此下场，实在是应该的！
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中躲藏。张军知道，冲向那教会搜查。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这事传出去，激起美人愤慨，当派武力前来镇制。那美舰从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显其威风，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这一方面是美舰不能处之镇静沉着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张敬尧军所间接赐予人民者。这真是可耻可恨的事。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杀之，而驱之托庇于外人，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这样的军人，还让他高高在上地当督军，是什么缘故？只因为他是老段的学生和同乡罢了。后来闹得不可收拾了，张敬尧托他的亲戚贾凯璋来央及我，请我通过教会关系，去和美舰说话。我说：“这没有话可说，你打死了人，只好你姓张的拿命去抵！”
赵、谭先头部队到达长沙的时候，我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先生的一个电报，电中对我治军及为政很是夸奖，他说他已自动地致电孙中山先生，请南方军不要与我冲突，孙已复电表示同意。并把原电转给我看，叫我只管安驻常德，不必移动。我那时同萨先生并无一面之雅，竟蒙他这样热心关顾，使我欣慰极了。
赵、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因留少数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各不相犯。一日，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说该方面南军进迫，离他防地仅只四十五里，仍继续前进，恐有决裂之势。那时冯为连长，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我颇不放心。因令团长鹿钟麟带着一百多名手枪队，夜间开了去，天明又转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万一。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请即让开防地，以免杀伐。冯不肯屈服，回信说，我奉令在此布防，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决不擅离防地。南军又来信说：“我们有三四营之众，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冯复信云：“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你们休想前进一步。”冯治安答复如此强硬，南军因即停驻，终于未敢进逼。
不久，北京政府给我命令，叫我们队伍移驻湖北。我接到命令，决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来的旧路，先到津市。那时在津市的驻军为王汝勤的第八师。我乃先发一电，将我奉令移驻湖北，取道津市的话通知他。哪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竟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很是诧异，以为军队行动，当如何机密，怎么不用密码，倒用明码。因此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并来电问此真相。陈先生发觉此事，难过得不得了，连说“该死！该死！”立刻向我引咎辞职。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不是有心之过，百般安慰他。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自己也应当分担的。”他一面还是十分抱愧，一面办事却更细心、更发奋了。陈先生为前清的老拔贡，瘦瘦的，个儿不高，学问深到，为人诚实义气，在十六混成旅与我相处颇久，给我的帮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来，还觉得慊慊不能自释。
赵炎午和谭组菴两位先生听说我将开拔，先打电报来，继又派代表带着信，送来几艘轮船，许多湘绣，并由常德商会拨交十万元，以为慰劳我们全体官兵的盘费。我只留下轮船和湘绣，将十万的川资完全璧还，我和那代表说：
“这个钱我不能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目前虽不能按月关饷，但正经饷项还是有的。我若受了这个钱，我的良心不会宽饶我。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后，和赵先生、谭先生见了面，他们必定指我脊领，和人家说，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钱的那位冯玉祥……”
那代表姓刘，很是会说，说出许多道理来，再三再四地要我收受。我说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能从命。后来民国十六年我在郑州和谭先生见面，谭即谈及此事，说：“那时不收钱，你要留个以后见面的余地，今天可真的见面了！”说了许多过奖的话。又后来和赵炎午先生见面，他亦谈到这事。我以为“临财毋苟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立身处世的大教训。北方有句俗话说：“非分吃了人家的，嘴软；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软。”这话真有意思。民国以来，我看见官场中的人，许多不免滥抓钱的毛病。他们抓了几把之后，有的盖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动，时刻担心着有人绑他们票；有的抽大烟，娶姨太太，赌博上三十万、五十万地输去；有的自己纵能紧手稳步地过日子，可是到了儿子孙子身上，又像泥土似地把财产倾荡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毁了自己，毁了儿孙，为害社会，为害国家。我所见的真能廉洁自持的官吏，第一个当数王铁珊先生。他为大吏数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洁，即一文钱，亦无不分明清白。他生前清苦一世，到老尤为寒素。但死后，国家褒扬他，家属发与恤金，最要紧的是社会上对于他的称誉，即此一件，铁老就够不朽的了。我曾和铁老谈过这类问题。铁老说：
“人家都说我不要钱，是矫情，是假的。确确实实是假的！钱，我确实也是喜欢的。但我读过书，我懂得为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够咬牙不要。要紧的是要做一辈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这是真情挚意的话，极值得我们深思一番。我以为若是富有的人，明达事理，必定急公好义，钱越多，助益于国家社会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则，于自己，则滥抓浪费，于公于国，一毛不拔，那不但国家社会蒙其祸害，即自己亦必沉沦不复。
在中国，社会一般的落后，国家机构没上轨道，而旧有传统又太腐败，此等立身处世之道，必当自己严格讲究。若在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国家，那“临财毋苟得”的一条，是每个官、每个人的本分，有什么稀奇处？而且你纵欲“苟得”，又岂容你苟得呢？所以我上面这番话，不过是对中国的畸形社会而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