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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队伍从武穴开拔，先驻石首。附近有曾尚武一支兵，因为响应南军，弄得饷源断绝，官兵们在民间不免做些抢劫的事，变成流寇相似。我在武穴通电主和，曾尚武就派人和我接洽，要求我把他们收编。我到石首，即答允他的要求，改编为一营，弟兄们都是鄂西人，训练了若干时候，便为很好的队伍，派在石首驻防。曹仲三等听说我收编了这批人，非常不高兴，闹了很久的别扭。
从石首又进驻公安。刚刚到公安，临澧镇守使王振亚连电向我告急：说胡瑛、周则范向他进逼，危急万分；一面又致电政府和曹仲三。政府和曹仲三也是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赴援。后来我派侦探打听，知道胡瑛等已退至常德，我方率部进至津市。
津市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街边店铺规模颇大，胜过河北、山东的府城。王振亚在这里闹着一个银号，发了数十万的纸币，门上贴布告，不准兑现。他用这种纸币办大批的米，大船大船地运到汉口出卖，赚了现钱，回来又印发纸币。因此人民颇为衔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谈话，我说：
“我们的弟兄到贵地，用现洋在街上买东西，找回的零头，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银号里发的不兑现的票子，怎么带到别的地方去花？你看这事怎么办？”
他就笑了。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请我的军需和他的军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设法的。我们队伍刚入湖南界，总要和当方避免闹意见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来他对于外来的军队却是很客气的。
王振亚是前清的举人出身。他镇守使署有着几营人，几营的官长，都是他的子侄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办国事，还是在办家事。过了二年，王振亚即被他的镇守副使卿衡所杀，财产亦倾荡无余。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一点都不足怪。
三月初头我又接到进攻常德的命令。队伍没出发，胡瑛和周则范部又围攻澧县，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踪至澧县，经临澧而进向常德。此时最感困难的，就是粮食的运输问题。由澧县到常德一路，尽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弯弯曲曲窄狭的田埂，再无大路可循。从后方把蒸好的馍馍烙饼运到前方，至少得两天的工夫，赶到了目的地，食粮都已发酵，馊得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开发富源，繁荣农村，必先须发达内地交通，就是单从国防着想，建设全国的交通网，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遍地都筑起铁路，暂时当然不易办到，但修筑公路，倒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全国公路网完成，那对于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将起如何的作用？（可是还必须自己办汽车制造厂，自己开汽油矿，否则还是害多利少）这时我就立下决心，要在我国人民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事。后来我到处利用工兵修路，极力提倡辟筑公路，都是这时的刺激所促使的。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镇守使的命令。到了临澧，即委邓鉴三先生为临澧县知事。鉴三先生名长耀，为河北镇海县人，自幼饱读诗书，生长于农村，深知民间疾苦，在太医院学医，卒业后任二十四团第三营军医长，后于绥远调到廊坊为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军医官，是我早年最膺服的一位师友。我请他为亲民之官，料他必能胜任称职的。他在临澧两年，果然政绩卓著，很得人民的爱戴，到后来他卸任的时候，人民都烧香，放爆竹欢送他。他在任上，颇有些可记的事。因为医学很好，他坐堂问讼的时候，看见告讼者面黄肌瘦，或是有病的样子，他就把讼事摆到一边去，给他们诊治，细细询问病征，而后开了方子，请他们照服。和他们说：“你的官司是没关系的事，还是身体要紧，你应当快快把身体弄好。”乡民常感苦痛的就是无处问医，现在这位知事大人自己要替他们医病，心里怎不感激？仁义所被，久而久之讼事也少起来了。他又常常下乡走动，看见哪家有女孩缠着小脚，他就坐在哪家门口不走，见了那女孩的父母，就千言万语地谈说缠足的害处，一定要把人家说得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缠布，他才罢休。又提倡戒赌、戒烟，也是挨家挨户地去说道理。这样，不用政令，只说道理，所以各项事都办得特别有效果。还有一件事，我有一位本家孙子，从家乡跑来找我。我是素来不肯用本家、用乡亲的，除非真是贤者能者。鉴三先生那时正要赴任，就把我这本家要了去。我请他好好管他，不能放纵他。哪知邓到任上，就放他做科长。邓的做法太清廉，使手下人大感失望。一天，邓在屋外散步，听到屋子内几位科长在谈天，说像县长这样的弄法，只是顾他自己博一清官的名声，我们将来连裤子都落不着。邓听见这话就是我那个本家说的，当即毫不留情，把他赶走。他到长沙，又冒用我的名义，在省长那里弄一个警务长的官儿，一放仍是放到临澧。他耀武扬威地去接差事，意谓你把我撵走，我自有本事来做官，看你还敢管我不敢？鉴三先生看见他来了就说：“像你这样不学好的青年，不管你是走的什么门路，我这里反正不要你！”毅然决然地把他押解出境，决不因为是我本家的缘故，而对他有所姑息。这种公正严明、有胆有识的作为，实在叫人敬佩。——这都是后来的话，叙过不提。
那正是炎热的暑天，我率部向常德行进，一路甚感困顿。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里的梁山地方，大家停下来歇午。我那时因出汗太多，在山脚下找到一座小茶铺，有个天棚，异常凉爽，就把两张桌子并拢，铺上被单，躺着乘凉。一觉醒来，忽然四肢不能转动，两臂尤其感觉酸疼，急忙找军医来看，吃了药，出了透汗，才慢慢见好。后来有一次我在豫西一带视察，在确山县西十二里的一个小村上休息，和当地一个老人谈话，我问他有儿子否，他指着旁边一个瘸子，说：“那不是。”问他怎么残废，说是大汗之后，在堂前睡觉，吹了过堂风，醒过来就腿痛，一直没有治好。大汗淋漓之后，当风睡觉，最易受风致病，其危险如此。
六月下旬到达常德，那时胡瑛等部已退至辰州。我住在城外一座大庙里，打听到胡瑛的老太太还住在城里，没来得及走掉，改了陈姓。我就派副官长宋良仲拿四百元去买了些家庭必需的用品，带着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慰敬之意。后来胡瑛听说，自己从辰州坐着轿子来看我。我们原是熟人，我笑着问他：“你大胆地到这里来，到底带了多少人？”他说：“我把我的全军都带来了！”所谓全军，只是四个手枪队而已，两下大笑了一回。
常德临着沅江，也是个很大的鱼米之乡，又常常下雨，土地特别潮湿，因此连贫穷人家的房屋也装着地板。这在北方是很少见的。在北方，富足人家的房子也只铺地砖，必是楼房才装地板。这里人民虽知注意防湿，但癣疥脚气等病仍很猖獗。常德城内以瓦屋居多，草屋较少。瓦屋的盖法也很特别，屋顶上架着木椽，瓦块就挨着摆在木椽上面，另外再不用天花板。下雨的时候，也并不漏水。这种屋子的优点是空气流通，但到了冬天，尤其是朔风凛冽的三九天，就满屋都是砭人肌骨的寒风了。因此老百姓到了冬天，无论男女老幼都备置一个手炉。手炉的制法，是用竹篦编成篮子似的东西，里面镶一钵子，中放炭火，盖以灰，借以烘手取暖。人们无论居家外出，都提着这样一个手炉。我觉得这种房屋将来必须改良，用手炉的习惯也必须加以打破，因为不但妨碍做事，而且易成委靡之气，实在不是一个健全的民族所应保有的。
此时以薛子良代理常德县知事之职。薛为人谨慎负责，有头脑、识大体，真能脚踏实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常德是有名的多娼妓的地区，头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为地方大宗收入。我们的军队驻到这里，很觉得妨碍。和子良商量，决心驱逐他们出境。当通知娼家都来领执照，一时来了许多青年小伙子，都是二十多岁。问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事，答说：“我们是茶壶，来领执照的。”所谓茶壶，大约就是娼寮中gui头的意思。我说：“看你们一个个五官端正，都是很好的青年人，为什么不干些有意的正事，竟自甘下贱，干这种剥削人家肉体的买卖！真是岂有此理！”即拿着一个，以棍打之，打得直哭嚷，说：“我从此不做茶壶就是了！”问他不做茶壶，打算做什么。回说不知道，我说：“你们应当趁着年轻，学些有用的本事，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人被如此教训，别人也都自愿改行了。于是限他们三天内一律出境。此后常德即平平安安，再也没有为娼家的事出过乱子，找过麻烦。唉，这也只是不得已的办法罢了。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处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哄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我相信稍有血性者，听到这番情形，没有不痛心难过的。当时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谈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召齐。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但以往是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出此法，现在我们的队伍是严守纪律的，必能负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的事。如果他们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大家把我冯某逮捕枪决。我们是中华民国，若是挂起了外国旗，不但腾笑外邦，自己也应该觉得可羞可耻的。请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毁，永远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
“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说得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来地方正绅，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绅士们收存。那时常德城内街路不平，地方污秽。乃用此款为修路浚沟以及清除秽积之用，把地方上整理得一新。
人民被军队逼得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予；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非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得牙痒痒的。
那时内乱未定，遍地萑苻。常德城内的治安之责，交由第二团第二营负之。第二团团长张之江，有胆有识，甚有才干；二团二营营长宋哲元，忠实勤勉，遇事不苟。城门上都有他们的士兵把守，遇有可疑的人经过，都要盘问检查。一天，沅江中日本兵舰上下来几个日本海兵，摇摇摆摆地从南门进城，把守城门的士兵即要加以检查。日本兵在中国境内放肆惯了，哪里肯受这个，表示不受检查。弟兄为了执行命令，却非检查不可。其中一个日本兵逞起横来，给我们弟兄一个巴掌，弟兄不能容忍，当即用刺刀与之搏击。结果，日兵中三名受了伤，只好愤愤地抬回兵舰上去。
事情闹出来之后，张之江和宋哲元先后来向我报告，请示办法。我说，没有出事的时候，当尽可能地不让出事；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顾虑。却看他怎么样，他若要打，我们即同他打，丝毫不容忍让。一会儿工夫，薛子良来了电话，说有本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本舰长要来见我，我就请他们来见。
那时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庙中，天气正在秋热，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面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致的陈设。薛子良把两个日本人介绍进来，寒暄了几句之后，高桥新二谈到本题上来，说三个日本兵伤势很重，唠叨了一大篇。我问他道：
“那么，你看怎么办呢？”
高桥新二说：“我们的意思，先要把你们行凶的士兵监禁起来，而后再谈别的。”
我问他道：“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
那位舰长就从腰里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看着翻了一翻，贸然地说：“按照第二百几十几条，应该把凶犯禁监。”
我问高桥道：“他那是本什么书？”
“日本海陆军刑法。”
我立时举起脚来，脱下一只鞋，就要站起来，高桥新二看见我的神色不对，赶紧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告诉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个嘴巴！”
高桥问我为什么，我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用鞋底教训教训他！”
那舰长把那小册子收起来，问我道：“照你说，是怎么办理呢？”
“我有我们中国的军法。”
“你们的军法怎样办？”
“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奸宄匪徒。我们的士兵为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赏他这个大功。这就是按照我们的军法的办法。”
“冯旅长，”高桥不住眨着眼睛，愤愤然地说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打电报报告我们天皇，直接和你们段总理交涉去。”
我说：“你这个人连普通常识也没有！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停兵，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不知道吗？你快去吧，快去和段总理交涉，叫他来惩处我！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
“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交涉去了。”
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旧坐下来看公事。哪知他们走到大门口，又重复折了回来，请薛子良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了结办法。高桥也说：
“刚才的谈话误会太多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我说：“你这个人不明白事理！你只知道你们的兵受了伤，你怎么不说说我们受伤的兵应当怎么办呢？”
“怎么样，”他愕然说，“你们的士兵也有受伤的吗？”
“我说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自然是两边动手，而后才冲突的起来，而且事实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我们的士兵才还击的。这个你们也没有查明白吗？”
“呵呀，真对不起啊，我们刚才确实都不知道。”他如梦大醒似的嚷着，深悔自己鲁莽的样子，我却不知道他是假装的，还是真情。
这样交谈了很久，他才提出两方买些礼品互相慰视受伤者的办法。我说：“这倒可以行的，就当我们的学生打架，我们做先生的不伤和气。但须你们那边先来人看，因为打架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的，不然和的还是不公平。”
他们又提出以后不准再有同样事件发生，我说：“那个自然，我正要向你们提这句话。你们必须约束你的士兵，听受我们士兵的查问，不准再有撒野逞凶的事发生了。”
于是把日期约定好了，高桥和那舰长才告辞走了。
这里薛子良很疑虑地和我说，我们的士兵并没有受伤，到那天拿什么给他们慰看。我说，我们的士兵挨了他们一个耳光，当然受伤的，怎么没有受伤？到了约定的那天，即请我的军医院院长马瑛把两个弟兄的头上脸上都捆上纱布绷带，等他们那边拿礼物来慰看了，我们这边也派薛子良和马瑛为代表去看他们的士兵。至此，一场风波，始告了终。
我曾读到《柏拉图对话集》，上记苏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问答，讨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苏氏问：“你们以为说实话好，还是说假话好？”答曰：“说实话好。”苏曰：“若有敌人侦探来查问我们虚实，当如何？”曰：“这可不当说实话。”苏曰：“怎么又不应当说实话呢？”曰：“对朋友说实话，对敌人不应当说实话。”苏格拉底又问曰：“若有小孩生病，喂给他药，他不肯吃，说这是糖水，不是药，那孩子就高兴地喝了。当如何？”曰：“要孩子病好，应当说是糖水，不能说实话。”苏曰：“这又为何不能说实话呢？”答曰：“是为事情好。”有人说，冯某这次对日人办的事，说话有不实之处。我就请他看看这段问答。
此外还有几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时不但城门口盘查甚严，就是城墙头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长带四个弟兄负巡查之责，另又派上级官长带两个人巡查巡查者。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处偏僻的城角上捉着一个爬城墙的日本人，盘问的结果，知道他是为某方做侦探的，当即押禁起来。那位高桥新二知道了，连忙来我处要求取保释放他。
“你们贵国的侨民，太不替贵国争气了，什么正经事不做，却在中国做匪类奸徒，在地方上捣乱。我负有保安地方的责任，怎么可以轻易释放他？”
高桥连连鞠着躬，自认不是，左求，右求，请我把人交给他去训导监视，担保以后再不会做这样事。我说：“你既然自认罪过，又负责担保，姑念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给你吧。但你可得好好监视他，我随时还要提审他的，到时你得交出人来。”
高桥满口答允，说了许多道歉的话，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给他领走了。
那时张之江的团部驻在桃源，要路上也设岗兵盘查行旅。一天，张部又捉着两个贩卖烟土的日本人，连同烟土都送到常德来。我在院中坐着，左右站着卫兵，地上摆着几根军棍。犯人押解进来，一个年老的，一个年少的。他们看见这情形，慌作一团，浑身只哆嗦，尤其年少的一个，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年老的只哀求着：“饶我们一次吧，饶我们一次吧。”嚷个不休，这次也是高桥新二来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领去，但说明不可释放，我要随时提审。查获的烟土都没收充公，也是接来当地绅士查明收存，作为修路的费用。
一九一八年底，延续数年的欧洲大战告终，翌年一月开和会于巴黎，中国在名义上亦是参战国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但关于山东问题，毕竟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此时日本乘机占据青岛，使中国复蒙丧失领土之耻。这一件事，激起中国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尤为激昂，罢课游行，抵制日货，殴击卖国贼，浪潮波及全国各地，演成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五四”运动。
常德的学生受了这一运动的波动，情绪也极是热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头宣传，痛哭流涕，劝说国人不买日货，不乘日船。那种爱国热情，真是可爱可敬。一天，全城学生罢课，结队游行，经过大街时，群众情绪愤激难过，几家日本洋行，都被他们捣毁，货品什物，狼藉满地。南门外码头上，更经常地派有学生值班，劝阻国人不买日本船票，商家货物不得交日本轮船运输。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个繁盛的码头，日本大阪公司轮船定期往来于上游及下游。学生们这一举，使他们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为常德镇守使，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自须负相当的责任，于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张就派外交部驻湘交涉员伴同他们来常德与我交涉。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桥新二为首。他向我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凶手；三、正式道歉；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说这是他们极合理的要求，我必须一一接受。
我说：“既是张督军派请我们的交涉员，同你们来和我商办此事，那么许不许我发表意见呢？”
高桥说：“依你的意见怎样？”
“依我的意见，”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说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着想，必须确确实实地把你们的真实利害方面都加以考虑，第一，要使你们居留常德的侨民，生命财产能够永远安全；第二，要使你们日常的营业能够日益兴盛发展。……”
“那好极了，那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我继续说：“所以，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队是流动的，驻在常德是暂时的，而你们日本商民在这里却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长久地负保护你们之责，不但我不能，任谁也不能够。因此你们居留此地，必须要使本地人民对你们有好感，你千万不能开罪于他们。根据这个原则，你提出的那四项办法，我为你们的利益着想，我不能照办。我现在替你们想了一个最周妥，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只怕你们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请快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你们各家洋行都贴出告白，说明你们过去营业方法的不良，以后当极力改革，必使大家满意。这次捣毁所受的损失，甘愿认受了，但请以后不要再予捣毁。你们若能这样办理，我敢担保本地人民必能对你们发生好感。不但你们的财产能够永远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兴隆起来了。到那时，你们这次所受的一点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高桥听着，连连皱眉摇头，我说道：
“你们若是不能办的话，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丝毫不能负责！”
“冯镇守使，”高桥皱着眉说，“你的办法，第一是说我们受的损失由我们甘认，你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是说你不肯惩凶；第三是说反要叫我们向你们道歉；第四是说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负分毫责任。这从哪里说起？从哪里说起？”
“我说你们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若是还打算在常德居住做买卖，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你看你们被打了，不算一回事，这显得多大方，多体面，人民以后自然对你们有好感了。”
高桥愤愤地说：“镇守使，怪不得人家说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说的话全是偏护那些暴徒的话。”
“他们是爱国的行为，是出于义愤。你说是我唆使的，我心里高兴极了。我的好话你既然不听，那你照你的办法办去好了。我是不能够的。”
这样纠缠了许久，两面都不让步。我说：
“既然这样，那高桥先生，请你另外想办法去吧。这事我们不必多费唇舌了。我们还是谈些别的。前次交给你两批贵国罪犯的事，我现在正想把他们了结了结，请你回去把三个人犯交来，我要提审他们……”
高桥先生跳起来说：“你怎么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搅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结了吗？”
我说：“都是要办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谈了，谈也没有结果的。——你不能记性这么坏，我交给人犯时，一再和你说明，我要随时提审。怎么天大的罪案，就会糊里糊涂了结了呢？”
“冯镇守使，你这人太难缠了！太难缠了。”
高桥说着站起来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来，重新和我谈判。这次提出我们补偿一半损失为他们修理费的办法。我说：
“为你们自己计，我一文钱也不能出。我若赔了钱，地方上的人气不愤，必定还要二次三次地砸你们铺子。你们愿意受更大的损失，我可不愿意和你找那些麻烦！”
又纠缠了一会儿，他又提出补偿四分之一修理费的办法。我告诉他说修理费是一个也没有。不过我可以邀请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学生来谈谈话，劝他们对日商加以体恤，以后不要再有捣毁商店之事。并且我是本地负治安之责的官吏，此后我自当保护你们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为你们商店站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说着我就站起来送客，同时派了两个副官跟住高桥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桥等一班代表都没了主意，叽叽哝哝商议了半晌，终于接受了我那最后的话。
他们走后，我即为他们的洋行每家设岗兵二人，以为保护。有中国人到他们店铺里来买东西，岗兵即先加以盘问，而后再浑身搜查，戒备很严。如此过了数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门可罗雀，谁也不再上门。这时高桥又来找我，要求我撤除岗位，说这样，他们没法做生意，损失更大了。我道：
“你们提的条款要我担保以后不再出事，而你们又不肯结好于人民，我当然只有这么办。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担不起责任。”
高桥着了急，左说道歉的话，右说道歉的话，只要求我撤除岗位。说现在人民对他们已经很好，不必再受保护了。我说：
“你定要撤岗，也可以，你得写个字，声明以后出了事，我不负责任。那是你们自愿的。”
一场天大风波，至此算完全了结了。
我对外交的事完全是个门外汉，我也不知道我这几次所办的事对还是不对。但我深知国与国之间相处，平时当以礼相待，有事当据理力争，万不可迫于淫威，忍让苟安，置国家尊严于不顾，使耻辱日益加深。西洋各国固有许多为国争光的外交家，我国先贤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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