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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战爆发，原是我们中国努力图强的大好机会，不幸专横不法的军阀们却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民族国家。他们正做着武力统一的迷梦，一心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那时以推倒复辟三造共和自居的段芝贵先生，利用他总理的地位和广众的党羽，把持中枢，破坏法纪，简直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孙中山先生致函劝导他恢复国会，他不肯接纳。广州乃有军政府的组织，努力护法运动。自此南北界限益趋对立，军阀们必欲实现武力统一、消灭南方势力而甘心。大局糜烂到这样的地步，稍有人心者无不渴望消弭战祸。但可痛心的是一般握有军事实权的师旅长们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照旧过着他们淫逸骄奢的生活，国家大局、自身职责，他们简直一点也没摆在心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段芝贵为讨伐复辟胜利，在陆军部开了一次盛大的庆功宴。团长以上的官长都被邀约，共到了二三百人。段总理亦曾出席。人数太多了，座位不够，大家都站着吃喝。没吃到几口，段芝贵就讲话说，打仗的事，这是开头，以后还尽有的打，请大家好好准备。我们中国局面，是越打越统一，越和让，越分裂。只有用武力始可求得统一，这是一点不错的道理。今日谁要障碍我们的统一大业，我们就打谁。不管他湖南也好，两广也好！一口气讲了四五十分钟，主要的意思就是这几句。段芝贵讲完，另外还有两位讲话，也是大同小异的意思。我听着这些鬼话，知道内战又要开始了，不禁只是摇头叹息。同时我也听到座间有人低语，一个说：“这是胡说了！这是胡说了！”一个说：“这次打完张勋，怎么还可以再打？”另一个答道：“实在再也不能打仗了！”
段芝贵这人利欲熏心、老奸巨滑，一向以来都是以国事为玩笑，不但许多将领为他所玩，并且老袁也是被他玩完，而今老段仍被他所戏弄了。
会散之后，接着属南苑陈光远师的李星阁旅长，又借前门外掌扇胡同内张锡元的一位朋友公馆里请客。被约的有吴佩孚、李星阁、张锡元、王汝勤（八师十五旅）、张玖卿（八师十六旅）和我等一共九位旅长。大家到席，有些先生们就写条子叫局，每人叫两个。原先大家还讨论着段芝贵的那番话，有的说：“他要打就打，他是什么东西！”有的说：“实在不能再打了！”七嘴八舌地谈着。到后来，他们把重要的题目放到脑后去了，大家改了话题，谈嫖、谈牌经，谈女人漂亮。我看见他们写条子叫姑娘，就离席出去。走到掌扇胡同口上，那里有许多叫街吃的乞丐。离我最近，有一位老婆婆，白头发，破衣服，大约六七十岁，正张着瘪皱的嘴巴叫喊得热闹。我就走过去和她说：
“老太太，那边公馆里正有人请客，我带你到客厅里去叫喊，你叫一声，我就给你一块钱。叫两声，给你两块钱。你得使劲叫！”
老婆婆又是惊奇，又是高兴，半信半疑地跟了我进去，靠在客厅门口，大声地喊起老爷大人来。这一喊，把大家都愣住了，他们笑又不是，恼又不是，都把眼睛看着我。
李星阁说：“准是冯先生喊她进来的！”
我拿了五元给那老婆婆，李星阁就问我：“你有什么话要说？请你说吧。”
别人也说：“你一定有话要说，不然你不会闹这个恶作剧。”
我就站起来说：“段香岩（段芝贵字香岩）先生在陆军部说的那番话，我们应当好好讨论一番。眼看着内战即要发生，我们是现役高级军官，此事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人民受尽苦难，国家衰弱到极点。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再不能使内战发生。这次讨伐张勋，是为铲除帝制，保卫民国，实出于万不得已。幸而战事很快就结束，这是千幸万幸的事。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我们对德国也已宣战，若是不打算图强，老是自己打自己，怎么对外？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负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痛切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从今天立下决心，发个誓言，若再有内战发生，我们要坚决拒绝参加。并且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随口谈谈说说是不够的，必定要真正地立下决心。国内诚然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但并不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尽有和平合理的路径可循的，只有和平才是救中国唯一路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赞成我这点意思，答允我这个反对内战，制止内战的要求。”
那时段总理大权独握，一意孤行。此次重新登台，不管国人如何呼吁，他亦无意恢复非法解散的国会，反倒另外召集一个为安福系御用的临时参议院。又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向日本举行大借款，扩张其个人武力（成立所谓参战军，有线电、无线电、军医等项应有尽有，都分别设训练班，聘日本人教练。又新办械弹大炮极多），以贯彻其武力统一的主张，而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综计民国六七年间，借款数额业经公表的即达三万万元，所谓秘密的西原借款尚不在此数之内。他这祸国殃民的干法，稍以国家为重者无不反对。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便是这一反对力量的代表。我那时身为老段的部属，无法表现我的意志，来反对他的行为，心里的苦恼是不用说的。一般同僚，终日荒唐淫乐，对于这次即将爆发的内战，虽也觉得不应该，但他们并无心来设法制止，设法拒绝参加，不过随口谈说一二，也是面子上言不由衷的话，好像这不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问题，一转身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我这番讲话就为增强他们反对内战的自觉，让他们认清救国的道路是对内和平不是对内战争，要请大家团结一致，拒绝参战，不做老段的工具，以消弭战祸于无形。我也深知这个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白费的，但总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九位旅长，握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若真能团结一致，必可左右老段。所以我一个冲动就说了，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我心里痛快一些。
我的话说完，大家都不假思索地赞成，答允一致反对参加内战。其中第八师王汝勤和张玖卿两位尤其表示热烈之意。
但一切努力毕竟都是白费气力。嘴头满口说不打，说说算了。当时没一点办法，没有一点组织，不能使当日大家的话坚守不渝（大错特错在此）。席散之后没有几天，李长泰即调升步军统领，傅良佐派为湖南督军，一些旅长们一一升官。随傅良佐入湘的有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和王汝勤的第八师等部。傅良佐一到任，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即宣告独立，战事从此开始。我写信给王汝勤，问他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掌扇胡同的诺言否？他回信说：“我奉的命令，实在没有办法。”
湖南战起，福建也被护法军攻击。那时福建督军李厚基，怵于护法军的声势，叠次电请老段增援，急如星火。一天段先生派徐树铮来找我，说将调我增援福建，为我增加一团人。将来我的队伍可由火车赴上海，由上海再乘轮船赴福建。说了一回，我即预备招兵。当派李鸣钟赴河南归德一带招募，编成一个补充团，又名第三团，九百人为一大队，三大队，共二千七百人。以后国民军后起将领多归德府人，就多是此次招募而来。
准备了一个时期，即要开拔。那天段总理约我去谈话，和我说：
“你要开拔了，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谈谈。……”
当时他说出三件事：一、叫我和陆朗斋将军不要常常来往；二、叫我不要和国会和民党议员有来往，小心上他们的当；三、此次作战，要尽力节省子弹。他说的国会议员是指的刘冠三先生等。
我回答道：“总理说的第三条，意思极好。我回去定和官兵们多讲几次，叫他们切实遵守。至于陆将军，他是我的老长官，和总理也是老朋友、老同辈，我今天就是打个通电，说我和陆无关，哪个肯信？现在国家大难当前，还希望总理与陆将军多多谈谈。陆将军有胆有识，愿总理与陆将军亲之信之，一定与大局有益。你们和和气气，共谋国事，我们后辈小子看着也学个榜样。说到民党议员刘冠三先生，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的先进，纯心爱国爱民，极可钦佩，我和他们接近，得无穷的益处。就是总理自己想必也认识他们的。希望能多多找他们大家来谈谈。这些，必定有歹人在总理跟前进谗言，很危险，还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轻人，不免乱说话，请总理接受了就好了。”
段先生笑了一笑，说：“你说得很好。”随又说，“好吧，你快收拾收拾走吧。”
后来陆段终成仇人。徐树铮杀陆于天津，闹出了大乱子，都是排除异己、一意孤行的做法。
这年天津一带大雨成潦，津浦路北段被水隔断，不能通车。那时国局正紧，命令不许耽搁，叫我们绕过津浦路，从廊坊转丰台到长辛店，搭平汉车转陇海路至徐州，而后再开上海。可是当时陇海路系我国借款修筑，军队乘车，必须先交半价。陆军部无法，转请财政部交涉，结果还是付了一半价钱。我方率部开拔，已经耽搁数天了。借外人资金筑路，简直是亡国的办法。办事的人非洋奴，即卖国贼，办事不力，当初成约时也不订个明白，怎么连本国的军队都听其不许通行？国家有事，铁路不许运兵，从何说起！我真看透政府负责者是些什么东西了！
我们到了彰德，看见站上停有一列专车。我派人打听那是谁的车子，站上的人说：“不能说不能说。他们不许说。”后来我知道是傅良佐的专车。原来他在湖南吃了败仗，督军干不成，偷偷逃向北京去了（当时揣测他回京后，必受相当惩罚，可是结果一点事也没有。由此大家益知段先生无是无非）。
队伍到了浦口，即在浦口及浦镇两处搭帐篷住营。江苏督军李纯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谈起这次内战的问题，我说出我的意见，他很是高兴，和我说，冯代总统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他自己亦是主张对南方和平解决。谈得投了机，他说：“既这样，那好极了，你就在这里住着，不必到福建去了。你部队的给养，完全由我供给，没有什么难的。”我当即决定暂驻浦口，静待和平消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冯代总统授给他的意思。
李纯本是第六镇的协统。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他即升为第六镇统制，后来因打九江有功，升为江西督军。他素与冯国璋步骤一致。冯为副总统，他即调升苏督，赣督改陈光远，第六镇统制的缺则由马继增补上。马统制在把队伍调开湘西的时候被刺而死，遗缺又由一日本留学生周某升补。周某到差不久，患了神经病。此时这个统制的缺，应由本镇十一协统张仲和升任。可是有一位齐燮元，是个有名的“担子钩载笔帽”，双料的尖头儿。张仲和弄他不过，统制的缺竟被齐燮元抢去了。这时第六镇也驻在南京，齐燮元飞扬跋扈，处处显出骄横之气，上则使李督军感尾大不掉之苦，下则使张仲和一班部属事事为难。
谈到张仲和，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他是河北获鹿人，字政之。因为他性情爽直，大家送他外号叫做张飞。他是速成科第一班的学生，后来又在陆大毕业，学问颇有根底，作战也很勇毅。我当司务长的时候，他当排长，终日在一起过活。此次我到浦口，差不多每天都见面，无话不谈，感情很是融洽。本以为他前程万里，不可限量，哪知他此时已给自己掘好了坟墓。他为他的家庭纠纷所苦，一气之下，竟得了一种不能说话的病，过了两年，就与世长辞了。原来他是贫苦出身，在家时只读过两年书，做小生意度日，设法自给。光绪二十八年入伍当兵，因为为人聪明，由兵挑入练官营，由练官营挑到速成学校当班长，从此一帆风顺地迁升上来。他家里有父母妻儿，还有一个弟弟，大家融融和和，毫无缺陷，原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光绪三十二年，他当队官守卫北京后门西首的皇化门时，我驻在南苑。一天，他来找我，说要帮助一位朋友完婚，向我借些钱。我借给他几十两银子，从此久不见面。哪知帮助朋友完婚的话完全是谎，倒是他自己在北京娶了一位姨太太。我那时血气方刚，听说很是生气，写信把他找了来，很严厉地说了他一顿。我说：
“你太太千辛万苦地侍奉你的父母，养育你的孩子，哪一点对你不住？你自己是当兵出身，从贫苦中磨折出来，你现在干这种荒唐事，你问心无愧吗？从此咱俩不算朋友，我和你今天划地绝交！”
他的勇于认过的精神，真叫人佩服。经我这一说，他就当面认错，并且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他一次。因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无法挽回了。最近他到湘西驻防，手里更阔绰了，花了一千多元，在常德又娶了一位窑姐儿。带到南京，和家里的太太一处住着，天天吵闹怄气，没过一天好日子。可是他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由。一天李纯做生日，他在李公馆穿着大礼服，戴着白毛的礼服军帽，忙着招待客人。不料就在此时，他的姨太太席卷了他的仅有现款，和他的一个马弁私奔了。他的太太发觉了此事，怒气冲冲地跑到李公馆找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抓着他的衣领，大嚷大骂，哭闹不止，任谁劝解，都不听。他受了刺激，突然昏晕在地，从此患噤口病两年，终于不治。关于仲和的一生，我至今仍不禁感慨系之。他本是个有志气、能干的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却禁不住腐败社会的熏陶，三朋四友，目染耳濡，他就一蹶不振。国家把他教育起来，正当他长大了，能立足了，指着他来好好做事了，然而他却堕落了，作起恶来了，结果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我亲眼看见无数年轻有为的朋友如此葬送前程，张仲和不过是其中之又一实例罢了。
我在浦口驻着，致全力于部队的训练。我觉得我国的军队非不多，然而外患不能除，国耻不能雪，国家主权继续丧失，内战连年频仍，而且多数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不强，推其缘故，大部分因为军队不重训练。有的仅知注重战斗技能的训练，而忘记了精神道德的教育。盖军人如真有道德的自觉，即无争权夺利之祸；真以保国卫民为天职，即无专横放纵之习；真以军纪为性命，则必无贪生怕死之心。须先使这些条件具备，而后才谈得上战斗的事。我为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加强官兵的精神教育。那时新编一本《战阵一补》，分四篇，共一百五十余段。内容取材于历史上的故事。每个故事都用浅显的词句写出，而后加上几句按语，使意旨更加明白。如苏季子发奋刺股的故事，田单守即墨的故事，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等等，许多历史上可宝贵的事迹都分门别类搜辑出来，印发给官兵们细谈细讲。此外早晚讲话，室内上课，也都三翻五次地讲说爱民爱国的道理，全旅一体集中于此事，不得懈怠，当时很收了一番功效。
浦口东西北三面都是圩田，阡陌纵横，一望无际。有些弟兄们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到田野间走走。一次，一个弟兄在芦苇地里刨着玩，刨着一个疙瘩，像蒜类的一种植物，一时好奇，就用牙齿啃着尝尝，立刻把嘴肿了起来。后来请军医医治，多天才好，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啃了一下，就中此大毒，若是吃了下去，一定不堪设想。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的神话我不相信，但世界上何物可食，何者有毒的知识，必是人类经验的积累是无疑的。想着世间的毒物有多少，遍地都有致人死命的危机，我们祖先该有多少性命因此牺牲，而后才留给我们今日的一点关于吃的知识。《本草纲目》一部薄薄的书，正不知多少性命换来的！我把这事多次用作对弟兄们讲话的材料，归根也是引申到爱国家爱民族的结论上面。
那时官兵中有许多爱踢足球的，其中孙良诚踢得最好。他们组织了足球队，常常和南京的学校比赛。一次和一座学堂赛球，踢完了，两方同到西餐馆去吃饭，借以联欢。我们的球员都是北方大汉，像水牛一般结实的老粗。他们坐下来，菜上得太慢，等得不耐烦，于是大吃面包，来一盘，吃完，又要一盘，再吃，一气吃了无数盘，牛油、果子酱也都吃得干干净净。侍者看得着了急，对他们说：“吃西餐不是这样吃的呢，先生！”他们也不会用叉子、刀子，胡乱把东西弄到嘴里算事，侍者也觉好笑的。吃饭的事，中国和西洋不同。中国吃饭是以吃米吃面为主，西洋却是少吃饭，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饱了就完了。上层社会却还要讲究礼貌，讲究体统。在浦口，和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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