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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阳镇被监禁到第四天的早上，执事官梁喜奎同几个弁目到我禁闭的屋里来。梁是河南舞阳人，光绪二十九年在韩家墅我们同为哨长。在这里顺便插叙一两件事，以见梁的为人，和我们的交谊。——那时梁极好读书，也希望我专心向学。我说：“我们自小失学，根基不好，自己用功总不行，最好还是请个先生来教我们。”梁告诉我，门口有个卖油条的老先生，是个饱学秀才，原在韩家墅教蒙馆，只因为人太老实，学生都不怕他。有一天学生打架，他不责备，只说：“你们慢慢打，不要打破头。”这事给东家知道了，怪他误人子弟，把他辞退了。他离家太远，腰中不名一文，又患脚疮，没法回家。因此在韩家墅流落，卖卖油条，又替我们军队的厨房挑挑水，借此维持生活。这人沉默寡言，秉性忠厚，我们把他请了来，每月送他四元束脩：梁出两元，我出两元，我和梁同在他跟前念书，念的是四书。每天讲一次，讲完即读，受的益处很大。这时我和梁同住一间房，朝夕相处，相爱如弟兄。有一天，左队头棚副目高怀仁到我们房里坐，他是河南归德人，和我很熟，因为他抽大烟，谈话之间我就劝他不要抽，把自己弄成废人，实在痛心。哪知高怀仁却生了气，抢白我道：“你不要这样说我！骑快马，坐快车，不抽大烟不算阔！兔子不抽大烟，因为它三片嘴，衔不拢烟枪；王八和鳖不抽大烟，因为它侧不过肩膊。我是人，怎么不抽！我爹也管不了我，不谈你！”骂得我磨不开脸，此时梁喜奎正在旁边，听了他的话大怒，跳起来就要打他。我赶忙从中劝阻。他指着大骂道：“你这浑东西，怎么好话赖话也听不清！人家好意劝你，你倒伤他！简直不识好歹！”——梁的为人，大都类此。他同我既有这样深厚的交谊，这时见了面，很难为情，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你已经批准递解回籍，今早便解往保定去。”
两个人也无多话，当即打点动身。我低头沉思着，觉得这样轻轻地发落了我，实在有些意外，但转念又想到，这显然是他们阴险狡滑的另一种手法。因为金铭、从云等横竖已经处死了，倘若还要过细追究，反而把事情扩大，难免不激起新的事变来的。
那天早上，我连自己的住处也没有回去，便同喜奎和几个弁目搭京奉路火车前去北京。车到雷庄，天已近午。我隔着车窗外望，看见第三镇的部队还在不断地向这儿输送，企图彻底解决这次举义队伍。这种光景，使我眥裂发指，心如火焚，不由得握紧了拳头，恨恨地在车凳上击了几下。我暗暗地发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风云际会，誓必继续死难同志的遗志，推翻万恶的清政府，并且消灭卖友求荣的第三镇军阀。十余年来我不敢一日忘记我这个誓言，不敢一日放弃诸位死难朋友的遗志。民国十三年的首都革命，终于达到我的愿望，出了一口郁气，把帝制余孽的溥仪驱逐出宫，把祸国殃民的曹、吴军阀打倒。
到北京已经夜半，暂在前门外西河沿一家高升客栈落脚。那时陆朗斋将军刚从广东潮州镇守使下任回来，任京防营务处之职。他是我们的老长官，一别已经多年了。梁喜奎要去见他，我说我也去。于是同去，到了那里喜奎把我的事全都向陆将军说明，陆将军就叫喜奎把我留在他这里，不必向保定押送了。喜奎听了这话，很是为难。一方面他固然为人慷慨好义，和我私人交谊又很深厚；但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忠于职责的，从第八章中所叙那年彰德秋操后回南苑，因为丢了一本账簿，他竟急得跳车一事看，很可以概见他的为人。陆将军的要求他是接受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他躇踌着说道：
“命令叫我送交保定府衙门，若是交在你这里，回去销不了差，怎么好呢？”
“梁副官，”陆将军说，“你是我的部下，冯某也是我的部下，你们长官，潘统制、萧协统、范标统，也都没有一个不是我的旧部。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回去有什么不好交差？”
喜奎迟疑了一会儿，笑着说道：“话虽是这样，到了时候，公事明明叫我送人到保定，我却跑来见你，又把人交给了你。回去问我话，我怎么回答呢？我和冯某是多年好朋友，他们若说我徇私情，把一个叛徒随便放了，判我罪名，我怎么办呢？”
陆将军说：“你回去不必说谎话，你和他们照实说。就说你顺便来看我，我问到，知道是押冯某回籍。我就一定要你把人交给我。你只管照实说，没有你的干系。什么是叛徒，现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就是叛徒，过几天谁都要革命，谁都要做叛徒了。这个时势，谁也说不定的，到了那天，现在这些杀革命，拿叛徒的，保不定自己要干革命，也要做叛徒了。我刚刚从广东潮州府回来，我并不是反对革命才回来的。我在那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我想革命，也号召不起来。我说我革命，谁也不相信我；人家说他革命，我也不能相信他，谁也信不了谁。这样我才回来的。——一会儿，大家都要革命了！”
喜奎含笑说：“话是这样说，就是我眼前交不了差……”
“你即使送到保定府，我打个电报去要人，还是要交出来的。现在图省事，所以叫你直接交给我。你说要交差，这不是难事。我可以给你字据，若是还觉得不够，我再打电报去给你长官，说人已经交给我好了。如果那边有困难，说不行，那人在我处，仍旧可以来提的，反正没有你的事，你不必着急。”
说到这里，喜奎方才没说话。于是陆将军写了一封给王怀庆和潘、萧、范的信，又写一字据交喜奎带回去。另外又打一电报给王怀庆等，当即把喜奎打发走了。
陆将军这种盛情，真使我感激，他同我谈了一会儿契阔，很恳切地对我说：“你还是先回保定去住住吧，不久一定有机会给你为国家效力的。”
我辞别了陆将军，当天便搭平汉车到保定去了。
我离开保定，差不多已经有十年，记得自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便很少有机会回来看望了。这一次回到了康格庄，看看旧居如昔，邻里无恙，心里颇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街坊邻舍大半都还认识我，看见我回来了，就高兴嚷着说：
“科宝，你回来了！几年不见你，发福多了。”
那种亲热的神情，使我真要感动得流下泪来，觉得眼前腐恶阴险的世界，到底还有它温暖可爱的一面。
我在康格庄住着，几乎每天都要到保定府城里去。从康格应到保定府，约有两里路。保定府东关附近有一个火药库，里面贮藏着多量的军火，由王怀庆统带的淮军把守。东关，正是我往来康格庄必经的要道，我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受检查。盘查我的人，虽然不见得就认识我，但我头上却装着一条假辫。那时王怀庆有命令，凡是没有辫子的，就是革命党，都加以逮捕。我为了头上的假辫子，每次进城，都是提心吊胆，唯恐被守兵看出破绽，惹下无谓的乱子。若是绕路，又太不方便。再三考虑，终于把家眷搬到城里，在羊肉胡同租了几间房子住下。这时过从相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庙街一家古玩铺里，因为他的舅父在那古玩铺中做掌柜。他这里很有几位青年朋友，都是热血赤心，倾向革命的，他们也都剪了辫子，并且私下弄报纸看。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我们秘密地过从相谈，十分地投契。此外在城里炮台开茶馆的一位安亮先生那里，我也常常去坐谈。我往来相与的朋友很多，他们有的也谈谈时局，赞成革命；有的则不敢谈，怕谈；有的则什么也不懂，根本谈不来。我渐渐感觉精神上的寂寞，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事，同时生活也驱迫着我，使我不能在家里久住。因此决定离开保定。
一九一二年正月初三日，我搭早车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点东西全都送进当铺，换成几块大洋作为川资。
在前门下车，口袋里只剩了八个铜子。一个人没精打彩地随着旅客们走出站台，一面盘算着下车后的行止，一面却又不住地数着口袋里的铜子。一时觉得天地虽阔，世界虽大，独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这样胡思乱想，忽然看见许多旅馆的接客者整齐地在站外排列着。他们手里都拿着旅馆的招牌纸，放大了喉咙，好像在欢迎我。我也不假思索，顺手随便拈了一张，一看，奇怪的这仍然是我上次住过的那家高升栈。我随着接客者走出站来，随即又被一群欢迎我的洋车夫包围起来。好一阵工夫，我才冲出重围，走过前门，不久便到西河沿。高升栈就在这儿的东口上。在旅馆里休息片刻，肚子里一阵辘辘作响，我起身呷了一口水，深长地呼了一口气，又不得不开始想到“当当”的事上来。好在我已成了“当当”的老手，进当铺已不感觉苦痛，于是检了随身带来的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袱，走出栈房，送到当铺里，换了一顿饱餐。当晚便去京防营务处晋见陆将军。我把来意向他说明，陆将军给我的答复是让我先住着。
客栈里的规矩是两天一算账，到时掌柜的板着面孔进房来，向客人讨房钱。我因为不知道这种规矩，所以事先没预备这一着，骤然听说要房钱，不由我一时慌了手脚，急得直出汗。呆了半响，想不出法儿来，于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进当铺里去了。这回得了钱，不待掌柜的向我讨索，我就自己把房钱向他付清，免得再看他的白眼。我担负不了这项房钱。就搬到京防营务处住下了。
这时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乱七八糟，许多令人悲愤的现象，每天不断地听到见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杀革命党的事。满清政府推翻了，民国建立了，新的当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权，却反过来仍要仇视革命。社会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当局者假造一个什么口实，或秘密地予以逮捕，关到监牢中，胡乱处置掉。有时甚至不惜出以暗杀的手段。军队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铲除尽净的样子。青年军官中，凡是用功读书的，喜欢看报的，喜发议论或喜研究国事的，都一律视为革命党，都在铲除之列。虽然不曾挨户挨室的搜查，但侦探密布，写信、谈话，一举一动，都得分外小心。有时忽然被捕本人还莫名其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以为满清遗老所组织的宗社党，与革命党正是对立的，总不致有什么危险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党也是不容的。有一位侦探长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诈，常常拿不到证据，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某一位满清亲贵，比如寄给肃亲王，而后他就到肃亲王门口去等着。看见信班一来，他就搜出那封信来，作为话柄，说肃亲王是宗社党，危害革命，敲个十万两银子方肯罢休。敲了一次，还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后来，肃亲王、顺承王等被通得没奈何，都跑到袁世凯、陆将军跟前去跪着，请赐他们死。亲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谓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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