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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后为五代，曰梁、唐、晋、汉、周，递兴递亡，总不过五十余年。当是时，干戈日寻，海内分裂，称帝建国者，十有余姓，而皆窃据僭号，非大命真主，至宋太祖始统一之。太祖在周时领归德军，起于宋地，遂以宋为有天下之号。这书记宋家一代的事，故称宋纪。
太祖
太祖皇帝，姓赵氏，名匡胤，涿郡人，生于洛阳之夹马营，有紫云黑龙之瑞。周世宗时，为殿前都点检，屡立大功，人心归服。及恭帝嗣位，为众军所拥立，遂受周禅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庙号太祖。
原文
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严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济、匡胤、光义、光美、匡赞。匡济、匡赞早卒。陈桥之变，先遣楚昭辅入汴，慰安家人。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为皇太后，太祖拜于殿上，群臣称贺，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太祖再拜曰：“谨受教。”
直解
定州，即今真定府所属定州。安喜，是县名，即定州地方。陈桥，是驿名。汴，是宋建都之地，即今开封府。《宋史》记建隆元年二月，太祖既立太庙，追崇祖考，即尊奉其母南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史臣因叙说，太后乃定州安喜县人，有贤德，治家严正，事事都有家法。生五子，长曰匡济，次匡胤，即太祖，次光义，即太宗，次光美，次匡赞。匡济、匡赞早卒。太祖为都点检时，领兵出御汉寇，行至陈桥驿，诸将士逼立太祖为天子，把黄袍加在身上。太祖不得已而从之。那时，家眷都在汴梁。太祖先遣麾下楚昭辅入汴，慰安家人。母后闻之说道：“吾儿见天下久乱，素有济世安民的大志，今果为天子，不负其志矣。”及是尊为皇太后，太祖拜于殿上，群臣称贺，满朝无不欣跃。太后独愀然不乐，忧形于色。左右因进说：“臣闻母以子贵，今子做了天子，尊为太后，似这等极贵，何故反有不乐？”太后答说：“吾闻之古语，为君的最难。盖天子以一身处于四海兆民之上，任大责重，若兢兢业业，治之得其道，则兆民允怀，此位可以久居，才是尊贵。苟少有忽略，失所以制驭之道，则民心离散，争夺并起，求为匹夫而不可得矣，何尊之有。此吾所以忧之也。”太祖闻其言，深有儆悟，乃再拜说：“谨受母后之教。”夫人君受命而兴，以弘太平之业，必有贤母笃生而训迪之。太后受册之日，不以得位为乐，而深以失驭为忧，丁宁恳切，有古儆戒之风焉，可不谓贤哉！所以成太祖之仁明，而培宋家之元气者，其本原深远矣。
原文
以窦仪为翰林学士。先是翰林学士王著以酒先贬官。太祖谓宰相曰：“深严之地，当使宿儒处之。”范质等对曰：“窦仪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迁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复入翰林。尝召仪草制，至苑门，仪见太祖岸帻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进。太祖遽索冠带而后召入。仪遂言曰：“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恐豪杰闻而解体也。”太祖敛容谢之。繇是对近臣，未尝不束带。
直解
端明，是殿名。宋有端明殿学士官，备顾问，预议论，班在翰林学士上。挺冠露额，叫做岸帻。太祖用窦仪为翰林院学士。先是翰林学士王著，以醉酒乱性，致有过失，贬为比部员外郎。太祖与宰相范质等说：“翰林学士职掌制诰，宿直禁中。禁中是深邃严审之地，不宜滥用浮薄少年，当选老成的儒者处之。”范质等对说：“原任学士窦仪，清修廉介，持重敦厚，最为称职。但其资望既深，已从翰林升端明殿学士了。今复用为翰林学士，恰似降了他官阶一般。”太祖说：“翰林职任清要，非此人不可。”当日命下，还入翰林，虽若落其端明，实则加以宠任也。一日太祖要降制书，召仪起草。仪到内苑门边，看见太祖挺冠露额，跣足而坐，因退立不肯进去。太祖知其意，就便讨索冠带，整理威仪而后召入。窦仪因奏说：“陛下新得天下，创业垂统，乃后嗣之所取法，四方之所瞻仰，必须动遵礼法，以示天下。若或轻亵威仪，侮慢贤士，臣恐豪杰闻之，以为陛下不能尊德乐道，不足与有为，将解体而散去也。”太祖深纳其言，肃然敛容谢之。自此之后，虽对近亵之臣，未尝不矜庄束带焉。故有宋一代之君，待士大夫最有礼，皆太祖之家法也。
原文
太祖又尝以幽燕地图示普，问进取之策。普曰：“图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然良久，曰：“卿可谓深虑矣！”普尝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许。明日，普复奏其人，亦不许。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牍，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直解
幽燕，即今顺天府地方。太祖即位之时，幽燕之地，尚属北虏契丹。太祖急欲取之。一日尝以幽燕地图示宰相赵普，计议进兵的方略。普以幽燕之地，久为契丹所据，彼国无衅，恐攻之未必能取，就使取得，未必能守。而蔡州团练使曹翰，往往喜立功名，疑其希旨为之，乃先问说：“这地图必出于曹翰之手。”太祖说：“果然。”因问说：“朕今就用曹翰为将，卿料他取得幽燕否？”普对说：“论翰才力，或亦可取，但此地取之固难，守之尤难。不知既取之后，谁可守之。”太祖说：“就着曹翰守之。”普对说：“假如翰死，谁可替他？”太祖默然无言，思之良久，乃悟，说：“卿为国忠谋，可谓忧深虑远矣！”普曾在太祖前，荐举某人为某官，太祖不许。明日普复奏其人，太祖亦不许。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见其违旨奏扰，大怒，把奏本扯碎，弃掷在地。普颜色不变，跪于地下，将碎纸拾起，怀之以归。他日也不再写，只将旧本补缀，复奏如初。太祖始知普为国荐贤，非有私意，卒用其人焉。大抵忠臣事君，惟论事之可否，而不敢阿旨取容，以负委托。赵普之于太祖，于其所欲取者，则力阻之而不以为抗，于其所不欲用者，则力荐之而不以为嫌，可谓忠于谋国矣。而太祖皆能从之。君臣之际，相得益彰，所以开一代之太平者，岂偶然哉！
原文
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刚毅果断类如此。然从太祖久，得志，屡以微时所不足于太祖及己者为言。太祖曰：“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复敢言。
直解
《宋史》又叙赵普事，说赵普为宰相时，有群臣资望相应，合该升官。太祖素不喜此人，不准推升。普再三执奏说，其人可用。太祖大怒，说道：“朕决定不用此人，卿将我如之何？”普又奏说：“刑罚所以惩恶，爵赏所以劝功。此乃古今之常道，不易之定理也。此人有功，岂可不与升赏。且刑赏乃天下之刑赏，非一人之刑赏也。天下以为当刑，虽天子不得以私喜而废法。天下以为当赏，虽天子不得以私怒而靳恩。陛下岂得以私喜私怒专制刑赏之柄，不顾天下之公议乎！”太祖见赵普不依顺他，越发恼怒，不顾而起。赵普也不退，径跟随着行。太祖入宫，普立宫门外，良久不去，竟得太祖感悟，准升此官。其刚毅果断，执法不挠，大率如此。然普从太祖起侧微以至宰相，为日最久。及既得志，屡以微时轻慢太祖与自己的人言之于上，意图报复旧怨。太祖说：“凡人识见短浅，岂能逆说未来。若使茫茫尘埃之中，可识某人他日当做天子，某人他日当做宰相，则人人皆将访求物色，都去结纳他了。大英雄豪杰处穷困之时，被人轻贱，亦理之常，无足怪者，区区旧怨，何足记乎！”自此以后普悔悟，不敢复为报怨之言。大抵人心各有所蔽，亦各有所明。太祖不用素恶之人，赵普说天下刑赏不可以喜怒专之，此真宰相之言。至于赵普不忘索怨之人，太祖也说尘埃中不可识天子宰相，亦是天子之量。君臣之间，各以所明，攻其所蔽，故能成一代之治如此。
原文
初，全斌之伐蜀也，属汴京大雪。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士冲冒霜雪，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赐全斌，仍谕诸将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泣，故所向有功。
直解
初，太祖遣大将王全斌将兵伐蜀之时，会汴京大雪，寒甚。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尚着紫貂裘帽，出以视事。忽谓左右说：“朕在毡帷里面，穿了这等温暖的衣服，身上犹觉寒冷。我思那西征的将士，日夜在原野中，冲霜冒雪，不知何以堪处。”即解下所服裘帽，遣中使驰至蜀中，赐与全斌，仍慰谕众将说：“朝廷深知尔等寒苦，但裘帽有限，势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激殊恩，至于泣下。诸将士亦人人思奋，愿效死力，故所向辄有成功。出兵六十日，而两川悉定，蜀主孟昶举族来降，皆太祖有以励之也。按此事与古投醪挟纩事相类。昔楚人有献酒醪于楚庄王者，庄王欲分给诸将士，以人众不能遍，乃以酒倾在河里，令诸将士迎流而饮之，三军皆醉。又楚师伐宋，值天气甚寒，楚王念将士寒苦，以温言拊恤之，三军之士，人人感奋，暖如挟纩纩是绵絮。一般。盖将士身冒锋镝，百死一生，常患朝廷不能知之。朝廷一加存恤，则其气自倍而成功，易矣。古之英君，所以鼓舞豪杰者类如此。将将者所当法也。
原文
太祖尝见昶宝装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宝饬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也。”
直解
溺器，是便溺的净器。昶，是蜀主孟昶。太祖平蜀之后，见孟昶一个便溺的净器，是七样宝贝镶嵌的。太祖大怒，就命打碎之。说道：“器用贵贱，各有所宜。这溺器，是器之至秽至贱者，汝乃以七宝装饬，不知又用甚么样的器皿去盛贮饮食。似你这等暴殄天物，骄奢淫纵，不惟损一己之福，亦且尽百姓之财，如此而不灭亡，更待何时哉！”此可见亡国之主，与兴王之君，其奢俭迥别如此。大抵创业之君，生长民间，备尝艰苦，故能节用爱民，垂法后世。亡国之君，沉溺富贵，不知小民疾苦，纵欲自恣，而邪佞之臣，又往往阿意逢迎，导之以奢侈淫佚之事，卒之乐极生悲，民穷财尽，或自促其寿命，或复亡其国家。从古以来，兴亡之迹如出一辙，可不戒哉！
原文
春正月，太祖自闻蜀兵乱，凡使者至，各令陈王全斌等不法事，遂尽得其状，乃皆征还，以其初立功，不欲属吏，但令中书问状。全斌等具伏黩货杀降之罪。命责授全斌崇义节度留后，崔彦进昭化节度留后，王仁瞻为右卫大将军。以刘光义、刘廷让廉谨，并进爵秩。曹彬自蜀还，橐中唯图书衣裳。又能戢下，秋毫无犯，太祖深嘉之，以为宣徽南院使。彬辞曰：“征西将士俱得罪，臣何敢独受赏。”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惩劝，国之常典，又何辞焉。”
直解
宋时有宣徽院，设南、北二院使，总领内诸司及内侍之籍，盖贵近之职也。初全斌等平蜀之后，纵饮贪财，不恤军士，蜀兵因而作乱，两川之民争应之。全斌又诱杀成都降兵三万，众心愈益愤怨，蜀地几不可守。乾德五年春正月，太祖自闻蜀兵作乱，凡有公差从蜀中来的，都着他一一陈奏王全斌等不法的事情。于是尽得其罪状，乃皆召还京师。念其初立大功，不欲付法司究治，只教中书省宰相审问他事情的虚实。全斌等不能隐情，将贪黩财货、杀戮已降的罪名都招认了。太祖因他吐实认罪，又以其有大功，姑从轻处，降授全斌为崇义节度留后副都部署，崔彦进为昭化节度留后都监，王仁瞻为右卫大将军，于内有都部署刘光义、副都部署刘廷让，这两员将官廉靖谨饬，乃并升爵秩以奖之。又有都监曹彬，平素清介自持。诸将在蜀中多取子女玉帛，彬自蜀还，橐中惟图书、衣服而已，且能禁戢部下，所过秋毫无犯，太祖深嘉叹之，升为宣徽南院使。彬辞说：“臣与诸将同功一体，今征西将士皆得罪左迁，臣何敢独受上赏。”太祖说：“卿有平蜀大功，又不以此矜骄夸伐，与诸将贪肆的不同。一惩一劝，乃国家常典，何必以诸将之故而辞之。”竟不许。其后曹彬卒为名将。按征西将士，全斌为主帅，曹彬等副之，是全斌乃功首也。太祖于全斌则贬降而不顾，于曹彬则擢用而不疑，岂非以彬之廉谨有恤民之惠，而全斌之功，不足以赎贪酷之罪哉！《易》经上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太祖得之矣。
原文
春三月，征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昭素有学行，著《易论》三十三篇，学者多从之。太祖召见于便殿，年已七十余矣。令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则敛容对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证据，因示风谏微旨。太祖大悦，问以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爱其言，书于屏几。
直解
处士，是隐居有道之士。太祖开宝三年春三月，征聘河南处士王昭素为国子监博士。昭素为人，素有文学德行，精通易理，曾撰著《易经论说》三十三篇，一时学者多师事之。太祖闻其名，召见于便殿。此时昭素年已七十余岁矣。太祖命他讲解《易》经中乾卦，至第五爻辞，“九五飞龙在天”。“九”是阳数，“五”是君位，以九居五，是圣人为天子之象，就如龙禀纯阳之气，飞在天上，能兴云致雨，润泽万物一般。昭素讲到此处，就敛容正色而奏，说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为天子之事，乃援引古今之事，以为证据，因而寓讽谏的微意，以见天位至艰，君身至重，不可以不慎也。太祖大喜，就问他治天下与养身的道理。昭素对说：“治世莫如保爱万民，养身莫如寡省嗜欲。盖民为邦本，治天下者，必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使百姓安乐，则邦本宁固，而太平可保。故治世莫如爱民也。欲为身害，养身者，必爱养精神。凡一切伤生伐性之事，皆绝而不为，则身体康健，而寿命延长。故养身莫如寡欲也。”太祖爱他这言语切于实用，书写在屏风及几案上，以时时警省焉。然寡欲爱民，固皆致治之要，而寡欲一言，又为爱民之本。盖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人主多欲，则奸谀之徒，必巧为进奉。闾阎之下，必困于诛求，亏损德业，无甚于此者。故寡欲一言，不但可以养身，亦爱民治国之要也。
原文
秋七月，永宁公主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太祖谓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饬。”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浸广，实汝之繇。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主因侍坐，与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舆，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饬，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
直解
襦，即今之披氅。官家，是天子之称。肩舆，是抬的小轿。开宝五年秋七月，太祖的女永宁公主，曾穿一领贴绣铺翠的襦入宫中。太祖嫌其奢侈，向公主说：“汝可解此襦与我，自今以后，再不要如此装饬。”公主笑说：“此衣用得几多翠羽，却以为过费。”太祖说：“我之所惜者，不专为这件衣服。主家既穿此衣，宫中妃嫔及皇亲贵戚每见了，必都相仿效，所用翠羽必多，京城中翠羽之价必贵。百姓每逐利，见此物可以取利，必然都去捕捉那翠鸟展转贩卖。伤生害命，从此渐广，皆汝此衣有以致之，主罪过多矣。汝生长富贵，不知艰苦，当思人生福分有限，不可用尽，爱惜樽节，长得受用，岂宜造此恶业之端，自损己福耶！”公主乃惶恐谢罪。又一日公主侍坐于太祖之侧，与皇后同劝太祖说：“官家做天子日久，便受用些也不为过。岂不能用黄金装饬肩舆，乘以出入乎！”太祖笑说：“我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莫说肩舆，就将宫殿都以金银为饬，力亦可办。但思这财物乃是天下万民的膏血，我为天下主，不过为天下守此财物，以备缓急耳，岂可将来自己妄费，不顾天下利害乎！古人有言，人君置身兆庶之上，当以一人之勤俭，拊治天下，不当以天下之财力，供奉一人。苟专以自家奉养为意，则穷奢极欲，无所不至，民力必然耗竭，帑藏必然空虚。一旦天灾流行，民穷盗起，天下何所仰赖哉！此我所以不敢恣意妄费也。汝等当识此意，不可再以为言。”夫宫闱之好尚，系四方之观法，服饬无度，则天下化之，渐以成风，朴散实漓，民穷财尽，皆繇于此。其害不止于伤生折福而已。太祖身历艰难，不敢以一身之奉，竭天下之财，故其训戒于家庭者，最为激切。创业之君，其用心类如此，守成者所当时时警省也。
原文
九月，命曹彬帅师伐唐。初，帝屡遣使喻江南国主入朝，不至。乃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将兵十万以伐之。将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又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且以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杀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专任焉。
直解
唐，是南唐。五代之乱，有李昪者，据有江南地方，自称为南唐。传子及孙李煜，国势日削，贬号为江南国主。开宝七年九月，太祖命曹彬统领兵马以伐南唐。先是江南国主李煜稟奉宋朝正朔，太祖累次差人喻意，征他入朝，李煜拒命不至。太祖大怒，乃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官，潘美为都监官，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官，统兵十万以伐之。彬等辞朝将行，太祖戒谕之说：“江南军旅之事，一切都委任于卿，切不可恣为暴虐，杀掠生民，务要广布朝廷威德信义，使其自然归顺，不须急图成功，只务攻击也。”既又丁宁之说：“李煜无道，暴虐其民，我遣汝征之，本为救此一方人性命。城破之日，切不可杀戮平民。设使李煜不降，拥兵困斗，罪虽难赦，情亦可怜，则煜一门家口，务要保全，不可杀害。”太祖既嘱付曹彬了，又以一口剑授之，说道：“大将有权，然后朝廷恩威得行，今以此剑与你，凡副将以下，有不遵号令者，并许先斩后奏。”潘美等正是副将，闻之，皆悚惧失色，无不遵奉号令者。先是王全斌平蜀之时，纵兵掳掠，多杀生命，上每以为恨。以曹彬素性仁厚，故专任以江南之事焉。其后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李煜既降，待之极有礼。固彬之能奉行德意，亦太祖之仁恩及于无穷也。
原文
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曰：“尔谓为天子容易邪？早作乘快，误决一事，故不乐耳。”尝宴近臣紫云楼下，因论及民事，谓宰相曰：“愚下之民，虽不分菽麦，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虐，朕断不容之。”京城新宫成，御正殿坐，令洞开诸门，皆端直轩豁，无有壅蔽，因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矣。”
直解
太祖一日视朝毕，退坐于便殿中，怏怏有不乐之色，如此者久之。左右请问其故。太祖说：“汝等见天子尊荣，只说这皇帝是容易做的，不知为君者日临万几，事事当理，心里才放得下。朕早间临朝，有一事不及深思，乘着一时快意，轻率就处分了，遂致差误，即今悔之无及，是以不乐，可见做天子甚不易也。”太祖又尝宴近臣于紫云楼下，因论及民间疾苦的事，乃谕宰相说：“那田野小民，虽有愚蠢无知，不能辨菽与麦的，也都是朝廷的赤子。藩侯专制一方，民命所关，若不为朝廷抚字爱养，务行苛虐之政，严刑暴敛，使小民无所控诉，朕决当尽法处之，断不姑容也。”又京城宫殿新成，太祖御正殿坐，令前面洞开诸门，望之皆端直轩豁，无有壅塞遮蔽处。因谓左右说：“这门庭正直光明，容不得一些邪曲，恰似我心一般，少有一毫邪曲，人皆得而见之，无所逃蔽矣。”按太祖创业之初，忧勤惕励，惟恐一事之误，致万几之丛脞，一民之困，贻四海之怨咨，故其言之恳切如此。至于心无邪曲之一言，尤为知本之论，为事为民，皆繇此出，汉唐诸君所不能道也。其身致太平，而开有宋三百年之业，宜哉！
原文
又尝谓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为君，鲜能正心自致无过之地。朕尝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下无间言哉！”
直解
太祖又曾与宰相薛居正等说：“君心乃万化之原，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天下国家可理也。朕观自古为君的，少有能正其心，而自致于无讨之地者。朕为此故，早夜不宁，悚然畏惧，惟恐此心一为非僻所干，则救之无及，必乘其未发而防范之，恐此心一为嗜欲所蔽，则攻之甚难，必及其未行而窒塞之。欲以先正其心，立于无过，以庶几古帝王以德化人之义耳。若唐太宗天性高明，不护己短，受人谏诤之疏，虽至于直言相诋，以彰其失，也欣然受之而不愧耻，人皆称之。然以朕观之，与其既为不善而后更改，孰若防之于微，而不为不善，使上无失德，而下无间言，岂不更为胜哉！”盖人君一有过失，虽即改之，所损已多。唐太宗虽能改过，而不求无过，故太祖讥之如此。但人非圣贤，不能无过，喜闻其过，则其过将日寡矣。自谓无过，则其过将日积矣。夏禹悬钟鼓铎磬，以求四方之言而兴；周厉王使卫巫监谤，道路以目而亡。然则唐太宗之乐闻直谏，亦自不可及，此又明主之所当知也。
太宗
太宗皇帝，名匡义，是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原文
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宴贡士于开宝寺。帝思振淹滞，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及亲试举人，阅其十举至十五举者百二十人，并进士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诸科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其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又九经七人不中格，帝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皆赐绿袍靴笏，锡宴，自为诗二章赐之。
直解
宋初取士，有进士科，试诗、赋、论、策。有诸科，试九经、五经、开元礼、二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九件。以其各习一科，所以叫做诸科，皆一年一举。繇本州取送礼部，礼部考试中式者，列名放榜，赐及第出身有差。史臣记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初开科取士，诸贡士中式者，皆赐宴于开宝寺中。此时内外衙门缺官甚多，皆须选补，又恐士子有人在积滞，不得进用者，思振拔而用之，乃谕侍臣说：“用人之道，求之贵广，选之贵精，然不博求则无以为精选之地。朕欲广收天下才俊美彦之士于科场中，不敢望取拔十人，便有五人可用。只得十人之中，有一二真才实学替国家干事的人，亦足为致治之具矣。”至是，亲复试举人于讲武殿，阅贡籍，曾经十举至十五举者，得一百二十人，并进士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诸科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之部检阅其年深至十五举以上的进士，及诸科共得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同本科出身。又九经中有七人不中式，例该发回，太宗怜其久困场屋，老而无成，也都收录，特赐同三传出身。前此进士诸科，每一举总不过百人，这次所举共有五百余人，皆赐绿袍靴笏，赐宴于开宝寺。太宗又自为诗二章以赐之。恩礼之盛，前时所未有也。然此时当开国之初，在野贤才，未得尽用。故太宗广收博取，特加恩赐以宠异之，所以网罗豪杰，开其进用之路也。若承平日久，士习已定，则又当慎选举，精鉴别，以罗真材。傥令不中格者，皆得以淹滞见收，则滥进之门启，侥幸之途多，抡材取士之典轻矣！此又用人者所当知。
原文
初，太祖幸洛，张齐贤以布衣献策，条陈十事，内四说称旨，齐贤坚执以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还，语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张齐贤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辅汝为相也。”至是齐贤亦在选中，有司失于抡择，寘于下第，帝不悦，故一榜尽赐及第，特与京官通判。
直解
宋时以洛阳为西都，即今河南府地方。布衣，是白身无官职的人。先是太祖行幸洛阳，有个布衣之士，叫做张齐贤，献策于太祖。条陈十件事：一件伐北汉，以取并、汾；一件富百姓，以固国本；一件广封建，以藩本支；一件敦孝行，以广至德；一件举贤能，以备任使；一件兴太学，以养人才；一件亲籍田，以劝农桑；一件选良吏，以兴教化；一件惩奸恶，以正风俗；一件谨刑罚，以重民命。十事之中，太祖只取他四件事以为可行。齐贤固执，说他十事件件都好。太祖怒其不逊，令武士扯出去。及回銮到京，与太宗说：“朕昨行幸西都，他无所得，但得一个贤士，叫做张齐贤。此人有经济大才，但我要摧折他的英气，不与之官，留在他日，待你做皇帝时，可使辅佐汝做宰相，致太平也。”太宗牢记在心。到这年开科选士，齐贤也来应举。考官一时失于选择，将他名列于下等，不在取中人数。太宗见之不悦，特命一榜里面，不分上下，尽赐及第，故齐贤也得入选，又特与他做大理评事，以京官职衔通判衡州。宋时通判，职任最重。进士及第在高等者，乃得除授此官。张齐贤甲第在后，而选授独优。盖太宗遵太祖之命，欲大用之也。其后齐贤果能慷慨任事，为一代名臣，亦可谓不负所举矣。
原文
五月，吴越王钱俶以其地归，封俶为淮海国王。俶会陈洪进纳土而惧，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王，归其甲兵，求还。帝不许。俶乃籍境内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献之。帝御崇元殿受之。俶朝退，将佐始知之，皆恸哭，曰：“吾王不归矣！”帝以淮南节度管内为淮海国，封俶为王。俶弟仪、信并观察使，俶子惟濬、惟治并节度使，惟演、惟灏及族属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将校孙承佑、沈承礼并为节度使，赐赉待遇冠绝当时。
直解
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吴越王钱俶以其地来归。太宗诏封为淮海国王。史臣因叙说，钱俶之祖名钱镠，浙之临安人也。当五代时，起于贩盐，之有吴越之地，自称吴越王。传至钱俶，遇宋太祖之兴，俶知天命有归，遂称臣奉贡，执礼甚恭。然其土地尚未入于版图。至是来朝京师，适值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以漳、泉二州来献，俶心中恐惧，乃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王，纳其甲兵，求还本土。太宗初不许。俶乃造册开载所管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人，尽数献于朝廷。太宗嘉其诚款，特御崇元殿受之。初时俶欲纳土归顺，恐他手下的将佐不从，因此不着众人知道，只自以己意献上。及朝退，将佐始知之，皆恸哭，说：“吾王已委身于朝，自今不复归国矣！”太宗既受其献，乃以淮海节度所管地方为淮海国，改封俶为淮海王。俶弟仪、信并授观察使，俶子惟濬、惟治并节度使，惟演、惟灏及族属僚佐各授官有差。又推及其将校孙承佑、沈承礼并授为节度使。凡赏赐物件及接待礼貌都极其隆盛，冠绝于一时焉。按是时，宋一统之业已成，负固如北汉者，犹欲以孤垒自全，使王师累出，诛戮无辜。而俶独能保全一方，以归于宋，不致血刃，非但忠顺可嘉，抑亦有仁者之功矣。此史氏所以特书之欤。
原文
帝既还京，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张齐贤上疏，其略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谨之，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繇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所谓择卒未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而河北之民获休息矣。臣又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戎狄敛袵而至矣。”
直解
幽，是幽州。蓟，是蓟州。即今顺天府地方，此时为北虏辽人所据。太宗既平定天下，要复中国旧境，自将伐辽，为辽将耶律休哥所扼，不能成功。至是班师还京。一时献议者，皆言今中国士马方盛，宜及时进兵，急取幽蓟地方。张齐贤度量时势未可，乃上疏谏之。大略说：“圣人举事，动必求其万全。不敢侥幸以成功。故百战而百胜，犹为侥幸，非万全也。不若不战而自胜，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坐收其功。此为上策也。陛下若能重之谨之，忧勤图治，则国富兵强。在我者有余力，而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矣。自古边境之患，岂都起于夷狄也。多因边吏骚扰生事，致开衅端。若使沿边一带诸寨选用良吏，抚御有方，只教他高筑墩台，深掘濠堑，休兵息马，畜力养锐，以逸自处，而待敌人之劳，宁我致人，而不为人所致。这正是古人所谓：‘拣精兵，不如择良将，靠一己的膂力，不如集众人的谋勇。’能如是，则边方宁静，而河北之民可得休息矣。今乃计不出此，而欲与之角胜于疆场，幸功于难必，非所谓不战而胜，万全之策也。臣又闻之，天子以六合为一家，则当兼容并蓄，以天下为心，岂止于争尺寸之土以为广，角戎狄之势以为强而已哉！是故圣人之治天下，以保安人民为本，以制服夷狄为末。以中国为内，而务求安定；以夷狄为外，而听其自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图根本，爱养生民，而可以建太平之业者也。尧舜之道，岂有他术，只是推广此心之仁恩，以及于天下之民而已。其所谓推恩，只在安全而利养之，使无死亡穷苦之患。民既安利，则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远。戎狄之人自将慕德归义，敛袵而来朝矣。何用兴师动众以伐之哉！”齐贤此疏，可谓深知治本。惜乎太宗不能从，以致曹彬一败于岐沟，杨业再败于陈家谷。后虽悔之，亦无及矣。图边事者宜三复此疏焉。
原文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张齐贤、王沔同签署枢密院事。帝谓琪等曰：“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即无不治；谓为饬喜怒之具，即无不乱。卿等慎之。”又谓蒙正曰：“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言虽未必尽中，亦当佥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直解
参知政事，是下宰相一等，参预朝政的官。枢密院，是掌管军机戎务的衙门。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太宗以参知政事宋琪、李昉同平章事，知开封府李穆，翰林学士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右补阙张齐贤，大理评事王沔同佥书枢密院事。太宗既简用此数人，擢居要职，因谕宋琪等说：“自古君臣相与，莫不欲长治而无乱。然世之治乱无他，惟视庙堂之赏罚何如耳。诚能于有功者赏之，或厚或薄，各当其功，于有罪者罚之，或重或轻，各当其罪，则赏罚出于天下之公，人心自然悦服，而天下治矣。若以赏为饬喜之具，任着一时喜欢，即便行赏，不论他功之何如，以罚为饬怒之具，任着一时恼怒，即便行罚，不论他罪之何如，则赏罚出于一人之私，人心莫不愤怨，而天下乱矣。一赏一罚，关系之大如此。卿等职居政府，凡于赏罚之施，切宜详慎，不可徇私灭公，以为基乱之地也。”又谕吕蒙正说：“凡士当穷居未遇之时，见当世政务，有一差失，不合于理，即郁郁不满于心，思欲尽言而无其路。及列于位，居可言之时，得以献纳其可，替废其否，却又避讳不言，岂不自负其志？自今朝政有阙，卿等当竭其底蕴，为朕言之。所言的虽未必句句切中，亦可因而讲求，大家商议而改之，使合于道理。朕固不敢自负其崇高之位，使人隔绝而不言也。”夫上无鉴别之明，则赏日僭而刑日滥；朝无谏诤之士，则臣日谄而君日骄。国之祸乱恒必繇之。此太宗所以惓惓于诸臣也。然惟人主之心公，则臣下自不敢私，而赏罚必当矣；人主之心虚，则臣下自无所隐，而过失必闻矣。是又未可专责之臣也。愿治者宜加意焉。
原文
以吕文仲为翰林侍读，王著为侍书。帝勤于读书，自巳至申，然后释卷，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宋琪以劳瘁为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朕欲周岁读遍是书耳。”每暇日则问文仲以经义，著以笔法，葛湍以字学。
直解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以吕文仲为翰林院侍读，王著为侍书。太宗天性好学，勤于读书，每日自巳时朝退之后，即览观书史，直到申时方才放下书卷。又特诏开馆，命翰林学士李昉等，将前代书籍分类编辑为书，以资博识。书成叫做《太平御览》，总计一千卷。太宗自立书程，每日进读三卷。宰相宋琪恐诵读太勤，圣躬劳瘁，请少休息。太宗说：“朕每一开卷，便觉聪明启发，日有进益，心里喜好在此，自不知其为劳苦也。朕所以每日限读三卷者，欲以周年之力，读遍此千卷书耳。”其勤学如此。每于万几之暇，则问吕文仲以六经中有不通晓的文义，又问王著以真草篆隶等用笔之法，问葛湍以点画声音等字学之法。大抵人主之情，必有所好。或好酒色，或好狗马，或好田猎，或好游宴，或好财利，皆足以戕生伐性败德丧身。惟好读书写字，则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理。故自古英君圣主，莫不留意焉。宋太宗以创业之主，犹孜孜问学如此，况继体守成者，可不勉哉！
原文
雍熙元年春正月，诏求遗书。帝谓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乱之原，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帙尚多。”乃诏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之。繇是四方之书简出矣。
直解
宋时于禁中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叫做三馆。雍熙元年春正月，太宗性好读书，手不释卷，常以五代兵火之后，书多遗失，乃下诏求遗书于四方，因谓侍臣说：“自古及今君天下者非一人矣，其教化所出，必有个根本，治乱所繇，必有个原始，世远人遐，全靠那书籍上记载得明白，后世得以稽考，有所取法。若没了书籍，则于百世之下，虽欲知其本原，亦何从寻讨而取以为法哉！今三馆所贮之书，遗失者尚多，不足以备参考。这是国家一阙典。”乃诏募中外士庶之家，有以所藏书来献，多至三百卷者，特议纪录旌奖以酬之。其余三百卷以下，量其卷帙之多寡，分为等级，优加赏赐。若有爱惜珍藏不愿将书送官者，但借其书抄之，仍以原本发还。诏下之后，中外人家但有遗书者，都来献上。于是四方之书间出，而古今载籍尽归四库矣。大抵物常聚于所好。人主好珠玉，则珠玉至；好淫巧，则淫巧之物至。太宗好书籍而四方之书聚于册府，于以开一代文运之盛焉。可谓好得其正矣！
原文
三月以杨延庆等为知州。帝谓宰相曰：“刺史之任，最为亲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祸。昔秦彭守颍州，教化大行，境内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应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直解
刺史，即州太守。雍熙元年三月，太宗选择守臣，以杨延庆等十余人为各处知州。太宗因谕宰相说：“朝廷设官分职，本以为民。然惟刺史之任，与那百姓每最为亲近，必须有才力，有操守，实心爱民的，方为称职。傥误用不才的人，贪赃坏法，那百姓每被其虐害，负屈含冤，莫可控诉，其祸可胜言哉！昔后汉时有秦彭做颍州太守，他能兴利除害，为百姓造福，教化大行，致令所属地方，有凤凰麒麟、嘉禾甘露等诸般祥瑞，可见做好官的，上天也未尝不昭鉴也。”宋琪因奏说：“秦彭一太守耳，政善民安，天且应之以祥瑞如此。况于君天下者，若能奉天子民，使海内乂安，则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矣。岂止一郡之福而已哉！”夫天下郡县至多，民间利病朝廷岂能悉知。得一良牧则一郡生灵受其福，否则一郡生灵受其害，所系诚不小也。然须朝廷加意鼓舞，重循良之选，峻贪酷之罚，甄别不差，然后人人尽力。自古明君，未尝不操此术而治者也。图治者宜留意焉。
原文
以赵普为太保兼侍中，吕蒙正平章事，王沔参知政事，张宏为枢密副使，杨守一签书枢密院事。帝谕普曰：“卿勿以权势自骄，但能谨法度，举贤能，明赏罚，弭爱憎，何忧不治？卿勿面从，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卿其念哉！”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帝嘉其无隐。普开国元老，蒙正以后进同相位，普雅重之。
直解
太宗既复赵普相位，乃加普为太保兼侍中，又拜吕蒙正同平章事，与普共理机务，以王沔参知政事，召成都镇抚使张宏还京，为枢密副使，以翰林学士杨守一签书枢密院事。太宗谕赵普说：“凡人有权势的，不期骄而自骄。卿位极人臣，权势已盛，正宜持正守谦，慎勿以此骄恣。但能谨守国家法度，荐举天下贤能，明赏罚之典以布公道，克爱憎之私以定取否，则相业光明，人心悦服，天下何忧不治？至于朕之所行，或有未当，卿宜即时救正，不可面前曲从，以成朕过。古人爱其君，必欲使之为尧为舜，若其君不如尧舜，则引为己责而耻之。此正卿今日之事也。卿其念之哉！”此时吕蒙正同在政府，其为人质实厚重，宽大简默，时论翕然重之。平素以正道自守，不肯阿旨取容，遇国家政事，该说的便说，无所避讳。每论时政，或太宗不能听从，即再三执奏，反复明其不可，必求依允而后已。太宗见其无隐，每嘉纳之。当是时，赵普乃开国元老，勋名齿爵，举朝无与为比。蒙正以后进之士，同居相位，普绝无忌刻，常称他是台辅之器，甚加敬重，有济济相让之风焉。夫惟明君为能择相，惟大臣为能有容。太宗复相赵普，不忘耆旧，而又以蒙正之正直者参之，可谓善择相矣。普以开国元勋，推奖后进，略无嫌疑，有古大臣休休之度焉。其相与以致太平也不亦宜哉！
原文
夏四月，以张齐贤、陈恕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副使。初准为枢密直学士，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请复坐，事决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问以得失，众以天数对。准曰：“《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征，盖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顷之，复召问以不平状。准请召二府至而言之。于是以准为可大任，故有是命。
直解
淳化二年夏四月，太宗命张齐贤、陈恕为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院副使。先是寇准为枢密院直学士，一日尝奏事于殿中，准所言与上意不合。太宗恼怒而起。寇准就扯住太宗的袍服，请还御座，将所奏的事裁决停当，方才退去。太宗乃嘉奖之，说：“朕今日得寇准，就如唐太宗得魏徵一般。昔太宗每有阙失，魏徵即犯颜苦谏，虽遇太宗怒甚而神色不移。今准能直谏，亦朕之魏徵矣。”及是年天旱蝗起，太宗召近臣问以时政得失，众皆阿谀不敢正言，都对说：“是天数如此，不关人事。”独寇准奏说：“《周书·洪范》篇中论天人之际，有感必应，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无有差忒。今岁方大旱，论其征应，当是刑狱有所不平。盖匹夫含冤，上干天地之和，故致如此。”此时太宗常留意刑狱，每亲自审录囚犯，见说他刑狱不平，不觉发怒，起入禁中。少顷又召问准：“卿说刑狱不平，有何指实？”准请宣中书省、枢密院官到来，面陈刑狱不平之状。于是太宗以寇准忠实任事，可以大用，故有枢密副使之命焉。大凡人臣阿谀苟容者多，刚直敢言者少。此非独人才之难，亦上之人喜软熟而恶方正，以致如此。彼魏徵与寇准论事，常犯人主之怒，然二君皆能屈己以从之，故功烈垂于二代，俱称太宗，不亦宜乎！愿治之主，幸毋疏骨鲠之臣可也。
原文
夏五月，以张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帝谓侍臣曰：“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又曰：“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前呼后拥，延赏宗族，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以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帝然之。
直解
淳化四年夏五月，太宗以中书舍人张洎、职方员外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太宗因谕侍臣说：“翰林学士，地居禁近，职在论思，最为清要而贵重，非他官可比。朕今虽贵为天子，然常以不得做这官为恨。卿等须自己爱重，勉图称塞，不可徒取清华，致负此官也。”又说：“士在草野之中，与平民无异。一旦应举出仕，遭逢明时，致位通显，穿着朱衣，拖着紫绶，前徒呵呼，后人簇拥，又荫及其宗族子弟，并受国恩，书生之荣，可谓极矣。岂得不竭其诚悃以报知遇乎！”若水对说：“陛下所言，固是臣子之分，然臣之报君，实有不系于此者。彼恬退高洁之士，爵禄不入于心，虽宠之以名位，固不以是为光荣。秉忠守正之士，忠义根于天性，虽所遇有穷通，亦不以是而变其志操。一则不可以爵禄拘，一则不必以爵禄劝，可见爵禄者，乃上之所以厚下，而非下之所繇以为忠者也。如或以爵禄荣遇之故，然后效忠于上，则其心必不纯，其忠必不固，不过中人以下者之所为耳。岂可概望之诸臣乎！”太宗深以其言为是。然天性忠义不因爵禄而后劝者，上臣也，千百中无一焉。人君之治天下，如必待上臣而后任之，则天工之旷废者多矣。若水之言虽人臣自靖之道，而非明君驭下之术也。明主之所以驭臣，有德而后爵之，有功而后禄之，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而人臣之事君也，量能而后受官，度德而后居位，不以无德而尸位，不以无功而冒赏，斯百王不易之道也。
原文
夏四月，吕蒙正、柴禹锡、苏易简罢。蒙正在中书，帝尝欲遣人使朔方，谕中书选才而可责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许。他日三问蒙正，三以其人对。帝曰：“卿何执耶！”蒙正对曰：“臣非执，盖陛下未谅耳。”因称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同列竦息不敢动。帝退，谓左右曰：“蒙正气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称职。及罢相，判河南，日引亲旧于林园欢宴。政尚宽简，委任僚属，事多总裁而已。
直解
太宗至道元年夏四月，平章事吕蒙正、知枢密院事柴禹锡、参知政事苏易简俱罢相不与政事。史臣因记吕蒙正在中书为宰相时，太宗曾要遣人奉使于朔方辽国，谕宰相择群臣中素有才干，可使外国者以闻。蒙正因择一人，以其名奏上。太宗以为不称，不许。他日三次问蒙正，蒙正三次只将此人奏上，再不改易。太宗说：“卿何如此固执，全无变通耶！”蒙正对说：“臣非固执不通，盖因陛下未谅臣之心耳。”因备道此人素有才识，堪以奉使，除了此人，别的都不及他。夫人臣之义，当以忠诚正直事其君，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宁可一时违拂上意，不可误国家的大事。若谄媚邪佞，只顺着人主的意思，要用便用，要舍便舍，以求取悦于一时，万一举措失宜，误国偾事，则其罪愈大，此臣所不敢为也。此时同僚官，皆竦息畏惧不敢动。而蒙正慷慨直言，略无互回。太宗退朝，与左右说：“蒙正气量凝厚，真有担当，朕也及他不得。”既而竟用此人，果然称职。可见蒙正知人之明，与其谋国之当、事君之诚如此。及至罢相，以右仆射出判河南府。河南是蒙正本贯地方，每日只引亲戚故旧于林园之中，欢宴叙情。为政不务苛细，只尚宽大简易。择僚属中可用者委任以事，己则总裁其大纲而已。大抵天下之事当以天下之心处之，故委任贤臣，所以审图国是。若但以人主之意裁决，必不能尽究天下事理之极，虽揽独断之权，实生意外之虑矣。此吕蒙正不欲妄随人主意以误国事也。而其治河南，委任僚属，意亦如此。太宗始虽未谅，终至信服，亦可谓英哲之主矣。
真宗
真宗皇帝，名恒，是太宗第二子，在位二十五年。
原文
以张齐贤、李沆平章事，向敏中参知政事，杨砺、宋湜为枢密副使。齐贤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为志。尝从容为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适治道，则近之矣。”帝尝问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对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帝问其人。沆对曰：“如梅询、曾致尧辈是矣。”
直解
真宗即位之初，召刑部尚书知安州张齐贤还京，与参知政事李沆同平章事。又以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参知政事，工部侍郎杨砺、给事中宋湜为枢密副使。齐贤在相位，慷慨任事，有经济大略，每以大臣事君，经开陈善道，匡救过失，使其君为圣帝明王，方副其志。故尝于奏对之时，从容陈说古昔皇王之道，而又推本其所以然。如论政事，则推原其出政之本，论治化，则究极其致治之繇，以为必如此则合于皇王，不如此则否。真宗答说：“朕以为皇王之道，随时运用，非有定迹，但令事事都合于道理，无有差误，则不必拘泥陈迹，而自近之矣。”真宗又尝问李沆以治天下之道，何者最先。沆对说：“天下之治乱，系于用人之得失。而明主之所信任者，似在于老成端厚之士。有等虚浮轻薄新进喜事的人，本无经国之远识，而好为高论，以猎时名，本无任事之实心，而急于立功，以希速进。人君一或用之，则上伤国体，下坏士风，不至于乱天下不止矣。故惟不用此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乃第一要紧的事，不可不察也。”真宗因问在朝之臣谁是此辈。沆对说：“如户部判官梅询，粗有才辩，屡上书言西北边事，多不可行。户部员外郎曾致尧，性甚刚率，前后论列时政，语皆狂躁。如此辈者非议朝政，排间老成，正是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不可用也。”大抵英明之君多尚功利，而厌闻皇王之道，喜新进而惮用老成之人。不知皇王之道如五谷之养人，不可暂废。若功利，则不察正味而徒取适口，所损必多矣。老成谋国，如良医之治疾，先固元气。若新进则不辨脉理，而妄投药剂，其害愈甚矣。古今治乱之迹，皆原于此。张、李二臣之言，真可为万世法也。
原文
帝又语及唐人树党，遂使王室微弱，盖奸邪难辨耳。沆对曰：“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至如卢杞蒙蔽德宗，李勉以为真奸邪是也。”帝曰：“奸邪之迹，虽曰难辨，久之自败。”帝一夕遣使，持手诏欲以刘美人为贵妃。沆对使者引烛焚诏，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帝尝以沆无密奏，谓之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
直解
真宗一日又与宰相等论及唐时群臣，专树朋党，如牛僧孺、李德裕等，各相结纳以倾异己，遂使私议横行，王室微弱。盖正之与邪不容并立。正人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奸邪之人，心术诡谲，言语巧诈，最难分辨，故人主皆为所惑，以至于乱耳。李沆对说：“凡人诚伪分明者易辨，惟似是而非者难辨。巧佞之言，似忠而非忠，奸邪之言，似信而非信。如唐之卢杞，极是奸邪小人，乃德宗被其蒙蔽，深信不疑。常说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御史李勉奏说：‘人皆以为奸邪，而陛下不知，此卢杞之所以为真奸邪也。’繇此观之，奸邪益深，则情状益伪。若卢杞者，正所谓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者也。”真宗说：“奸邪之人，一时固难分辨，久之自然败露，岂终不可辨哉！”真宗一夕遣中使持御札，要将爱幸的刘美人立为贵妃。沆对中使就引烛将诏书烧毁，因附中使口奏说：“你只说臣沆以为此事不可行。”其议遂止。沆之持正不挠如此。真宗又曾以沆无机密章奏谕之说：“他人都有密启，卿独无有，何也？”沆对说：“臣幸待罪宰相，宰相当秉天下之至公，但有公事，则当于公庭言之，何用密启。凡人臣有密启者，不是谗毁群僚，即是佞谀主上，非公言也。臣尝恶此等人所为，岂可效尤乎！”盖人臣事君之道，莫贵于正直，而罪莫大于奸邪。凡阿意以养人主之欲，私交以结人主之心，既非正直之为，是即邪佞之渐也。今观李沆之事，真有正直大臣之风矣。然真宗能不以房闼之爱而违宰辅之言，岂不亦守成之令主乎？宜为史氏之美谈也。
原文
以寇准为三司使，陈恕罢。恕久领三司。帝初即位，常命条具中外钱谷以闻。恕久不进，屡诏趣之。恕对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也。”帝嘉之。
直解
三司使是总管盐铁、度支、户部三衙门钱粮的官。真宗以工部侍郎寇准为三司使，命三司使陈恕罢任。史臣因叙说陈恕在太宗时领三司事十余年，阅历既深，经理益密，国家财用甚赖之。真宗即位之初，尝命他开载中外衙门钱粮数目来看。恕久不进上。真宗屡有旨催促他上紧进来。恕乃对说：“臣非敢故违明旨，但以陛下年龄正盛，志意或未收敛，德性或未坚定，若知道府库充实，只说这钱粮是容易来的，便不肯省费节用，凡声色、狗马、土木、甲兵，一切奢侈之心都从此而起，伤生伐性，劳民病国，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敢进也。”真宗知其忠爱恳切，深嘉纳之。大抵人主之心，常忧不足，则不期俭而自俭，一恃有余，则不期侈而自侈。侈心一生，如火之始然，难于扑灭。奸邪之臣，又从而导之，不至于燎原不止矣。真宗初嘉陈恕之言，后为丁谓、林特等争上会计录，而天书、封禅之事，遂纷纷不已，率如陈恕所虑。可见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而明君自治，当谨其微也。愿治者宜加省焉。
原文
秋七月，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卒。时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参知政事王旦叹曰：“我辈安得坐致太平，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旦以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帝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于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直解
旰，是日暮。真宗景德元年秋七月，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卒。史臣记李沆为宰相时，正当契丹入寇，西北边用兵，庙堂之上，调度兵马，处置钱粮，匆忙多事，或自朝至于日暮，才得退食。参知政事王旦叹说：“我辈生当此时，受这等劳苦，不知何时得坐致太平，而忧游无事耶！”李沆说：“人情处安乐则肆志，遇忧勤则小心。今边境未宁，君臣之间，有些小忧患勤苦之事，足以警戒人心，使不溺于晏安。此正国家之福。夫外宁必有内忧，他日若四方宁静，国家无虞，朝廷之上，未必不别生事端。那时方以为忧，而未可以为乐也。”王旦闻李沆之论，心中不以为然。李沆又每日将四方水旱盗贼事情，奏之于上。王旦以为人主总揽天下之大纲，其余琐碎的事不必一一烦渎圣听。李沆答说：“圣人戒于方盛之时，人主当防未萌之欲。今主上年方幼冲，涉历未久，那黎民百姓，或匮于饥寒艰窘，或苦于盗贼纵横，或因粮差繁重，不得安居，或被贪官污吏，科敛剥削，种种苦情，无繇上达。我等辅弼之臣，正当随事奏闻，使朝廷备知小民之劳苦，而不敢恣为逸乐之计。不然，则春秋正富，血气方刚，不留意于淫声美色，与夫狗马射猎之事，则将起土木之工以广宫室，兴甲兵之役以要边功，亲祷祠之事以奉鬼神，无所不至矣。我年已老，不及见此，此乃参政他日之忧，不可不豫为之虑也。”李沆此言，可谓深于爱君矣。未几，真宗与契丹讲和，天下无事，果然崇奉道教，信惑天书，而土木祷祠之事，纷然并作。王旦乃追思其言，叹说：“李沆能见事于未来，真圣人也。”向使真宗能存心于天下，防欲于未然，则沆之言不验，岂非真宗之福哉！明主抚盈成之运者，宜慎保此心，如朽索之驭马，加志穷民，如痌瘝之在身，然后可免于他日之忧，而长享太平之福也。李沆之言，真千古之明戒哉！
原文
丁谓与寇准善，准屡以谓才荐于沆。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沆又尝言：“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行一事，即所伤多矣。”
直解
史臣又叙李沆的事说，初沆为宰相时，有知制诰丁谓者，奸邪小人也。素与寇准厚善，而准不知其奸，常在沆前荐举他，说他有才能，可大用。沆终不用之。准问其故。沆答说：“朝廷任用大臣，必先德望，不但取其才而已。若丁谓之为人，可使之居于人上乎？”准心中不以为然，答说：“如谓这等才能，今日虽不用他，后必有用之者。相公终能抑之使久居人下乎？”沆笑说：“公若用此人，他日败坏国事，必然后悔。那时当思吾言之不妄也。”沆又尝自说：“我为宰相，当国家重任，无可补报，只于中外群臣上本条陈利害的，一切报罢，不曾举行，此则可以少报国恩耳。盖朝廷制度皆繇祖宗经画，所以防制天下之利害者，已纤悉具备，不可复加矣。今日只宜守而勿失。若或轻听人言，纷纷举措，则变乱成法，百弊丛生，利未及见，而害已随之，所伤者多矣。此吾所以少补于朝廷者也。”其后寇准不听李沆之言，举用丁谓，同居相位。而谓以奸邪误国，准亦被其谗害。自真宗之后，朝廷之上，议论繁多，人主不能主张。每有一事，甲可乙否，朝更夕改，以致政事纷乱，国势衰弱而不可复救，皆如李沆之言。夫以丁谓之奸，寇准犹不能识，而沆独知之，可谓明矣。至于祖宗制度，每因喜事者好为条陈，以博声誉，庙堂或不深察而遽行之，又或心知其未当，而姑以徇之，则倏行倏罢，意见横出，不至于荡灭成法不止矣。故省议论者，尤第一要义。李沆之言，真可为相天下者之法也。
原文
沆尝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及卒，帝惊恸，谓左右曰：“沆为大臣，忠良纯厚，终始如一，岂意不享遐寿耶！”沆性直谅，内行修谨，居位慎密，不求声誉。遵法度，识大体，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终日危坐，未尝跛倚。治第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则已宽矣。”
直解
跛倚，是一足偏倚。太祝、奉礼，都是太常属官。宋时大臣荫子，多授此官。《宋史》又记李沆暇时，常诵读《论语》。或人问说：“《论语》乃浅近之书，看他何故？”李沆对说：“我官居宰相，宰相之职，当使朝廷政事件件修举，天下百姓人人得所而后为称。且如《论语》中有两句说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朝廷之上，冗费尚多，财用缺乏，是我不能节用也；闾阎之间，差繁赋重，百姓愁苦，是我不能爱人也；一切不时的工作妨害民事者，往往有之，是我不能使民以时也。只这两句书，我尚不能行，何况其他。可见圣人之言，看着容易，做着实难，虽终身诵法之可也。岂可忽哉！”及是年沆卒，真宗闻之，震惊哀恸，与左右说：“沆为国大臣，心性忠良，器宇纯厚，又且终始如一，不改其节。朕倚毗方殷，岂意不享遐寿耶！”其悼惜之如此。李沆为人，天性直谅不欺，内行修谨，少有过失。凡事谨密，绝无疏漏。所行务实，不求声名。遵祖宗法度，不为更张。识国家大体，不为苛细。奉公守法，直道而行，人不敢以私事干他。每公事既毕，退回私宅，则终日正容高坐，未尝懈怠而偏倚。尝盖造住宅一所，在封丘门内，规模狭小，厅事前空地，仅可牵马转身而已。或言其太狭。沆笑答说：“宅第当传之于子孙，不止为一时之计。若论今日，这是宰相的厅事，诚为窄狭。若论传之子孙，他每的官，不过是太祝奉礼而已。有此厅事，已是宽了，岂可以为狭乎！”其遗子孙以俭朴如此。大抵古今名臣，所以能建立大功者，只是一个真实之心。实心为学，只一部《论语》，而其用无穷，不必记问之博；实心为政，只谨守法度，而其利无穷，不必可喜之功。至于不求声誉，人莫能干以私，尤正己格物之本。盖不徇名，则事皆当理而无违道干誉之病；不受私，则所行至公而无偏党颇僻之愆。宋之贤相当以李沆为第一，后世所当法也。
原文
闰九月，契丹主侵定州，遂次于望都。契丹主奉其太后南下，命统军使萧挞凛攻威虏顺安军，魏能、石普败其前锋。又攻北平砦，田敏等击走之。又攻保州，皆不利。乃与契丹主合众攻定州，王超拒之于唐河。契丹遂驻师阳城淀。然每与宋师遇战小却，即引去，倘佯无斗志。寇准闻之，曰：“是狃我也。请练师命将，简锐捷，据要害，以备之。”会降将王继忠以书诣莫州部署石普，言契丹欲讲和。普以闻于朝，朝臣皆以为不可信。毕士安曰：“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甚得志，阴欲引去，又耻无名，此请殆不妄。继忠之奏，臣请任之。”于是帝手诏谕继忠曰：“朕岂欲穷兵，惟思息战，如许通和，即当遣使。”
直解
定州，即今真定府所属定州。望都，即今庆都县。保州，即今保定府。莫州，即今任丘县。皆宋时边境也。景德元年闰九月，北虏契丹侵犯定州，遂引军径入，屯于望都。契丹自奉其母萧太后南下，而命统军使萧挞凛分兵攻威虏地方。顺安军钤辖魏能，与副都总管石普出兵御之，败其前锋萧挞凛。又攻北平砦，总管田敏等又击走之。又攻城益急不得利，乃与契丹主合兵攻定州。都部署王超拒击之于唐河地方。契丹驻师于阳城淀。虽说内侵，然每与宋师遇合战，若小却，便引兵而去。其迹倘佯宽缓，无苦斗之志。寇准闻而疑之，说道：“贼兵深入而不决于一战，是欲使我狃于小胜，志骄意懈，然后乘我之不备也。请练兵命将，简选果锐劲捷之兵，据要害之地以备之，毋堕其计。”适有契丹降将王继忠以书送莫州部署石普，说契丹本无斗志，只要与宋讲和。普以其言奏闻朝廷。朝臣皆以契丹多诈，不可信。独宰相毕士安奏说：“臣尝得契丹降人，说契丹虽深入，屡经挫衄，不甚得意，阴欲引归，又无名色，自以为耻。繇此观之，则讲和之请，似有可信，殆无他计也。继忠之奏，臣请以身任之。”于是真宗手书诏旨谕继忠说：“朕方爱养元元，岂欲穷兵，惟思息战。如契丹果欲讲和，出于至诚，朕即当遣使通好，以定盟约，毋徒苦天下百姓也。”按宋之和议始于此时。真宗不忍生灵之困，而姑听其和，未为不可。但当时契丹拥兵南下，深入内地，以求关南地为名，实袭耶律德光割地于石晋之余策，岂是委心求和者。若真宗能用寇准之言，命将简锐与之一战，未必不胜。胜而后与之和，则制和在我，而其体常尊。乃不知出此，而幸契丹之许和，至与之盟于城下，输岁币以奉之。其后岁币愈增，国势愈弱，而靖康之祸，所繇基矣。夫中国之于夷狄，必握其机而制之，可战可和，而不失中国之尊，斯久安长治之计也。
原文
十一月，契丹主侵澶州，帝自将御之。时契丹败宋师于洺州，破德清军冀州，遂次于澶渊北边。书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骇。寇准不发，饮笑自如。帝闻之大骇，以问准。准对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耳。愿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准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毕士安力劝帝如准所请，帝乃议亲征。
直解
澶州，即今大名府开州。洺州，即今广平府临洺关地方。冀州，即今真定府冀州。景德元年十一月，北虏契丹，入犯澶州。真宗从寇准之谋，亲将兵以御之。史臣叙说，时契丹入寇，已败宋军于洺州，又攻破德清军于冀州，遂引军深入，屯于澶渊地方。北边声息紧急，一夜之间，凡五次飞报至，中外人心俱惊惶震骇，而宰相寇准不将警报传发，但饮酒欢笑，无异平时。真宗闻之，怪宰相不以边事为急，大骇异之，因召问寇准。准对说：“臣料契丹此来，其兵易破，陛下若欲剿除此虏，不过五日而已。但须陛下亲幸澶州，庶可成功耳。”同僚官闻准劝上亲征，皆畏惧不敢赞成，欲退班出朝。准留住同僚，令即候圣驾兴发。真宗以为难，要且还宫中。准奏说：“陛下若入宫，则臣不得进见，而亲征之策不成，天下大事从此去矣。请勿还宫，即刻起行，乃为御虏上策也。”宰相毕士安亦以准言为是，力劝真宗依准所奏。真宗于是始议亲征焉。盖用兵之道，当以气胜。真宗此时若不亲征，则我师之气不振，而虏之势愈张。寇准料之已熟，故决意劝帝亲征也。
原文
召群臣问方略。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帝以问准，准心知二人之谋，乃阳为不知者，曰：“谁为陛下画此策，罪可诛也。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敌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乃决计幸澶州。二人繇是怨准。庚午，发京师，准命朝士出知诸州，皆于殿廊受敕，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库皆财，不责汝浪战。但失一城一壁，当以军法从事。”钦若多智，准惧其妄有关说，疑沮大事，出钦若知天雄军兼都部署。契丹至城下，钦若闭门，束手无策，修斋诵经而已。时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
直解
临江，即今江西临江府。金陵，即今应天府。阆州，即今四川保宁府。珥是日旁的气，如耳环之形，所以叫做珥。真宗因契丹侵犯澶州，欲从寇准之言，将议亲征，乃宣召在廷群臣，问以方略。有参知政事王钦若，是临江人，与金陵相近，因请真宗幸金陵以避虏。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阆州人，与成都相近，因请真宗幸成都以避虏。这两人都顾念私家，不论朝廷利害。真宗心里疑惑，乃以其谋问于寇准。准心知是王钦若、陈尧叟二人之谋，只装做不知，对说：“这是谁人为陛下画此计策，据其误国之罪，真可斩也。夫陛下以神武驭世，将臣同心协和，愿效死力。若大驾一出亲征，敌必畏惧威灵，自然远遁。若不遁去，我则相其机宜，或用奇兵，出其不意，以挠其谋，或坚守城郭，不与之战，以老其师。战守皆繇于我，彼处其劳，我处其佚，以佚待劳，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宗庙社稷，欲幸楚蜀远地，大驾一动，则各处人心，都慌张无主，崩离溃散。敌于此时乘势长驱深入内地，天下岂复可保乎？”真宗见其说得明切，乃决计幸澶州。然王钦若、陈尧叟不得行其谋，则深怨寇准矣。庚午日，真宗驾发京师，准命在朝官员有才力者，出守诸州要害，都到殿廊领敕，因戒谕之说：“汝等莫愁无兵，百姓每都是兵，任汝选练。也莫愁无财，府库中都是财，任汝支使。朝廷只要保守地方，不责汝出兵浪战。但失了一城一壁，即以军法处治，决不轻贷也。”钦若为人诡谲多智，准恐其在朝妄有陈说，疑沮大事，乃出钦若知天雄军，兼都部署。契丹军马至天雄城下，钦若闭门束手，无计可施，只是修斋诵经，祈天保佑而已。小人遇事不能担当如此。时司天监奏言：“日边有晕如耳环一般，黄气周围充塞。据占法，虏当不战而却也。”其后车驾渡河，虏气遂夺，不待接战而和议已成，果如司天之言。
原文
帝次于澶州，暨契丹平。帝在道，适苦寒，左右进貂裘。帝却之曰：“将士皆然，朕安用此耶！”壬申，契丹兵直犯前军而阵，未接战，萧挞凛出按视地形，时威武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发矢中挞凛，死焉。契丹主大惧，欲引去，而宋师数十万方至，繇是和议益决。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见契丹军势甚盛，众请驻跸。寇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众议皆惧。准力争之不决，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于屏间，谓曰：“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乃复入，琼随立庭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陛下若不过河，百姓如丧考妣。”冯拯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虏骑充斥如此，君何不赋一诗退虏耶！”即麾卫士进辇。
直解
真宗从寇准之策，亲至于澶州，遂与契丹讲和。史臣叙说，真宗既发京师，在中途偶苦寒冷，左右进貂裘。真宗不用，说道：“今从征将士都冒寒远行，朕安可独尚此裘耶！”其体恤将士如此。壬申，契丹兵恃其强，直犯前军，排列阵势，尚未交战，契丹统军使萧挞凛，出马看视地形，时威武军头张瓌管守床子弩，见挞凛来，发弩放箭，正中挞凛而死。挞凛有机勇，契丹主甚倚赖之。见其死，大惧，欲引兵北归。而宋朝各处兵马数十万方至。彼气既夺，我势益张。繇是契丹求和之议益决。丙子，众请上暂且驻跸。寇准再三奏请说：“陛下亲帅六师，而畏虏之盛，不敢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名而决胜策也。”众人皆惧，莫敢劝行。准尽力争之，不能决，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于屏前，与之说：“高太尉，你受国厚恩，享此高爵，今日事势紧急如此，亦思有以报国家否乎？”高琼对说：“琼一介武夫，惟愿捐躯效死，以报国家。”准乃又入奏请。琼即随入，立于庭下。准大声奏说：“陛下若不以臣言为是，何不试问老将高琼等，当过河否。”琼即仰奏，说：“准所言极是，陛下若不过河，则将士之战不力，百姓无所归命，就如丧父母一般了。”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在旁，以琼言为非，遽呵止之。琼发怒说：“你等平日不过会做些文章，以此致位两府。今虏骑充塞如此，君何不赋一首诗以退虏骑耶！今当用武之时，文章何用？高琼保任寇准之策，定不差也。”于是真宗之意乃决。高琼就指麾护卫军士，进辇渡河。此时若非寇准决策，高琼力赞，则真宗未必就肯渡河。天下事尚未可知矣。
原文
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诸军皆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气夺。帝悉以军事付寇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畏悦。已而契丹数千骑来薄城下，迎击，斩获大半，乃引去。帝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知制诰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是，吾复何忧！”
直解
真宗既至澶州，因高琼力赞寇准之议，遂进辇渡河，御北城门楼上。远近望见乘舆伞盖，知天子果然亲征，诸军皆踊跃奋励，欢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为之惧而夺气。真宗把一应军中的事，尽付与寇准，准承制得专决机务。凡发号施令，都明爽严肃，士卒无不畏惧悦服者。既而契丹遣数千骑来逼近城下，看我军动静。准令出军迎击之，斩获其太半。贼遭挫衂，乃引去。真宗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镇守调度从容。使人到准处审看准做些甚事。准方与知制诰杨亿饮酒博戏，歌谑欢呼，如无事一般。真宗乃大喜，说：“准当兵事匆遽之时，从容闲暇如此，必有万全之谋矣。朕复何忧哉！”盖准审势度时，已有胜算，且欲慰主上之心，安三军之志，而阴夺敌人之魄，故处之泰然如此。其识量宏远，出于寻常万万矣！
原文
戊寅，曹利用自契丹还，言契丹欲得关南地。帝曰：“所言归地事，极无名。若必邀求，朕当决战。若欲货财，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宜许之。”准不欲赂之以货财，且欲邀其称臣，及献幽蓟之地，因画策以进曰：“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准盖欲击之，使只轮不返。帝方厌兵，乃曰：“数十年后当有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被困，姑听其和可也。”准尚未许。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飞龙使韩杞持书来请盟。准不从。会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乃许其成。复遣曹利用如契丹军议岁币。帝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准闻之，召利用至幄，谓曰：“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竟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定和议。南朝为兄，北朝为弟，交誓约，各解兵归。自是南北弭兵，寇准之力也。
直解
关南地，是瀛、莫二州，即今河间府所属地方，晋石敬瑭割以与契丹。至周世宗伐契丹，取之，复归中国。契丹入寇，正欲得此地。又通书议和。真宗遣崇仪副使曹利用奉书往报之。至是十一月戊寅，利用回朝，说契丹要得关南地以和。真宗说：“这地是祖宗所传之地，岂可弃割。彼欲得之，极为无名。若必邀求不已，朕惟有决战而已。若欲货财，昔汉文帝尝以玉帛赐单于，有此故事，宜可勉许。”寇准以为，虏气已夺，我战守之力有余，岂可赂以货财，示之以弱。彼若欲求和，则令称臣于我，及献还中国幽州、蓟州等地，方可许之。因画计以进，说：“必如此而后可保国家百年无有边患。不然，则今日虽和，不过数十年之后，虏且生心，窥伺我动静矣。”盖是时，虏深入吾地，食尽兵疲，而我兵四集，士气正倍，准欲合兵击之，尽歼其众，使其只轮不返。而真宗素无远略，方厌兵革之苦，乃谕说：“但保今日无事，数十年后，另有人出来打御他。朕不忍驱民于战，使生灵被困，且许其和可也。”然准意尚未之许。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其飞龙使韩杞，持书来求盟。准不从。适有谗谮寇准，说他幸国家用兵，以专权取重者。准恐获罪，不得已，乃许其和。又遣曹利用往契丹军中，定议每岁币帛之数。真宗谕说：“若契丹贪求无厌，你不得已，虽以百万许之亦可。”准闻之，私召利用到己帐房中，与之说：“你虽奉有圣旨，许他百万。然虏情无厌，事当慎始。汝须加忖量，若所许过三十万，我斩汝矣！”利用奉命而往，竟许他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而定和议。称宋朝为兄，契丹为弟，交写誓约文书，各罢兵而息。自此之后，南北兵息，天下无事，乃寇准劝上亲征之力也。按当时寇准之意，专主于战，真宗之意，专主于和。寇准岂不知战为危事。盖战胜而后与之和，则制和在我，而和可久长。惜乎！真宗仁而不武，遽许之和。其后岁币日增，而国势愈弱，至于靖康，竟有北狩之祸，一如准之所料。故御虏者，必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长策，此不易之论也。
原文
春二月，寇准罢。准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目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耳。”自澶州还，颇自矜其功。帝亦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繇是帝顾准浸衰，竟罢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
直解
例簿，是升官的资格簿。陕州，即今河南陕州。景德三年春二月，寇准罢相位。史臣叙说，寇准为宰相，其用人只论才品，不拘资次。同僚以为非旧规，颇不喜。一日推升官员，同僚将眼觑着该吏，教他将升官例簿送看。准说：“宰相以进退人才为职。知其贤，即当进之，知其不肖，即当退之，何必拘例。若不论贤否，只照旧例，挨次进用，则不过一掌案书吏之事耳，又安用宰相乎？”准澶渊回还，自以为有退虏功，颇露矜夸之意。真宗亦因澶渊之功，待准眷顾隆重。一日朝罢，准先退，真宗以目送之。钦若在旁，心生嫉妒，因进说：“陛下敬重寇准，将谓其有安社稷之功耶？”真宗说：“果然。”钦若奏说：“陛下但知准有退虏之功，不知准有辱国之罪。昔春秋之时，楚人伐绞，兵临其国，绞人降服。楚人与之盟于城下而舍之。《春秋》以绞人不能御敌，特书以耻之。澶渊之举，正所谓城下之盟也。夫小国之于大国，势力不敌，故为此乞哀求和之举。今以堂堂天朝，乃亲屈万乘之尊，与虏人盟于城下，是《春秋》之所深耻也。而陛下乃以为功乎！”于是真宗愀然变色不乐。钦若又乘机进说：“陛下曾闻赌博之事乎？赌博者，输钱将尽，无计可施，则尽其所有之钱，出与之博，以侥幸于一掷，这叫做孤注，为其输赢只此一举，更无第二着也。今澶渊之举，准不能别出方略，遽欲圣驾亲征，万一不利，臣不知准再有何法可支。是准以陛下万乘之主，作一孤注耳，岂不危哉！”真宗中王钦若的谗言，繇是眷顾寇准之意，渐见衰薄，竟罢准相位，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大抵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况功高则忌者愈深，宠盛则间者愈密，自非明君，鲜有不为所惑者。钦若之于真宗，既援《春秋》之义以愧之，又举孤注之喻以危之，其言若切于事情，使听者不觉其易入。此小人之所以可畏也。真宗不能深察，而轻弃社稷之臣，其亦不明甚矣。
原文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书见于承天门之鸱尾，大赦改元。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为辱，居常怏怏不乐。王钦若度帝厌兵，因谬进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然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沉思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喻以圣意，宜无不可。”乃乘间为旦言，旦黾勉从之。
直解
鸱尾，是屋上兽头。封，是加土。禅，是筑坛。泰山，是东岳。世言古之帝王，致治升平，则加土筑坛于泰山上，祭天以告成功。然此皆秦汉之后怪诞不经之说，非实事也。黾勉，是勉强的意思。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书降于承天门之鸱尾上，大赦天下，改元为大中祥符。先是真宗听王钦若谗谮寇准之言，深以澶州城下之盟为耻，每常间怏怏不乐。王钦若欲逢迎取宠，揣知真宗厌兵，却故意进说：“陛下既追悔澶渊之盟，何不用兵攻取幽蓟地方，以洗雪前耻？”真宗说：“河北生灵自讲和以来，才免于兵革之苦，朕安能再用兵耶？卿可更思一策。”钦若乃进说：“今惟有修举古帝王封禅泰山之礼，见得皇穹恩眷，天下太平，用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而洗雪澶渊之耻。但自古封禅者，必得天降祥瑞，希世绝伦不易有之事，乃可举行此礼。然上天祥瑞，岂可必得。前代人君也有将人力假做出来的。惟在人主先自深信而尊奉之，以明告天下，则天下的人，便道真是天降的祥瑞了。”真宗心知其非，而不能自断，沉思久之，乃说：“王旦每事持正，得无以为不可乎？”钦若又说：“臣请喻以圣意，旦宜无不可。”钦若乃乘旦空闲，具言其事。王旦知上意难回，遂不敢谏，而勉强从之。繇是天书封禅之事成矣。按当时澶渊之盟亦未为失策。真宗若能修德自强，选将练兵以待敌人之衅，则故地可复，契丹可图，岂止雪澶渊之辱而已乎！不知出此，而听小人之邪说，为矫诬上天之事，垂之史书，遗笑千古，岂非后世之永鉴哉！
原文
乙丑，帝谓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适睹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盖所降之书也。”王旦等皆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付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缄书甚密。其书黄字三幅，词类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论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帝复跪奉，韫以所缄帛，盛以金柜。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等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瑞矣。独龙图阁待制孙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默然。
直解
星冠绛衣，是道家的冠服。老子姓李名耳，即孔子所称老聃，著《道德经》五千言，盖道家之宗也。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日，真宗既用王钦若之言假造天书，欲以夸示天下，乃谓群臣说：“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时，方欲就寝，忽宫中光曜满室，见一神人，戴着星冠，穿着绛衣，来告朕说：‘上帝见今治化隆盛，将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以示眷异。’此神人传上帝之命以告我也。今日果见皇城司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绢一段，曳系于鸱尾之上’，必是天所降之书也。”王旦等都迎合上意，遂率群臣称贺。真宗即步行到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登屋取天书，恭奉以下，王旦遂跪捧而进。真宗再拜受之，付陈尧叟拆封。其黄绢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是说太祖姓赵，起于宋地也。“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是说以天下神器付于后人，当守之以正也。“世七百，九九定”，是说国祚绵远，传之无穷也。其书缄封谨密，书上有黄字三幅，词语似老子所著《道德经》。初一段说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绍述先世之业。次一段教真宗清净无为，简默俭约，以崇尚老子之术。末一段述宋家世祥久远之意。此即所谓天书三篇也。陈尧叟宣读讫，真宗又跪捧尊藏，仍将绢帛包裹，以金柜盛之。天书既成，钦若之计得行。陈尧叟等又援引经书所载祥瑞之事，附和其说，以阿奉上意，于是中外臣民揣知朝廷之意，争言祥瑞矣。独有龙图阁待制孙奭奏真宗说：“祥瑞之事，本不可信。况天书尤为无据。以臣愚所闻，孔子有言，天何言哉？既不能言，岂有书也？”真宗不能答，为之默然。夫自古言祥瑞，未有若天书之妄诞者，此虽庸愚之人，莫不窃笑，而在廷群臣，相率附和，无一能救其失者，独孙奭能言之。可见人臣容悦者多，正直者少。君心一有所惑，则谄谀四至，日陷于非而不自觉矣。岂非明主所宜深省者哉！
原文
八月，以王旦兼汾阴大礼使。时将有事汾阴而岁旱。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陈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毕东封，又议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谨之意。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奸臣以先帝尝停封禅，故赞陛下以继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乃卑辞厚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縻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臣侥幸之资，此臣所以长叹痛哭也。”时群臣争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不可惑。夫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陛下何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从。
直解
汾阴，是地名，在今蒲州荣河县。汉武帝尝亲祀后土于此。继迁姓李，累世据银、夏等州。太宗时纳款，赐姓名为赵保吉，授以官爵，未几复叛，为西边患。大中祥符三年八月以宰相王旦兼汾阴大礼使。时真宗将祀后土于汾阴，适值岁旱。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谏之，历言其不可者十事。且说：“陛下才完东封泰山之事，又讲西幸汾阴之礼，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谨巡幸之意。盖先王凡有征行，必先于五年前占卜吉凶。五年五卜皆吉，然后行，不吉，则不行，其谨如此。今国家营缮土木之功，连年不止，而各处水旱为灾，饥馑甚多，乃欲劳民力以事鬼神。鬼神有知，必不享矣。”奭又上疏，说：“今在朝奸臣，因见先帝曾停止封禅，便说先帝有此志而未成，故赞陛下以继承先志。此言似是而实非也。昔先帝尝欲北伐辽以平幽、朔，西灭李继迁，以取银夏等州。今在朝诸臣，并不曾有献一谋，画一策，以赞陛下继承先志者，而乃使国家卑其言辞，厚其岁币，以求和于契丹，蹙小疆土，羁縻官爵，以姑息于保吉，不念主辱臣死之大义，而视为空言，不畏诬下罔上之大戒，而反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艰难创造之业，为奸臣侥幸富贵之资。君臣若狂，国家将乱，此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时群臣又争献祥瑞。奭又上疏，说：“今人臣相率欺罔，阿意取容。虽野雕山鹿之微物，亦称为珍禽，而形之奏简；秋旱冬雷之异事，乃反谓瑞应，而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耶？则天居高听卑，不可以欺。将以愚下民耶？则民至愚而神不可以愚。将以惑后世耶？则人心是非昭然，不可以惑。大凡国将兴，则人君听察于民，用舍好恶，惟民是从，故事皆得其当而兴；国将亡，则人君听信于神，不务修德，而谄渎鬼神，故事皆失其当而亡。陛下何为不自思省，而甘处于危亡之地也。”疏上，真宗虽心嘉其忠，而不能从。按当时天书之事，起于王钦若，而决于丁谓，虽以王旦、寇准之贤，不敢有异议，独奭反复言之，至剀切矣！真宗知钦若之奸而不能去，知奭之忠而不能用，谓之何哉？先王惟畏天明命，故无所不畏。若真宗者，上以欺天，下以欺民，中以自欺，方且欲以夸示夷夏，亦可谓至愚也已。
原文
太尉侍中王旦卒。旦为首相，会天下无事，慎守祖宗法度，无所变改。帝久益信，言无不从。凡大臣有所奏请，必问曰：“王旦以为何如？”旦与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异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贫，客恒满堂，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日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之所长，密籍其名，不复与之相见。遇有差除，必先疏四三人姓名以请，所用者，帝以笔点之。同列不知，争有所用，惟旦奏入，无不俞允。丁谓因是数谮其专，莫知其故也。
直解
太尉侍中王旦病卒。史臣叙说，旦为首相，遇天下承平无事，谨守祖宗法度，未尝以己意变更。真宗任用既久，愈益敬信。旦之所言，无不听从。大臣欲行一事，有所奏请，真宗必问，说：“此事王旦意思以为何如？”其信重如此。旦性简默，与人相处，不轻发言笑，及至奏事，或群臣意见不合，议论异同，旦从容出一言以断之，即无不定。其操守廉洁，虽居相位，其家甚贫。宾客常至满堂，旦未尝拒之，而亦不轻与之接。察其中有才识过人，可与议天下之事，及素有名望者，数日后召与之语，咨访四方利弊，或口不能尽，使之书写其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果可任用，即密记其名，自后不复与之相见。遇有差委除授，必预将所记者，开具四三人姓名，密请于上。真宗择其可用者，以笔点之。同僚不知，乃各以己见争欲荐用，多不合真宗之意。惟旦奏入，无不依允。丁谓因此嫉妒，时时在真宗前谮他专擅，不知旦己预先奏请得旨，非出于己意也。旦在宋为贤相，其事之可纪者固多，至于不妄言笑，而一言足以决大疑，不市私恩，而群才悉为所收用，尤得大臣之体。此史臣所以特书之也。
原文
旦凡荐人，人未尝知。谏议大夫张师德两诣旦门不得见，意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敏中从容言之。旦曰：“旦处安得有毁人者。但师德后进，待我薄耳。”及议知制诰。旦曰：“可惜张师德。”敏中问之。旦曰：“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守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张士逊转运江西，见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逊遵其言，不求羡利。人称士逊识大体。薛奎发运江淮，辞行。旦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叹曰：“真宰相之言也。”
直解
转运、发运，都是掌管一路钱粮的官。史臣又叙，王旦每凡荐引人才，人未尝知其荐者。盖不敢以朝廷官爵市私恩也。谏议大夫张师德曾两次到旦门求见，竟不得见，以为被人谗毁，故为旦所拒。告于向敏中，敏中从容与旦言之。旦答说：“旦处安得有人谗毁人者。但师德乃后进之士，习于浮薄，不以厚道待我耳。”及知制诰缺官，议要用人。旦叹说：“可惜张师德是名家之子，素有才行可用。不意他两次到我门求见，希图荐举。夫师德以状元及第，荣进已素定，但当安静以守之，何患不做美官，而乃急于进用如此。状元犹且奔竞，将使孤寒之士，无阶而入者，又当何如耶？是其人才器可取，而不自爱为可惜也。”这是王旦裁抑奔竞，以正士风的意思。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见旦请教。旦告说：“朝廷征求财利之法，可谓至矣！不可更为搜括，以困吾民。”于是士逊遵守其言，并不加求羡余银两。时人翕然称之，以为识大体。乃旦教之也。薛奎为江淮发运使，辞行。旦无他语，只说：“东南民力已竭尽矣！可不思所以安辑之乎？”奎退而叹说：“宰相上佐天子，保国安民，旦惓惓以百姓为忧，真宰相之言也。”大抵辨论人才之法，当以平淡为上，躁竞为下。师德虽才，即其躁进一念，何所不至？宜为旦之所抑也。及旦每论理财，则以民力为言。盖民者财之所自出。民富则财充，而上下皆益；民穷则财尽，而上下皆损。旦之言若为民，实所以为国耳。《大学》论用人理财而思休休之大臣，若旦者真无愧矣。
原文
秋七月，以王曾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使。曾方严持重，每进见，言利害事，审而当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帝尝问曾曰：“凡臣僚请对，多求进者。”曾对曰：“惟陛下抑奔竞而崇恬静，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两过洛阳，皆幸吕蒙正第，曰：“卿诸子孰可用？”蒙正对曰：“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简繇是进用。
直解
洛阳，即今河南府。颍州，即今凤阳府所属颍州。乾兴元年秋七月，仁宗即位，以参知政事王曾平章事，知开封府吕夷简、右正言鲁宗道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钱惟演为枢密使。这四人都是一时人望。史臣因叙说，王曾为人端方严毅，持重不苟，每进见真宗，言国家利害之事，议论详审，切中道理。于天下贤才多所荐拔。至于侥幸骤进者，尤深恶之。真宗尝问曾说：“人臣进退，出自朝廷。今臣僚有所请对，多自求进用者，为之奈何？”曾对说：“士人之节概，在上所以励之。惟陛下裁抑奔竞躁进之人，崇奖恬退静守之士，则天下知重廉耻，畏名义，即有奔竞躁进者，亦无所容，而士风自正。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初真宗东封岱岳，及亲祀汾阴，两次过洛阳地方，皆枉车驾，临幸吕蒙正家。是时蒙正方致仕家居，真宗因问蒙正说：“卿诸子中谁可大用者？”蒙正对说：“臣诸子皆庸才，不足用。有一侄夷简，今任颍州推官，乃是宰相之材，可大用者也。”真宗记忆在心，故夷简得不次进用，至是擢居政府，推真宗之意也。按真宗之末，奔竞者多，至使人臣得自求进用。士风之坏，极矣。独王曾正色立朝，凛然有难进易退之节，故其告于君者，必欲抑奔竞而崇恬静，诚至当不易之论也。仁宗冲年，首用王曾为相，而一时名士如夷简、宗道辈，皆并入政府，朝廷可谓得人矣。
仁宗
仁宗皇帝，名祯，是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二年。
原文
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灾，诏系守卫者于御史狱。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宫，今一夕延燎几尽，惟长生、崇寿二小殿存，何以称遗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应宫之建，非应经义，灾变来警，愿除其地，罢诸祷祠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复言：“此实天变，不当置狱。”太后与帝感悟。遂减守卫者罪，下诏不复修治，以二殿为万寿观。
直解
玉清昭应宫，是真宗所建，以尊藏天书之处。天圣七年六月，京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被雷火烧毁。有诏逮系看守宿卫人员，送法司问罪。此时仁宗嫡母刘太后临朝，见此宫被毁，涕泣而对大臣说：“先帝尊事上天，敬奉道教，故不惜大费，竭力以建此宫。今守卫者不谨，一夕之间，延烧殆尽。只留下长生、崇寿二小殿而已。何称先帝之遗意哉！”枢密副使范雍直言对说：“以臣愚见，不如将这两所殿尽数烧了更好。先朝因建此宫，至于竭尽天下财力，今一旦遽为灰烬，出于人所不意，乃上天以此示警耳。若因其所存，又将修葺，则民力益竭而愈不堪命，非所以上畏天戒也。”平章事王曾、吕夷简皆助雍言以为是。中丞王曙亦奏说：“玉清昭应宫之建，乃崇尚异端，与圣经之义不合。天降灾异，正示警戒。愿扫除其地，不复营建，罢诸祷祠，不复修举，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又奏说：“这是天灾，非因守卫不谨之故，不当置狱拷讯。”太后与仁宗闻诸臣之言，俱各感悟，遂减免守卫者之罪，下诏：已烧的不复修治，留下的长生、崇寿二殿，改为万寿观，以奉香火而已。盖人主继体守成，惟当谨守先朝之善政，而不当因循先朝之失德。若玉清昭应宫之建，正真宗之失德也。即无天灾，犹当毁之，况其灾乎？仁宗之时，君子满朝，故一听纳之间，而严天戒，宽民力，黜异端，明典礼，且补先帝之阙失，而有继述之善图，所得多矣。非明主其孰能之？
原文
以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则文武为两途，政出多门，自古所患。乞特废枢密院，或并本院职事于中书。”从之。
直解
仁宗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宋初枢密院专领兵政，事权与中书省颉颃，号为二府。至是西北边用兵，知谏院张方平以边事重大，不当专委枢密，乃上疏说：“宰相在密勿之地，职司机务，朝廷一政一令，不论文武军民，皆从中书省出，其事权自古重之。若枢密院，则古所未有也。盖起于后唐时，庄宗改崇政院为枢密，以腹心大臣领其事，乃一时权宜之制，不可为法。相沿至今，事权日盛，遂与中书省相均。凡中书所行，关军机武职者必报枢密；枢密所行，关民情文职者，必报中书。是军与民，分为二体，文与武，别为两途。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政府之外，复有政府。所谓政出多门，甚非事体。自古乱亡之患，未有不繇于此者也。自今乞复古制，裁革枢密院，或将本院所管职掌，并入中书省为便。”仁宗从其言，故有宰相兼枢密之命。夫百司庶府，各有专职，不可相兼。惟朝廷统领万几，而宰相实佐理之。有所分，则事权不一；有所参，则朝廷不尊。故百司庶府之事，皆当总之。况军国重务，必资庙算，而可使宰相不知兵哉？方平之言，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原文
以蔡襄、欧阳修、王素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修等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谏，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不过有三，曰：好名、好进、彰君过耳。愿陛下察之。”修每入对，帝必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数为帝分别言之。
直解
宋时门下、中书两省，设有谏院，即古者补阙拾遗之职，以他官领者，叫做知谏院。右正言亦谏院官名。庆历三年三月，以馆阁校勘蔡襄、集贤校理欧阳修、知鄂州王素并为知谏院官，同知礼院余靖为右正言官。是时仁宗励精求治，增置谏官。蔡襄既拜命，喜朝廷清明，言路大开，而又恐直道难容，正人不能久立于朝，乃上疏说：“人君委任忠谏之人不为难，惟虚心听谏为难；听信忠谏之言也不为难，惟实用其谏为难。今欧阳修、王素、余靖等三人皆忠诚不欺、刚正执法之臣，必能尽言极谏，裨益国家。臣不患其不能谏，只恐在朝邪人，不利正谏，必将设出沮抑他的说话来。其沮抑之说，不过三样，一说他沽名卖直，一说他结知求进，一说他居下讪上，以彰君过而已。夫忠臣危言激论，身死且不避，何暇顾区区身后之名声，与其身外之富贵乎？可见说好名好进者，不足信矣。人君若能受谏，则有改过不吝之美，而天下享无穷之福，乃所以增其善，岂所以彰其过乎？可见说彰君过者，不足信矣。愿陛下察之，毋使邪人之言得以谗间正人可也。”仁宗嘉纳其言。其后欧阳修每入对，仁宗必以其言问于宰相，咨访其可行者行之。于是革弊厘奸，多所张弛，小人翕翕腾谤，以为不便。修恐善人不胜，数与仁宗分别言之。大抵好治之主，惟恐人之不言，言路既开，则君子因得尽其忠，而小人亦将肆其说。一不加察，则巧佞者进，而忠直者疏，此蔡襄所以虑用谏之难，而欧阳修汲汲于君子小人之别也。然君子小人岂难辨哉！惟明主清心寡欲，无隙可投，则小人自不能入，而君子至矣。
原文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群邪因目之曰党人，于是朋党之论起。及仲淹日受眷注，修乃进《朋党论》，以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皆自然之势也。然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为君者，但当退小人为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直解
饶州，即今江西饶州府。史臣又记欧阳修的事说，初范仲淹知开封府时，上疏讥切时政，吕夷简恶之，谪贬仲淹于饶州。那时欧阳修与尹洙、余靖等，皆以仲淹之言为是，各相论救，亦见斥逐。于是群邪小人韩渎等请书仲淹等为党人，揭之朝堂，而朋党之论遂起，士君子被祸者多矣。及仲淹见知于仁宗，日受眷注，公道昭明。修作《朋党论》一篇，进于仁宗。其大略说：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君子但知有道，道同则相与为朋；小人但知有利，利同则相与为朋。此皆自然之势也。然小人虽有所同，其实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何也？盖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慕的是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交结，党助援引以为朋者，都是假意。及其见利，则争先取之，不肯少让。或利尽则交绝，反相倾害，虽兄弟至亲亦不能保，何况他人？所以说小人无朋。若君子则不然，所操守者在道义，所践行者在忠信，所爱惜者在名节。以此修身，则彼此切磨，同道而相益；以此事君，则夙夜匪懈，同心而共济。且自始至终，真切无二，这才叫做朋友。所以说惟君子有朋。为君者，但当虚心鉴别，孰为小人之伪朋，则退远之，孰为君子之真朋，则进用之，天下自无不治矣。何必以朋党为疑，使小人得以借口，而君子不能自保乎？修凡论事，俱恳切正直，无所隐讳，人都恨他，视之如仇敌，思欲害之。惟仁宗知其敢言，特加称奖，顾侍臣说：“人臣正直者少，阿随者多。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盖叹其不可多得也。按朋党之论，欲人主退小人，用君子，其言甚切。然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其几难辨。而况小人之言，媕婀而易入；君子之言，正直而难容。自非明主先正其心，以端好恶之原，未有不为小人所惑者。仁宗能用仲淹等于弃逐之后，奖欧阳修于众恶之中，君子满朝，一时称盛，亦可谓宋之明主矣。
原文
戊子，雨，辅臣称贺。帝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饬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
直解
庆历三年，自正月至五月，天久亢旱不雨。至戊子日，乃雨，远近沾足。辅臣率百官称贺。仁宗谕说：“今岁天久不雨，小民难以种作，将害农事。朕心甚悯，每自焚香上祷于天，以祈玄佑。昨夜在寝殿中，忽闻微雷之声，心中喜幸，急遽起来，整冠束带，露立于殿庭之下。瞻望须臾，大雨来至，朕身上袍服，尽皆沾湿。直待移时雨霁，朕又再拜以谢上苍，方敢升阶还宫。自此之后，犹望枯槁之苗，尚可救济，以期丰熟也。近者朕意本欲下诏罪己，引咎自责，撤去常用之乐，减损日尚之膳，以回天心，又恐近于崇饬虚名，徒美观听，不若夙兴夜寐，精白一心，密地祈祷，不以外闻，庶几应天以实不以文，或可精诚感通，乃为佳尔。”按仁宗此谕，为不敢受贺而发，可以见其侧身修行之实矣。盖自汉唐以来，人君每遇灾异，则下诏罪己，撤乐减膳，以为修省，初意非不美也。但相传既久，徒为虚文而已。夫匹夫犹不可以虚文感动，况上天乎？人君心与天通，则降监孔赫，修饬虚文，反涉矫诬。仁宗此论真修德弭灾之彝宪也。
原文
九月晏殊罢，以杜衍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参知政事。衍在枢密，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干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直解
庆历四年九月，宰相晏殊罢任。仁宗以枢密使杜衍平章事兼枢密使，参知政事贾昌朝为枢密使，召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参知政事。杜衍在枢密院守正不阿，未尝以朝廷官爵，轻易与人，每有内旨传升官员，衍皆停阁不行，积诏旨至十数通，即封还御前，竟不传出。仁宗知其忠直，愈加信重。一日仁宗谓欧阳修说：“杜衍封还内降，外人亦知其事耶？此事人或知之。至于人在朕前干求进用，朕每每告以杜衍在朝，必有所不可，因而遂止者，比封还之数尚多。此则外人不及知而朕独知之耳。”古者爵人于朝，与众共之，虽天子不得私以与人。若使干求进用者皆从内降，则是以天下名器为人主市私之物。爵禄不足重，统体亦甚亵矣。杜衍封还内降，最为忠直。然仁宗不以为忤，而且称之，亦贤矣哉！
原文
夏六月，诏州郡自今勿得献瑞物。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焉足尚哉！免茹孝标罪，戒天下勿献。”
直解
无为军即今庐州府无为州。仁宗皇佑三年夏六月，诏天下州郡，自今以后，毋得贡献祥瑞等物。是时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于朝，希图恩宠。仁宗不悦，却之。因下诏说：“天子职养万民，明王不宝异物。朕他无所好，只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盖时和物阜，五谷丰登，则百姓安乐，而国本安于泰山，岂不是瑞；贤俊登庸，君子满朝，则朝廷有人，而国势重于九鼎，岂不是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有之不足为重，无之不足为轻，徒蛊人耳目，荡人心志而已，何足尚哉！茹孝标妄献瑞物，本当治罪，姑从宽免究。其布告天下，自今勿得贡献瑞物。”大抵人主好尚，关系甚大，不可不谨。除天下岁贡额办外，凡有不时进献者，即系谄邪小人，败坏圣德，以为希宠干进之图，所宜亟加诛绝者也。然小人百计钻伺，为术甚工，而人主一念不谨，即为所惑，若非真以亲贤乐善，保国爱民为心，未有不为嗜欲引去者。故丰年为瑞，贤臣为宝，真治天下之药石也。明主其深念之。
原文
以文彦博、富弼平章事。初彦博与弼同召至郊，诏百官迎之。范镇言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及宣制，士大夫相庆于朝。帝遣小黄门觇知之，语翰林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哉！”修顿首贺。会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与射于玉津园。防曰：“天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人矣！”
直解
仁宗召忠武军节度使文彦博，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还朝同平章事。史臣叙说，初彦博与弼同召至国门外。仁宗因两人具耆旧大臣，德望素重，特召文武百官都出郊外迎接，以示尊礼之意。知谏院范镇奏说：“人君之于大臣，固当有致敬之仪文，尤贵有倚毗之实意。若外貌隆重，只以虚礼加之，不若推至诚恻怛之意，专心委任，始终如一，尤为得任贤之实也。”及传宣制书，以文彦博、富弼为相，满朝士大夫莫不私相庆幸，以为老成秉政，社稷之福。仁宗密遣小黄门出外探听众论何如。及知朝臣相庆，仁宗甚喜，乃谓翰林学士欧阳修说：“古之明君，其命相或得之于梦，如高宗之于傅说，或得之于卜，如文王之于太公，皆非偶然。今朕用文彦博、富弼二人为相，虽不假于梦卜，而人情欢悦如此，可谓得贤矣。岂不更胜于梦卜哉！”修乃顿首称贺。是时适有契丹使臣耶律防至京，枢密使王德用与之射于玉津园中。防因谓德用说：“南朝天子，以公掌枢密院，任将帅之事，而又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其人矣！”夫人君用一宰相，中外之观望系焉。得其人，则朝野相庆，而四夷皆畏之。不得其人，则不惟朝野失望，彼四夷则窥见朝廷之无人，而侵侮之患至矣。仁宗召用二相，深惬中外之心，其后韩、范诸臣亦相继柄用，有宋得人之盛，莫过于此，其称一代之令主，宜哉！
原文
以包拯权知开封府。拯性峭直刚毅，恶吏苛刻。为政务敦厚，虽嫉恶如仇，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以悦人。平生无私书。及知开封，贵戚宦官为之敛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以其笑比黄河清焉。
直解
开封，即今河南开封府。宋都汴梁开封为京府，用皇太子管府事。仁宗时未有皇太子，乃以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包拯，权知开封府事，盖重用之也。包拯为人素性峭厉正直，刚毅不挠，深恶当时官吏以苛细刻薄为务。其为政专尚敦笃仁厚，不事苛刻，见了为恶的人，虽是深加嫉恶，如冤仇一般，然待之未尝不以至诚忠恕，情意恳切，盖未尝弃人于恶也。与人相交，必择正人端士，不为苟合，必以诚心直道相与，不为假言语，虚体面，以求悦于人。奉公守法，平生绝不与人通私书。及知开封府命下，一时贵戚宦官，皆为之肃然敛手，不敢犯法。吏民畏其严明，不敢欺瞒。下至儿童妇女也都晓得他的声名，因其曾为龙图阁待制，叫他做包待制。京师中有两句谣言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说别的官都通得关节，可以干求请托，只有包待制就如阎罗王一般，通不得一些关节。言其公直无私如神明也。又以其赋性严毅不轻喜笑，将他的笑容比做黄河清一般，言其难得也。大抵朝廷之事，自有公法，人臣之节，难于无私。无私则法行，而天下并受其赐矣。若包拯者，真可谓执法之臣，故虽至今儿童妇女犹知称之，况当时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虽执法而民不以为残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则可以振纪纲，正风俗，其于治道非小补矣。
原文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群臣欲援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帝从之。
直解
嘉佑六年六月壬子朔，目有食之。时司天官推算日行度数，该食六分五秒，及期止食得四分，即下雨不见。群臣以为当食不食，乃是休征，欲援旧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奏说：“日之照临，合中国蛮夷之地，无不周遍。若云则不过蔽于一方，最为近狭。今在京师日为云蔽，虽不见其食，那四方远地无云的去处，必有见之者。岂可因此地不见，便以为休征而称贺乎？夫日者君之象，云者阴之气，日为云蔽，正上天警戒的意思。若谓人君为阴邪所蔽，聪明壅塞。凡民间之愁苦，四方之灾害，天下人共见共闻，莫不忧惧，而朝廷之上，独不得知，就如日食之变，其为灾慝甚明，四方共见，乃为阴云所蔽，而京师独不见的一般，故垂此象耳。且日之运行，本无差忒，其食不满分者，乃是历官术数不精，推测未至，非缘当食不食，正当治其失职之罪，亦非所以为贺也。”仁宗从其言，竟罢朝贺。古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所以荡阳事而谨天变也。若遇灾不畏，日以受贺，岂非慢天之甚乎！司马光之言，甚得其正。仁宗即能从之，皆可为后世法矣。
原文
复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直解
札子，即今奏本。司马光既知谏院，入对之后，又条陈三事，上殿奏之。其一论君德说道：“臣切思人君之德，大者有三：一件是仁，一件是明，一件是武。所谓仁，不是妪煦姑息，沾沾然为私恩小惠以悦人，叫做仁。必也兴教化以正人心，修政治以安民生，兼利万物，使天下百姓个个都蒙被其福泽，如天地之无所不容，这才是人君之仁。所谓明，不是烦苛伺察，屑屑然为小见私智以惊人，叫做明。必也知道谊而审察其当否，识安危而不失其事机，别贤愚使人品无所混淆，辨是非使国是无所摇乱，如日月之无所不照，这才是人君之明。所谓武，不是强亢暴戾，刚愎自用，敢作敢为而不顾，叫做武。必也凡事之来，一以道理揆度之，道之所在，即断然行之而不疑。虽有奸邪，不能为之惑；虽有谀佞，不能为之移。如雷霆之无所不服，这才是人君之武。这三件不可缺一。仁而不明，则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如有良田，而不能种作的一般。明而不武，则见善而不能用，见不善而不能去。如看着田苗被草莱荒芜，而不能耘耨的一般。武而不仁，则但知威严以检下，而无慈爱以及物。如但知收获，而不知种作的一般。三者兼备，然后威福并行，刚柔相济，庶事和平，而国家治强。少了一件，则德有所偏，事有所失，而国以衰。少了两件，则其偏愈甚，其失愈大，而国以危。三件通无，则君德全亏，天命去，人心离，而国以亡矣。然则人主可不务修三德，以为治国安民之本哉！”按司马光所谓仁、明、武三大德，即孔子告鲁哀公所谓知、仁、勇三达德也。三德人所同具，但为私欲所蔽，其始虽若甚微，而其后遂至于昏愚残暴而不自觉危亡之祸，皆繇于此，可不畏哉！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此人君修德之要务也。
原文
“臣切见陛下天性慈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泛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尽察得失，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奋乾刚之威断，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
直解
元元指小民，是善良的意思。司马光既论人主当用三德，遂直指仁宗说：“臣切见陛下天性慈祥温惠，处盈成而能谨察细微，居崇高而能接遇臣下。闾阎小民，育之如子，群生庶类，泛爱不遗，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加矣。然登极几四十年，而朝廷纪纲尚有亏缺废坠之处，闾里穷民，尚有怨咨愁叹之声，其故何也？意者群臣不肖，不能仰承德意，以敷扬圣化，抑或陛下于仁明武之三德，容有万分一之未备欤？臣伏见陛下之待群臣，推诚相与，略无猜疑，且端拱无为，渊默不发。群臣各以其意见，有所陈奏，陛下不复咨访其事之利病，深察其言之得失，一皆允行之。夫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果皆忠实不欺、守正无私之士，则如此御之，可谓至善矣。设或有一奸邪参于其间，陛下漫无可否，听其所为，必至蠹国害民，危亡立见，岂可不为之寒心哉！盖陛下仁则有余，而明、武尚有所不足。臣愚，伏望陛下以此天性之至仁，培养国脉，而又廓日月之融光，以精鉴别，奋乾刚之威断，以揽权纲。使善者得以敷扬，虽微而必录；恶者不能逃遁，虽细而必诛。则明与武，足以济其仁之所不及，而三德备矣。是之谓帝王之全德。以此为治，虽唐虞三代之隆，亦何远之有哉！夫人君父母天下，使可以仁厚治之，何乐于明察，亦何乐于威武？惟是人情之隐伏无尽，事几之交错无常，一不明则受其蒙蔽，一不武则至于废弛。自古昏懦之害甚于严刻，故必主之以仁，而济之以明武，然后为帝王之全德也。”司马光之言，最切仁宗之病，愿治者宜深省焉。
原文
其二论御臣曰：“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涂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涂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
直解
司马光第二札子是论人主临御臣下之道，说：“人主治天下之道，固为多端，然其大者，只有三件而已。一件，选任官职，必当其才；一件，有功必赏，而赏当其功；一件，有罪必罚，而罚当其罪。自古明君未有舍此而能治者也。今国家御群臣之道则不然。吏部凡有升迁，只算他历俸日月而进其品秩；凡有铨注，只照他出身资格，而授以事任。若其历俸已深，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虽素称庸劣者，皆得以躐跻高位矣；若其资涂相当，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虽不堪驱策者，皆得以滥叨重职矣。这岂是任官之道。又不但如此而已也。今国家凡有升赏，只采访人之虚名，而不核其实行；凡有黜罚，只在那文移案牍上责其罪状，而不审察其本意之所在。夫以名行赏，则天下之人都将旷废本业，崇饬虚名，以求功绩矣；以文行罚，则天下之人都将隐匿真情，巧弄文法，以逃罪责矣。这岂是信赏必罚之道。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臣，务令有德行者，使之掌教化以表正风俗，有文学者，使之待顾问以辅养圣德，有政术者，使之为守长以安辑百姓，有勇略者，使之为将帅以镇抚四夷。不论日月之久近，而论人品之贤愚，不论出身之资格，而论才能之称否。有功则或增秩，或加赏，使之久任而勿迁其官，无功则或降黜，或废弃，更求能者以代其职，有罪则或流窜，或刑诛，必论之如律，而勿姑息宽贷以至于长恶容奸。这等御臣，然后人人各善其能，事事各得其理。如此而朝廷有不尊，万事有不治，百姓有不安，四夷有不服，则是臣诈妄不忠，请伏面欺之诛。”按司马光此疏非谓资格可废也。用人以资格，虽有贤愚同滞之叹，而可以抑奔竞，防奸私，定才品，其法终不可改。但当以资格待常流，以超擢待异才耳。然非人主明目达聪于上，安得异才而擢用之哉！故司马光以此望仁宗，真得知人官人之意，而明主所宜深念也。
原文
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戒拣军官。又曰：“赦书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汉吴汉曰：‘臣死无所言，愿陛下无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蜀人称诸葛亮之贤，亦曰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然则古之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也。”
直解
司马光第三札子专论拣选军士，大略说：“养兵之法，贵精不贵多。盖精则一可当十，百可当千，何贵于多？若多而不精，虽有百万之众，亦徒寄虚名，费粮饷而已。”仁宗以其第一札子论仁、明、武三德的留宫中省览；第二札子论任官赏罚的，送中书省综核庶职；第三札子论选兵的，送枢密院戒谕拣军官。司马光又尝奏说：“朝廷每降赦书，除释人罪，虽是与民更生之意，其实害处多，利处少。盖法以布信，犯者罪必不免，然后人不敢犯。若一赦之，则为恶者无所惩，而犯法者愈众，非国家之善政也。昔汉臣吴汉临终对光武说：‘臣死无所言，惟愿陛下法必行于奸人，慎无轻赦而已。’又汉隐士王符作《述赦篇》亦说：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而禁之。今日贼害良之甚，使被害而不得伸，见仇而不得讨者，莫大于数赦。盖恶人昌则善人伤矣。诸葛亮治蜀，蜀人称其贤，亦说军旅屡兴而赦书不妄下。繇此观之，则古之明君贤臣皆未尝以赦为美，正以其害多而利少故也。岂非今日所宜慎哉！”夫国家养兵之费皆取于民，若多而不精，则以民之膏血养无用之兵，不惟无救缓急而反为民累矣。至于威奸惩恶，正以除民害也。数赦则惠奸轨而贼良民，非先王五刑五用之义。况奸猾之党有知赦书之必下而故犯者，其风亦岂可长乎！司马光之言，切中时弊，明主宜慎思之。
原文
又进五规。一曰保业。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相偶者，则为二，力相参者，则为三，愈多则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群雄已服，众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为子孙万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于是有骄惰之情生。骄者玩兵黩武，穷泰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糜溃，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艰乎？”
直解
司马光既进三札之后，又条上五事，叫做五规。其一是保业，大略说：“天下是重器也。其开创而得之者固为至难，其继世而守之者亦非容易。何以见之？盖王者初受天命，起于草莽之时，天下之人都与我比肩共事，素无统属。一旦与他每斗智较力而争天下，直到那百战之后，彼智竭而不能抗，力屈而不能支，然后降心服气，稽颡而臣服于我。当此之时，若有一人的智与我相偶，则天下便中分而为二，有两人的力与我相参，则天下便鼎足而为三。有智力者愈多，则海宇瓜分，疆土割裂而其势愈分矣。自非真命天子，智侔鬼神，力夺造化，首出于一世之上，则天下不可得而混一也。这岂非得之之艰乎？及夫继世之后，群雄已服，众心已定，天下之势归于一矣。为之子孙者，自以为传之万世，可以长享富贵，如泰山之不可摇动矣。于是乎骄侈惰慢之情生焉。骄心既生，则必至于玩兵黩武，勤远略以事四夷，穷泰极侈，竭民力以供耳目。至于神怒于上而不恤，民怨于下而不知，一旦众心离散，涣然不收，瓦解土崩，四方糜烂，如秦二世、隋炀帝是也。皆因一念之骄，以至于杀身亡国而不知，这岂非守之之艰乎。”然创业之难，人所皆知，守成之难，人所易忽。创业之难，难于智力之不足；守成之难，难于富贵之有余。继世之君，若不深思创业之难，则以骄惰失之者多矣。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原文
二曰惜时。其略曰：“《易》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丰亨宜日中。孔子传之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则戒惧弥甚，故能保其令闻，永久无疆。”
直解
泰、否、丰都是《易经》卦名。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二款是惜时。大略说：“隆盛之时，难得易失。《易经》上天地交为泰卦。泰之极，则变而为否。天地不交为否卦，否之极，又转而为泰。盖治乱相生，乃天运之自然，有不可常恃其治者。故丰卦民物成亨，若可无忧矣。而又谓王者至此，宜戒于日中。孔子《彖传》释之说：‘天地之数，自盛必有衰，如日到中天，其势必昃，月到盈满，其体必亏。’人君处丰大之世，虽若无虞，而不知盛极当衰，实有大可忧者在焉。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恒存日中之虑，戒谨恐惧，日甚一日，故能挽回天运，保令名于不坠，延国祚于无疆也。若失此不为，使颓败之势已成，后虽顿足扼腕而恨之，亦无及矣。时其可不惜哉！”
原文
三曰远谋。其略曰：“《诗》云‘迨天之未阴雨’者，国家闲暇无灾害之时也。‘彻彼桑土’者，求贤于隐微也。‘绸缪牖户’者，修敕其政治也。”
直解
迨，是及。彻，是取。桑土，是桑根的皮。绸缪是缠绵补葺的意思。牖户，是鸟之窠巢通气出入的去处。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三款是远谋。大略说：“天下之患，有隐于幽远而不在目前者，人君当思患而预备之。《诗经》上的《豳风·鸱鸮》之篇说：鸟之为巢，及天未下雨之时，取那桑根的皮，补葺巢之牖户以防患害。夫所谓‘迨天之未阴雨’者，比喻国家当承平之时，上下安闲，无水旱盗贼之警，如天气晴明，阴雨未施之日也。所谓‘彻彼桑土’者，说贤才隐于侧微，当汲汲求之，以待国家之用，如鸟之取桑土也。所谓‘绸缪牖户’者，说资贤才之力，以修明其纪纲，整饬其政教，如鸟之绸缪牖户，而不使倾覆也。”盖天下之事，谋之于目前则仓卒苟且，而无救于败。谋之于久远则从容周密，而不至于败。故《书经》说“远乃猷”，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之圣王，方暑而忧寒，方食而备饥，惕然远览，不敢荒宁，正为此也。愿治者宜永念之。
原文
四曰谨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涂；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
直解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四款是谨微。大略说：“天下之患，每起于至微，不可不谨也。且如宴安怠惰，暂尔肆意，不过此心之少懈耳。然繇此不已，必至于沉湎酒色，以极心意之娱。是乃所以启荒淫之根也。奇巧珍玩，偶然好之，不过此心之少侈耳。然繇此不已，必至于穷极靡丽，以供耳目之欲。是乃所以发奢泰之端也。或为近习之人，甜言美语，为悲哀可怜之辞，有所求乞，而遽听许之，则必至于升赏纷纷。侥幸之途自此而启矣。或为阴私之辈，附耳而言，屏人而语，专为诡秘，而不早斥之，则必至于颠倒是非。谗害之门从此而开矣。爵赏乃朝廷之名器，不可不惜，一不加惜而轻与人，则位愈高而势愈逼，是僭逼之源，自我而导之矣。赏罚乃天子之威福，不可下移，一日下移，则权日去而势日卑。是陵夺之柄，自我而授之矣。凡此六者，方其初起之时，端倪甚微，常以为无害而不谨。然日滋月益，渐增渐长，遂至于深根固蒂而不可救。至于知其为害而后改图，则用力甚难，百倍于前矣。岂若禁于未发之为易乎？”《周书》有言：“勿谓胡害，其祸将大；勿谓胡伤，其祸将长。”古语说：“涓涓不塞，流为江河；萌芽不折，将寻斧柯。”古之圣王，所以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者，为是故耳。明主可不慎诸？
原文
五曰务实。其略曰：“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国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帝深纳之。
直解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五款是务实。大略说：“为国家者，不宜崇饰虚文，须要敦尚本实。如君道莫大于仁。然屡赦有罪，沿门散钱，特姑息之仁耳。惟乂安国家，普利百姓，使天下穷民个个都受实惠，乃是仁之实也。君德莫先于孝，然建立宫庙，修广御容，特一节之孝耳。惟保守祖宗之绪业，传之子孙，使继逋之美，世世可以遵行，乃是孝之实也。礼非繁缛之谓，乃礼之实也。乐非器数之谓，必和气通于上下，亲爱行于远近，风俗熙然，不相离怨，乃乐之实也。钩校簿书，非政之要领，惟别白是非，审定好恶，使万事各当于理，乃政之实也。苛责微文，非刑之本务。惟究诘奸邪，禁止暴乱，使威令必行于下，乃刑之实也。求贤不在文词声病之末，察之以言行，试之以政事，取有益，罢无用，乃求贤之实也。审官不在出身资序之间，量其材能之大小，课其功状之上下，进有功，退不职，乃审官之实也。纳谏之道，不贵于从，而贵于审，必问其安危之故，咨访其治乱之繇，略浅近之言，而图久大之计，乃纳谏之实也。治兵之道不贵于多，而贵于精，必选勇果之士，习战斗之方，入可以守，而出可以战，乃治兵之实也。凡此十者，皆务实之道。实存则不求文而自文。若实之不存，虽有文采之饰，歌颂之声，亦终必亡而已矣，何益之有哉！”仁宗见其疏，深嘉纳之。按司马光五规，事事恳切。至于务实之言，尤中时弊。盖天下所以不治者，只缘本实不存，虚文日盛。方其无事时，非不称为太平，眩曜耳目。一旦有事，则百孔千疮，杂然并出。譬之病在腹心，虽有四肢百骸，无能为矣。故象龙不足以致雨，画饼不足以疗饥，虚文不足以致治，欲久安长治者，其尚务其实哉！
原文
仁宗可谓至仁之主。大辟疑，必谳上，所活岁以千计。尝云：“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刑。”语近臣：“昨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为例，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钱。曰：“一下筯，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丽职贡疏，今欲加兵。仁宗谓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诛，且屠戮百姓。”卒寝兵。京师疫，太医进方，内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请留供服御。帝曰：“朕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
直解
这一段是新安胡一桂总叙仁宗的事，以赞美他的说话。说宋仁宗可谓一代至仁之主，恩德隆厚，不可及矣。凡死罪囚犯，少涉矜疑，必令拟议上请，多从宽宥，所全活每岁以千计。尝说：“朕以好生为心，不曾将死字骂人。骂且不敢，况敢滥刑而置之死地乎？”又曾谕左右说：“朕昨夜因不睡而饥，偶思烧羊吃。”左右奏说：“何不传旨取讨？”仁宗说：“我今取讨一次，以后该衙门便日日准备，遂为永例。朕岂可不少忍一夜之饥，而开他日无穷之杀乎？”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每一枚直钱千文。仁宗说：“一枚千钱，二十八枚，直二十八千，一下筯之间，而费钱至二万八千。暴殄天物，吾不为此也。”契丹使臣来说：“高丽国职贡疏慢，今欲加兵伐之。”仁宗谕说：“高丽不贡，这只是他王子的罪，与百姓何干。今若加兵，彼必悉力拒命。王子未必能诛，而百姓且受杀戮之惨矣。”契丹闻之，竟为罢兵。京师中疫疠流行，太医进方救疗。内库出犀角二枝制药，其一乃通天宝犀也。或请留下以供上位服御。仁宗说：“明主不贵异物，而以爱民为先。朕岂以一犀为贵，而轻贱民命，不以拯救之哉！”即此五事，可见仁宗之心，无所不用其仁矣。有罪之人尚不忍，况于良民；蠢动之物尚不忍，况于同类；异国之民尚不忍，况于本国；服御之珍尚可舍以救民，况于他物。此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享四十二年之太平，而为宋之称首，宜哉！
原文
苏辙制策言过直，或请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谓何？”又好学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开濂洛道学之懿，尤为盛美。经筵谓侍臣曰：“朕盛暑未尝少倦，但恐卿等劳耳。”诏州县皆立学，定太学生员，以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王尧臣及第，赐《中庸》篇。吕臻及第，赐《大学》篇。于戴记中表章此二篇，以风厉儒臣。是已开四书之端矣。
直解
濂，是濂溪，即今湖广道州地方。洛，是洛阳，即今河南府地方。宋儒周敦颐讲学于濂溪。程颢、程颐讲学于洛阳。学者宗之，因谓之濂洛之学。戴记，是汉儒戴德、戴圣所定的《礼记》。胡氏又赞仁宗说，初，端明殿学士苏辙应举之时，制策中极言得失，且于禁廷之事尤切。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说：“设科策士，本求直言。今乃以直而摈弃，是外务求言之名，而阴实沮之。朝廷诏令，先自背驰矣。天下其谓我何哉？”竟不黜。又仁宗平生好学不倦，崇重儒臣，常与诸臣讲明治理，以维持斯道于不坠。上承太祖、太宗、真宗羽翼斯道之心，下开濂洛诸儒道学之懿，尤为盛美而莫及者也。仁宗一日御经筵，谓侍臣说：“朕每听诸臣讲解经史，真觉意味深长，虽盛暑未尝少有厌倦之意。朕殊不为劳，但恐卿等劳耳。”又以教化之本在于学校，诏天下州县皆立儒学，仍亲定太学生员，以名儒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训诲之。王尧臣及第，则赐《中庸》篇。吕臻及第，则赐《大学》篇。这两篇书载在戴记中，向未有表章之者。仁宗独以《中庸》一书其中和位育之化，《大学》一书立修齐治平之准，故特表而出之，以风厉儒臣，使家藏而户习焉。是时虽未有四书之名，而《学》、《庸》二篇盛行于世。后与《论语》、《孟子》列为“四书”，则自仁宗开端矣。按三代以后，世不乏英明之主，然非习于功利，则狃于词章，未有究心于圣贤之学者。而仁宗乃能崇儒重道，表章微言，使濂洛诸儒得以衍其统于不坠，其功大矣。惟其日御经筵，盛暑不倦，故心志无所分，聪明无所眩，而义理自为之融通也。有志于圣学者，尚念之哉！
神宗
神宗皇帝，名顼，是英宗长子。昔仁宗无子，养濮王允让之子于宫中，后即位为英宗皇帝，在位四年崩。顼即位，在位十八年，庙号神宗。
原文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时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也。”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遂不复辞。
直解
堂馔，唐时宰相有日赐御馔，可食十人，叫做堂馔。秦始皇时赋税繁苛，计人头出谷以箕敛之，故谓之头会箕敛。宋时天子每一行郊礼，即覃恩大赉。大臣皆荫子，费以百余万计。故人主虽在位久者，其亲郊亦不过一二次而已。熙宁元年冬十一月，神宗初即位，乃亲祀天于南郊，赦天下。是时宰相以河北旱伤，方议蠲赈，而国用不足，乃辞免南郊所赐金帛，以佐国用。诏下学士议。司马光奏说：“救灾是国家急务，节用为理财良法。若欲节用，宜从贵近大臣始。宰相既辞，即宜允从。”王安石奏说：“昔唐时宰相常衮辞免堂馔，当时人讥之，以为衮若自知不堪相位，便当辞职。既居其职，则常禄乃朝廷之所以养廉也，何必辞乎？今南郊恩赐，乃国家常典，宰相亦不必辞。若国用所以不足，非是无财，以无善理财之法故耳。”司马光驳之说：“你所言善理财之法，不过是秦始皇时头会箕敛，加赋小民而已。”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必加派于常赋之外，而国用自足。”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是散之而在民，即是敛之而在官。彼设为巧法以夺民财，其害无穷，乃甚于加赋。所谓不加赋而自足，乃汉时奸臣桑弘羊欺罔武帝之言。司马迁作《史记》，特书以讥武帝之昏愚，所以垂戒后世也。”于是两人争议不止。神宗谕说：“朕意亦与光同。宰相辞赏，委可允从。然且以不允答之，见朕优礼大臣之意。”于是命安石草诏。安石遂引常衮辞堂馔故事，以责中书枢密两府，令其必受。两府官遂不敢复辞。《大学》说：“生财有大道，只是务本节用，此外更无别法。”人主若能节用，则四方所入，自然有余，何用巧取于民乎？司马光之言诚万世不易之论也。
原文
时帝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王安石言于帝曰：“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及入对，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俭得志。又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者。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愿深烛其然，无使后悔。”
直解
这一段是记宰相富弼的事。是时神宗因各处灾荒，天变屡见，乃避正殿而不御，减省常膳，彻去音乐，以示修省之意。王安石面奏神宗说：“凡灾异都是天时流行，气数使然，非关人事得失所致。人主但当尽其所当为者，不必拘泥灾祥之说，穿凿傅会以求合也。”此时富弼方自汝州召还，途中闻王安石之言，乃叹说：“人君处崇高之位，他无可畏，只有天鉴于上，一举一动，祸福随之，为可畏耳。若谓天不足畏，则骄奢淫虐，何事不可为？此必是奸人欲进其邪说以乱天下，恐廷臣排斥其非，故倡为此言以摇惑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救正之力耳。是治乱之机，关系不小，不可以不速救。”即于途中上书数千言，极论天人相应之理，且杂引《春秋》灾异之事，《洪范》五行五事，休征咎征之说，与夫古今传记，人情物理，凿凿不爽者为证，见其说之必不然也。及进京入对，又言：“为治不难，难于用人。君子进而小人退，则王道日长；小人进而君子退，则王道日消。愿陛下深加辨察。听言必虚其心，勿以同于我者为喜，异于我者为怒；用人必稽于众，勿以我所喜者用之，我所怒者舍之。且陛下好使人探察外事，意欲自广其聪明，而不知奸险之人，得因是而行其毁誉，适为蒙蔽之地耳。又今中外政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其邪说，而陛下不及深思故也。大抵小人之情状，惟喜朝廷动作生事，则其间可以徼功希宠，有所图望。若朝廷守静无为，则事事都有成法，无功可见，无宠可希，小人何所望哉！故凡为更张之说者，必是小人欲逞其私意，尤愿陛下深烛其奸而早黜之，无使后日有败事之悔也。”富弼此言，盖恶安石之纷更多事，故于天人感应之理，王道消长之机，辩之不遗余力，至谓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又深烛其微，而预防其变法之渐也。老成之忠于谋国如此。
原文
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问之，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更变。”介退谓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帝问孙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帝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帝曰：“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直解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以翰林学士王安石参知政事，预机务。是时神宗欲用安石为相，平章事。曾公亮以安石素有才名，因力荐之。参知政事唐介奏安石不可大用。神宗问其故。介对说：“安石虽好学，多读古书，而执泥不通。凡有议论，率多迂阔难行。若使为政，必且取祖宗成法多所变更，非国家之福也。”介退朝，与曾公亮说：“安石若果大用，天下必从此困扰多事矣，诸公当自知之，恐他日悔之无及也。”神宗见人情不协，又问于侍读孙固。固对说：“安石文章行谊，卓尔不群，使之居侍从献纳之职则可。若夫宰相，当有休休容人之度。安石狷狭少容，多所抵牾，天下贤才岂乐为之用乎？必欲求贤相而用之，如翰林学士吕公著、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韩维此三人皆时望所归，真宰相也。何必安石哉？”神宗不以诸臣之言为然，竟用安石。拜相之后，神宗谕之说：“他人都不知卿，说卿只会读古书，知经术，不晓得经世之务。”安石对说：“经术世务原非二途，古先圣王之道，句句皆可施行，是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神宗又说：“朕今用卿，卿所设施，当以何者为先？”安石对说：“方今风俗颓靡，法度纵弛，上下务为姑息，不可以兴治。必须变风俗以去玩习之弊，直法度以定经久之规，此方今之急务也。”神宗深纳其言。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遂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明主当以此为鉴，审察治体，因革得宜，则大业可永保矣。
原文
以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颢，河南人，初举进士，调晋城令。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意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贱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其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见，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人主。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直解
监察御史里行是官名，即今之试御史。晋城即今山西泽州地方。神宗以晋城令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史臣叙说，颢，河南人，初举进士，除晋城县令，其为政专以化民善俗为务。民有事到县的，必告以孝亲弟长，忠信不败的道理。量度乡村远近，立为保甲之法，使之力役则彼此相恤，而不至偏累，奸伪则昼夜相诘，而不得容留。凡地方有孤寡茕独，及残疾废弃之人，责令亲戚乡党，助其不给，使不至于失所。行旅出于其途，或有疾病，皆为之药食以养之。每乡必设有小学，教其子弟。暇时亲到学中，召父老与之言语，访问民间利病。儿童所读的书，亲为正其句读。教者或不善则更易之。又于其中择子弟之秀敏者，聚而教之，以责其成。乡民有作社会者，替他立下条约，为善的众共称之，为恶的众共斥之，使善者有所劝，而恶者有所耻。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焉。至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颢为御史。神宗素知其名，时常召见，问以朝政得失。每于颢将退之时，必分付说：“卿可频来求对，朕欲常常见卿耳。”一日神宗与颢从容咨访，自早入对，不觉到正午时候。颢闻报午时，方才趍出。庭中人问颢说：“御史奏对许久，岂不知上犹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欲神宗正心遏欲，以端化原，求贤育才，以资治理。每进对，务积诚意，以感悟人主。尝谓人主处富贵之极，欲心一萌，难于禁制，骄心一生，易轻贤士大夫，故每劝神宗以道御情，防简未萌之欲，及勿轻慢天下贤士，使乐为我用。神宗感其言，乃俯身致敬而答之说：“卿言甚切，朕躬当为卿戒之。”夫邑有贤令，则民行修而一方治；朝有弼士，则君德修而天下治。观程颢所以为令为御史者，皆可为治民事君之法，神宗有是大儒而不能用，岂亦悦而不绎故欤？
原文
冬十月，富弼罢。时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救，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帝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直解
熙宁二年冬十月，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解相职。是时参知政事王安石方受知神宗，柄权用事，议论偏执，素不与弼合。弼自度难以救正，告病求去。疏至数十次进上。神宗将许之，因问说：“卿若去，谁可以代卿者？”弼荐侍中文彦博，久历将相，老成持重，堪以托用。神宗方喜于有为，轻彦博以为无能，默然不答，良久方说：“王安石才识甚高，卿以为何如？”弼知上意难回，也默然不对，微示不足之意。弼遂罢相，出判亳州。弼常说：“国之盛衰系于君子小人之进退。君子若与小人同朝而处，则君子必不胜矣。何也？盖君子以正自处，如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乐天知命，遁世无闷而已。小人心怀邪媚，若有不胜，则交结朋党，构扇凶恶，千岐万辙，变幻不测，必至于胜君子而后已。及其一旦得志，遂为罗织，以肆毒害于善良。故正人云亡，邦国殄瘁，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君子小人之进退岂可忽哉！”按富弼此言，可谓深知人情矣。盖知人则哲，自古难之，岂独小人难辨，虽君子亦有不易知者。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用小人，基宋室之祸。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惟人主以至公至明，用天下之才，则无此弊也。
原文
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许之。时帝御迩英阁听讲，光读曹参代萧何。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对曰：“宁独汉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对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直解
象魏，是宫阙之名，古者悬法象于阙门，其状巍然高大，所以叫做象魏。神宗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上疏力辞，神宗许之。史臣叙说，时神宗御迩英阁听讲经史。光读汉臣曹参代萧何为相，凡事一遵萧何所行的，无所变更。神宗因问光说：“使汉常守萧何所定之法，世世不变，亦可以为治乎？”光对说：“岂独汉守祖法可以常治，假使三代继体之君常能守其祖禹汤文武之法，则政教岂得废坠，国本岂得动摇，虽至今犹存可也。只因他后世子孙自作聪明，轻改成法，以至于亡。如汉武帝骋其雄才，把高帝裁定的约束纷纷更乱，致民穷财尽，盗贼半于天下。汉元帝任用儒生，把宣帝整理的政事渐次改革，致吏民无所信守，汉业自此而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皆从创业时熟思审处，至当不易，不可得而变也。”司马光盖因王安石创立新法，故为此言以感悟神宗。时崇政殿说书吕惠卿正阿附安石者，乃进说：“夫法，亦何常之有。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如周官正月之吉，天气始和，县法象于魏阙，使万民观刑象，是一年一变其刑象也。有五年一变者，如天子五年一巡狩侯国，考较其制度，是五年一变其制度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如《周书·吕刑》，谓刑罚世轻世重。夫三十年为一世，而刑罚之轻重随之，是三十年一变其刑罚也。今如光言，则祖宗之法虽百世不可易，其究将使天下坐守其弊而不为之所矣，岂是确论！光之意盖借汉事以讥讽朝廷耳。”神宗以惠卿之言诘问光，光对说：“如惠卿所称，妄引经义，尤为无当。夫所谓布法象魏者，谓张布旧法，使民知所守也，非新立一法也。所谓巡狩考制度者，谓诸侯有不守制度变礼易业者，为不从王者巡狩则诛之，是诛其变法者也，不自变也。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谓新立之国，民未习于教，则用轻法以治之，叛乱之国，民化于恶，则用重法以治之。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而为轻重也。且人君承藉祖宗之业，其智虑未必有加于前人，法有不便处，只宜补其偏而救其弊，不可轻有更张。譬如住房子一般，有弊坏处则修理之，非至于大坏，不可更造。盖更造则费多而力倍，未必胜前，而家业自此废矣。今惠卿之言，所谓不务修理而务更造者也。岂国家之利哉！”司马光前后论辩可谓切直，然神宗不用其言，而徒置之要地，所以固辞不拜也。其后宋业竟以新法而敝，守成业者，可为永鉴矣。
原文
文彦博罢。彦博久居枢府，以王安石多变旧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及市易司立，至果实亦官监卖，有伤国体。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缙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不报。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制河阳府。身虽在外，而帝眷有加。
直解
熙宁六年三月枢密使文彦博罢职，不预朝政。是时彦博久管枢密府事，以宰相王安石多变祖宗旧典，天下不便，乃上疏于神宗说：“朝廷四方之极，凡有行事，务须合于人心，广询博采，使众论佥同，以静重为先，勿蹈轻举妄动之弊。今陛下励精求治，宜致太平，而反令人心兀兀不安者，盖更张太过，轻变祖宗之法故也。祖宗之法皆至精至密，其在于今，岂皆不可行？但时异势殊，不无偏而不举之弊耳。只宜救偏补弊以求可行，岂宜一扫而更之乎？及其最可鄙者，如市井上买卖生理，宜从民便，乃亦设市易司，官为之监督，下至果品微物，也都经官监卖，岂不伤损国体。盖市易乃商贾之事，凡缙绅士大夫之家，若有经商贩卖，罔利于市者，尚不为清议所容。岂有堂堂大国，遑遑求利不已，而不为四方非笑、公论鄙薄者乎？陛下何为而不务大体，而屑屑于小事也。”疏上，留中不报。于是求去益力，遂以原官司空出判河阳府。然彦博以宿德众望，身虽在外，而神宗之眷念特有加焉，此可见神宗之于彦博，知之未尝不深，尊之未尝不至，然不能用其言，安其身者，正以求治太急，偏听安石之深故耳。夫治天下者，当以天下之贤，共成天下之治。今神宗之所贤者，独安石一人，而老成耆德纷纷引去，尚可以为治乎？虽加之眷礼，亦虚文而已，宜乎宋事之日非也。
原文
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安上门，及久旱岁饥，征敛苛急，东北流民每风沙霾噎，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籸、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乃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阁门，不纳。遂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言：“陛下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势作图来上，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眼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观图，长吁数回，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并，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闻之，欢呼相贺。
直解
光州，即今河南光州。司法参军，是断理刑狱的官。麻籸，是麻查。麦麸，是麦皮。糜，是粥。熙、河，是二州名，即今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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