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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是有天下之号，高祖初为汉王，后即帝位，遂仍旧号。这一篇书，载汉家一代的事迹，故称为“汉纪”。
高帝
太祖高皇帝，姓刘氏，名邦，字季，沛县人。初以泗上亭长起兵，诛暴秦、灭项籍，而有天下。在位八年，以其功德高厚，为汉家一代之始祖，故庙号高祖皇帝。
原文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直解
霸上，是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府。组，是印绶。史臣记，汉高祖未即帝位，初为沛公时，奉楚怀王之命，举兵伐秦，以冬十月，先诸将入关破秦，到霸上地方。是时秦王子婴即位才四十六日，见人心离叛，事势穷蹙，遂驾素车，乘白马，颈项上系着组绶，将传国的宝玺与发兵的兵符及使臣所持的节都封了，献上沛公，投降于轵道之旁。时跟随的诸将劝沛公说：“秦为无道，天下怨之久矣。今既破了秦关，得了秦王，正该杀了他，以泄天下之忿。”沛公说：“不可。始初楚怀王命将伐秦，不遣别人，乃独遣我，固以我宽大能容人故也。且用兵之道，不杀已降。今子婴已降，又从而杀之，不祥，亦非怀王当初遣我之意也。”乃将秦王付与所在官司收管，以待怀王之命而处置焉。此沛公之仁也。其后项羽入关，遂杀子婴、坑降卒、烧秦宫室，秦人以是怀沛公之恩、而怨项羽之虐。则楚汉成败之机，盖已决于此矣。
原文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
直解
沛公既入关破秦，遂引兵西入咸阳京城。诸将每贪秦财物，都争先走去府库中，将金帛财物取而分之。惟有萧何独自先入秦丞相府里，急忙收拾那地图册籍等书藏之，其他财物一无所取。因此沛公按这图籍，得以备知天下形势险阻，及户口或多或少，殷实消乏的去处。所以后来用兵，晓得某处可攻、某处可守，均派粮差，知道某处户口殷实、某处户口消乏，皆赖萧何收藏图籍之功也。即此可见萧何志虑高远，迥出于寻常之外。汉高祖所以能成帝业，何之力居多。史称其为一代宗臣，岂不信哉！
原文
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直解
沛公既破秦入咸阳，见秦家宫室雄丽，一应供具帏帐等物，极其齐整，凡狗马珍宝之类及侍奉的宫人美女，各有千数之多。沛公见了这等富贵，不免动心，便要留在那里住下。其臣樊哙恐他溺于侈乐，误了大事，进谏说：“请问沛公，此一来，要并有天下，成帝王之业乎？或只是图些享用，做个富家翁而已乎？若只要做个富家翁，便留在这里住也罢；若是要并天下而为帝王，则当鉴秦之所以亡，而反其所为才是。凡此奢靡华丽之物，皆秦剥民财力所为，秦人因此失了人心，以至亡国，今岂可复效其所为而用之乎！愿急引军回霸上去，不可留住于此。”沛公一时不能听樊哙之言，张良又谏说：“秦家只因所为无道，残虐其民，故沛公得以除暴救民为名，而至于此。夫既要替天下人除去残贼，吊民伐罪，哀怜百姓的困苦，当如丧礼一般，以缟素为资。今方入秦，就安享其奢靡之乐，全无哀痛之心，则是秦之虐固与夏桀无异，而公之所为又与秦无异，乃古人所谓‘助桀为虐’者耳，岂吊民伐罪之师哉！且忠直之言耳里听着虽不顺意，然却有益于行事。譬如毒药，口里吃着其味虽苦，然却能去病。今樊哙之言，乃是忠言，不可不听也。”沛公就听张良、樊哙之言，还军霸上。夫帝王之举动乃天下所观瞻，若动有可议，谁肯归戴？汉高祖初入秦宫，遂动心于富贵，几乎误了大事。及一闻张良、樊哙之言，遂整军霸上，以待诸侯之至。此等举动何等光明正大，故秦民因此信其果为除害而来，而敌国谋臣亦以此知其志不在小。视彼项羽收其宝货、妇女以东，而秦民遂大失望者，胜负岂待辨哉！然使非张良、樊哙之言，则汉高未免有过举矣。故史臣记此一段，以见二臣能谏之忠、汉高从谏之善，乃转祸为福之一大机也。
原文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直解
父老，是百姓年高的。豪杰，是地方中的好汉。安堵，是安如墙堵，不迁动的意思。沛公既破秦入关，这年冬十一月将还军霸上，乃尽唤关中年老的百姓并地方上的好汉都来，分付他说道：“秦家暴虐无道，法令琐碎，你这父老人等被害久矣。那秦家的法度好生利害，但是诽谤君上政令的，便诛及三族，有两人对说诗书的，便戮于市曹，其烦苛惨刻如此。起初众诸侯相约，但有能先入关破秦的，便封为秦王。我今先入关破秦，当王关中，与你众百姓做主。如今先与你父老每相约，我的法度没有许多，只是三条：杀人的，着他抵死偿命；伤人的、与做盗贼的，各问以应得罪名。此外但是秦家那琐碎的法度，都一切除去不用，你众官吏百姓每都照旧各安分守职，不必迁动。我这一来，只要为你每除害，不是来侵暴百姓的，你每休得怕惧。我如今暂且收了军马，还屯霸上，等待众诸侯都到了时，面定前日王关中的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家原设的官吏循行各县、乡、村邑里，分投晓喻，使那未到的小民也通知道这意思。于是秦中百姓无不欢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与沛公，犒飨军士。沛公又辞让不受，说道：“今仓廒中粮食尽多，不至乏绝，不要破费了你百姓的钱米。”那百姓每听得这话，愈加欢喜感戴，只恐怕沛公不得做秦王。夫汉高初入关时便得民心如此，盖秦为无道，百姓方患苦之，而高祖一旦代之以宽，如大旱之得时雨，有不欢忻而仰戴者哉！《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故秦之严刑而多杀者，适所以驱民使归汉耳。汉家四百年的基业，在此三章约法中矣。
原文
汉王怒，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萧何谏曰：“虽王汉中之偏，不犹愈于死乎？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
直解
三秦，是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分王秦地，故号三秦。始初楚怀王与众诸侯相约，但有能先入关破秦者，便封他做秦王。其后高祖独先破秦，当为秦王。项羽后到，却倚他兵力强盛，背约失信，不肯着高祖做秦王，乃三分秦地，把秦家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都封为王，镇守秦地，却将高祖封在汉中四川地方，叫做汉王。汉王因此嗔怪项羽处事不公，负约爽信，发怒欲举兵而攻之。其时周勃、灌婴、樊哙三个都是武将，没见识，不能审度时势，只管劝高祖举兵攻项羽。独有萧何进谏说道：“楚强汉弱，力势不敌，今若攻楚，必致败亡。汉中地方虽是偏僻，还得生而为王，不强如兵败而死乎？大凡成大事的，要忍小忿。古昔帝王有能审己量力，暂诎一人之下，竟能创业垂统，伸于万乘之上者，如殷汤事桀、周武王事纣是也。往事如此，可以为法。臣愿大王权且退一步，去汉中地方布德施惠，抚养百姓，招致四方贤人，收用巴蜀士卒。待君之根本已固、兵食已足，那时却举兵回来，平定三秦，收复关中地方，天下大事从此可图也。今乃不忍一朝之忿，而欲轻生以攻楚，不亦谬乎？”汉王听了这话，说萧何的见识远大，说得有理，便依从他说，去到汉中权为汉王，而以萧何为丞相，与图国事。其后高祖到汉中，果能任用三杰，还定三秦，遂灭楚而有天下，皆萧何“养民致贤”之一语启之也。
原文
汉王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者。信亡去。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王。王且怒且喜，骂何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乃召信拜大将。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直解
南郑，是地名，即今陕西汉中府南郑县。亡，是逃走。信，是韩信。汉王既用萧何之言，就国汉中，行到南郑地方。诸将及军士多是东方丰、沛等处的人，离家日久，个个思量东归，唱的歌曲都是思乡的意思，多有在半路里就逃去了的。那时韩信做治粟都尉，见汉王不能用他，也随着众人去了。萧何平日晓得韩信才略可任大事，猛听得说韩信也走了，心里忙迫，不及奏知汉王，就自家去追赶他。军中不知萧何是追韩信，只说萧何也逃去。有人告于汉王说：“丞相萧何走回去了。”汉王大恼怒，见失了辅佐，就如失了左右两手一般。住一二日间，萧何回来参见汉王。汉王又怒又喜，问说：“你如何也撇了我走回去？”萧何对说：“臣不是逃走，乃是追赶韩信来。”汉王骂说：“我手下管兵的将领，逃去了十数人，不曾见你去追赶，乃独追一韩信，这是你支吾欺我之言！”萧何对说：“诸将都是庸才，便去他十来个有何难得。至如韩信，智勇才略天下无双。大王若只是长在汉中做王，却也用不着韩信；若是要东向争取天下，则除了韩信，无可与谋此大事者。故臣一闻其逃，不及奏知，急去赶将回来，恐失此人耳。但不知如今大王的意思何如。还是要王汉中？还是要争天下？”汉王说：“项羽违约，封我于汉中，我甚不乐。我的意思亦欲东向而争天下耳，岂能郁郁久居此处乎！”乃用萧何之言，就着人去呼唤韩信来，拜为大将。萧何说：“大王平素待人傲慢无礼，如今要拜一个大将，把取天下的大事付与他，却乃如此轻易，恰似呼唤小儿一般，这等待人无礼，人如何肯用命？此韩信所以不乐而去也。王若真个要他做大将，须选择个好日子，大王自家斋戒致敬，筑立坛场，备具礼仪，方才成个拜大将的道理，韩信才肯尽力为用。”于是汉王听许，一一都依着萧何的言语。那时诸将听得汉王将举行拜将的殊礼，却不知所拜的是谁，都暗地欢喜，人人自负说：‘这大将莫非是我做？’及至拜大将时，乃是韩信，一军之人无不惊讶。盖韩信在先未遇时，曾乞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人素轻贱他。只有萧何知道他是个豪杰，荐于高祖。一旦加之以殊礼，拜之为大将，故人以为惊讶。其后果能定三秦，举燕赵，破楚灭项，助成帝业。可见非常之功，非常人所能任；而非常之才，亦非常人所能知。韩信以一逃亡小卒，若不遇汉高英雄之主、萧何知人之相，则将终身困穷而已。夫欲图大事、建大功者，岂可以名誉资格求天下之豪杰也哉！
原文
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今项羽放杀之。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直解
平阴津，是平阴县的渡口。新城，是洛阳县的乡名。三老，是掌管一乡教化的老人。三河，是河南、河东、河内。汉王既用萧何之计，用韩信为大将，引兵还定三秦，出关、下河内，遂南渡平阴津，到洛阳新城地方。那时项羽方杀了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于是新城乡有个三老叫做董公，拦着路献个计策与汉王，说道：“臣闻取天下在有仁义之德，顺此德的便昌盛，逆此德的便灭亡。兵之胜负，在德之顺逆。若出兵而无名，大事如何得成？所以说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必须仗天下之大义，立个名号，显得那敌人是贼，我为天下声其罪而讨之，则顺在于我，逆在于彼，不待交兵，而胜负已分矣。今项羽大逆无道，放杀其主，这正是天下之贼也。我的勇力虽不如他，然以仁义临之，仁不在勇，义不在力，顺逆一分，强弱都不论了。今大王正宜倡率三军，同服缟素，因以赴告于诸侯，而讨项羽弑君之罪，则兵出有名，大事可成矣。”于是汉王用其计，为义帝发丧成服，乃遍告诸侯说道：“往时天下诸侯共立楚怀王以为义帝，奉他做主，我与项羽都是义帝的臣子。今项羽乃放逐义帝于江南而杀之，此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者也。寡人今亲为义帝发丧，使军士每都穿着缟素孝服，尽发关中兵马，收集三河士卒，南浮江汉而下，愿随着诸侯王讨伐那楚国弑义帝的篡贼，以报君父之仇，明君臣之义焉。”从此汉王举动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而汉兵之出，始堂堂于天地间矣。项羽虽强，岂能与之为敌哉！此不独能摧服群雄，而正人心以培国祚，实基于此，皆董公一言启之也。
原文
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馋，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曰：“善！”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平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不信钟离昧等。
直解
骨鲠，是刚直不顺人意，如骨之鲠人一般。亚父，是范增，项羽尊他叫做亚父。反间，是造捏虚词、离间人的意思。汉王自睢水战败退守荥阳，与项羽相持日久，不能取胜，因谋于陈平说：“如今天下纷纷争斗，不得休息，不知何时才得灭楚，平定天下，你有甚奇计可施否？”陈平对说：“汉所以不能胜楚者，只因项王尚有心腹得力的臣帮助他故耳。臣料项王手下骨鲠忠直之臣其实不多，如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辈，不过数人而已。大王若肯不吝数万斤之金抛舍出来，把去行反间之术，离间了他的君臣，使他自相猜疑，必至离心。项王为人心多疑忌，好听谗言，一闻反间之语，必然君臣生疑，内里自相诛杀。那时汉却乘机举兵攻之，破楚必矣。”汉王说：“此计甚好！”即捐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任他将去使用，更不稽查其出入。陈平乃多把这金去买嘱项王左右，广行反间于楚，到处传播说道：“钟离昧等为项王将，运筹出力，功劳多矣。然到今不得分土受封，枉受许多勤苦。以此心怀怨望，要与汉家连结为一，共灭项氏，把楚地分了，各自为王。”这是陈平反间的说话，要去激怒项王。项王听得这话，果然心疑钟离昧等，只道他真有反意。自此凡有计谋都不信用，盖已中陈平之计矣。楚之败亡实决于此。此虽陈平诡计，亦本项王意忌信谗，有以致之。向使项王君臣相信，不听谗言，如燕昭王之于乐毅，魏文侯之于乐羊，则虽有陈平之智，亦安所施哉！古语有云：“木必先腐而后蠹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用人者可不鉴哉！
原文
夏五月，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群臣悦服。
直解
高祖既灭项羽，即帝位。一日置酒宴群臣于洛阳之南宫，因问群臣说：“众诸侯及诸将每，在我面前不要隐讳，各陈你每所见，且说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项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内中高起、王陵二人齐对说：“陛下天性好简嫚轻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待人有礼。然人所以肯尽力于陛下者，以陛下能不吝爵赏。使人攻打城池、略取土地，既得了，就封那有功之人，与天下同享其利。因此人人尽力，以图功赏，所以能得天下也。项羽则不然，妒贤嫉能，有功者不但不赏，反忌其能而害之，贤者疑而不用。因此人人怨望，不肯替他出力，此项羽所以失天下也。”高祖说：“公等说的虽是，然但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所以取天下者，全在能用人故也。夫运筹画策不出帏幄之中，而能料敌制胜于千里之外，这样智谋，我不如张子房；镇守国家，抚安百姓，供给军饷不致乏绝，这样才干，我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兵，用之有法，战则必胜，攻则必取，这样勇略，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一时豪杰，非常之才。我着张子房常在左右，运筹画策为吾谋臣；着萧何镇守关中，供给粮饷；着韩信做大将，领兵征讨。得此三人之力，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只有一个谋臣范增，而每事猜疑，不能信用，是无一人之助矣，此所以被我擒获也。”群臣闻高帝之言，无不忻悦敬服。夫用人者常裕，而虚怀者然后能用人。若论勇猛善战，汉高不及项羽远甚，所以胜之者，以能用人耳。而所以能用人者，繇其自谓不如人也。夫以匹夫取天下，天下莫不归服，而犹自谓不如其臣，此汉高之所以大过人欤。
原文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直解
道引，是修养家运气之术。张良为人素多疾病，自从高祖入关之初，便就学修养之术，导引运气，不食五谷。及至佐高祖平定天下之后，一日自家称说“我本是韩国之人，父祖以来，五世为韩相国，世受国恩。不幸宗国为秦所灭，我不爱惜万金之产，悉以家财募求力士，椎击始皇于博浪沙中，为韩报仇。那时虽误中副车，不曾伤得始皇，然以秦皇之强而我椎击之，威加万乘，义复强仇，天下之人谁不振动！其后遇着真主龙典，我止凭三寸之舌运谋画计，毕竟灭了强秦，赞成汉业。天子待我以师礼，封我以万户，位为列侯，布衣荣遇，至此已极。我平生只要报仇雪恨，济世安民，今已心满意足矣，此外更复何求！惟愿遗弃了人间功名、富贵之事，随着赤松子同游于方外耳。”赤松子，是上古仙人之号，良盖假托之辞也。夫张良有大功于汉，高祖方尊礼之，何天下甫定，遂托于神仙之事而去乎？盖良以五世相韩之故，志复不共戴天之仇，其仕汉也，以为韩也，韩仇既报，遂浩然有归志焉。故后人论之曰：张良始终为韩。又曰：留侯君臣义重。其真知良之心哉！
原文
始剖符，封诸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直解
剖，是分，符，即是如今封功臣的铁券，两块相合，一块赐与功臣，一块藏在内府存验，所以叫做剖符。彻字，解做通字，以其功通于王室，故谓之彻侯。酂，是县名。高帝既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不能决，至即位之次年，始剖分符券，封诸功臣等为通侯。以萧何之功最高，先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比诸功臣独多。诸功臣心里不服，都说：“臣等身自披着坚甲、执着利兵，亲去攻城陷阵，多者百余战，少也有数十合，受了许多辛苦，才挣得个功次。萧何并未曾有汗马战斗的功劳，只以文墨议论为事，今论功行赏，乃反居臣等之上，何也？”高帝要折服群臣之心，乃设个比喻问他说：“诸君晓得田猎之事乎？夫打猎之时，赶杀兽兔者固在于猎犬；若解放那猎犬，发其踪迹而指示以野兽所在，使之追杀者，则繇于人。故杀兽者狗，而使狗者人也。狗之功，非人之比明矣。今诸君只靠勇力厮杀，虽有攻城略地、斩将搴旗之功，不过如猎犬能追得走兽耳。至如萧何，则居中调度，运谋画策，使诸将各效其能，就与猎者发踪指示一般，其功人也。诸君之功，岂得与萧何比哉？”群臣闻了高帝此言，乃自知其功不如萧何，莫敢复有争论者，而萧何之功遂巍然为一代功臣之冠矣。盖萧何能用人，诸将则为人所用，顾用人者功虽大而无迹，为人所用者功虽小而易见，非高帝取喻于田猎，何以服天下之心哉！此万世论功者之准也。
原文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偶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故即相聚谋反耳。”上忧之，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直解
什方，是地名，即今四川成都府什邡县。高祖既定天下，论功行赏，已先封萧何、曹参等有大功的二十余人为侯。其余诸将，因各人开报功次，查算多少，议论不决，未得行封。高祖一日在洛阳南宫中，从阁上望见外面诸将每时常有三三两两，在洛水边沙地上空阔无人处并坐着说话。高祖心下生疑，问左右说：“这将官每时常在那背地里说些甚么？”留侯张良对说：“陛下起自布衣，不阶尺土，用此辈众人之力，攻城略地，取有天下。今既为天子，当替天行道，赏必当功，罚必当罪，不以私喜怒与其间，方才人心悦服。今所封的虽是有功，然都是平日亲厚的人，其余皆未得封；所诛杀的大率是素有仇怨的人，未必尽当其罪。众将每因此心怀疑惧，恐未必得封，而或横被诛杀，故相聚谋为反叛耳。”高祖听得张良之言，甚以为忧，遂问张良说：“今人心危疑如此，当何计以安之？”张良对说：“请问主上平素所憎恶，群臣又皆知主上恶他的，第一是谁？”高祖说：“这诸将中雍齿与我旧有怨隙，我曾着他守丰邑，他叛我降魏，又屡次窘逼困辱我，我心里极恨他，只要杀之，但因他复降之后，屡立战功，所以不忍。这是群臣所共知者。”张良说：“既如此，宜急先封了雍齿，诸将见主上记功不记仇，虽一时未及尽封，他每也都自安心，不复疑惧矣。”高帝听用其言，即置酒会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一面催促丞相、御史作速考定群臣的功次，以行封爵。诸将每饮宴既毕，皆欢喜相告说：“雍齿素与主上有怨，今尚且以功得封为侯，至公如此，何况我等无雍齿之怨，岂没我之功，而不加封爵哉？迟早定有处分，不必忧虑矣。”夫汉高以初定之天下，而当诸将之怀疑，使驾驭失宜，变生肘腋，为患非细。所幸急听张良之策，一封雍齿而众心遂安，较之反谋既成，而后勒兵扑灭者，利害劳逸何如哉！此可见消患者贵于未形，而惟至公乃足以服天下也。
原文
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二者因时势、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直解
高帝平定天下之后，因秦时所制的礼仪法令甚是烦琐，乃一切除去不用，凡事务从简易。但当此之时，初罢战争，朝廷之中皆武夫壮士，不知尊卑体统。群臣饮宴中间彼此争功，至有酒醉狂叫，拔剑击柱者。高帝看见，心里也甚是厌恶之。于是博士叔孙通因奏说：“臣闻世乱思得猛士，时平必用文儒。若要攻城略地，进取天下，诚非文儒所能；若要讲明礼度，保守成业，则非文儒不可。今上下之分不明，人心怠肆，不知礼法，岂长久之道。臣愿征召鲁国的诸儒生，与臣门下的弟子数十人，共起立一代朝仪，使人知尊卑上下之等，则体统立而朝廷尊矣。”高帝说：“这古礼只恐如今难行。”叔孙通对说：“昔五帝生不同时，所作的乐也各不同。如少昊作《大渊》之乐、颛顼作《六茎》之乐、帝喾作《六英》之乐、尧作《大章》、舜作《大韶》，这便是五帝异乐。三王生各异世，所行的礼也各不同。如夏则尚忠、商则尚质、周则尚文，这便是三王不同礼。盖礼、乐这两件，但随时势人情而为之节文。或太过，则节损之；或不及，则文饰之。缘情而立，初非强人以难行之事也。臣愿博采古先的礼仪与秦时的礼仪，酌古准今，相杂而成朝仪，不必拘定古礼。”于是高帝许之说：“你可试做来与我看，务从简便，使人容易得知，又须度量我所能行者乃可耳。”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人而无礼，大乱之道。但俗儒不达制礼之本意，好是古而非今，务为高远迂阔之论，遂使人主苦其难而厌之。叔孙通谓礼乐因时势人情而为之节文，可谓知礼乐之本者矣。
原文
七年，冬十月，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震恐肃敬。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无敢谨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
直解
长乐，是宫名。六百石，是汉时第八等官员俸禄之数。法酒，是礼法之酒。上寿，是献酒祝寿。汉家因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行朝贺礼，高帝既用叔孙通之言，新定朝仪。至七年冬十月新起长乐宫，工完，正当诸侯群臣都来朝贺之时，遂举行叔孙通所制的朝仪。上自诸侯王大臣，下至六百石品官，都以次引入殿廷中，行朝贺礼，莫不震恐肃敬，一一都依着他的仪注行。朝贺礼毕，又置法酒于殿上，诸侯群臣侍坐的，都俯身低首，不敢仰视，各照尊卑的品级，以次起来奉酒上寿，不得搀越。从初朝至酒罢，并没有一人喧哗失礼的。于是高祖喜而叹说：“我在位七年，今日方知做皇帝尊贵如此。”乃拜叔孙通为太常，使专掌礼仪之事。汉家一代典礼，皆自叔孙通始也。然其所制，皆就高帝之所能行者而为之，故真意虽存，而礼文颇略，后世讥之以为野焉。
原文
十年，戚姬有宠于上，生赵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废之而立赵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直解
吃，是人说话謇涩。期，是必，重说期期，是口吃之声。高帝初立吕后之子为太子，至即位之十年，戚夫人方有宠，生个儿子，封为赵王，名叫如意。高帝甚爱他，常嫌太子慈仁而柔弱，无英明之资，恐不可为天下主，欲废之，而改立赵王为太子。夫以无罪而易太子，这是高帝差处。当时诸大臣皆执大义谏争，高帝溺于戚姬之爱，不能自断，谏者虽多，都未见听从。有御史大夫周昌，平素刚直敢言，当大廷中面争甚力，高帝因问他太子所以不可易之故，要他说将来。周昌为人口吃，说话迟难，心里又甚恼怒，越发气急，说不出来，因对说：“臣口吃不能言，然心里必必知其不可，陛下若欲废太子，臣必必不敢奉诏。”高帝见周昌口吃如此，不觉欣然而笑，而废立之意，亦为之中止。夫高帝溺爱宠姬，欲易太子，几乎动摇国本，固为过举矣。然能容周昌诸臣之强谏，竟割一己之私情，以从天下之公议，非其明达大度而能之乎？所以史臣称之曰：“从善如不及，纳谏如转圜。”此类是也。
原文
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帝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
直解
乃公，是高帝自称，譬如俗说尔父也。高帝既定天下，其臣陆贾时常在高帝面前，称述古时诗书上的说话。高帝平时不喜诗书，因骂陆贾说道：“我东征西战，只在马上得了天下，要那诗书何用！”陆贾对说：“世乱用武，世治用文。这天下虽是马上得来，如今还可以马上治之否？昔者汤放桀、武王伐纣，初皆用武而以逆取天下。既得天下之后，便立纲陈纪，制礼作乐，用文以顺守之，故能绥定大业，传之永世。可见文武并用，乃长治久安之道也，安可弃诗书而不事哉！”高帝乃以陆贾之言为然，因命之说：“既是如此，你试替我做一篇书，著秦所以失天下者如何，我所以得天下者如何，及自古以来成败之国，备述其故，朕将览焉。”陆生乃略述古今兴亡事迹，著为一书，为道基述事等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辄称善嘉纳，以这说话，他从来未闻，遂名其书曰《新语》。不知陆贾所述，亦皆诗书中道理，固非创新为之者也。然高帝虽不事诗书，而其雄才大智，实旷代之英主；其创造大业，规模宏远，亦自有与诗书暗合者。顾当时号为儒生者，皆迂阔俗儒，所言皆诗书之糟粕，泥古而难通。故高帝见辄嫚骂，甚至溺冠以辱之。惟陆贾颇达时宜，卑论侪俗，故高帝悦之。然贾亦非真儒，其所著书，不过战国纵横之余论，其于帝王经纶天下之大经大法，实未有闻也。若以高帝之英明雄略，能留心于学问，而又得豪杰真儒以佐之，则其功业又岂止于是而已哉！
原文
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张良谏不听。叔孙通谏曰：“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戏乎！”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
直解
高帝每常欲废太子而立赵王，自破了黥布回来，疾病渐加，思为身后之计，越发要改立太子。虽亲信如张良者谏他，亦不肯听从。此时太子几危，于是太子太傅叔孙通舍死进谏，说道：“古时晋献公有太子申生甚贤，到后来宠爱骊姬，生少子奚齐，献公信骊姬之谗，遂废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为太子。其后献公死，奚齐为其臣里克所杀，晋国大乱者数十年。近时秦始皇也只因不早定长子扶苏为太子，却使他监兵于外，以致身死之后，奸臣赵高得以诈称遗诏，杀扶苏而立少子胡亥，自取灭亡，宗庙绝祀，此乃陛下所亲见的，可为明鉴。今太子德性仁孝，未有过失，天下皆闻知之，一旦无故见废，臣恐人心不服，变故必生，而奚齐、胡亥之祸将复见于他日矣。陛下若必欲废嫡子而立少子，臣愿先伏诛戮，以颈血污地，不忍见其乱也。”高帝说道：“我不是真个要废太子，特戏言耳。”叔孙通对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摇，天下为之震动，奈何把天下来作戏！”高帝闻叔孙通此言，心里感动，又当时大臣谏争者多，高帝知群臣之心皆不附赵王，恐立了生变，乃止不立，而太子遂安，实叔孙通强谏之力也。尝考叔孙通先时事秦，每阿谀苟容；及其事汉，乃能以死力争，而定太子之位。可见人臣之忠佞，亦观上之意向何如耳。语曰：“主圣臣直。”岂不信哉！
原文
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
直解
高祖与群臣同起艰难，开创基业，群臣的优劣知得最真，任用各当。及至末年有疾，吕后恐有不测，国事付托，贵于得人，乃从容问说：“见今萧何一时称为贤相，倘陛下到百岁后，那时萧何或又不在了，谁人可以替他？”高祖说：“曹参好。”吕后又问：“曹参之下，还有谁可以为相？”高祖说：“王陵亦可，但其性太直，不知通变，当兼用陈平以帮助之。陈平为人多智谋，然机变不测，难以独任。若用陈平，又须兼用周勃。周勃持重谨厚，虽少文采，然沉毅有力量，若国家一旦有事，能戡乱靖难以安定我刘氏之社稷者，必此人也。可使为太尉之官，管领兵马以备缓急之用。”吕后又问这四人之外，还有谁好。高祖说：“自此以后，人才固难预拟，恐那时你亦年高去世，不得知矣。”高祖与吕后商议之言如此。大抵宰相须才德兼全，守正而又能达变者，乃称其职。汉初宰相，惟萧何才德皆优，为一代宗臣。曹参之才虽不及何，而能谨守成法，无所变更，抑其次也。此外如王陵之正直，陈平之智谋，周勃之厚重，则各有所长，不能兼备。惟高帝知人善任，裁截而用之，故终孝惠、孝文之世，戡定祸乱，致治升平，皆此数人之力。可见人才难得，为君者诚得才德兼全之人而用之固善，如不得其人，则舍短取长，并用相济，亦足以建功立事，此人主择相之法也。
原文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
直解
这一段是史臣总叙高祖的事实。说高祖始初以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未尝修习文学之事。然其天性聪明洞达，遇事好与人谋画，闻人之言，即便听从。虽下而监门小军那样卑贱的人，才一见面就如故旧一般。待之有恩，人心无不感悦。初时见百姓每苦秦苛法，乃顺民之心，与秦父老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及天下既定，以三章之约不足以惩奸，乃命萧何次第律令，作律九章；又命韩信申明军法；命张苍定立各项法度章程；命叔孙通创立各项礼仪。又大封功臣，与他剖符立誓，为山河带砺之盟，以丹书之于铁券之上，盛之以金匮石室而藏之宗庙之中。这都是高祖立国规模，其大者如此。虽在位不久，其于法制品节之详，犹有未能一一整齐处，然其大纲已正一代之规模体统，亦可谓弘大广远而不可及矣。汉之所以垂四百年之基业者，良有自哉。
原文
班彪《王命论》曰：“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诚信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繇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向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拔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
直解
班彪，是汉光武时人。曾作《王命论》一篇，明帝王之兴，皆天所命，不可以智力强求，以警惧当时之称王僭号、窥窃神器者。其论中一段说道：“人只见汉高祖起自布衣，遂有天下，不知他乃天所命的，非是容易。盖在高祖之兴有五件过人处：第一件，他是帝尧之苗裔，盖唐尧之后有刘累，事夏孔甲，为御龙氏，传至高祖仍姓刘。是高祖乃帝尧后代子孙，非凡族也。第二件，他体貌多奇异，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生来就与寻常人不同。第三件，他神武有征应。初起时，当径斩白蛇；入关时，五星聚东井。及所居上有云气，龙虎成五采，识者已知其当兴。第四件，他有宽明仁恕之德，人心都归向他。第五件，他认的人，又善于任使，各当其才。既有这五件，又加以诚于好谋，明于听受。见人之善，求之若不及；用人之善，视之若己出。其从谏也，如水之顺流无少逆拂；其趣时也，如响之应声无少迟误。在荥阳时，先误听郦生计，欲立六国后，张良发八难，极言其不可。那时高祖方食，即吐哺骂郦生，不用其言，而纳子房之策，其见事疾捷如此。在陈留时，郦食其求见，高祖方洗足，不为礼。郦生说：‘今欲灭无道秦，不宜以倨傲接见长者。’高祖便自家认不是，辍洗而揖谢之，延之上坐，其屈己下士如此。起初高祖以家在关东，欲定都洛阳，一闻戍卒娄敬之言，说洛阳不如关中，即日车驾西都长安，更无一些怀恋故土的意思，其果断刚决如此。起初溺爱赵王，欲立为太子，换了惠帝，张良因请起商山四皓来，与太子游。高祖素闻这四人的名，见了大惊，以为太子能招致贤人，必然可以付托天下，遂定立惠帝，而遣赵王之国，其为宗社远图，而不牵于私爱如此。韩信是个小卒，高祖举之于行伍之间，而拜为大将；陈平自楚逃来，高祖拔之于亡命之中，使之骖乘，其用人不疑如此。所以那时英雄之人都为他用，各尽其力；贤智之士都为他谋，各献其策。五载之间遂成帝业，非偶然也。”这是班彪《王命论》中，称述高祖许多好处，以见其兴王之繇。然所谓苗裔、体貌、征应，虽帝王之一验，而非其本也。就中最紧要的，只是宽明仁恕，知人善任，用人如己，从谏如流，数语得以尽之。这几件，不独是开创之大略，守成业而保天命者，亦所当取法也。
惠帝
孝惠皇帝，名盈，乃高祖之长子，在位七年，谥曰孝惠。汉家世世称孝，谓能世守先业之故也。
原文
帝怪相国不治事，参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参为相国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直解
惠帝即位之初，曹参既代萧何为丞相，凡事都遵依着萧何的行，无所改变。惠帝见曹参如此，心里疑怪，道他为相国，天下这许多事，为何都不理会？曹参因问帝说：“陛下自家看聪明圣武，比高帝如何？”惠帝说：“朕怎敢上比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才能，比前任的萧何如何？”惠帝说：“卿似不如萧何。”曹参因说：“陛下这话说的是，陛下果然不如高帝，臣果然不如萧何。夫以高帝之圣武，萧何之贤能，共起布衣，平定天下。东征西伐，经历过多少人情事变；熟思审处，立下法令以贻后人。既已明白停当，无可改变，今日但安享其成，陛下垂衣拱手于上，臣等奉法守职于下，一一都遵依着前面的行，不至失坠就好了，何用多事而纷更之乎？”于是惠帝乃以曹参之言为然，更不疑怪他。曹参为相国三年，海内治安，百姓乐业，民间做成歌谣说道：“萧何为法，较若画一。”言萧何定的法度，较然明白，甚是齐整也。“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言曹参代何为丞相，谨守他的法度，无所失坠也。“载其清净，民以宁壹。”言他能守法勿失，清净不扰，而民亦有所遵守，都安宁而齐壹也。然当是时，天下甫定，又当高帝、萧何开国之初，纪纲法度，事事齐整，为曹参者，只宜安静守法，与民休息，盖审时度势，不得不然也。若承平日久，人心怠玩，法度废弛，则又当修举振作一番，乃为久安长治之道。若不审于时势之宜，因循偷惰，旷日废职，而借口于曹参之安静，则将至于颓靡废坠而不可救矣。此又为君为臣者之所当知。
原文
冬，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悦，问左丞相平、太尉勃，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啑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
直解
太尉，是汉时掌兵之官。盟，是约誓。啑血，是盟时取牲血涂之口旁，相与发誓，以坚其约也。惠帝既崩，吕太后临朝称制，改建元年。是年冬，议欲立他家的子弟为王，恐大臣不肯听从，因试问右丞相王陵。王陵对说：“比先高帝与群臣杀白马而立盟誓说：‘后来若有不是刘家的子孙得立为王者，便是乱臣贼子，天下共兴兵诛之。’高帝之约如此，今封吕氏为王，岂不背约？臣窃以为不可。”吕太后听王陵这等说话，心中不喜，又问左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这两人知吕后之意已定，徒然分辩无益，且故意应承说道：“高帝定天下，王刘氏子弟；今太后临朝称制，王吕氏子弟，各封同姓，有何不可？”吕太后见二人听从，甚喜。朝罢，王陵因怪责陈平、周勃说道：“在先与高帝啑血为盟时曾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那时你每岂独不在耶！今高帝去世未久，口血未干，言犹在耳，何忍就背了盟约、阿顺太后的意思，欲王诸吕？且你每纵阿意取容于此时，他日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绛侯对说：“当这时节，据理守法、面折廷争，我两人不如你；到后来用计策，诛僭乱，保全社稷而安定刘氏，那时节恐你又不如我等了。”王陵知他二人自有算计，不是阿意，遂默然无以应之。夫三子所言，正变不同，要其心忠于刘氏则一而已。然王陵之守正、陈平之多智、周勃之安刘，高帝在前已都看定了。当诸吕擅权之时，若不得此三人，则汉之社稷岂不危哉！故人主欲为子孙长久之计者，唯在贻之以贤臣而已。
原文
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及己，尝燕居深念。陆贾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权不分。君何不交欢太尉？”平用其计，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
直解
初，吕太后欲立诸吕为王，陈平不得已权且依顺。及诸吕既王之后，遂擅权用事，气焰日盛，有图危刘氏之心。陈平心里忧虑，自度力不能制他，恐一旦乱起，宗社不安，祸及其身，每退朝闲居时，独自一个坐着寻思，求所以安社稷之计而不知所出。那时太中大夫陆贾是个极有见识的人，一日去候见陈平，只见陈平正在那里坐着思想。陆贾也不待通报，径走到里面坐着，因问陈平说：“丞相这等深思，岂非患诸吕之难制乎？今有一个计策献与丞相。因言国家文武之权在将相两人。方天下太平无事，人之所注意者在于相；及至有事之时，人之所注意者在于将。国家之有将相如左右手一般，若为将与为相的彼此和调，同心共济，则文武之士便都和豫而归附，无有观望疑贰之心。士既豫附，则上下同心，气势自壮。那时天下就有变动，我这里将相协和，事权归一，呼吸转移，号令措置都在我掌握中矣。今丞相当国，太尉周勃为将典兵，只怕太尉不与丞相同心，便有掣肘。为今之计，莫若先致私款，与太尉交好，这便是将相调和了。纵是诸吕有他谋，你二人同心合力，制之何难？”于是陈平听用陆贾计策，交欢于周勃。两人深相结纳，文武之士都齐心归附。吕氏诸人知道朝廷有人，也畏惧而不敢动，反谋从此益衰。其后左袒一呼，诸吕就戮，卒仗太尉之力，繇陆贾发其端也。若陆贾者，真智士哉！
原文
吕禄、吕产欲作乱，惮绛侯、朱虚等，犹豫未决。绛侯使郦寄绐说吕禄以兵属太尉。太尉入军门，行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太尉遂将北军，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直解
犹，是犬名，犬随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回迎候，故人之处事无决断者，谓之犹豫。绐，是欺哄。袒，是脱袖露肩。汉时兵制有南北军，北军专主巡徼京师者也。吕太后既没，吕禄、吕产没有倚靠，自知名器不正，恐祸及己，欲要谋为叛逆，又怕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都是有本事的，恐一动便为所制，因此迟疑犹豫而不决。绛侯乃先其未发，设计令吕禄等平素相厚的人叫做郦寄，哄吕禄说道：“你如今握着重兵，大臣每都心里怀疑，恐一旦祸起，不如解去将印，把兵权付与太尉，则人心自安，吕氏可以长保富贵矣。”吕禄信其言，遂解将印授与周勃。周勃既得了兵权，始入军门，遂下令说道：“你众军士每，如今要向刘家，还是要向吕家？若是要向吕家的，便袒其右肩；向刘家的，袒其左肩。”于是一军中人都是左袒。周勃见得人皆为汉，无有二心，遂帅领北军，分头差人将吕后家的人尽数拿了，不论男女长幼尽皆斩之。从此吕氏之祸始息，汉之社稷始安，皆陈平之谋，周勃之力也。然使吕太后当时不立诸吕为王，不使之掌握兵权，干预朝政，则其祸亦未必至于此。是吕后之所以厚其族人者，实乃所以深祸之也，岂非千古之鉴戒哉！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祖第四子。初封为代王，大臣既诛诸吕，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谥号孝文，庙号太宗。
原文
元年，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今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乃许之。
直解
文帝即位之元年，诸大臣有司以此时初诛诸吕，人心未定，故劝文帝蚤立太子，以安人心，说道：“太子是天下之本，宗庙社稷所系，故须豫先建立，正其位号，这不是私其子，盖将使祖宗之祀有托、百神有主、天下苍生有依，乃所以重宗庙社稷而不忘天下也。且如古者殷自玄王相土，至汤有天下；周自后稷公刘，至文武有天下。以世相继，治安皆千有余岁，享国长久，繇太子早建而国本素定故也。今皇子启年最长，其德性纯厚而慈仁，又最贤。夫立嫡、立长、立贤，于理为顺，就请立以为太子。庶足以上奉宗社之灵，下慰苍生之望。”初时文帝不听，后乃许之。按《史记》，文帝当群臣请立太子时，坚不肯从，曰：“吾不欲以天下私其子。”其后群臣上请，至再至三，然后听许。此文帝谦让之德，过于后世人主远矣。但此时初诛诸吕，人心未定，若不早正国本，则无以系属人心而奠安国祚。况自古以继嗣不定，而祸乱国家者多矣。如秦始皇帝不早立扶苏，致有赵高之谋、胡亥之乱，而国随以亡。此近事之可鉴者也。然则有司之亟请于文帝，岂谀词过计哉！
原文
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称善。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谢病，请归相印，上许之。平专为丞相。
直解
廷尉，是汉时平刑的官，即是今之大理寺。治粟内史，是掌钱谷的官，即今户部提督仓场官。文帝即位之初，留心治道，把国家的政事一一都讲求明白。一日临朝时，忽然问右丞相周勃说：“如今一年之间，天下决断过的狱囚共有多少？”周勃对说：“不知道。”帝又问：“一年之间，国家用度的钱粮数目共有多少？”勃又对说：“不知道。”周勃见连问两事，俱不能对，心上惶恐，不觉的流汗沾湿了背脊。帝乃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对说：“这两件事，各有该管的衙门。陛下若问决狱，便该责成掌刑的廷尉；若问钱粮出入，便该责成治粟内史。此二者皆非臣之职也。”帝遂问说：“卿所管的，却是何事？”陈平对说：“陛下不以臣为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上则辅佐天子，使其君为圣君，燮理阴阳，使寒暑有常，顺序四时，使气候不差；下遂万物之宜，使飞走动植各得其所；外则镇抚四夷诸侯，使四夷都来朝贡，诸侯无不服从；内则爱养百姓，使民皆安土乐业，亲附其上，表帅百僚，使卿大夫各尽其职，分理朝廷的政务。此皆宰相之事，臣所知也。若夫刑狱钱谷，则自有主者，非臣所知。”文帝听说，称陈平所言有理。于是绛侯周勃自知其才能不及陈平，乃称病不出，请解相印，致仕而归。文帝允其所辞，以陈平专为宰相。夫宰相之事，陈平虽未必能尽然其所言，则可谓深识治体者。宰相得人，则一人元良，群贤汇集，民安物阜，外宁内谧，人主所以垂拱无为，而天下自治。所以古语说：“相道得而万国理。”此明主之所以重择相也。
原文
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直解
文帝初立，闻知河南郡太守吴公政治和平，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为廷尉。吴公在河南时，他所属洛阳县有个秀才，叫做贾谊，甚是博学，吴公爱之。及为廷尉，就荐举于朝，说他可大用，文帝因召贾谊来，授以博士官职。那时贾生年少，才二十余岁。文帝爱其文词博洽、学识通明，知是个经济之才，要大用他，只这一年内便超迁做太中大夫。汉朝博士官比六百石，太中大夫比千石，是不拘常格，超升五级了。贾生见文帝这等拔用他，一心报效，知无不言。汉家因秦法，以十月为岁首，今请改正朔，用正月；汉家火德，服色尚赤，今说是土德，请改尚黄；汉家左右丞相、太尉等官，废置不常，今请定职官之名；汉家用叔孙通礼，《房中》、《安世》乐，与古不同，今请兴礼乐之事。整顿这几件，以立汉家一代的制度，革去了秦时鄙陋之习。于是文帝谦让说：“这议论固好，但我一时未暇为此，且姑待之。”盖此时天下初定，百姓未安，文帝承高惠吕氏之后，躬修玄嘿，务与天下休息，不欲以多事扰民，故虽爱贾谊之辩博，而不遽行其说。若文帝者，可谓知为治之本者矣。
原文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直解
晦，是月尽之日。文帝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适有日食之变。帝以日食者，阴胜阳，邪干正之象，必君德有亏，朝政有厥，故天见变异，以示儆戒，因此恐惧，务修德以回天变，乃下诏说：“尔文武群臣，各宜尽情思量我已前的过失，启告我知道，使我得以着实修省。及天下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尔廷臣但有所知，都荐举将来，使他陈说时务，极言过失，以匡正我之不及处，庶乎可以改过迁善，感天心而消灾变也。”古语说，天心仁爱人君，每出灾异以儆戒之。盖王者父天母地，譬之人家父母少有些嗔怪的意思，为子者当恐惧敬畏，益修子道，则父母之心亦必变嗔怪而为喜悦。故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克谨天戒，遇灾而警，故能享天心而召和气。今日食一事，未为大变也，而文帝即恐恐然反身修德，下诏求言，引咎自责如此，可谓克谨天戒者矣。故终文帝之世，灾变虽多，而致治最盛，岂非天鉴有德之明验欤！
原文
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其辞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执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其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然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选其贤者，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延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庭，臣切愍之。”上嘉纳其言。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
直解
孟贲，是古之勇士。是时文帝以日食下诏求言，于是颍阴侯有个骑士，叫做贾山，见文帝时常与近臣射猎，恐妨害政事，乃上一书，论天下所以平治乱亡的道理。以秦始皇恶闻其过，自取亡乱，就借秦事为譬喻。这书叫做《至言》，明其言之切至也。其书中一段，先说当广开言路的意思，说道：“臣闻雷霆之所击，物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物无不糜碎者。今为人主者其威甚于雷霆，而其势重于万钧，臣下谁不畏惧。纵是多方开导他，使之直言无隐，又和颜悦色，虚心听受，其言可用，就采而行之，且酬以官爵，显荣其身，这等优待他那草茅之士，干冒天威，尚且恐惧陨越，不敢尽言。又况纵欲以自快，恣暴以凌人，恶闻其过，而使之不敢指乎？震之以刑罚之威，压之以尊重之势，莫说是寻常人，就使智如尧舜，勇如孟贲，也都摧折于天威之下矣，士孰敢以其身而试不测之怒哉！使人皆钳口结舌，缄默苟容，则人主之过失无繇得闻，聪明日蔽于上，恶政日加于下，民不堪命，而社稷危矣。此秦之所以亡也，可不戒哉！在先周之盛时，九州之内，封建大小诸侯之国共一千八百处。当是时，以九州之民力，供养千八百国之君，而天子所有者，独王畿千里之地，宜乎用度不足矣，然却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歌颂之声交作于下。及到秦皇帝时，改封建而为守令，天下一统归于天子，以古时千八百国之民力，供养一人，宜乎有余，却乃民力罢敝，不足以供上之役使。民财匮竭，不足以供上之取用者，何故？盖古时为君者，嗜好减省，国家费用都有个一定的节度，无分外取办之扰，故上用常足，而民力易供。秦皇帝用度奢侈，其所以自养者，只驰骋射猎之乐，所费无穷，故虽以天下之财，不能供一人之用也。陛下监于往事，宜乎以周为法，以秦为戒矣。今乃不然，且陛下初时诏天下有司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之人都欣欣然喜而相告说：“吾君举贤自辅，将兴举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所以天下怀材抱德之士，莫不思乘时自奋，勉竭忠诚，以赞成陛下的盛德。及至举到朝廷，却只与之驰驱射猎，一日而再三出，臣恐群臣见陛下所为如此，无复竭诚尽慎之心，而朝廷之事，将懈惰而废弛矣。陛下初从代邸来即帝位，亲自勉励，以加惠天下，裁节用度，爱养百姓。平讼狱，使无冤滞；缓刑罚，使无暴苛。一时初政，人心忻然，莫不欢喜。臣闻山东地方有司官吏宣布诏令，百姓每便是衰老羸瘦的、疲癃疾病的，也都扶着柺杖往而听之，都道圣主在上，太平指日可待，只怕我等老病将死，不及见之，愿得少延须臾，思见德化之成也，民心之望治如此。今陛下左右都是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正该与之讲议朝政，共成德化，以答天下仰望之心。却与他日日猎射，击兔伐狐，搏取禽兽，以伤帝王之大业，使天下的人失了指望，臣切为陛下惜也。且为士者，平素诵诗读书，修古致君泽民之道，其在家如此。一旦有司荐举，登于天子之庭，这正是他试用之时。乃舍其所学，而从事射猎，把他平生所学之事都废坏了，臣又为诸臣惜也。”于是文帝嘉纳其言，一一都依行。文帝每视朝乘辇出来时，纵是郎吏侍从这等卑官，但上书疏，未尝不停了车驾，从容听受。所言的事如不可用，只留下不行，不加责怪；如所言可用，便采而行之，未尝轻忽。此贾山所以得行其说也。文帝之虚己听言，不遗微贱如此，岂非万世之所当法哉！
原文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岂可同坐！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上说，乃召语慎夫人，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直解
人彘，是吕后害戚夫人的事。初高帝宠幸戚夫人，欲立其子赵王为太子。高帝崩后，吕氏鸩杀赵王，将戚夫人断其手足、抉眼耳，放在厕中，名曰人彘，言其人而似猪形也。文帝所爱幸的慎夫人，在禁中尝与皇后同席而坐。一日从帝游幸上林，郎署官亦照常并设两座。此时有中郎袁盎随从在旁，乃撤去了慎夫人的坐席，不使与皇后相并。慎夫人怒，帝亦怒。袁盎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相安，自然和好。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慎夫人虽爱幸，论名分，乃妾耳。嫡庶同席而坐，岂不失尊卑之序哉？且陛下独不见人彘之事乎？彼时吕后处戚夫人，虽极为毒恶，也因高帝宠幸戚夫人太过，以致吕后愤恨不平，遂遭惨祸。今日正主妾之分，明尊卑之礼，乃所以保全慎夫人，使宫闱和睦，永承宠眷也。”帝喜袁盎说得有理，乃召慎夫人来，以盎所言告之。慎夫人始悟盎之却坐，原是好意，因赐盎金五十斤。夫万化之原，始于闺门，而齐家之道，在正名分。名分正则家齐，家齐而国可治矣。为人君者，最宜留意于斯。
原文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之为汉，几四十年，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籍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直解
文帝即位以来，躬行节俭，休养百姓。那时去战国未远，民多游食，不务农业。贾谊上疏劝文帝说道：“管仲有言：‘仓廪充实，则民有赖而知礼节；衣食给足，则民有耻而知荣辱。’盖礼义生于富足，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汉兴以来，将近四十年矣，此时官府公储及民间私蓄尚是空虚，甚幸近庶岁得年谷屡登，天下无事，未有兵荒。然世之有饥荒与丰穰，乃天行之数，不可预必。就是夏禹、商汤，圣王治世，也曾被水旱来。如今岂能必得年年丰稔？脱或不幸，雨旸失调，有二三千里地方亢旱之灾，颗粒无收。那时要赈济这许多饥民，何处取给？又或猝然边上有事，调动数十百万军马，把守截杀，这许多粮饷又何处取给？夫积蓄存贮，所以备灾变，这是天下的大命脉，安危所系。若积粟既多，财用有余，天下的事那一件干不得？以攻则必取，以守则必固，以战则必胜。以之绥怀敌人，降附远夷，又何招而不至？可见治国之道，先于足食。只要钱粮充足，则事事可为。然欲足食，必先重农。今蓄积所以不充，只为民不务农之故。必须设法劝民，驱逐他尽归于农，使各自出力耕作，以为衣食之资，不复去做商贾工匠，徒靠手艺远出求趁。那末技游食之民都转而缘南亩，改变其业，各守本等的农务，则蓄积自然充足，而民亦安土乐业，不轻去其乡矣。此今日之急务也。”于是文帝感悟贾生所言，这年春，正月丁亥日，就下诏开籍田，仿古时天子亲耕以供宗庙粢盛的意思。文帝亲自到籍田中，扶着耕犁，行三推之礼，以倡率天下之民，使百姓每闻知，说：“天子至尊，尚且亲耕，况我等小民，可不尽力？”是以不烦教令，不假刑威，而民争趋于农，繇文帝以身先之也。当时疮痍之民，一变而为富庶之俗。至其末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贾生之言，信有验矣。
原文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繇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直解
文帝二年初，既尝诏群臣极言过失，犹恐群臣之不肯尽言，又下诏说：“古者圣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听言纳谏为急务。朝里面竖着进善之旌，使凡以善言来告者，都立于旌旗之下，以待诏问；又立诽谤之木，许人以朝廷之过失，写在木上，以图省改。所以然者，无非欲明目达聪，通治道而开言路也。及至秦为无道，但有尽忠直谏者，就说他诽谤朝廷、妖言惑众，加之以重罪，著为法律，到今尚因循未改，此群臣之所以畏威怀罪，不肯尽言，而上有过失，无繇闻也。何以能招来天下贤良与直言敢谏之士？自今以后，除去了这一条律令，使人人得以尽言，无所忌讳。”夫诽谤妖言之禁，秦皇行之，而立见其亡；汉文除之，为一代贤君称首。历观往古，莫不皆然。可见兴亡治乱之几，在言路通塞之间而已矣。为人君者，宜以文帝为法。
原文
九月，诏曰：“农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民今年田租之半。”
直解
文帝二年正月，既纳贾生之言，亲耕籍田，以率天下矣。这年九月，遂下诏说：“百姓的职业有为耕农的、有为商贾的，朕看来惟农事乃是天下的大根本。盖民生于食，食出于农，这是百姓每所赖以生养，而不可一日废者也。那商贾不过是末技耳。而今百姓每或不专力于本，而乃从事于末，为商贾者多，为耕农者少，五谷何繇生？日食何繇给？所以民生不遂。朕为此故亲率群臣首耕藉田，以身劝率天下之民，使皆力于农事，庶本业不废，而民生有资。然民尽力以耕田最是劳苦，而又不能不取其租，若不体恤，反不如那做商贾的，得以坐享其利矣，朕甚悯之。今国家租税固有定额，然朕每事节省，亦自彀用。今年的钱粮且只着百姓每办纳一半，其余一半尽行蠲免，以苏天下之民。”夫文帝即位之初，国用浩繁，又屡岁下诏蠲免租税，宜其用之不足矣。而史称当时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京师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府库充溢，海内富庶。至于武帝用桑弘羊等，言利析秋毫，取利尽锱铢，宜其用之有余矣。而动见匮乏，卒致海内虚耗，盖其用之有节不节故也。可见足国者，不以厚敛为得计，当以节用为先务矣。
原文
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当是也。”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盗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直解
奏当，是法司议拟罪名的意思。跸，是驾出清道。长陵，是高帝葬处。两手掬物叫做抔。不敢斥言发掘陵墓，故只说取长陵一抔土。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一日圣驾出行，从中渭桥过。有一人在桥下行走，惊了驾辇的马，文帝使兵骑拿获，发与廷尉问罪。释之问拟冲突仪仗罪名，该纳金赎罪。奏上，文帝怒，说：“此人亲惊吾马，幸得马还调良，不曾失事。假若是不驯熟的马，吃他这一惊，奔逸起来，岂不至败车而伤我乎？情重如此，而廷尉止拟罚金，何其轻也！”释之对说：“法者，高帝所定，布之天下，与共守之。天子不敢以喜怒为重轻，人臣亦不敢承上意以出入。今犯跸之罪，论律只该罚金，而欲更为加重，是法可繇人增减，而百姓不以为信矣。且当犯跸之时，上若立遣人杀之，法虽不当，与臣无干。今既发下廷尉，付之法司，臣居法司之官，只知守法而已，岂敢随上意以为轻重乎？夫朝廷之设廷尉，正要详审刑狱，使情法得中，轻重平允。若廷尉之法一偏，则天下从而效尤，必将任情用法，故为轻重，受冤之人不止一犯跸者而已矣，民安所错其手足乎？”文帝闻言而悟，说：“廷尉问拟的是。”允其所奏。其后又有人偷盗高帝庙中神座前供御的玉环，吏卒捕获那为盗之人，送下廷尉问拟罪名。释之奏说：“此人盗宗庙服御物，依律该处斩。”文帝大怒说：“这人无理，乃敢盗我先帝的庙器，朕欲将他全家处死，诛灭其宗族。你却只照常法奏拟，何以重宗庙而慰先灵！非朕所以敬奉宗庙之意矣。”释之乃免冠顿首谢说：“窃盗之罪，不至于死。今以盗宗庙器问拟死罪，已是尽法处了，岂可复加。今人盗宗庙一器便诛及宗族，设或有等无知愚民，盗取高帝陵墓上一抔土，此时陛下愤山陵之侵损，必欲重处此人，又当万倍于盗庙器者矣，不知更有何法，可加于族诛之上者乎？”于是文帝感悟，乃禀白于母薄太后，而听许之，竟从张释之所拟。夫释之为朝廷持法，而不徇人主之喜怒，文帝能容释之之持法，而不任一己之喜怒，皆古今美事，可以为后世法，故史臣记之如此。
原文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后帝思谊，召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为梁太傅。
直解
厘字，解作福字，受厘是祭神毕而受福胙也。宣室，是殿名。文帝爱贾谊之才，欲任以公卿之位。其时大臣周勃、灌婴等，嫌其多事，常短毁之于文帝面前，说道：“洛阳贾生，年少初学，未更世事，恃他有些才华，便要专擅事权，纷更变乱高帝的成法，此人不可大用。”于是文帝从此遂疏远之，不复用其所言，而出为长沙王太傅，盖欲老其才而用之也。其后文帝忽又思谊，遣使召来，既至入见。此时祭祀才罢，文帝坐在宣室中，饮福受胙，因此想起鬼神一事。问及鬼神的来历，贾谊乃具道其所以然之故以对，谈论之久，至于夜半。帝听之，喜而不厌，促席向前，听其议论。既退叹说：“吾许久不见贾生，自以学问进益，胜过他了，今听其言，还觉不如。”乃拜为梁王太傅。梁王，是文帝第二子，帝甚爱之，故用文学之臣为之师傅也。夫帝当天下初定之时，诸吕方平之后，清净无为，与民休息，固其所也。谊以多事承之，是以不见任用。至其通达国体，辩博有辞，帝未尝不爱其才，而叹服之。用人取善，两得之矣。
原文
十年，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直解
引分，即引决，是自尽的意思。文帝十年，将军薄昭，乃薄太后之弟，文帝之母舅也，尝恃宠而骄，擅杀朝廷差遣的使臣，法该抵死。文帝以母后之故，不忍教他受戮于市曹，乃使公卿大臣都到他家饮酒，与之诀别。欲令薄昭自家引罪，晓得该死，寻个自尽便了。薄昭恃在外戚，还望文帝赦他，却不肯就死。文帝又使群臣都穿了孝服，往他家哭之。薄昭然后知帝意必不肯赦，乃不得已而自杀。看文帝处这件事，甚是刚断，又且从容。内不伤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谓得情法之中矣。然犹有未尽者，恨不能防之于早。古语说：“婴儿之患，常伤于饱；贵臣之患，常伤于宠。”故人君之待外戚，其裁抑之者，乃所以保全之也。文帝不早为薄昭置贤师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至于骄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将何及哉？然后知向之所以过宠之者，适足以杀之而已矣。后世人主爱厚外戚，而欲长保其富贵者，当鉴于斯。
原文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怜悲其意，诏除肉刑。
直解
诏狱，即今锦衣卫镇抚司狱也。逮，是押送罪人。肉刑，是割体断趾之刑。齐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刑，被提至长安，系诏狱。淳于意无子，止生五女。其少女缇萦，伤父之陷于刑罪，无与辩理，乃随父到长安，上书奏说：“妾父在齐中做官，齐中之人都称其清廉平恕。今不幸而误陷于罪，坐法当刑。妾伤夫已死之人，不可再生，受刑身毁，不能再续，纵有悔悟之心，要更改前非，从新行好，而形体已毁，自新无路，岂不可惜？然法有赎罪之例，而妾父做官素清廉，又无以为赎罪之资，妾情愿收没入官为奴，以赎父刑罪，使得以改过自新。”文帝览缇萦所奏，悲怜其情意之苦，又有感于其言，而知肉刑之惨刻如此也，乃下诏除去肉刑之法，以笞代之。夫文帝除肉刑，可谓至仁，及其用法，虽亲无赦，似又有不专于仁者，何也？盖立法贵宽，不可无好生之意；而行法贵断，不可有姑息之心。仁义并行，宽猛互用，治天下之大法如是矣。
原文
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法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直解
玄，是清净。默，是简重。禁罔，是法禁似网罗一般，所以叫做禁罔。错，是置而不用。文帝承高惠吕氏之后，知百姓每方离了战争之苦，要在休养生息，不可以多事扰民，一切务在安静。既躬修玄默之道，以身化民，无所作为，不尚词说。那时为将相的，如周勃、灌婴、张苍等，都是高帝时开国的功臣。少文饰、多质朴，又亲见秦家以暴虐致乱亡，心里厌恶他，以为惩戒。凡百议论，务在宽大仁厚。人有过失，务为包容，不肯对人明说出来，恐羞辱了他，其宽厚如此。是以化自朝廷，行于天下，那百姓每也都变为忠厚，兴于礼让。旧时进本告状，讦发人阴私，那样偷薄的风俗尽改变了。故当是时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钱粮蓄积，每岁增加；民间户口，日渐蕃息。下之风流笃厚，而无薄恶；上之禁网疏阔，而无烦苛。凡人犯罪，有可轻可重，疑而未决的，便都饶了他，不必一一深求，尽入于法。是以彼时刑罚大省，至于一岁天下有司所决断的轻重狱囚，只有四百而已。民不犯法，刑无所用，盖有刑错之风焉。前代惟周成王、康王时，刑错不用，今文帝亦庶几乎此。与成、康比隆，而其本则上修玄默，下务宽厚，有以致之。汉家四百年之命脉，其培于此矣。
原文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遂至彭阳。上亲劳军，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击之，逐出塞即还。
直解
单于，是北虏酋长的称号。老上，是单于的名。朝那、彭阳，是县名，北地，是郡名，俱在今陕西地方。都尉，是管军之官。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背和亲之约，其老上单于帅领十四万人马从朝那、萧关进，抢杀了北地的都尉，遂深入至彭阳一带地方。文帝不忍见百姓之被害如此，遂发愤整兵，亲自犒劳军士，要御驾亲征。群臣谏止，不听；皇太后再三劝住，才罢不行。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领兵截杀，驱逐虏骑出边塞之外，即班师而还。古称王者之于夷狄，来则御之，去不穷追。三代而后，如汉文者，其庶乎此。武帝好大喜功，勤兵远讨，岂不称雄？而海内虚耗，盗贼蜂起，几致大乱。人君欲知安攘之计，观汉二帝，则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
原文
上辇过郎署，问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臣大父赵人。”上曰：“昔有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让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李牧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今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匈奴远避，不敢近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陛下赏太轻，罚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及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直解
署，是官舍，郎署，是郎官所居的去处。巨鹿，是秦汉时郡名，在今真定及顺德府地方。人身两股叫做髀，拊髀，是以手拍其股。阃，是门限。云中，是郡名，即今大同地方。大将所居的去处叫做幕府。文帝一日乘辇从郎官署中经过，此时冯唐为郎署长，文帝见他年老，因以父老呼之。问说：“父老，你家住何处？”冯唐对说：“臣的祖公是赵国人。”文帝说：“昔朕为代王时，一日正进膳，有尚食监高祛向我说：‘赵国的大将李齐甚是贤能，曾与秦兵战于巨鹿之野。观其用兵取胜，真乃是个良将。’朕常思慕其人，至今每遇进膳，就想起李齐的事来，我的意思常如在巨鹿地方，未尝忘也。”冯唐对说：“李齐虽好，然赵国良将还有个廉颇，曾在邯郸拒秦兵；又有个李牧，曾在代州雁门关拒匈奴。这两人为将更有本事，李齐尚不如他。”那时匈奴屡次犯边，杀了北地都尉，边事方急，文帝正要求个良将用之，一闻冯唐之言，便以手自拍其髀，叹说：“朕如今怎能勾得那廉颇、李牧来用？若得这般人为将，着他统兵在边上备虏，又何忧匈奴之为患哉！”冯唐因见文帝留意将帅，这时有个云中太守魏尚，方以微罪废弃，要把言语激发文帝，荐他起来，故意说道：“莫说今日没有廉颇、李牧，就是有廉颇、李牧这般人，只怕陛下也不能任用他。”文帝因冯唐当面耻辱他，也不觉发怒，怪责不是。冯唐对说：“臣谓陛下之不能任用良将，非敢妄言，盖有所见。臣闻上古王者遣将出征之时，必跪而亲推其车毂以命之说：‘凡在阃以内的事物，悉听寡人处置；阃以外的事务，悉听将军节制。凡一应论功行赏的事，都任将军自家主张，取决于外，寡人不从中制也。’盖以将权不重，则号令不行；动有掣肘，则事机错误。故上古王者之遣将如此。赵用李牧，惟其能这等信之专、任之笃，所以李牧为将，凡事都繇得自己，便于展布，故能北边驱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面挫抑强秦，南面抵当住韩魏二国，赵国称强焉。今陛下之用将能如是乎？且如前日魏尚做云中太守，他军市中收的租税，一毫不入己，尽用之犒赏士卒，所以士卒尽力，而匈奴远避，不敢犯边。止曾进边一次，魏尚统领人马截杀，所斩获甚多。其功如此，臣以为宜蒙厚赏，只因报功幕府一两个字不相照对，那文官便说他报功不实，以法律纠正其罪，而罢其赏不行。臣以为陛下赏则太轻矣，而罚又太重也。夫魏尚当时不曾犯了大罪，止因报功册上混开了六颗首级，此其情固可原，而功亦难泯。陛下不但格其赏不行，又送下法司问罪，至于削其官爵而罚及之，此殆与上古王者之遣将异矣。何以为立功者之劝哉！即此看来，可见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文帝听冯唐这番说话，深自感悟，心中喜悦。即日令冯唐持节赦了魏尚，复职为云中太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以嘉其能直言敢谏焉。其后细柳劳军，委任周亚夫，可谓得用将之道，其有悟于冯唐之言者深矣。
原文
春，诏广增诸祀坛场、珪币，且曰：“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直解
筑土为坛，除地为场，是祭神的去处。玉器为珪，段帛为币，是祭神的礼物。祝厘，是祷神求福。文帝十四年春，下诏说：“一应祀典神祇坛场狭小的，比旧时都要充广，珪币缺少的，比旧时都要增加，以致敬于神，不可亵渎。”又诏书内一款说：“吾闻祠祭官凡祭祀之时，祝文上的说话，都祈祷神福归于朕躬，不为百姓，朕心里甚是惭愧。这福必须有德，然后能飨。今以朕之不德，而欲专飨其福，独擅其美，私厚于一身，那百姓每都不得预，这乃是加朕的罪过，而重其不德也。今后一应祭祀，只着祠官致敬尽礼，无得仍前归福朕躬，有所祈祷。”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文帝诏广增坛场、珪币而无所祈，可谓能敬而远者矣。然有天下者不以一己之富寿康宁为福，而以百姓之和平安乐为福，此文帝所以不欲专飨而必与百姓共之也。历观前代人君，其好祷神祈福者，莫如秦始皇，乃身致乱亡之祸以及子孙，至今笑其愚；其不欲祷神祈福者，莫如汉文帝，乃身享治平之福以及子孙，至今颂其美。可见人君之所以为福者，在德而不在祷矣。此又主百神者之所当知。
原文
后元年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直解
文帝十七年，改为后元年。因连岁灾伤，下诏说道：“近来数年，五谷不收，今又有水旱疾疫之灾，百姓困苦，朕甚忧虑。然变不虚生，必有所以致之者。但我愚暗不明，不晓得过失所在，想是朕之政令有所阙失，而行事或有过差欤？抑或上而不能顺天之道，下而不能尽地之利，明而人事乖戾失和，幽而鬼神怠废不祀欤？果何繇而致此灾变也？朕又思想莫不是百官之俸禄或缺，以致侵渔百姓；无用之兴作或多，以致滥费民财欤？不然，何其民食之寡乏如此也？夫料度如今的田地，比古时不见加少；算计如今的人民，比古时不见加多。若以户口较量田地之数，不但比古时一般，觉得如今田地尚宽广有余，宜乎民食充足矣，而乃甚患不足者，其过咎毕竟安在？莫非古时力本者多，用度有节，如今百姓却每每从事于商贾末艺，以妨害农功者太盛欤？或是造为酒浆，以糜费米谷者太多欤？又或是豢养六畜，而食人之食者太众欤？凡此小大的事理，我反复思之，未得其当，故特诏下御史大夫，可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以上及博士等官，大家商议。但有可以消弭灾变，佐助百姓之急者，各任你每意见，为国家深远思虑，明白开陈，无所隐讳可也。”夫天灾流行，虽明君在上，不能必无。惟文帝不诿于适然之数，而反躬自责，博求所以弭灾之道，此所以虽有灾变，不为民害也。当是时，百姓殷富，户口蕃息，有繇然哉。
原文
班固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直解
班固，是汉朝史臣，尝作《汉书》，于《文帝本纪》之末，赞美他许多好处，说道：“文帝即位以来，通计二十三年，所居的宫室、所游的苑囿、所乘坐摆列的车马、所服御的衣裳器物，一一都遵守先世之旧，无所增加。若这苑囿地土等项，虽是旧时所有，或有不便于民的，便都从宽减省，以从民便，宁可使百姓得些便益，不肯厚于自奉，以妨民也。一日要在骊山上造一露顶高台，叫工匠来估计那所费的价值，说该用百金。百金是一千六百两。文帝说：‘这百金资财，在民间中等人家，可勾十家的产业。今我承继着先帝的宫室，常恐享用过分，玷辱了这去处，又要那台何用？岂可兴此无益之工，而破费民间十家之产乎？’因此就停止了工作，其爱惜财用如此。文帝自家所尚的袍服，止用弋绨。弋，是黑色。绨，是粗厚的缎匹。只取耐穿，不尚华采。当时有个慎夫人，是文帝所宠爱的。他穿的也是朴素的衣服，长不拖地；用的帷幕帐幔，也都不用文绣。自家敦尚朴素，以为百姓每倡率，使天下风俗都化为俭朴，其寻常服御如此。生前预造陵寝在霸水上，叫做霸陵。这霸陵里面摆设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银铜锡等物装饰。依着那山势便做葬处，不复筑土为坟，劳费民力，其山陵制度如此。南越王赵佗恃其强大，自称南越武帝，占据着海南地方，抗拒中国。文帝不行诛讨，乃召其宗族兄弟，在中国的都与他官爵赏赐，以恩德怀服其心。其后赵佗感激，就去了帝号，自称藩臣，终身不敢倍汉。先年曾与匈奴单于和亲，约以长城为界，不相侵犯，后来匈奴背约，常时入边抢掠。文帝也不与他计较，只着各边将士提备防守，驱逐出边便罢，不曾发兵深入，惟恐损伤了百姓生命，多费了兵马钱粮，其制御夷狄如此。吴王濞称病不朝，已有反谋，文帝道他年老，乃赐之几杖，免其来朝，并不曾发觉他的奸诈。群臣袁盎、晁错、贾谊等或上疏谏诤，或因事论说，虽常触犯忌讳过于切直，也都宽容，假借纳用其言，并不曾嗔怪他。将军张武曾受人馈送的金钱，事颇发觉，文帝只说他家贫，反赏赐他财物，使他心里惭愧，自知省改，并不曾播扬他的过失，其优待臣下如此。那时行出来的政事，说出来的议论，专要休养生息，以德化民，不用刑罚。是以四海之内财力丰富，户口蕃庶，人人兴起于礼义，乐为善而耻犯法，遂致风俗淳厚，刑罚减省。一岁中总计天下有司决断的轻重狱囚，不过数百，庶几有古时刑错不用之风焉，其真可谓仁德之君哉！”这是班固总论文帝之德，而以仁之一字称之。然尝考文帝之为君，见事极其明察，行法极其刚断，而史臣只以仁称之者，盖其明而不失之苛细，断而不伤于刻薄，皆有慈爱恻怛之意行乎其间，所以能固结人心，培养国脉。汉家四百年之天下，皆基于此，后世人主宜以文帝为法。
景帝
孝景皇帝，名启，是文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原文
三年，梁孝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窦婴引卮酒进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繇此憎婴，王以此益骄。
直解
景帝与梁孝王，同是窦太后所生，甚相友爱。景帝即位之三年，梁孝王自本国来朝，那时景帝未曾册立太子。一日与梁王宴饮于宫中，因酒酣，从容与梁王说：“朕千秋万岁之后，把天下传与王。”梁王起来辞谢。虽晓得景帝此言，未可便为定准，但心里也自家暗喜。窦太后听说，亦信以为然。那时有詹事窦婴，是窦太后的从侄，在宫中侍宴，恐此言一出，或开争乱之端，乃斟上一杯酒，捧进与景帝谏说：“今之天下，非主上之天下，乃高祖所传之天下也。既承继高祖的基业，便须遵守祖训，彼父终子继，世世相传，不用兄弟继立，此高祖之约也。主上虽友爱梁王，何得违背祖训，而擅与之以天下哉！”太后正喜间，忽被窦婴间阻，因此憎恶窦婴，除了他的门籍，不许再入朝参。梁王因此自负他后日有天下之分，越发骄纵，车服宫室都僭拟天子，又阴杀朝廷议臣袁盎等，几取杀身亡国之祸，皆景帝一言有以误之也。大抵事有定分，则人无争心，况以天下相传，苟无一定之约，而得以私爱行于其间，鲜不起争而召乱矣。汉家父子相传之约，盖亦有见于此。景帝溺爱轻许，以骄梁王之心，及其罪状彰露，乃从而穷治之，使母子兄弟之爱，几于不终。所以史佚说：“天子无戏言。”岂不信哉！
原文
初，楚元王好书，与鲁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诗》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子夷王、孙王戊即位，常设，后乃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遂谢病去。
直解
醴，是甜酒。钳，是犯罪囚奴，以铁钳其颈。初高帝有异母弟刘交，封于楚，后谥为元王。元王甚贤，雅好书史。少时曾与鲁人申公、穆生、白生这三人共拜一儒者浮丘伯为师，从而受业，讲习《诗经》。后来刘交从高帝征伐有功，封为楚王，就用这三人做楚国中大夫之官，甚加敬礼，时常置酒筵宴他三人。因穆生性不好酒，不能多饮，每置酒时，特为穆生别设一样甜酒与他饮，此后遂以为常。到元王子夷王名郢客，孙王名戊，三世继立，都依着这旧规行，每宴必设醴酒。王戊即位之后，渐渐骄慢。一日宴会，忘记设了。穆生宴罢退去，便说道：“我如今就该告休长往矣。盖醴酒不设，虽是小节，然因此见王的意思已懈怠了，不着我辈在意，日后轻视，何所不至？我若不去，必且得罪，他日楚人将钳我之颈，驱役于市上，做囚奴而后已。到那时求去迟了。”遂称病辞谢而去。其后王戊与七国谋反，申公谏正，王戊发怒，遂将申公罚在市上，穿着赭衣舂米，然后知穆生之超然远举，真智士矣。《易》所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其穆生之谓乎！后之礼贤者，当以王戊为戒，慎毋始勤终怠，而使君子有去志哉。
世宗孝武皇帝
名彻，是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庙号世宗。
原文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广川董仲舒对曰：“臣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尽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直解
广川，是汉县名，在今景州地方。历代天子即位，只纪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原无年号。至武帝即位之初，特起一年号，叫做“建元”。自后每朝都有年号，实始于此。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诏有司，着荐举各地方上所有德行贤良、操履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士人，都到阙下。武帝亲自发一策题试问，他说：“古今治道，兴废不同，果是天命，抑繇人事？”那时独有广川县人董仲舒对的策好，说道：“臣观天人一体，此感彼应，毫发不爽。有道的，天便眷佑；无道的，天便弃绝。其相与之际，甚是可畏。然天心仁爱，人君若非无道之甚，必不可悛改的。天还留意于他，屡出灾异，以示警惧，要他省改，无不欲扶持而全安之。故乱者可治，废者可兴，其事只在人君夙夜强勉，以承天意而已。能强勉于学问，读书穷理，以明此道，则闻见日渐广博，而智虑越发开明；能强勉于修为，反躬实践，以行此道，则君德日渐崇起，而功用自然弘大。强勉之有益如此，且这道理，繇之则治，不繇之则乱，乃是人君所繇以到那治处的路头。其具则仁、义、礼、乐四者是也。自古圣王只以此四者之道，教化天下，传及子孙。故身虽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至数百岁。如夏家四百，商家六百，周家八百，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盖此道常在人心，历世不忘，是以享国长久，非天命之有所私厚也。然则仁、义、礼、乐之道，岂非万世人君之所当务者哉？尝观春秋、战国以来，申、韩、苏、张之说，盈满天下。至秦而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教化，荡然无复存者。汉高不事诗书，文帝又修玄默，是以王道废缺，礼乐不兴。”仲舒此策，词若迂缓，而意实醇正。汉家经学，自此兴起，不可谓非其功矣。
原文
“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国家之盛衰，只看人君所行的政事何如。前代长久隆盛的，莫过于周。及传至幽王、厉王，周道遂衰。其实道未尝亡，只是幽、厉肆行暴虐，不肯率繇先王之道耳。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奋发有为，兴其废滞，补其敝坏，以昭明文武之功业，周家治道遂灿然中兴。此乃夙夜不怠，力行善政之所致也。繇此观之，人君欲国家长盛而不衰者，可不以兴道致治为务哉！然治道不可外求，全在人君之一心。诚使为人君者，先能自正其心，虚明光大，不为一毫私意所蔽，则行出来的政事、发出来的号令，必皆合天理、当人心，而可以正朝廷矣。朝廷正，则必能进贤退不肖，使群臣皆奉公守法，竭力效忠，可以正百官矣。百官正，则礼乐教化四达不悖，以正万民，以正四方，无远无近，荡荡平平，自无一人一处之不归于正者矣。君德既正，天心自协，至和薰蒸，无有邪气于乎其间，是以阴阳均调，而风雨时若，群生和乐，而万民滋殖。凡世间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备至，而王道大成矣。盖天之与人本同一气，人事正，则正气应之，善祥之所繇集也；人事不正，则邪气应之，灾异之所繇臻也。然其本，则在人君之一心而已。所以古语说：‘君心为万化之原，至诚赞天地之化育。’意盖如此。”董仲舒对武帝三策，其正心一言，实万世帝王为治之本。人君果能体而行之，则二帝三王之盛，岂难致哉！
原文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趋利也，如水之趋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王道固在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万民、四方，而诸福皆至矣。然也有圣人在下，势位卑贱，而不得致的。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居的是得致之位，所操的是可致之势，且有圣德，又是能致之资。即位之初，观其施为，高出世主一等，而恩泽又深厚，智识明达，而意思又美好，怜爱百姓，而好慕贤士，可谓不世出之主矣。然而阴阳或未必调，风雨或未必时，诸福之物或未必至，这是何故？只为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故太平之业，犹未致也。夫常人之情，见利则趋，就如水之趋下一般。水性趋下，必须堤防障御；人情趋利，若不把教化来做个堤防，怎能勾得住？古时王者，晓得这道理，故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所系者大，而专力于此。在京师中，则立太学以教于国；在各郡国，则设庠序以化于邑。这太学与庠序里面，都设师儒之官，取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用仁去渐染他，用义去摩厉他，用礼去节制他。所以民都兴于仁义礼乐，不用严刑重罚，而民自不犯法禁。繇上之教化素行，而下之习俗淳美故也。”繇是观之，欲致诸福，在行王道；欲行王道，必先教化。治天下者，当知所务矣。
原文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王道之先务，固在于教化矣。况秦废教化而任威刑，汉承其后，不可不变。自古圣王承继乱世之后，必须鉴其失而矫其弊。把那乱世所行的事，一切扫除革去，乃可以新天下之耳目，建太平之事业。譬如弹琴瑟的，若弦不和调到那极处，必须解下这弦来，从新安上，方才弹得；若为政的，前面的行事，如今若坏到极处，必须从新更改，厘正一番，方才治得。所以汉家自高帝得天下以来，历惠帝、文帝、景帝，都要天下治平，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其失只在于时当更化，而不能更化，尚仍秦之旧故也。古人有言：‘临着渊水，羡慕那游鱼，徒羡何益？不如退去结网来打取这鱼。’如今临政治民，愿治功成就，徒愿何益？不如革去旧弊，从新更化。盖结网则可以得鱼，更化则可以善治。既能善治，则阴阳调、风雨时、群生和、万物殖。天灾人害日渐消去，嘉祥美福日益招来，此国家之所以兴，非独天命，皆人事所致也。”这是仲舒第一策，劝武帝更改秦法，图新治理的意思。然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武帝承秦之乱，风俗彫敝，故仲舒陈更化之言。若承继治世、守祖宗之鸿业，则又当率旧章、遵成宪，而不可妄意纷更矣。
原文
“圣王之治天下也，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义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直解
囹圄，是牢狱。初董仲舒所对，头一篇策，既已称旨，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殷人执五刑以惩奸恶，然周之成康不用刑而天下治，秦人用严刑而天下乱，所以不同者何故？”于是董仲舒又对说：“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以学校教化为先务。其率教而有德者，则与之爵禄以养其德；不率教而陷于恶者，则用刑罚以威其恶。夫其教化素行，而德刑并用如此。所以那时的百姓，都晓得礼义，而耻于为恶，以犯其上之法。殷人之所以能胜奸恶者，盖以教化为先，而用刑以辅之，非专恃五刑之效也。周武王遭纣之乱，不得已行大义，伐纣而并诛其党，以除天下之残贼。所谓刑乱国用重典，不得不然也。及天下既平，周公即制礼作乐，修明教化之具，以润色太平。驯至成、康二王之时，治道隆盛，刑措不用，牢狱中空虚，没有囚系者四十余年。盖亦本于教化之所渐染，仁义之所周流，化行于上而俗美于下故耳。岂刑威之所能致哉？教化之功，一至于此。今陛下并有天下，殊方绝域，莫不服从，虽三代盛时，无以过矣。然而教化之功，未加于百姓，不能与三王并隆者，只是陛下之心，未曾加意于此焉耳。昔曾子尝说：‘人能于所闻的道理，尊信而不疑，则德日进于高明矣；于所知的道理，力行而不懈，则业日积于光大矣。可见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只在一加意尊行之间而已。’今陛下发策，追慕成、康刑措之隆，其于三王之教化，亦既闻而知之矣。臣愿陛下就把这个治道，立实心于内，而极力以行之，不为慕古之空言，则教化修明、风俗淳美，太平之业可以坐致矣，又与三王何异哉？夫治天下之道，莫要于用贤。而贤才之在天下，又贵于素养。若平时不能作养那为士的，一旦便求其有用，正如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文采，岂可得哉？故欲求贤，必先养士。三代之时，内设太学以教于国，外设庠序以化于邑。然庠序之教，止于一方，人才尚少。若论养士之大者，莫如太学。盖太学聚天下贤士而教之，乃贤才所繇进用的门路。若从这里加意作养，时常考试询问他，以尽其材能，成其德业，则英俊之士宜可得矣。既遍得天下的贤人而用之，繇是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之事，则三代的盛治可以易致，而尧、舜的盛名，亦可几及也。”这是仲舒第二策，劝武帝先教化而后刑罚，兴太学以养人才，可谓得王道之要务。至于“尊所闻”、“行所知”二语，尤为紧切。盖天下事，非知之难，惟行之难。武帝所慕者成周之治，而所行者亡秦之政，欲以比隆于古，不亦远乎！故仲舒此言，真深中武帝之病，而后世人主有志于慕古者，毋若武帝之空言哉！
原文
“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直解
仲舒既对了第二策，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三王之教，所尚不同，莫非是道有异乎？”于是仲舒又对说：“这道是古今天下所共繇的，就使行之万世，岂有弊病？其有弊病，乃是后来人肆意妄行，失了这道故也。如夏禹开国之初，崇尚忠厚，到后来风俗变得都骄恣了，故殷汤继之，不得不改尚敬畏。敬畏之久，又变得忒质朴了，故周文、武继之，不得不改尚礼文。是文以救敬之弊，敬以救忠之弊，矫偏归正，损益就中，事当如此。至于道，则岂有异哉！盖这道之大原，乃从天出，自然而然。天至今不变，则道亦不变，自古圣王不过顺天道而推行之耳。是以禹承继舜、舜承继尧，这三个圣人，以圣继圣，递相传授，守着一个道理，无有弊病。既无弊病，何用救正？故尧、舜、禹之间，不闻有损益厘革的事，正以其道之同故也。这等看来，可见圣人承继治世之后，其道则同。如夏继虞，虞继唐是也。承继乱世之后，其道则变。如周继殷，殷继夏是也。今汉继秦大乱之后，周家所尚的仪文，已流荡浇薄到极处了。今日正该渐渐减损周家的仪文，崇尚夏家的忠厚，以救正之，然后教化可行而风俗可易。此乃继乱世之道，不得不如此也。大抵世变之日趋于文，如江河之日趋于下。在周末世，孔子已叹其过于文，而欲从先进，况汉世乎？”仲舒斯言，真救时之论也，抑非特汉世为然。自汉以来，虚文日盛，实意渐漓，司教化之责者，宜三复于斯言矣。
原文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直解
六艺，即《易》、《书》、《诗》、《春秋》、《礼》、《乐》之六经。董仲舒又对策说：“《春秋》之义，天下诸侯皆统于天子，禀其制度，无敢违异，叫做大一统。这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不可一日不明者也。如今学术分裂，民无适从；师之所传，各为一道；人之所持，各为一说。六经之外，殆有百家，方术各异，指意不同。纷纷然争立门户，此是彼非，各欲行其所学。所以为人上者，被诸家的议论说乱了，亦无以主张国是而成一统之治，斯大乱之道也。臣愚以为，天下所当诵习者，止是孔子所删述的六经，其余诸家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如申不害、韩非为刑名家，苏秦、张仪为纵横家，如此等类，都是邪说，该一切禁绝之，勿使并进。凡师之所以为教，弟子所以为学，有司所以荐举，朝廷所以取人，都只以孔子六艺为主。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百姓每始知所适从矣。”盖汉家承秦之后，士习申、韩、苏、张之术者，皆在所举。故仲舒第三策篇终，讲禁绝之，使圣道不杂于功利，六经不晦于异端，此其所以为醇儒也。至今百家灭息，而孔子之六艺，如日中天。若仲舒者，不独有功于汉，亦有功于万世者哉！
原文
及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尝问之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伐吴灭之，寡人以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对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繇此言之，则粤未尝有一仁也。”
直解
勾践，是粤王的名。泄庸与文种、范蠡，都是越王的臣。五伯，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缪公。董仲舒对策之后，武帝除授他做江都国相，出事江都易王刘非。易王，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兄，平素骄贵，又好勇力。仲舒既为国相，时常以礼法辅导匡正之，易王因此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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