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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厅前几乎被马队所踏死，我很愤慨，在《前门遇马队记》中大发牢骚，有马是无知畜生，但马上还有人，不知为甚这样胡为之语。以后遇见章士钊林素园两回的驱逐，我简直看惯了，刘哲林修竹时代我便学了乖，做了隐逸，和京师大学的学生殊途同归的屈伏了，得免了好些危险。现在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手里吃了亏，算来是第五次了，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我于法学院学生毫无责难的意思，他们在门口对我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这岂不是比郑重道歉还要切实，此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但是对于大学当局，却不能就这样就轻轻的放过，结果由我与陈沈俞三君致函北平大学副校长质问有无办法，能否保障教员以后不被拘禁，不过我知道这也只是这边的一种空的表示罢了，当局理不理又谁能知道，就是答覆也还不是一句空话么？
但是他们的战略似乎不久又改变了。大约法学院学生在打进女子学院来之后，已在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都备了案，不必再怕人去告状，于是我们教员由事主一变而为证人，其义务是在于签名证明法学院学生之打进来得非常文明了。被拘禁的教员就我所认识，连我在内就有十一人，其中有一位唐太太，因家有婴孩须得喂奶，到了五时半还不能出去，很是着急，便去找法学院学生要求放出。他们答说，留你们在这里，是要你们会同大学办公处人员签字证明我们文明接收，故须等办公处有人来共同证明后才得出去。我真诧异，我有什么能够证明，除了我自己同了十位同事被拘禁这一件事以外？自然，法学院男生打校警，打女子学院学生，也是我这两只眼睛所看见，——喔，几乎忘记，还有一个法学院男生被打，这我也可以证明，因为我是在场亲见的。我亲见有一个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左手挟一大堆讲义之类的法学院学生，嘴里咕噜着，向关着的大门走去，许多法学院男生追去，叫骂喊打，结果是那一个人陷入重围，见西边一个拳头落在瓜皮帽的上头，东边一只手落在瓜皮帽的旁边，未几乃见此君已无瓜皮帽在头上，仍穿马褂挟讲义，飞奔的逃进办公的楼下，后面追着许多人，走近台阶而马褂已为一人所扯住，遂蜂拥入北边的楼下，截至我被放免为止，不复见此君的踪影。后来阅报知系法学院三年级生，因事自相冲突，几至动武云。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声明，原文几至二字绝对错误，事实是大动其武，我系亲见，愿为证明，即签名盖印，或再画押，加盖指纹亦可，如必要时须举手宣誓，亦无不可也。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北平。”
且说法学院学生不准唐太太出去，不久却又有人来说，如有特别事故，亦可放出，但必须在证明书上签名，否则不准。唐太太不肯签名，该事遂又停顿。随后法学院学生又来劝谕我们，如肯签字即可出去，据我所知，沈士远先生和我都接到这种劝谕，但是我们也不答应。法学院学生很生了气，大声说他们不愿出去便让他们在这里，连笑带骂，不过这都不足计较，无须详记。那时已是六时，大风忽起，灰土飞扬，天气骤冷，我们立在院中西偏树下，直至六时半以后始得法学院学生命令放免，最初说只许单身出去，车仍扣留，过了好久才准洋车同去，但这只以教员为限，至于职员仍一律拘禁不放。其时一同出来者为沈士远陈逵俞平伯沈步洲杨伯琴胡浚济王仁辅和我一共八人，此外尚有唐赵丽莲郝高梓二女士及溥侗君当时未见，或者出来较迟一步，女子学院全体学生则均鹄立东边讲堂外廊下，我临走时所见情形如此。
‘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这是被囚以后的第六天所写，在这几天里头我们几个人分班去找北平的军政要人，有人专找商震，我则同三四个人专门访北平大学，问有什么解决办法。那时是北平大学总管华北教育，任这重要职责的是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我们着实不客气的追问他，特别是沈士远，他说没有办法，便质问既然没有办法管，那么为什么不辞职呢？这样的逼他，却终于没有逼出一句负责的话来，我那时的印象便是十足的泥塑木雕，这大概也是一种官僚气，不过是属于消极的一方面就是了。有时候乘夜去访问他，客人种种责难，主人还是必恭必敬的陪着，直至深夜并无倦容，觉得实在无法可想，这其时新校舍渐有着落，所以还是我们方面知难而退，不敢再去找他们了。不过老实的说，这北伐成功后的教育家给我们的印象实在是不大好，正如法学院学生所给的印象不大好是一样。